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台市图书馆

民俗是依附人民的生活、习惯、情感与信仰而产生的文化，是在共同地域、共同历史作用下形成的积久成习的文化传统。我国人□众多，历史悠久，五十六个民族中，民俗事象极为丰富。这些民俗事象，不仅密切地伴随着历史的发展而生存、发展、消灭、演变，而且以其特有的折光，反映着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文化创造和人们的精神风貌。我们的祖先对中国民俗的多样性早有认识，《汉书•王吉传》记载“是以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这是先辈对民俗的明确指认。地处燕南赵北的邢台，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不仅继承了华北一带汉族群众的生产、生活习俗，而且在民间信仰、文化传统等方面都形成了独特的民间习俗。在今天看来，这些民俗背后深刻的文化内涵，恰恰是中华民族文化之根和民族精神之所在。1、尧山文化隆尧县城西去6公里，在广阔的平原上突兀起两座山峰，南北长约4.2公里，南峰称尧山，北峰称宣务山，合称尧山，又名唐山，当地俗称南山和北山，属于太行山系的支脉。尧山史前称“大麓”，相传上古五帝之一的尧帝始封唐侯于此，因以名山。这里的人们世代敬仰崇拜并祭祀尧帝，逐渐形成了规模宏大的尧山庙会和内涵丰富的尧山文化，成为中华先祖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2007年6月，尧山文化被列入第二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据《唐山县志》记载，尧初建都于山西南4公里的柏人城，姓伊祁氏，名放勋，号陶唐，史称帝尧、唐尧。《史记》记载，尧纳舜于大麓，“尧使舜入山林川泽，暴风雷雨，舜行不迷”，这种考验活动即在尧山上进行，三年后尧让位于舜。山上乾隆年间“万古留芳”碑记载：“昔尧帝尝登此山望洪水”，说明尧曾长期活动于尧山一带，恩泽惠及广大民众。
  两汉皇帝自称是尧的后代，在尧山顶建尧祠（据东汉熹平四年即175年的“尧帝碑”）。隋代当地著名高僧、佛经大翻译家彦琮法师在宣务山顶修建了隆胜寺，增加了礼佛诵经的佛教活动。自唐代始，在北峰恢复后的尧山庙宇建筑《四库全书》记载尧山唐帝庙碑碑文书影上开凿石窟，数百年间形成了著名的宣务山石窟，包括千佛堂、罗汉堂、心经石室三大窟龛，雕有3500尊佛像的六壁摩崖造像，释迦涅槃像（卧佛），准提千佛塔等，成为河北省仅次于响堂山的第二大石窟，只可惜毁于文革期间的炸山采石。自唐至元代初年，佛事活动与祭祀尧帝的活动同时兴旺，并形成早期的尧山庙会，是尧山文化历史上的鼎盛时期。
