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台市图书馆

1、抗大与前南峪河北省邢台县浆水镇前南峪村，是太行山区一个普普通通的小村子，在硝烟弥漫的抗日战争时期，这个普通的小山村却度过了极不平凡的岁月，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敌后总校就设在这里。
  多年来，党和政府对前南峪抗日军政大学旧址进行了妥善保管和维修，1986年6月（抗大建校50周年），投资32万元，修建了抗大纪念碑。纪念碑肃穆地矗立在前南峪村口，碑上刻有胡耀邦、徐向前、何长工的亲笔题词。抗大陈列馆设在纪念碑对面的南山坡上，建筑面积1100平方米，总投资250万元，在纪念碑前设有面积3000平方米的广场，供参观者瞻仰和举行集体活动。这里保留着邓小平、刘伯承、左权、彭德怀、吕正操和抗大副校长罗瑞卿、滕代远、教育长何长工、政治部主任张际春的旧居以及电台、图书馆、总机房等旧址。1995年，前南峪抗日军政大学旧址被河北省委、省政府确定为“河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这里，曾锻造出一批批民族精英，他们把革命的火种播向长城内外，撒遍大江南北。今天，我们走进这静寂的小山村，追寻英烈的足迹，依然可以感受到抗大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的革命精神。
  □抗大在陕北的创建及发展1935年，我国的政治形势正处于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转变的紧要关头，抗日救亡已是迫在眉睫。1935年12月25日党中央召开了瓦窑堡会议，决定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了团结全国爱国青年，积蓄抗日力量，毛泽东同志于1936年5月20日亲自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创建抗日红军大学。
  1936年6月1日，中国抗日红军大学（简称“红大”）在陕北瓦窑堡创建并举行第一期开学典礼。毛泽东同志在典礼大会上指出：我们创办“红大”是为了迎接民族战争的到来，并指出：我们“红大”要继承黄埔军校未完成的任务，在第二次大革命中成为主导力量，即要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中央决定“红大”的政治委员由毛泽东同志兼任，校长林彪、副校长刘伯承、教育长罗瑞卿、党总支书记莫文骅。
  1936年6月21日，国民党第八十六师高双成部队一部偷袭瓦窑堡，“红大”随党中央迅速撤离，于7月3日迁到陕北保安城（今志丹县）。
  1936年底，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始形成和发展，全国进入准备全面抗战的新阶段。各方面都迫切需要大批干部去开展工作。“红大”一期学员于此时毕业，分赴红军主力部队及全国各地。一批杰出的中国共产党和军队的领导人，从红大走出，其中有：罗荣桓、罗瑞卿、谭政、彭雪枫、陈光、杨成武、刘亚楼、王平、谭冠三、莫文骅等同志和林彪、黄永胜等。
  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各地的革命青年和知识分子纷纷奔赴延安，寻求抗日救国的真理。为适应即将爆发的抗日战争对人才的需求，“红大”除继续培养红军干部外，还要接纳来自全国各地的爱国志±,学校由培养红军干部扩大成为培养全国性的抗日干部学校。1937年春，“红大”校部迁往延安，并于1月19日更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
  1937年1月21日,抗大第二期举行开学典礼。学校成立教育委员会，毛泽东任教育委员会主席，委员有林彪、刘伯承、傅钟、罗瑞卿、刘亚楼、杨立三、莫文骅。校长林彪、副校长刘伯承，刘亚楼任训练部长，傅钟任政治部主任，莫文骅任政治部副主任，杨立三任校务部长。
  毛泽东同志亲自为抗大制定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为抗大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1937年“七七事变”后，海内外优秀的炎黄子孙在“抗日高于一切“的□号下，冲破国民党的拦截和日寇的封锁，纷纷奔赴延安，抗大校园出现了母女、父子、夫妻，甚至全家都来学习的动人景象，抗大规模空前发展。当年毛泽东同志经常到校授课、作报告。在1937年5月至8月期间，毛泽东到抗大讲授《辩证唯物论》，每周两次，每次4小时，历时3个月。后来毛泽东发表的《实践论》、《矛盾论》两篇哲学著作，就是在抗大讲课所用讲稿的主要部分。1937年7月，抗大第二期毕业，毛泽东为学员毕业证书题词：“勇敢、坚定、沉着，向斗争中学习，为民族解放事业，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1938年3月19日，毛泽东到抗大视察，他对知识青年学员寄予殷切期望，要求广大知识青年在战争中学习，他指出：“你们到抗大学习，有三个阶段，要上三课，从西安到延安八百里，这是第一课，在学校里住窑洞，吃小米，出操上课，这是第二课；现在第二课上完了，但是最重要的还是第三课，这便是到斗争中去学习。”毛泽东的讲话使抗大知识青年备受鼓舞。
  1938年3月底，第三期学员开始陆续毕业，至5月全部分配完毕。除一部分学员留校当教员和做机关工作外，其余人员立即奔赴抗日前线。
  1938年4月16日，抗大第四期正式开学。此时，华北地区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面战场伤亡惨重，在抗日战争全局中已退居次要地位；而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却得到较大发展，开辟了广大的敌后抗日战场，开始进入主导地位。在中华民族的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武装，在华北、长江南北等地展开了更加广泛的抗日游击战争，创建了许多抗日根据地，并牵制着日军向中原及大西北的进攻，有力地支援了国民党军队正面战场作战，从而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武装的威望。随着中国共产党的威望日益提高，位于大西北的抗大像磁铁一样吸引着广大爱国青年和一些知名人士及华侨，他们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精神，投笔从戎，通过各种渠道，冲破阻力，克服重重困难，象潮水般地涌向延安，奔赴抗大，寻求抗日救国的真理。这一期吸收了众多的爱国知识分子，他们当中有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平津地区及上海、南京、武汉等地的大中学生；有知名的文艺界人士，如郑律成、贺绿汀、欧阳山尊、莫耶、史若虚、汪浑、张平、颜一烟等；有来自世界各地的64名华侨青年；有国民党军队将领的子弟，如国民党元老黄兴之子黄鼐、冯玉祥侄子冯文华等。
