邢台市图书馆

□洪岭阻击战1940年10月20日，日寇乘我主力部队在前线作战的时机，突然从山西黎城、襄垣、武乡一带，纠集几千日、伪军袭击我后方，进行报复性“扫荡”，企图一举消灭我在黎城县西井、曹庄一带山区的抗大总校和八路军总部后方机关。在这危机时刻，抗大总校奉总部命令，组织战斗力，在洪岭一带阻击由黎城向西井突袭的敌人，打击和疲惫敌人，迟滞敌人前进，以掩护总校和总部后方机关及当地群众转移，争取时间，等待主力部队进行新的战斗部署，歼灭进犯的敌人。
  10月22日拂晓，由抗大第二团第一营三个连队和抗大第一团第三连（又称“青年连”）、第六连、校部警卫连共五六百人组成的阻击部队，在第二团团长郭林祥、军事主任教员赖光勋、政治处主任傅崇碧统一指挥下，占领了洪岭东南方公路西侧山上的阵地，构筑工事，阻敌前进。上午，8、9点钟，敌军在炮火的掩护下开始沿着公路向洪岭我军前沿阵地发起攻击。当时抗大的武器装备较差，每连只有两挺机枪，其余都是教学用的杂牌步枪，弹药也很少。“青年连”是一批十五六岁到二十岁的“小八路”，领导上有意把他们放在第二梯队配合作战，让他们在战斗中得到锻炼。
  校部警卫连是战斗连队，四个学员连队都是从部队抽来学习的连、排干部和优秀班长，都有较丰富的战斗经验。战斗一开始，敌人即向公路右侧第一团第六连的阵地和公路左侧第二团第一、三连的阵地展开猛攻。这三个连队中老红军干部占半数以上，战斗力很强，他们不怕敌人来势汹汹，沉着应战，利用山地的有利地形，居高临下，英勇抗击进犯的敌人，连续打退敌人的三次进攻。敌人见攻击不下，恼羞成怒，竟向我阵地发射“催泪瓦斯”炮弹，借助毒烟，发起第四次猛攻。我阻击部队见敌人使用化学武器，马上用湿毛巾做成口罩防毒，继续坚持战斗，再次打退敌人的进攻。这时太阳已偏西，我三个正面阻击连队以伤亡二十多人的代价，歼敌五六十人，胜利地完成了阻击任务，然后节节抵御，边打边撤，天黑时全部撤离洪岭，经曹庄达“三十亩”（地名）休息待命。
  可是，当我阻击部队在“三十亩”一带休息，准备做饭的时候，侦察员报告敌人已经越过洪岭，占领曹庄，朝我“三十亩”方向推进。这时，我抗大第一团三、六连和校部警卫连已经奉命随校部撤离“三十亩”；第二团第一营三个连队继续担任阻击任务。他们不顾一天来粒米未进，立即占领“三十亩”以南的高地一线，准备给敌人以迎头痛击。晚上7点多钟，狡猾的敌人突然改变过去夜间不走、小路不走的活动规律，不走大路钻山沟，由步兵前面带路，炮兵牵着驮炮的骡子随后，偷偷摸摸地顺山沟向我阵地侧后偷袭过来，敌人满以为行动诡秘神速，妄图轻取。但我阻击部队早已妙策在握，怒目以待。当这群豺狼般的日、伪军钻进我们的火力圈时，一声令下，我阵地轻重机枪及所有火器一齐开火、一片火海铺天盖地而来，打得敌人人仰马翻，乱作一团，这一仗共毙伤敌人100多人。日、伪军在我沉重地打击后，仓皇向黎城方向逃窜。
  敌人连吃败仗，仍不死心，据侦悉又在我向邢台转移的路上预设了5个连环合击点，妄图挽回败局。可是，总校分东西两路：东路由何长工教育长和政治部主任张际春率领；西路由训练部王智涛部长和二团郭林祥团长、杨光池政委率领，趁夜摸黑翻越辽县芹泉附近的一座荆棘丛生的摩天岭十八盘，于11月初安全转移到邢西县（现邢台县）浆水镇—带。
  □抗大巾帼英雄痛苦的抉择抗大总校迁移华北敌后办学，就像一支利箭插进敌人心脏。被日寇视为心腹之患。1942年5月间，敌人出动2.5万兵力，对太行根据地进行野蛮的“拉网大扫荡”，其中抗大总校也是他们围剿的重要目标之о这时，在抗大总校校部当指导员的程克，因怀孕即将临产，跟着抗大医院转移。她和6个男同志编在一班，日夜不停地行军爬山，和敌人兜圈子。她挺着大肚子，拖着肿胀的双腿，走得很吃力。有人抢着帮她背包，开始她还不肯。同志们逗她：“别逞强啦，能把孩子带着走就不错了。”时间一长，她力不从心只好服从。