  元大德年间（1297年），曾对年久失修的尧帝庙进行了扩建重修，并特地在庙前刻立大型“唐帝庙碑”，由翰林侍读学士郝经撰写了著名的“唐帝庙碑”碑文，其中“唐山苍苍，唐水汤汤，帝德是昌，篡于有皇”的名句后人广为传诵，《畿辅通志》《唐山县志》收载了全文。碑阴刻“唐侯故土”四个大字。巨碑即立，高踞山顶，雄伟壮观，四十里外可见，是尧山著名景观。元延祐四年（1317年），又增修舜禹配享殿，并立碑。这一时期至明朝末年，祭祀、朝拜尧帝活动又达到一个新的高潮。明代马健在诗中写到：“穹碑昭帝力，披读忆唐尧”，表达了尧山民众对尧帝的崇拜追忆之情。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尧帝庙废尧山庙会并建三天阁，把尧帝神化，和玉帝、孔圣人供在一起，香火甚旺。后人又在山上建三官庙。三官的一种说法即是神化了的尧、舜、禹，分别为天官赐福、地官赦罪、水官解厄，其中尧为天官居中，更受到人们的朝拜和祈求。赵渔凭借自己的威望，在尧山北峰正式立下四月初一的尧山庙会，三百多年来经久不衰，牵动了各地大批百姓。清“万古流芳”碑记载：“适至四月上旬，庙门洞开，则四方远近，百里内外，或乘车骑以奔驰，或携男女而徐行，或千人百人林林起会以庙顶，或五步十步历历元代尧山唐帝庙碑（局部）叩拜以谢神，逦迤而来，络绎不毁，县令杨大韶考虑到尧山顶上山高水缺，登临困难，遂将尧帝庙移建于朝拜活动兴旺的北峰，使尧帝也得到更多的朝拜。
  明朝末年，当地进士徐养元认为“帝尧为唐邑首祀”，不宜与佛、道混杂，又将尧帝庙仍迁建于南峰。县志记载：“四方入唐邑之境者，皆遥瞻庙貌，唐邑人文之盛，不有赖于斯乎？”知县郑宗周特为尧帝庙“置祀田三十亩，以供焚修扫除之役”。即专派一大批人看管保护庙宇，足见对尧帝之尊重。与徐养元同中进士的同乡人赵渔在尧山顶尧帝庙前的山坡上刻写下了66厘米高的大型“天”字，下署“邑人赵渔为帝尧题献”，表达了对尧帝的崇敬。赵渔在北峰宣务山上兴建了“资治书院”，实现自己“庇尽天下寒士”的宏愿元代尧山唐帝庙碑碑额使众多穷家子弟读书成才;绝。”可以想见当年的盛况。后人虽然增加了正月十六、六月初一、十月初十、腊月初一4个庙会，但仍以四月庙会最大，时间最长，现在会期仍保持半月有余。
  庙会期间，各庙前盛行庆神扇鼓舞（俗称跑功），还有说书、唱戏、杂技、武术、马戏等民间艺术的精彩表演，而面老虎、糖人、酸枣面则是庙会上的特色工艺品和商品。由于庙会涉域广大，人数众多，交通不便，还形成独具特色的“茶棚”文化。
  地灵生人杰，天宝蕴物华。尧山一带成为人杰地灵之域，历史上名人辈出，在20平方公里范围内孕育了李唐王朝、周太祖郭威和周世宗柴荣三朝帝王。在隆尧境内，有战国柏人侯李昙、西汉广阿侯任敖、象氏侯李贺三位侯王及北齐文宣皇后李祖娥、后周圣穆皇后柴氏两位皇后；还有隋代佛经翻译家彦琮、仙医智荣，唐代御史大夫李嗣真、著名诗人于漬，五代太子太保符习，元代孔子后裔孔（慕名迁居于此），明代御史陈登云、兵备副使韩宰、著名教育家马健，清代吏部尚书董国祥、《五方元音》作者樊腾凤等众多名人，都在古代历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几千年来，尧山文化以其深厚独特的文化内涵，给了隆尧人民以源源不断的人文滋养。正如旧县志所云：这里“士崇朴雅，不事边幅，民力耕织，不矜华侈，勤俭忧思，有陶唐之遗风。”“急公后私，矜节尚义，燕赵慷慨之气习犹存”。这些淳朴的民风民俗，一直延续至今，成为我们取之不竭的精神宝库。