  为满足广大知识青年和各界友好人士的抗日要求，抗大遵照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关于大量吸引外来知识分子的指示，本着“来者不拒，随到随即编队”的原则，开办了第四期学员班。第四期开学前后每天要接纳几十名甚至上百名外来知识分子和各界人士，当时毛主席欣然为第四期开学题词：“学好本领，好上前线去。”并指示抗大把为抗日前线培养知识青年干部，作为这一期的中心任务。广大知识青年的加入，不仅壮大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力量，而且在改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的知识结构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产生了很大影响。抗大学员经过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努力改造世界观，成为中国共产党和革命军队的坚强骨干。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举行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11月30日，抗大政治部召开全校党的活动分子大会，深入传达学习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和毛泽东的指示。12月12日，毛泽东在抗大干部晚会上作报告，毛泽东的报告为抗大深入贯彻六中全会精神，进一步办好抗大指明了方向。
  抗大第四期从1938年8月至12月陆续毕业，毛泽东为抗大第四期学员毕业证书题词：“努力奋斗，再接再厉，光明就在前面。”□挺进敌后办学由于日寇的疯狂扫荡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封锁，一方面造成了陕甘宁边区的财政困难，另一方面使广大国统区和沦陷区的革命青年难以通过封锁线投奔延安。为了继续发展国防教育事业，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9年6月20日作出了《关于抗大陕公本校等迁到东南的决定》，为便于行动，将抗大总校改称八路军第五纵队（后来又改称“青年纵队”），罗瑞卿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成仿吾任副司令员，张际春任政治部主任，王智涛任参谋长，欧阳毅任副参谋长。
  7月10日，抗大总校告别延安，挺进东南，在队伍出发前的欢送大会上，毛泽东同志作出重要指示，以“三个法宝”作为临别赠言：“一要坚持统一战线；二要开展游击战争；三要巩固内部团结。”他说：这是同志们上前线去的总方针，是拯救中华民族，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法宝。
  原计划抗大总校从延安出发，分两路通过同蒲铁路封锁线到晋东南的长治、潞城一带办学。但是，罗瑞卿带领先头部队渡河到永和关后，由于连日大雨，山洪暴发，汾河涨水，难以徒涉，而且日伪军从7月7日开始对我晋东南根据地进行残酷扫荡,敌情和水情都发生了变化，不可能按预定路线挺进，罗瑞卿同志当机立断，率先头部队西渡黄河，返回延川与成仿吾、张际春等共同研究，请示中央军委，改道经晋察冀边区根据地，待机挺进晋东南。
  8月1日，得到中央军委同意改变行军路线的电令后，决定抗大总校分成三个梯队，分别前进。他们先后从延川、延长一线出发折向北行，经清涧、绥德、米脂、佳县到达黄河西岸的盘堂渡口，分批乘船渡过惊涛骇浪的黄河，到达东岸的黑峪口。黑峪□属山西兴县境内，是我军120师主力部队开创的根据地，群众基础较好，队伍在兴县曹家坡稍事休整后，由彭绍辉、罗贵波率领120师358旅一个团和地方武装一个团护送三个梯队先后出发，继续东进。纵队从兴县出发，在康宁镇附近，翻越石梁山，再跨云中山，通过忻县以南太原以北的庄磨、豆罗一带的同蒲铁路封锁线，翻过五台山南端的系舟山，进入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稍事休整后，在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聂荣臻的关怀下，在晋察冀军区部队的掩护和当地群众的积极支援下，纵队顺利徒涉滹沱河，又经过几天强行军，于9月底到达河北灵寿县陈庄、麒麟园一带，粉碎了日冠企图在途中消灭抗大的阴谋，完成了向敌后进军第一阶段的任务。
  1940年2月10日,晋东南地区已粉碎了日伪军的扫荡，局势比较稳定，总校即从陈庄出发，冒着凛冽寒风，涉过结着薄冰的滹沱河，越过正太铁路封锁线，经南障城抵达测鱼。这时接到侦察员报告东冶头发现敌人，校首长当即决定临时改变行军路线，避开东冶头的敌人，绕道山西和顺境内，经辽县的拐儿镇、桐峪，到达武乡县的洪水、蟠龙一带，胜利地完成了挺进晋东南的任务。此后，抗大总校靠近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便于接受其领导，也便于加强对各分校的统一领导和工作指导。
  抗大总校深入敌后办学，教学与实践更紧密地结合了起来。学校由于经常要抗击日军的“扫荡”与国民党顽固派的骚扰，所以流动性很强。期间共进行过两次大的转移，一次是从山西武乡蟠龙转移到山西黎城霞庄；另一次是从黎城转移到河北邢西浆水。由于形势逼人，抗大学员只有在斗争中，才能坚持教学，他们在特殊的环境中，创造了特殊的学习方法，用青春之笔，写下了壮丽的人生诗篇。
  □抗大在浆水经过一年零四个月的艰难行军办学,抗大总校于1940年11月4日到达邢台县浆水一带，在这里进行了两年零三个月的敌后正规化办学，培养了六、七、八三期学员。抗大在浆水办学的艰苦历程和从事革命活动的伟大实践，是河北邢台抗战和教育史上极其重要的篇章。
  抗大总校在到达浆水之前，曾派出了当时的代理秘书长李挺率勘察小组到浆水—带进行实地勘察，发现浆水四面环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加上抗日政权在这里建立得较早，当时浆水是邢西县抗日县政府所在地，群众基础较好，所以浆水被选为敌后正规化办学的地点。时值抗大第六期。
  当年，抗大将校部设在前南峪，何长工、腾代远两位校首长在前南峪村的民房里居住，政治部设在浆水，卫生处设在安庄，医院设在桃树坪村，供给处设在河东村。校部设军事教育科和政治教育科，另设学员部、上干科和基本科。