  一天，他们摆脱了追兵，沿着狭窄的山路走着。在一个斜伸出来的山崖下，她突然感到肚子疼，蹲在了路边。同志们见她面色惨白，头冒虚汗，忙扶她到山崖下的山洞里。程克想：“可能是要生了。”她背靠山石，四下望望，昏暗的山崖石洞，除了泥土石头，连滴水都没有，身边没有医生护士，只站着6个精灵灵的男子汉。万一生了可怎么办呢？—向刚强的程克真想大哭一场。
  忽然，山下传来敌人搜山的喊叫声，越来越近。阵阵加剧的腹痛，折磨得程克原地翻滚。同志们同情而焦虑地看着她，却无能为力。她喘着粗气说：“我…要生了…”“生下来怎么办？”有人警觉地问。程克无奈地闭上双眼，是啊，伴随孩子生下的哭声会暴露目标的。想着，她又在剧痛中昏厥过去。
  “再不出来，我们就炸山了！”敌人无目标的威胁使程克惊醒。本来敌人吃不准山上是否有人，如果孩子出世啼哭一声，他们马上可以断定山上有人，这里的7条性命就很难保全。怎么办？新生命的降生是无法逆转的，几个男同志背过身去。随着一阵撕心裂肺的巨痛，小生命出世了，又大又胖，长得像他父亲。可是，他连第—声啼哭还未发出，就去了另一个世界，程克做出了痛苦的抉择。
  （李健娃）□魔窟里的战斗在抗大这个大家庭里，有一位来自曲川成都一个国民党师长家庭的姑娘，她叫黎琳，她离开家乡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要求去延安，有人曾问她怕不怕苦，她坚定地回答：“到延安就是为追求真理，摆脱罪恶的家庭，死都不怕，还怕苦么？”她在抗大四期三大队五队学习，表现很好，行军路上鼓励别人，回到宿舍照顾病号，她在给亲友的信中写道：“延安是革命的大熔炉。在抗大毛主席给我们上课，大殿是我们的课堂，膝盖是最方便的写字台。除了学习，还参加劳动，对劳动最初不习惯，后来也能背八十斤，走几十里山路了。”在抗大她参加了共产党。可是，1939年后，她就消失不见了。有人说她因吃不了苦回后方去了，又有人说她在重庆叛变了。岁月悠悠四十载，直到1983年，人们才知道黎琳就是张露萍，她奉南方局之命，于1939年秋冬直捣敌人的虎穴，打入军统机关。在敌人的魔窟里，她和六个年轻党员居然建起了红色电台，为党取得了十分重要的情报、密码、呼号。1943年，这个秘密支部不幸暴露，张露萍等不幸被捕。军统头子戴笠暴跳如雷地惊呼：“我们的电台快成了共产党的电台了。”蒋介石知道这一要案后，痛骂军统头子一顿。戴笠不得不承认：“这是我同共产党斗争中最惨重的一次失败。”黎琳被捕后，敌人准备放长线钓大鱼，故意将她放出来，看她是否去周公馆，但黎琳识破了敌人的阴谋，机智地保护了南方局和中央的领导同志。在重庆白公馆和贵州息峰集中营，敌人的威逼利诱、酷刑都未使她屈服。1945年牺牲时才24岁。
  （丁雪松等）□何长工的义子前南峪村有个乳名叫卫生子、学名叫郭明祥的穷孩子，因父亲流落他乡，母亲过早去世，家里只剩下他和十来岁的姐姐卫娥子二人，孤苦伶仃，无依无靠。由于缺吃少穿，只有二三岁的卫生子瘦得皮包骨头，村里人纷纷议论说这孩子命真苦，恐怕活不了多久。抗大教育长何长工及夫人尹清平看到这孩子可怜，将其收为义子，精心照料和抚养，使一个奄奄一息的苦孩子逐渐恢复了健康。长大后，他不辜负革命前辈的养育和教诲。如今担任了大河菱镁矿的厂长，成为邢台县有名的企业家。
  （邢文）□抗大将领尹斌托孤尹斌，1930年参加红军，1931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4年随着部队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1940年4月被任命为抗日军政大学总校卫生处政治委员。
  杨宏是江苏省常州人，1938年到延安参加了革命，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38年12月成为一名共产党员，杨宏后调入抗大医院成为一名护士，在工作学习期间结识了红军将士尹斌，在日后的接触中产生了友谊与爱情，经组织批准结成革命伴侣。