  尧山准提塔老照片尧山石窟旧影2、内丘扁鹊文化鹊山位于内丘县城西50余公里处，又名蓬山，是神医扁鹊的受封之地。古代人们为祭祀扁鹊，在鹊山脚下的南赛乡神头村西侧立祠修庙，称鹊山祠或扁鹊庙。清乾隆十五年《顺德府志》九龙柏 记载：“鹊山庙者，祀扁鹊也。”内丘扁鹊祭祀活动可追溯到战国时期，至今约有2500余年的历史。扁鹊被害之后，人们感恩其功德，每到祭祀之期，远近四方执香币、奉牲醴前来致诚相拜者络绎不绝，这应该就是庙会形成的雏形。魏晋时期，随着道教的兴起和在民间的广泛流传，鹊山祠由单一祭祀扁鹊变为供奉多神体系。汉唐时期鹊山庙会已基本形成，宋以后随着庙区的不断扩建，渐渐形成了以崇拜扁鹊、后土为主的神祇活动。鹊山庙会历代经久不衰，旧时，民间对于庙会涉及范围有一府九县之说，实际不只此数。除顺德府外，真定、广平两府部分县历代都有众多的上庙者。近年来，随着扁鹊殿、药王庙、土前殿和百子殿台基的修葺一新，庙会规鸟瞰扁鹊庙模随之扩大，赶庙会者也已扩展到北京、山西、山东、河南、陕西等邻近省市。
  古时祭祀扁鹊的人员上至朝廷，下至平民无所不有。宋嘉初年（1056年），宋仁宗患疾，遣使至庙求医，病愈赐封扁鹊“神应”之号。由于扁鹊累受朝封，到祠祀典的规格较高。元中统元年（1260年），宣差太医提点李国桢奉皇帝圣旨致祭五岳四渎，敬谒鹊山神应王祠，且申报谢。元中统三年（1262年）皇阙门逸土訾洞春特奉皇帝圣旨降祭东海渊圣广得王庙，敬谒祭鹊山神应王之祠。元至元十七年（1281年），永宁王令旨，八班妃子懿旨，特差太医王□善香致祭鹊山神应王之祠，以申报谢。元至元二十三年（1287年），皇太子致祭鹊山神应王之祠。明成化二十三年（1488年）《重修鹊山庙记》载：“迄今季春之月，有司岁以典礼从事，远近土女执香币奉牲醴，以致诚悯者争先而趋。”清康熙五十八年（1720年）《重修鹊山后土诸殿碑记》亦载：“至今二千余年，历代褒封，太府岁祭王之……”历代府县有司致祭均按定制规格施行。
  鹊山庙会一年数次，其中三月初一规模最大，十月初一次之。每逢三月初一，庙会常常是人山人海，车水马龙，因此会期也不断提前和延扁鹊墓 长，从二月初二开始，直到三月初二才算结束，历时一月。十月初一庙会一般三至五天。其他时间的庙会规模小，会期只有一天，外地人一般不来参加。
  三月初一和十月初一庙会，是利用我国传统的清明节和寒食节为扁鹊进行的祭祀活动。庙会期间，在朝拜、祭祀扁鹊的同时，还常常为官府和民间信徒举祭祀用品行斋醮以祈求太平、风调雨顺或祈福消灾，此外还有民间的烧香拜神和娱乐活动。斋醮，又叫打醮，是道教祭祀神灵的一种宗教仪式。斋醮的天数和法师人数多少视道场大小而定，时间一般是三天，法师一般是三人或五人，道众四人或六人，音乐吹打伴奏者数人。娱乐活动有外地为庙会助兴奉送的民间艺术表演，也有祭祀者自发组织的各种活动，主要有抬杠箱、推太平车、划旱船、踩竹马、拉碌碡、扭秧歌、扇鼓舞、杂耍、本地回回民间舞蹈、戏剧清唱、锣鼓点、走方队、夸官、燃鞭放炮等，每年还要在庙内戏楼唱六台大戏。
  扁鹊庙会由于扁鹊祭祀和庙会的兴盛，还形成了独特的茶棚文化。在内丘县前往神头村沿途的村村寨寨都设有茶棚，并用不同形状的旗帜作标志，或写或绣“某某村茶棚”、“某某岭茶棚”等字样。茶棚在神头村有100多家，沿街住户几乎家家都是茶棚。茶棚不仅方便了外地香客的食宿，也成为祭祀活动的辅助场所，人们在这里进行“说功”和“跑功”。