  抗大挺进敌后办学时，正值华北一带连年遭受史无前例的水灾、旱灾、蝗灾特大灾害，再加上战争的破坏和敌人的经济封锁，生活比起延安时更加困难。学员们经常以黑豆粒、玉米粒、谷糠和野菜充饥，有时甚至连点海盐都吃不到，用的就更加困难，晚上没有油灯，就用柴草棍穿上几个麻籽仁点燃照明，没有粉笔就用黄土做粉笔，没有黑板就用锅底黑涂在墙上代用，没有肥皂就用柴草滤过的水洗衣服，没有牙膏就把食盐水滤净熬成盐粉代用。为解决生活上的困难，经常在学习、战斗之余，开荒种粮，种菜，开办豆腐坊、粉坊，为了节省开支，烧柴自己打、吃粮自己运，有时还要冒着生命危险到很远的地方武装运粮。为了不与民争利，购买粮食、开荒种地，一般都到很远的地方。当时，经常到白云山上砍柴，到山西南天池一带开荒种土豆。
  抗大在浆水期间，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日寇的扫荡，封锁不断发生，给教学带来了极大困难。针对当时学校流动性大，学员体力消耗大，疲劳过度，时间不能保证等情况，抗大运用了沙盘学习法，即让学员每人削一根大木笔，经常带在身上，每到一处，设置沙盘，稍有时间，教师就发下识字条，让学员在沙盘上练习写字。即使战争发生了，在频繁地行军中，他们仍要坚持练习，在行军中，前面的学员背上挂个识字板，作为后面学员的学习黑板，边走边识字。同时，还规定每天行军不超过60里，一天要挤时间学习两个小时，行军间隙、饭前饭后都要组织学习。另外，还运用俱乐部、墙报、军政演讲会和问答会的形式组织学习。
  1941年1月28日，抗大总校第七期开学。中央军委特别指示，要求总校“坚持在华北训练部队干部，着重训练上级干部，训练参谋人员，培养教员，有计划地编写教材，整理总结教育经验，加强对于分校的领导”。遵照军委的指示，这一期专门开办了参谋训练班和教员训练队，而且，特别强调了学校的正规化建设。过去教育计划由训练部门自行制定，这一期则先由训练部门在周密调查的基础上拟写草案，然后由校首长召集有关部门的领导认真讨论、修改，最后经校首长审查修订，正式颁布，在全校贯彻执行。凡是教育计划规定的课程，都由校首长分工主持，召集各科目的教员集体讨论，指定有造诣的教员执笔写出初稿，经教材编审组审查通过，最后由校首长审阅批准。这一期共编印出版教材41种，发行18000多册，有效地推动了学校和部队教学向深度和广度发展。这套教材被我国近代著名教育家陶行知誉为“敌后教育的灿烂之花”。
  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念，总校决定举行隆重的庆祝活动。抗大提前成立了创校五周年纪念筹备委员会，并着手准备各项工作。专门修筑了象征性的城门、阅兵场和阅兵台。在总校准备的同时，各分校也成立了筹委会，进行校庆准备工作。党中央、中央军委对这次庆祝活动极为重视，新华日报以抗大五周年纪念为题发了纪念专刊，毛主席、彭德怀、罗瑞卿、左权等领导同志写了纪念文章，毛泽东同志在专门为这次校庆大会出版的《抗大五年来工作经验汇编特刊》中题词：“勇敢、坚定、沉着，向着斗争中学习，为民族解放事业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朱德总司令、彭副总司令、左权副参谋长、总政罗瑞卿以及中共中央北方局、十八集团军事野战政治部等都为大会题了词，一二〇师首长贺龙、抗大五分校校长陈毅、华北朝鲜联合会等纷纷发来贺电表示庆贺，邢台县各区的村庄也为大会送来了锦旗。
  “六一”那天，前南峪村总校校部驻地举行了盛大的庆祝大会，会场右侧的山上矗立着用松枝扎成的“太行之光，抗大万岁“的标语牌。会场上布置了朱德、彭德怀总副司令的题词“号召千万青年走上革命战场，高举抗大旗帜，插遍整个中国”，中共北方局的题词“用马列主义武装千百万青年”及各兄弟部队、地方党政机关、群众团体赠送的一百多面旗帜和五十多份贺电贺信，把会场装点得五彩缤纷，会场气氛被烘托得热烈隆重。
  大会首先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阅兵式。何长工同志任阅兵司令，在他一声“立正”的□令下，整个会场安静了下来，彭副总司令等十四位高级首长，骑着雄伟的战马，从阅兵场东面的木制城门□走进来，彭总、罗主任一马当先，在学员们的欢呼声中挥手前进，各位首长在主席台就座之后，何长工同志指挥进行了阅兵分列式表演。接着张际春主任致开幕词，滕代远副校长作工作报告，何长工教育长致答谢词，野战政治部罗主任作指示，各界来宾及地方党政机关代表也发表了讲话。大会上还表扬、奖励了五年来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的模范干部和工作人员。最后，大会以热烈的掌声一致通过了《致毛泽东同志暨中共中央电》，汇报了抗大五年来取得的成绩，坚决表示：誓在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永远高举着党的教育事业的旗帜，为创造大批坚强的革命干部，为建设铁的党军而斗争！”第二天，开始了为时数天的大型体育运动会和抗大成就展览会。运动会在白天进行球赛、田径赛和全副武装竞走等体育比赛，晚上举行晚会，进行歌咏比赛和由文工团表演的精彩文艺节目。庆祝会引来了当地近万名老乡前来观看，当时人潮涌动，红旗招展，场面非常热烈。
  朱德、彭德怀、左权、罗瑞卿等首长以及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为大会题词。邓小平、刘伯承、杨秀峰等首长在《新华日报》（华北版）发表了纪念文章。《新华日报》（华北版）特为校庆发表了社论并开辟专版，《解放日报》也刊发了对校庆盛况的报道。罗瑞卿还代表十八集团军总部专程赶来参加了庆祝大会。
  为配合校庆活动，还举办了为期8天的展览会，陈列出各种模型、实物和图表4500多件，系统地介绍了抗大五年来所走过的历程，全面地反映了抗大教职学员的学习、战斗、生活，完整地总结了抗大的办学经验。
  纪念活动历时8天，在此期间，誉满华北的抗大文艺工作团举办了多次专场演出。演出了“东征记”、“青天白日”、“大学教授”等剧目，方圆几十里的群众扶老携幼前来观看，每场观众达万人以上，使抗大事迹得到了广泛传播。
  校庆是抗大挺进敌后办学成就的总汇报、总演习，是抗大5年来优良校风和革命精神的演示。这次活动，扩大了抗大的政治影响，充分证明了抗大不仅仅能在敌后这种残酷的环境里生存，而且能够茁壮成长、发展壮大。
  1942年5月1日，总校在浆水镇举行第八期开学和附设陆军中学成立典礼。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莅临大会并作了重要讲话。
  这一期学员大部分是十八集团军直属队、一二九师、晋冀豫军区等机关、部队的干部和少数新吸收的抗日根据地青年及地方党政机关干部。附设的陆军中学主要招收部分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年轻干部和优秀战士学习文化知识、军事和政治理论，培养军队建设特种兵部队骨干。