  1939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抗大”总校分批从延安挺进敌后，经过晋察冀进入太行山区前南峪办校，尹斌夫妇随着部队，唱着“向前，向前，向前！“激昂的《八路军进行曲》挺进太行山，其间他们又转战到山西。1940年10月，他们在八路军总部工作时，尹斌与杨宏在山西黎城县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女儿。当时杨宏已经担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收发员。
  由于战局紧张和工作繁忙，尹斌夫妇看着自己可爱的女儿，想着革命的事业，于是就想找一家可靠的人家，忍痛割爱把仅有七个月的女儿寄养下来。杨宏生前在给邢台县有关部门的一封信中是这样说的：1940年，我在抗大总校卫生处、抗大医院工作（住桃树坪），生有一女孩，因战争年代环境艰苦，无力抚养小孩，只能忍痛割爱，将孩子送给杨庄乡英谈村老百姓家路纪秀、陈新妮夫妇。
  1943年前后，尹斌离开抗大随着部队转战到山东。1944年2月，尹斌所在冀鲁豫军区与冀南军区组成了新的冀鲁豫军区，冀鲁豫军区设置十二个军分区，尹斌为第八军分区，当时司令员是曾思玉，政治委员为段君毅、万里，副司令员何光宇，副政治委员尹斌，参谋长潘焱，政治部主任范阳春。1945年7月10日，尹斌同志在山东范县英勇牺牲；解放后他的灵骨被安葬在邯郸冀晋鲁豫烈士陵园。
  尹斌的女儿先是寄养在桃树坪赵成妮家中。后来因家中困难，送到了英谈村路纪秀家中，取名为路昭玲。
  1956年4月，在路昭玲17岁的那年，身在重庆工作的杨宏，思念自己失散多年的女儿，写信给邢台县政府，请他们协助查找，当年杨宏的信是这样写的：1941年署假之际，我托抗大医院（当时该院住邢台县桃树坪），一位女同志晏质，任医院医助，将我的女婴（当时未取名）送给你村一位中农（未知这家中农的姓名），据说这位中农家仅有夫妻二人，自己没有子女，非常喜爱孩子，即以将我的女婴托人送给他们，后来在1942年敌人扫荡时，部队转移你村亦见到孩子，生活很好（此部队是十八集团军总政治部卫生处处长黄俊对我谈的）故使我对孩子放心。
  今给你们去信请费神查询一下，盼来信告诉我这两位夫妇的姓名及孩子的名字，并希望他们给我来信的同时，送我大人和孩子的照片，以免远念。
  此致孩子的生母杨宏四月十四日启经过邢台县政府的多方查找和核实，一代英烈之后被路纪秀抚养的事迹才被当地政府发现。
  1967年路昭玲前去贵阳与分离27年母亲杨宏重新相见。
  2005年8月18日杨宏同志在北京逝世，安葬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胜利在脚与赤脚大仙为了适应敌后游击战争的需要，使教职学员在奔袭、追击、退却等紧张、艰苦、疲劳的战斗环境中经得起摔打，做到既能快速行动抓住有利时机，给敌人迅雷般的打击，又能在不利的情况下迅速甩掉敌人，以减少伤亡。抗大特别重视培养学员坚韧不拔、雷厉风行的作风和加强身体素质的锻炼。
  抗大副校长滕代远曾说过：“苏联元师伏罗希洛夫枪法很准，能用手枪打出自己的名字。”并身体力行带领教职学员磨爬滚打，苦练杀敌本领。二分校校长孙毅对此也抓得很紧，要求很严。学校规定每周早晨要有三次爬山，两次急行军，一次会操，一次紧急集合。孙校长经常讲：“要严格训练严格要求，一切训练必须从难从严，决不苟且马虎，训练中多流汗，战场上才能少流血。”他有一句名言叫“胜利在脚”，高度概括了磨砺意志和锻炼体魄的真谛所在。当时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物资供应非常困难。抗大教职学员没有鞋穿，天凉了就用马莲草飞稻草和破旧皮打草鞋；夏季，校首长带头光脚丫子，副校长滕代远曾风趣地说：“如来佛就打赤脚嘛！我们也都是赤脚大仙。”（李天所明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