  千百年来，人们通过赶鹊山庙会来祭祀扁鹊，并祈求实现祛病消灾、五谷丰登、利禄功名、福禄寿喜、人畜平安的良好愿望。扁鹊祭祀造就了博大精深的扁鹊文化，人们在赞美和讴歌扁鹊高超医术和高尚医德的同时，已把扁鹊作为精神支柱来崇拜和敬仰，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民间信仰和民俗文化。2006年，内丘扁鹊祭祀被列入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3、中华张氏传统祭祀葛仙庄张氏宗祠张氏祭祖典礼俗话说，“张王李赵遍地刘”，推张姓为中华第一大姓。据近年来人口普查资料，张姓人口约有近8000万人，数量之多居中华各姓第三位。而这一显赫姓氏，就起源于邢台市的清河县。
  张姓历史非常悠久，有关文献记载出自黄帝，是黄帝第五子挥的后代。据明嘉靖年间张俊等纂修的《张氏统宗世谱•得姓郡望》记载：“吾张氏之得姓者，自轩辕黄帝第三妃彤鱼氏之子日挥，观弧制矢，赐姓张氏，官封弓正，主祀弧星，居尹城国之青阳，后改清河郡。“认为张姓源自黄帝与第三个妃子彤鱼氏所生的儿子挥，挥因为发明了弓箭，被任命为弓正（官名）。弓正亦即弓长，二字相合，正是“张”字，这样就有了张姓。宋修《百家姓）也说，张姓在清河郡，“黄帝第五子青阳生挥，观弧星始制弓矢，为弓正，主祀弧，遂为张氏。周有张仲，汉有张良”。
  很多张氏谱牒都记载，张氏的祖居地在清河。挥的后代“世居青阳，封于尹城”，即今天清河县的“青阳”，清河也就成了张姓的一大郡望。《太平寰宇记》记载：“青阳县，汉县，属清河郡”，“古青阳县县城在县（指宋贝州清河县城）东南三十五里。”明嘉靖《广平府志》载，汉高祖四年置清河郡，因境内有清河流经而得名。根据这些记载，对照清河建制沿革，并查张氏创业园推介会《中国历史地图集》可知，西汉青阳县城应在今清河县油坊一带。据此，足以证明挥的祖居地就在今天的清河县。古代“青”与“清”两字通用，以山南水北为阳，山北水南为阴，因此，我们认为，“青阳”就是“清河的北面”。历史上，清河是一条古老的河，曾经流经现在的清河县，这在《水经注》中有记载。又据《中华姓氏通史•张姓）（邓洪波著）记述：在数千年前，当时整个华北平原的气候比现在要温暖湿润得多，降雨较多，清河的流量很大，并常常造成水灾。大禹的父亲鲧曾到这里来治水，这里雨水既多，草木茂盛，有大型食草动物及食肉动物出没其间，我们可以想象当年的张氏先民手持强弓硬弩，如何在平原树丛中追捕野兽，在清河水中捕鱼。
  清河张氏历代多达官显贵。西汉时有辅佐刘邦建立王朝的留侯张良，有精通《左传》之学的硕儒张禹。三国时博士张揖，著有《广雅》10卷等。北魏时，籍贯清河的儒将张彝战功卓著，官至侍中。自北魏至北周，清河张氏名垂史册者还有张说一门、张烈一门，以及天文学家张子信、大数学家张丘建等。清河张氏的再次显赫于世是在唐朝。据《旧唐书》、《新唐书》记载，唐高宗时为相的张文瑾，武则天时为相的张锡就都是清河张氏。唐代著名诗人张祜、张众甫、张固等也都是清河张氏子孙。《唐贞观八年条举事件》提到张氏郡望6个，贝州清河郡张氏列第一位。唐高宗乾封元年（666年），唐高宗命大臣甄别确定全国十大姓作为“国柱”，清河张氏位列第一，被定为“乙门”，排在“国柱”之首。唐人林宝《元和姓纂》、宋陈彭年《广韵》以及宋修《百家姓）等均以清河为张姓第一郡望，后世张姓子孙修续祖谱也多以“清河堂”冠名。