  8月21日，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任命滕代远为十八集团军前方总部参谋长，张际春任抗大代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何长工任代副校长（后任副校长）。
  抗大第八期，在制定教育计划时，遵照军委指示，结合学员的实际情况，规定主干科和基本科的教育时间为两年，陆军中学为三年。第一年按文化程度编队，主要进行文化教育，第二年依职务、工作性质编队。对于知识青年队，首先组织他们到农村和连队深入实际搞社会调查，穿插进行政治时事教育，第二年进行军事和政治理论课的学习。地方武装干部队只轮训3个月，主要组织他们学习党的政策及民兵中的军事、政治工作。
  □抗大总校旧址抗大总校旧址位于前南峪村中，抗大总校全称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学校创建于1936年5月，原名为红军大学，后来改名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
  抗大旧址，分布在前南峪村的各个地方，其中村中多为学员的宿舍及办公地，这些地点都是借住在村中老乡家中。前南峪民居，因位于深山区，房屋建筑采用了太行山中的红色石材，当地的百姓建房不仅用这种石材，就连房顶也是用的这种红石板。前南峪的红石建筑是太行山民居的一大特色。这里的民居在布局上，基本上继承了传统的四合院格局，院门多在东南方向开门，院中以南屋为主房，东西两侧建有配房。在这些民居和院内，到处种植着各种花瓜，春夏秋三季绿色满院。房内家俱陈设正中有条几和八仙桌，两侧有圈椅和太师椅。在房间两侧用隔扇分别置有内室，在室内有土炕。
  当年在前南峪村的北坡之阳台地上，抗大租用了老乡的房屋若干间，现保存有20多个院落。分别是腾代远、何长工、罗瑞卿、刘伯承、邓小平等领导人居住地。
  1940年11月，抗大从山西黎城迁到浆水川，校部设在前南峪，政治部在浆水，供给处在河东、卫生处在安庄，医院在桃树坪。1943年1月奉命返回延安。在这里先后开办了6.7.8三期学员班，培养了18000多名军事、政治干部，其中109位在1955年授予少将以上军衔，村中现有校部，作训处，图书馆、机要处以及朱德、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罗瑞卿等和校领导滕代远、何长工的旧居。
  腾代远、何长工旧居是一座有特色的太行山农家小院，院落用红石砌成，院门前有高大的红石影壁墙。正房共有六间，东西各三间。分别是腾代远和何长工的旧居。院内的东西配房各三间，分别是警卫员和工作人员居住的房间。
  1993年7月，河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抗大纪念碑抗大纪念碑。矗立在前南峪村东口，1986年前南峪人为了纪念抗大在浆水建校，决定建设纪念碑，当年奠基并建成。纪念碑由台级、围栏、基座和碑身四部分组成，采用太行山汉白玉石材，当步入前南峪村时，首先看到用汉白玉毛石砌成的高大台基，拾阶而上到达纪念碑平台，四周环绕设置石栏板，地面用青砖铺砌。纪念碑高13米，基座由两层须弥座束腰收分，碑身为正方体，盝顶。
  纪念碑四面的中间位置有匾芯。面南的一面是原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书写的“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纪念碑”十五个镏金大字。
  碑阴为原抗大副校长何长工题写的“邢台浆水抗大总校太行山驻地纪念碑”碑文，全文500多字，记录了抗大在浆水前南峪村办校过程和历史，指导各个分校完成改进工作，完成教学任务,浆水人民对抗大贡献最大，特别是在五一反扫荡时，军民共同坚壁清野打麻雀战。在抗战最艰苦的岁月里，军民连心共渡难关，这段历史教育和锻炼我们将永远不能忘记，后人能够继承和发扬浆水人民的光荣传统和抗大精神，为实现祖国四化和国家繁荣贡献自己的力量。
  纪念碑的东西两侧的匾芯内分别由抗大老学员、徐向前元帅题写和抗大第二分校校长李志民题写，徐向前元帅的题词是“继承和发扬抗大的光荣传统，为改变老区的面貌而努力”。原抗大第二分校校长李志民题词是“抗大精神永放光辉”。题词上下用抗大校徽和松柏纹装饰。在纪念碑的周围植满了松柏，远眺前南峪抗大纪念碑广场，古老山村，依靠雄伟的太行山，苍松与雄碑融为一体，“雄碑拥翠”为前南峪十二景之一,为前南峪的一大胜景。
  纪念碑建成后，这里经常举行纪念抗大系列活动，缅怀革命先烈,用他们的事迹教育了一代代后人。
  □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陈列馆抗大陈列馆位于前南峪村东南侧台阶地上，建筑面积900平方米，墙体采用当地的花岗岩砌成，屋顶为红色釉面瓦，馆名由原政协副主席，抗大老将军杨成武同志题写。馆内集中展示抗大在此办学期间，学员们生活、学习、战斗的实物和照片。是国家级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和国防教育基地。
  1986年前南峪筹资16万元建起了抗大纪念碑和简易陈列室。1995年省委省政府把抗大校部旧址确立为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之后，在此基础上立项，在各级政府及河北省基地办的支持下筹建了抗大陈列馆。
  新落成的抗大陈列馆兴建在邢台县前南峪村的南山坡上，她北依滔滔的浆水河，南眺巍巍太行。居高临下，气势恢宏，整个建筑由青石砌成，显得格外质朴、庄重。该馆由省、市、县三级政府投资建造，总投资约250万元，占地面积10000平方米，建筑面积1100平方米。抗大陈列馆建于1997年，于1998年完成主体工程，2000年9月28日试开馆。2001年6月被中宣部公布为全国第二批百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之一,2002年被国家军委副主席迟浩田题名为“国防教育基地”。开馆四年来，抗大陈列馆已成为宏扬抗大精神、激发后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载体，在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抗大陈列馆观瞻区内分为陈列馆、抗大旧居、抗大纪念碑、“抗大风云”大型浮雕和抗大广场。
  陈列馆门楣镶嵌着杨成武上将题写的匾额。馆内由序厅、主题厅和西展厅三部分组成。序厅的中央黑色的花岗岩卧碑上镌刻着金色的前言。毛泽东同志为抗大制定的“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尤其引人注目。迎面墙壁上悬挂着抗大校旗和抗大校门照片。东、西墙壁上分别为八路军军歌和抗大校歌，整个展厅肃穆、凝重。主题展厅分四部分：—、抗大在陕北的创建与前期发展；二、 抗大在敌后太行的峥嵘岁月；三、 抗大越抗越大（抗大分校及附属陆军中学等）;四、 抗大精神光照千秋。
  展厅用大量的文物、照片、图表等再现了抗大当年的学习与战斗生活。文物中有抗大副校长何长工的文件箱，抗大陆中副校长史紫千烈士的遗物，抗大学员的毛衣等。
  陈列馆北展厅内，由邢台县投资30万元，以前南峪艰苦创业精神为主题，歌颂了建国5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英雄的太行儿女，继承和发扬抗大的光荣传统，治山治水，改天换地，使革命老区的面貌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
  陈列馆还配有接待室、影视室、文物藏品库、资料室等设施。
  □抗大纪念广场抗大纪念广场位于陈列馆台阶正下方，占地10000平方米。这个地方原是抗大在此办学期间学员的操场和训练场，1941年5月，在这里隆重举行了抗大五周年校庆活动。
  抗大陈列馆建立以后，在这里设立了纪念广场。广场的南侧有以《学习战斗在太行山》为主题的高大组合浮雕，浮雕内容由战斗、训练、教学、生活等当年抗大学员生活战斗的场景组成。在浮雕的西侧有一高大的纪念性雕塑汉白玉基座上雕刻有毛泽东题写的“为人民服务”五个手书大字，基座上雕刻有实践论、列宁选集、矛盾论、红色政权、论持久战、共产党宣言、辞源和资本论巨型书籍，象征着抗大在党中央制定的办学方针路线下，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努力。
  在抗大陈列馆的台阶北侧，有坚硬的石壁，从石壁的石缝中，一帘清水从高处飞流直下，形成一道道瀑布。在一池清水中激起浪花。
  现在抗大陈列馆广场成为各个单位、学校及人民群众缅怀革命先烈，继承抗大精神的活动场地。
  □五一反扫荡抗大挺进华北敌后办学，培训了成千上万的优秀军政干部，使他们成为抗日人民军队和抗日民主政府的骨干力量。他们活跃在敌后各个战场，带领部队、民兵和广大群众，开展游击战和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打伏击、毁碉堡、破公路、扒铁路、炸桥梁、拔据点，打得日、伪军人仰马翻，魂飞胆丧。因此，日寇把抗大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他们发誓要“消灭抗大”。当时侵华日酋冈村宁次曾叫嚣：“消灭了抗大，就是消灭边区的一半”，“宁肯牺牲20个日本兵换一个抗大学员，牺牲50个日本兵换一个抗大干部”。
  1942年5月，日军纠集邢台、太原的兵力，以四路合击扫荡前南峪抗大总校，北路之敌由临城、赞皇经宋家庄向浆水猛扑；东路之敌由邢台出发向浆水直插；南路之敌由沙河向浆水猛扑，西路之敌由山西昔阳、和顺向浆水逼进。面对穷凶恶极的敌人，彭德怀亲自来到前南峪，向抗大师生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明确指示抗大，作好一切迎战准备，具体任务是：保存实力，安全转移。面对敌人的进攻，根据彭副总司令的指示，抗大提出：不仅要保存实力，取得反扫荡的胜利，还要使学员从中学到反扫荡的战略战术，反扫荡不仅是为了战争，而且是为了学习，培养人材。这就充分体现了军事学校的特点。
  在充分讨论、研究大量战例的基础上，总校提出选择最好时机，巧妙地跳出敌人合击圈的办法，当时的提法叫“利害变换线”，即当敌人进至离合击地点前一日行程距离时，大约是60华里，抗大就要“全力以赴，迅速行动，勇猛地起跳”，从两路敌军中间穿插过去，跳出包围圈，如果跳得早了，会被敌人发现，调头尾追，造成失败；如果犹豫不决，跳晚了，就要遭到合击。面对四路敌人，抗大采用“敌退、我进”、“方向相反，擦膀而过“的办法，插到敌人的后方去。同时针对敌人队形密集之特点，全校分成了几个独立单位，进行分别穿插。校部分成三队，开赴白岸一带，结果使敌人完全扑了空。浑身是胆的何长工同志，在十分危机的情况下，化装成日本军官骑着战马与警卫员一起，在下店村坦然地通过了敌人的岗哨。
  抗大陆军中学的师生，一直穿插在深山密林中与敌人换位置、转山头、兜圈子，开展声东击西的“麻雀战”。但是，由于敌军兵力部署非常密集，在邢（现邢台县）县奶奶顶与沙河县的老爷山之间，他们被日军大队包围了。这些年仅十几岁的学员，面对太行山庄严宣誓：宁死不投降，与阵地共存亡!他们顽强抗击，击毙敌军100余人。子弹、手榴弹用光了，他们同敌军展开肉搏战，3位15岁的同学被敌人逼上悬崖，他们抱在一起，高呼着□号，纵身跳下悬崖。副校长史紫千不幸被俘，面对凶残的敌人，他破□大骂，大义凛然，宁死不屈，英勇就义。队长王希真为掩护同学转移，把敌人火力吸引到自己身边，壮烈牺牲。当人们找到他的遗体时，在他身下挖出了一把手枪和一本日记。日记本上写道：永别了，同学们，我们一定要胜利！抗大跳出包围圈后，配合八路军11旅、358旅和386旅将士，对敌人空虚的老巢内丘、赞皇、临城、邢台黄店、沙河裕裢镇一带据点，进行猛烈袭击，炸毁碉堡几十个，击毙日伪军1000余名，缴获大量战利品。敌人闻讯急速撤退，我地方武装和抗大留守人员，抓住战机，尾追截杀，八路军与抗大主力则分兵阻击、包抄，使敌人前后挨打，伤亡惨重。抗大在两个多月的转战中，边战斗边学习，配合主力部队歼灭日、伪军17000余人，彻底粉碎了日寇的“拉网扫荡”，6月底，胜利返回浆水镇前南峪。
  抗大成功地粉碎了日寇合击的捷报传到党中央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十分高兴，并向抗大专门发来了贺电，祝贺他们在敌后取得了一次重大胜利。毛泽东说，有了抗大我们腰杆子就硬了。朱德同志也说，我们在延安要为你们开庆祝会呢。
  驻华北日军不甘心“扫荡”的失败，他们变本加厉，对我根据地采取“蚕食”政策，到处修碉堡，向根据地中心地带步步逼近。为了最大限度地保存干部，准备进行战略反攻，迎接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根据中央指示，1943年1月24日，抗大总校师生重返陕北。
  2、抗大故事□洪岭阻击战1940年10月20日，日寇乘我主力部队在前线作战的时机，突然从山西黎城、襄垣、武乡一带，纠集几千日、伪军袭击我后方，进行报复性“扫荡”，企图一举消灭我在黎城县西井、曹庄一带山区的抗大总校和八路军总部后方机关。在这危机时刻，抗大总校奉总部命令，组织战斗力，在洪岭一带阻击由黎城向西井突袭的敌人，打击和疲惫敌人，迟滞敌人前进，以掩护总校和总部后方机关及当地群众转移，争取时间，等待主力部队进行新的战斗部署，歼灭进犯的敌人。
  10月22日拂晓，由抗大第二团第一营三个连队和抗大第一团第三连（又称“青年连”）、第六连、校部警卫连共五六百人组成的阻击部队，在第二团团长郭林祥、军事主任教员赖光勋、政治处主任傅崇碧统一指挥下，占领了洪岭东南方公路西侧山上的阵地，构筑工事，阻敌前进。上午，8、9点钟，敌军在炮火的掩护下开始沿着公路向洪岭我军前沿阵地发起攻击。当时抗大的武器装备较差，每连只有两挺机枪，其余都是教学用的杂牌步枪，弹药也很少。“青年连”是一批十五六岁到二十岁的“小八路”，领导上有意把他们放在第二梯队配合作战，让他们在战斗中得到锻炼。