  张姓因为是大姓，来源众多，分布广泛，其郡望除清河这支外，还有南阳、吴郡、安定、武威、范阳、中山、汲郡等多支。据台湾屏东县《清河百忍族谱》记载：张氏祖脉在清河，后因“生子众多迁入徐州，逐渐南下，西汉末年王莽当权，时元始元年九月十三日，一祖带领男女族人众多，过扬子江，分往下塔衢州（在今浙江）、托州（在今江西）、赣州等处。一祖迁往建州（在今福建），一祖入湖州（在今浙江），一祖入演州（在今越南）。各成桑梓，四海散处。后世子孙皆是亲生骨肉，不可弃也。”查阅《清河县志》及一些史志，清河先民历史上曾多次大规模地向外迁徙，逐渐遍及全国，时至今日已遍布世界各地。
  天下张氏源清河，还因清河在周代就有张氏祠堂及古墓。据明朝永乐年间《清河家乘》记载：“仪仕秦为相……策鲂公当时坟莹诸处，立庙清河。”说明张仪的兄弟张撰曾于周朝在清河立过宗祠，这是张氏根在清河的又一佐证。起源于清河的张氏族人世代繁衍生息，不断扩展壮大，表现出异常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这也说明，清河是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之地。据考古证实，汉代的城池均掩埋在今地下十米以下，其遗迹无从辨认。现今，张氏祠堂的准确位置已难确定，按照“立庙河中华张姓始祖挥公墓南”（河，指古黄河支流河或古清河，即今清凉江道南）的大致位置，在今县城西15里处，复建祠堂。每年清明节，是清河张姓公祭日，各村张氏族人代表都要到张氏祠堂，恭以猪、牛、羊、鸡四牲及素果为供品，祭拜祖先。自张氏祠堂建立以来，海内外张氏后裔也多次到清河寻根祭祖。
  为了充分利用好张氏文化资源，清河县先后成立了清河张氏文化研究会和清河张氏宗亲联谊会，积极展开研究和联谊工作。近年来，马来西亚、印尼、香港、台湾、深圳、北京等国内外张氏宗亲来清河寻根问祖的不断增多。2006年9月16日，新加坡张氏总会会长、现任世界张氏总会会长张允伏带领东南亚三国两地宗亲来清河考察祭祖，故土情浓，感慨至深。2008年4月，应世界张氏总会邀请，清河县恳亲代表团参加了新加坡世张第三届恳亲大会。2009年5月28日至30日，第四届世界张氏恳亲大会在清河举行。为了迎接这次恳亲大会的召开，更好地展示清河形象，使张氏文化走向世界，清河县规划建设了“一庭两园”，即华夏张氏祖庭、张氏文化生态园和世界张氏工业园。华夏张氏祖庭，作为第四届世张氏恳亲大会的主要活动场所，整体布局气势恢宏、古朴庄重，不仅是对古代张氏文化建筑的复建，还可以陈列古籍，举办文化展览，具有保护、展示古文物的功能，全面展示了五千年张氏文化的辉煌历程。
  4、牛郎织女传说及祭祀仪式七夕节是中国最具浪漫色彩的传统节日，早在汉代就有对牛郎星和织女星的记载，而七夕节的形成主要源自于牛郎织女的神话传说。在邢台一带，牛郎织女的故事广为流传，邢台西部的天河山，是牛郎织女传说的发源地；内丘县的玉皇庙，每年七月七日都要举行独特的祭祀仪式；邢台民间流传的爱情歌谣故事达500多篇，摩诃罗种类近千种。
  邢台七夕摩诃罗这些多姿多彩、独具特色的“七夕”民俗文化，不断丰富着人们的精神生活和审美情趣。
  天河山距邢台市区65公里，位于太行山的深处，这一带不仅广泛流传着牛郎织女的故事，而且拥有大量的文化遗存，经多位专家考证，这里就是牛郎织女故事的原生地。天河山主峰天河梁高1750米，是邢台境内第二高峰，传说中天河梁就是牛郎织女七夕相会的地方。天河梁的背面六七华里处有个绿树掩映的美丽村庄，叫作牛郎峪。相传，牛郎在这里出生、长大、放牛，后被兄嫂逼迫赶着老牛翻过天河梁向南至王盆崦处，建起牛郎庄。距牛郎峪不远还有一村落叫南天池村，就是传说中织女洗澡的地方，也是牛郎织女相识的地方。