  校部警卫连是战斗连队，四个学员连队都是从部队抽来学习的连、排干部和优秀班长，都有较丰富的战斗经验。战斗一开始，敌人即向公路右侧第一团第六连的阵地和公路左侧第二团第一、三连的阵地展开猛攻。这三个连队中老红军干部占半数以上，战斗力很强，他们不怕敌人来势汹汹，沉着应战，利用山地的有利地形，居高临下，英勇抗击进犯的敌人，连续打退敌人的三次进攻。敌人见攻击不下，恼羞成怒，竟向我阵地发射“催泪瓦斯”炮弹，借助毒烟，发起第四次猛攻。我阻击部队见敌人使用化学武器，马上用湿毛巾做成口罩防毒，继续坚持战斗，再次打退敌人的进攻。这时太阳已偏西，我三个正面阻击连队以伤亡二十多人的代价，歼敌五六十人，胜利地完成了阻击任务，然后节节抵御，边打边撤，天黑时全部撤离洪岭，经曹庄达“三十亩”（地名）休息待命。
  可是，当我阻击部队在“三十亩”一带休息，准备做饭的时候，侦察员报告敌人已经越过洪岭，占领曹庄，朝我“三十亩”方向推进。这时，我抗大第一团三、六连和校部警卫连已经奉命随校部撤离“三十亩”；第二团第一营三个连队继续担任阻击任务。他们不顾一天来粒米未进，立即占领“三十亩”以南的高地一线，准备给敌人以迎头痛击。晚上7点多钟，狡猾的敌人突然改变过去夜间不走、小路不走的活动规律，不走大路钻山沟，由步兵前面带路，炮兵牵着驮炮的骡子随后，偷偷摸摸地顺山沟向我阵地侧后偷袭过来，敌人满以为行动诡秘神速，妄图轻取。但我阻击部队早已妙策在握，怒目以待。当这群豺狼般的日、伪军钻进我们的火力圈时，一声令下，我阵地轻重机枪及所有火器一齐开火、一片火海铺天盖地而来，打得敌人人仰马翻，乱作一团，这一仗共毙伤敌人100多人。日、伪军在我沉重地打击后，仓皇向黎城方向逃窜。
  敌人连吃败仗，仍不死心，据侦悉又在我向邢台转移的路上预设了5个连环合击点，妄图挽回败局。可是，总校分东西两路：东路由何长工教育长和政治部主任张际春率领；西路由训练部王智涛部长和二团郭林祥团长、杨光池政委率领，趁夜摸黑翻越辽县芹泉附近的一座荆棘丛生的摩天岭十八盘，于11月初安全转移到邢西县（现邢台县）浆水镇—带。
  □抗大巾帼英雄痛苦的抉择抗大总校迁移华北敌后办学，就像一支利箭插进敌人心脏。被日寇视为心腹之患。1942年5月间，敌人出动2.5万兵力，对太行根据地进行野蛮的“拉网大扫荡”，其中抗大总校也是他们围剿的重要目标之о这时，在抗大总校校部当指导员的程克，因怀孕即将临产，跟着抗大医院转移。她和6个男同志编在一班，日夜不停地行军爬山，和敌人兜圈子。她挺着大肚子，拖着肿胀的双腿，走得很吃力。有人抢着帮她背包，开始她还不肯。同志们逗她：“别逞强啦，能把孩子带着走就不错了。”时间一长，她力不从心只好服从。
  一天，他们摆脱了追兵，沿着狭窄的山路走着。在一个斜伸出来的山崖下，她突然感到肚子疼，蹲在了路边。同志们见她面色惨白，头冒虚汗，忙扶她到山崖下的山洞里。程克想：“可能是要生了。”她背靠山石，四下望望，昏暗的山崖石洞，除了泥土石头，连滴水都没有，身边没有医生护士，只站着6个精灵灵的男子汉。万一生了可怎么办呢？—向刚强的程克真想大哭一场。
  忽然，山下传来敌人搜山的喊叫声，越来越近。阵阵加剧的腹痛，折磨得程克原地翻滚。同志们同情而焦虑地看着她，却无能为力。她喘着粗气说：“我…要生了…”“生下来怎么办？”有人警觉地问。程克无奈地闭上双眼，是啊，伴随孩子生下的哭声会暴露目标的。想着，她又在剧痛中昏厥过去。
  “再不出来，我们就炸山了！”敌人无目标的威胁使程克惊醒。本来敌人吃不准山上是否有人，如果孩子出世啼哭一声，他们马上可以断定山上有人，这里的7条性命就很难保全。怎么办？新生命的降生是无法逆转的，几个男同志背过身去。随着一阵撕心裂肺的巨痛，小生命出世了，又大又胖，长得像他父亲。可是，他连第—声啼哭还未发出，就去了另一个世界，程克做出了痛苦的抉择。
  （李健娃）□魔窟里的战斗在抗大这个大家庭里，有一位来自曲川成都一个国民党师长家庭的姑娘，她叫黎琳，她离开家乡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要求去延安，有人曾问她怕不怕苦，她坚定地回答：“到延安就是为追求真理，摆脱罪恶的家庭，死都不怕，还怕苦么？”她在抗大四期三大队五队学习，表现很好，行军路上鼓励别人，回到宿舍照顾病号，她在给亲友的信中写道：“延安是革命的大熔炉。在抗大毛主席给我们上课，大殿是我们的课堂，膝盖是最方便的写字台。除了学习，还参加劳动，对劳动最初不习惯，后来也能背八十斤，走几十里山路了。”在抗大她参加了共产党。可是，1939年后，她就消失不见了。有人说她因吃不了苦回后方去了，又有人说她在重庆叛变了。岁月悠悠四十载，直到1983年，人们才知道黎琳就是张露萍，她奉南方局之命，于1939年秋冬直捣敌人的虎穴，打入军统机关。在敌人的魔窟里，她和六个年轻党员居然建起了红色电台，为党取得了十分重要的情报、密码、呼号。1943年，这个秘密支部不幸暴露，张露萍等不幸被捕。军统头子戴笠暴跳如雷地惊呼：“我们的电台快成了共产党的电台了。”蒋介石知道这一要案后，痛骂军统头子一顿。戴笠不得不承认：“这是我同共产党斗争中最惨重的一次失败。”黎琳被捕后，敌人准备放长线钓大鱼，故意将她放出来，看她是否去周公馆，但黎琳识破了敌人的阴谋，机智地保护了南方局和中央的领导同志。在重庆白公馆和贵州息峰集中营，敌人的威逼利诱、酷刑都未使她屈服。1945年牺牲时才24岁。
  （丁雪松等）□何长工的义子前南峪村有个乳名叫卫生子、学名叫郭明祥的穷孩子，因父亲流落他乡，母亲过早去世，家里只剩下他和十来岁的姐姐卫娥子二人，孤苦伶仃，无依无靠。由于缺吃少穿，只有二三岁的卫生子瘦得皮包骨头，村里人纷纷议论说这孩子命真苦，恐怕活不了多久。抗大教育长何长工及夫人尹清平看到这孩子可怜，将其收为义子，精心照料和抚养，使一个奄奄一息的苦孩子逐渐恢复了健康。长大后，他不辜负革命前辈的养育和教诲。如今担任了大河菱镁矿的厂长，成为邢台县有名的企业家。
  （邢文）□抗大将领尹斌托孤尹斌，1930年参加红军，1931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4年随着部队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1940年4月被任命为抗日军政大学总校卫生处政治委员。
  杨宏是江苏省常州人，1938年到延安参加了革命，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38年12月成为一名共产党员，杨宏后调入抗大医院成为一名护士，在工作学习期间结识了红军将士尹斌，在日后的接触中产生了友谊与爱情，经组织批准结成革命伴侣。
  1939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抗大”总校分批从延安挺进敌后，经过晋察冀进入太行山区前南峪办校，尹斌夫妇随着部队，唱着“向前，向前，向前！“激昂的《八路军进行曲》挺进太行山，其间他们又转战到山西。1940年10月，他们在八路军总部工作时，尹斌与杨宏在山西黎城县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女儿。当时杨宏已经担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收发员。
  由于战局紧张和工作繁忙，尹斌夫妇看着自己可爱的女儿，想着革命的事业，于是就想找一家可靠的人家，忍痛割爱把仅有七个月的女儿寄养下来。杨宏生前在给邢台县有关部门的一封信中是这样说的：1940年，我在抗大总校卫生处、抗大医院工作（住桃树坪），生有一女孩，因战争年代环境艰苦，无力抚养小孩，只能忍痛割爱，将孩子送给杨庄乡英谈村老百姓家路纪秀、陈新妮夫妇。
  1943年前后，尹斌离开抗大随着部队转战到山东。1944年2月，尹斌所在冀鲁豫军区与冀南军区组成了新的冀鲁豫军区，冀鲁豫军区设置十二个军分区，尹斌为第八军分区，当时司令员是曾思玉，政治委员为段君毅、万里，副司令员何光宇，副政治委员尹斌，参谋长潘焱，政治部主任范阳春。1945年7月10日，尹斌同志在山东范县英勇牺牲；解放后他的灵骨被安葬在邯郸冀晋鲁豫烈士陵园。
  尹斌的女儿先是寄养在桃树坪赵成妮家中。后来因家中困难，送到了英谈村路纪秀家中，取名为路昭玲。
  1956年4月，在路昭玲17岁的那年，身在重庆工作的杨宏，思念自己失散多年的女儿，写信给邢台县政府，请他们协助查找，当年杨宏的信是这样写的：1941年署假之际，我托抗大医院（当时该院住邢台县桃树坪），一位女同志晏质，任医院医助，将我的女婴（当时未取名）送给你村一位中农（未知这家中农的姓名），据说这位中农家仅有夫妻二人，自己没有子女，非常喜爱孩子，即以将我的女婴托人送给他们，后来在1942年敌人扫荡时，部队转移你村亦见到孩子，生活很好（此部队是十八集团军总政治部卫生处处长黄俊对我谈的）故使我对孩子放心。
  今给你们去信请费神查询一下，盼来信告诉我这两位夫妇的姓名及孩子的名字，并希望他们给我来信的同时，送我大人和孩子的照片，以免远念。
  此致孩子的生母杨宏四月十四日启经过邢台县政府的多方查找和核实，一代英烈之后被路纪秀抚养的事迹才被当地政府发现。
  1967年路昭玲前去贵阳与分离27年母亲杨宏重新相见。
  2005年8月18日杨宏同志在北京逝世，安葬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胜利在脚与赤脚大仙为了适应敌后游击战争的需要，使教职学员在奔袭、追击、退却等紧张、艰苦、疲劳的战斗环境中经得起摔打，做到既能快速行动抓住有利时机，给敌人迅雷般的打击，又能在不利的情况下迅速甩掉敌人，以减少伤亡。抗大特别重视培养学员坚韧不拔、雷厉风行的作风和加强身体素质的锻炼。
  抗大副校长滕代远曾说过：“苏联元师伏罗希洛夫枪法很准，能用手枪打出自己的名字。”并身体力行带领教职学员磨爬滚打，苦练杀敌本领。二分校校长孙毅对此也抓得很紧，要求很严。学校规定每周早晨要有三次爬山，两次急行军，一次会操，一次紧急集合。孙校长经常讲：“要严格训练严格要求，一切训练必须从难从严，决不苟且马虎，训练中多流汗，战场上才能少流血。”他有一句名言叫“胜利在脚”，高度概括了磨砺意志和锻炼体魄的真谛所在。当时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物资供应非常困难。抗大教职学员没有鞋穿，天凉了就用马莲草飞稻草和破旧皮打草鞋；夏季，校首长带头光脚丫子，副校长滕代远曾风趣地说：“如来佛就打赤脚嘛！我们也都是赤脚大仙。”（李天所明臣）3、抗大英烈谱1942年5月和1943年5月，日寇调集重兵，对太行区根据地进行了二次大“扫荡”，抗大总校陆军中学（1943年1月总校奉命返陕，改称为太行陆中），都处于敌人的大合围圈内。敌人采用“抉剔扫荡”、“梅花战术”、“篦梳战术”，先分数路向根据地挺进，构成合围圈后，以篦梳队形向中心压缩，企图聚歼我军，再行“抉剔清剿”，以搜捕我分散人员。在这一次次血与火的洗礼中，陆中师生经受了严峻的锻炼与考验，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
  □陆中副校长史紫千史紫千是当时太行区著名的教育家之一。抗战前曾在榆次私立魏榆职业中学担任教导主任。他常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来教育学生，学校除教授文化科学知识外，还以精湛的武术、拳法、刀、枪、剑、棍授以学生，为抗战培养了许多能文善武的栋梁之才。
  抗战爆发后，他毅然投笔从戎参加八路军，在一二九师政治部任教育科副科长。百团大战一次夜行军，雪地夜宿，冻掉8个脚指。
  1942年抗大总校陆军中学成立，他被聘请出任副校长。是年5月反“扫荡”时，他坚持把配给他的马让给病号骑，因行走困难，不幸被俘，被关进太原监狱里。日寇对他高官诱降，他严辞拒绝；又对他施以酷刑，他宁死不屈，并在狱中发展党的组织，准备越狱。最后敌人把他当作练刺杀的活靶子，将他活活刺死在太原东门外，反“扫荡”结束后，噩耗传来，陆中师生挥泪赋诗以挽之：战争岁月双足残，反敌“扫荡”行走难；不幸被俘遭惨杀，全校师生齐悲咽。
  □队长王希真陆中四队队长王希真，生年40多岁。抗战前他曾在国民党军队任过营长，目睹蒋介石卖国反共的反动政策，这位有爱国心和正义感的旧军官，毅然弃暗投明，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先在延安抗大，后又随校部迁移敌后太行。陆中成立后调来任四队队长。他诚恳正派，性情豪爽，工作极端负责。1942年5月反“扫荡”，四队被敌人包围后，他为了掩护两个徒手排小学员突围，单枪匹马与敌人苦战几个小时，弹药耗尽，英勇牺牲。
  反“扫荡”结束后，队里派人到战场一个崖洞里，找到了他的尸体。他全身多处受伤，肠子流出来，右手食指仍套着手榴弹圈，手枪已无子弹，埋在尸体旁。在崖洞附近几十米内，有多处血迹可以辨认。当搬动王队长遗体时，在他的背部下面有一堆松土，上下都是血迹。扒开松土后，发现一个小本字和几百元冀南票。小本子上记得第一句话是“同学们永别了，我们一定要胜利！”接着记述了在这次反“扫荡”中，一些同志的表现。特别令人激动的是，在他弥留之际，把经济与生产交待得清清楚楚。他在本子上写着，出发前全队共有多少现金，他带多少，指导员带多少，司务长带多少，分给同学多少，路上开支多少，他身上尚有多少。属于他个人几元钱，请代交党费。他还嘱托大家，反“扫荡”结束后，务必到菜地里看一下，要锄一次草。指导员宣读小本上的内容后，同学们放声大哭，很长时间呆呆站立不动。深切地回想起王队长一言一行，痛切怀念这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现录教员王启淳悼诗中的两段，以表达对王队长的怀念之情。
  战后派人清战场，队长长眠卧山岗；弹穿下腹肠流出，血迹斑斑半里长。呜咽溘水哭英雄，太行山巅立劲松；幸存师生思尽瘁，征途漫漫效长风。
  □排长崔荣生1942年5月，在得到敌人“扫荡”情报后，陆中师生以队为单位，及早行动，先敌进山。但因疟疾肆虐，行动十分困难，每走一段路就有—些人发病，就地躺倒休息，行军队伍拉得很长，而且走走停停。尽管如此，由于领导掌握敌情较为准确，各队指挥大都比较得当，没有与敌人遭遇。唯有四队，在反“扫荡”即将结束时，由于领导判断错误，擅自决定下山，在山下一个村庄与由和顺“扫荡”返回的敌人遭遇。全队交叉着边打边走，两名机枪手，虽然也在发病，硬是扛着机枪，首先占领了一个高地，压得敌人抬不起头。全队病号在机枪掩护下，很艰难地走到山脚下并开始爬山。这时敌人调来四五挺机枪，我机枪手、副射手、弹药手相继牺牲。敌人趁机一窝蜂似地追了上来。
  此时排长崔荣生正赶到此，端起机枪向敌人猛扫过去，敌人当时倒下一片。真可惜，恰在这时子弹打光了。敌人再一次发起攻击，崔荣生愣了一下，提起枪就往山上跑，敌人的两挺机枪紧紧咬住他，他的脚后跟不幸负伤。他既在发病又着枪伤，已经无法行走。他想：枪不能丢给敌人，依靠坚强的毅力，身子倚在树干上，用尽全力把机枪在石头上狠摔几下，然后甩到沟底，他也面朝地倒了下去。几个日本鬼子扑到他身边，看着满身血污的“尸体”，咕噜了几句，然后一个鬼子朝他背部捅了一刺刀。幸亏这一刀没有刺到心脏上，他当时也未完全昏迷。他回来后幽默地说：“这一刀刺得真狠，本想叫一声，心想才20来岁，马克思一定不收我，不能就这样白白死去。”渐渐苏醒后，他忍着剧痛，奇迹般地爬了回来。大家无不钦佩他的顽强精神与坚强毅力。
  在抗大学员里还有冀宪民、邵英、高双来三位年龄最小的同学，1942年5月反“扫荡”，被敌人包围在一座孤崖绝壁上，下面是万丈深渊，别无退路。敌人冲上来大声吼叫：“抓活的！抓活的！”并向他们冲来。他们下定了“宁死不当俘虏”的决心，不约而同地纵身跳下崖壁。敌人狂笑着向崖下打了一排子弹，得意地走开了，想不到他们被半山崖中的树枝挂住而绝处逢生了。
  □指导员杜敬农杜敬农是一位老政治工作者，从延安到敌后，一直在抗大总校工作。陆军中学成立后，担任四队指导员，年近40岁。1942年反“扫荡”，四队与日寇一个大队遭遇时，杜指导员正在发病，行走十分艰难,不时摔跟头。即使这样，他仍履行职责，不断鼓励大家说：“抢上山去，就是胜利。”在爬山时，他身上跨着两个黄挂包，里面装的全是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在坚壁个人物品时，大家多次劝他暂时埋藏起来，他总是不肯，说：“这是从延安背来的宝，死也不会丢掉。”两个鼓鼓的挂包走起路来，在臀部左右摇摆，比别人行动更为困难。当一个日本鬼子用刺刀向他刺来时，他未能抓住敌人枪□处，而是抓住了刺刀紧紧不放。日寇恼怒地握紧枪托左右旋转，他双手鲜血淋漓。敌人又抽回刺刀，再向他胸部刺来。他高喊“共产党万岁！”壮烈牺牲。对于这位德高望众、忠于革命、勤恳工作、爱护同学的好指导员光荣牺牲，大家十分痛心。在追悼他时，同学们赋诗以表怀念：工作需要出抗大，任命政指进陆中；爱护学员长者样，关怀备至慈母心。“扫荡”遇敌空拳斗，不屈躯体血染红；英雄浩气敌胆破，革命品质师生钦。
  4、郭成功的故事1950年1月马上就要过年了，一天，十几名解放军战士到大足县高升场去执行征粮任务，在途经先进村时与一群土匪遭遇了，那时，被解放军打散的国民党部队分散在大足县各个地方，成为了四处骚扰百姓与解放军的土匪。他们为报复便化装成老百姓，隐藏在战士回来的必经之路两侧密林中，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走进了土匪设定的埋伏圈，一场战斗打响了，解放军奋勇抵抗，但终因敌多我寡，这次前去征粮的战士全部光荣牺牲了。这其中就有年仅24岁的郭成功。
  郭成功是是河北省邢台县前南峪村人，1946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在第二野战军三兵团第十二军三十五师一零五团三营九连任政治指导员。因作战英勇，屡立战功，多次受奖，1948年在湖北襄阳战斗中荣获“杀敌英雄一等功”。光荣牺牲于1958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批准为革命烈士。
  郭成功牺牲了，但由于种种原因他的事迹一直被陈封着，也因当年的战事繁忙，郭成功与其他牺牲的战友的遗体均没有找到家人，他的遗骨被埋入大足县烈士陵园内的无名烈士墓。就是这样时光过去了六十多年。
  还是几年前的事情，郭成功的老家前南峪村已经居住百年的老屋拆迁。在拆迁过程中，无意在一面墙壁里发现了一个壁龛。壁龛里放着一个密封瓦罐，打开一看，全家人都惊得目惊□呆。里面封存的竟然是郭成功的立功奖状、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与最后的一封家书。看着这些东西，在场的家人无不流泪。这样郭家后人才从瓦罐里知道一个陈封的秘密。
  郭成功的侄子，郭迎平的爷爷郭俊英是一名老共产党员，当年抗日军政大学在前南峪办学时，郭俊英就是一名革命积极分子，对党有着无限的忠诚与感情，先后送四个儿子参加革命。1946年郭俊英将自己的二儿子郭成功也送进了革命队伍，并要求他“杀敌立功，别做孬种。”战场上的郭成功据说非常勇敢，可惜，参军没几年就传来了其牺牲的噩耗。
  在郭成功牺牲之后，郭俊英为了不让自己的妻子伤心，同时也担心后人在艰难时以此向政府开口，就把这秘密埋藏在心里，把立功奖状和光荣证藏在一个瓦罐里，自己一个人躲进了深山放声痛哭，那哭声惊天动地，闻者无不落泪。从山里出来后，1975年，郭成功的父亲郭俊英去世了，8年之后，英雄的母亲也离开了人间。
  对于郭成功牺牲的事情郭俊英直到咽气都只字未提，还要求全家都瞒着不识字的妻子。就是这样，六十多年过去了。
  2009年11月9日郭迎平一行来到重庆大足县，来到伯父郭成功牺牲的地方，听当地人讲述当年的战争场面。与大足县委、县政府一起为郭成功立下了一块新墓碑，并举行了简朴而庄重的追悼会。为了烈士的灵魂回归故里，郭迎平他们从烈士牺牲的地方捧起几捧曾被鲜血浸染的泥土放进了骨灰罐里带回故乡。
  11月12日，这一天鹅毛大雪下个不停，地面上的积雪已达30厘米深。天气寒冷，邢台县前南峪村的村民们却冒着大雪涌到村口，这一天，这个英雄的村庄迎回了杀敌英雄郭成功的英灵。离乡60载，牺牲时年仅24岁的郭成功终于魂归故里，郭家人早早地备好了一□棺材,站在村口，四周寂静无声，只能听到雪花落地的簌簌声。远远的，雪幕中出现了几个身影，去重庆大足县迎接亲人的郭家人手捧英雄骨灰盒越走越近。在纷飞的大雪中，村民与郭家人一起抬着棺材向山上行进。英雄的坟地植满苍松翠柏，与抗日军政大学纪念碑、抗大纪念馆隔山相望。
  郭成功的弟弟，年近8旬的郭成章老泪纵横。“革命英魂归故里跨六十年沧桑岁月，燕赵大地皆悲泣观太行山尽披银装。感天动地啊！”魂兮归来，安得猛士兮归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