  相传很早以前，天河山上有座牛郎庄，牛郎庄里有个忠厚老实的小伙子叫牛郎，父母早亡，狠毒的嫂子天天让他去放牛，牛郎和老牛整日相依为伴。慢慢牛郎长大了，哥嫂与他分家，只给了与牛郎相伴的老牛和山上的破屋。有一天，西边的天池里来了几位仙女洗澡，牛郎遵照老牛的话，拿走了正在沐浴的织女的飞天仙衣，二人遂结为夫妇，以耕织度日，生下一儿一女，过着美满幸福的生活。王母娘娘发现织女独自下凡之后，命天兵天将捉拿织女回宫，拆散了牛郎织女。老牛临终时曾告诉牛郎，剥下牛皮披上就能上天。于是牛郎披上牛皮，担着一双儿女飞到天上去追赶织女，追到天边眼看就要追上，王母娘娘却拔下银钗划出一道天河，把一对恩爱夫妻分隔天河两岸。牛郎和织女在天河两岸整日相对哭泣，他们的真情感动了人间的喜鹊，就在天河上搭起一座鹊桥让他们见面，王母娘娘也只好允许每年的七月邢台民间剪纸牛郎织女剪贴七日让两人在鹊桥上相会。
  动人的传说在人们心里留下深深的烙印，从此之后就在邢台世代传诵，并有相当数量表现七夕题材的民间文学作品保留了下来。在临西县，一首《俺家娶个花婶子》的歌谣极为形象生动。“七月里，秋风起，俺家娶个花婶子。脚又小，手又巧，两把剪子对着铰。铰了一群花喜鹊，扑啦扑啦上天河，天河不是它的家，它为牛郎把桥搭。搭座鹊桥渡织女，看你喜欢不喜欢。”此外，在邢台各县还有《星星歌》、《豌豆角》《织手巾》等很多民间歌谣，反映了牛郎织女的爱情故事，并被收入《中国民间文学集成》。
  在内丘县，牛郎织女的传说不仅家喻户晓，而且还流传着一种古老的七夕祭祀仪式，通过拜天棚地棚以及上供、做功、唱神戏的形式，传颂牛郎织女的忠贞爱情，庆祝牛郎织女鹊桥相会，同时祈求姻缘美满、平安富贵。内丘县城的农历七月七玉皇庙庙会是专门为祭拜牛郎织女鹊桥相会而设立。相传王母娘娘把一对恩爱夫妻分隔天河两岸后，心地善良的菩萨就到玉皇面前求情，玉皇恩准每年七月初七牛郎织女在天河上由喜鹊架桥相会。人们为了感谢玉皇的恩德，就在牛郎的家乡建玉皇庙，形成七月七庙会。据明崇祯地棚剪贴十五年《内丘县志》记载，玉皇庙“在东关外，隆庆年间太监申信建。”玉皇庙建成之后，香火极盛。目前玉皇殿为主庙，有王母娘娘、三圣母、三皇姑、后土奶奶等女神庙，形成了占地三十余亩的民间诸神庙群。
  拜天棚地棚是祭祀仪式的重头戏。天棚地棚用五彩纸制作，长约3米，宽约2米，底面为黄色，并饰以花边，无任何文字，全部用剪纸展示其构图内涵，色彩鲜艳，结构巧妙。天棚四方有四大天门，星星组成银河，银河中五彩喜鹊搭成鹊桥，中国民俗学会副会长刘铁梁等民俗专家来内丘考察天棚地棚上面有日、月、北斗七星、南斗六星、东斗五星、西斗四星、中斗扫帚星、牛郎织女星等。地棚图案主要为莲花、地母、大鳌鱼、五彩鱼、蟾蜍、蝌蚪、蜗牛、四大地门及各种小动物，还有金船、银船载着世上的男女。祭祀仪式从七月初七开始，信徒们在玉皇庙前展开做好的天棚地棚，周围摆放龙轿龙袍、彩衣、彩鞋等特殊供品，香客们不分昼夜，在天棚地棚前焚香祭拜，并敲打乐器念唱他们自编的牛郎织女故事和俗曲。直到七月初七晚上，将天棚地棚、当场用黄蜡纸剪的天梯和其他祭品一起烧化，主管玉皇殿的庙首率香客跪拜，整个祭祀仪式宣告结束。庙会期间还有唱戏的传统，主要演出传统的爱情剧目《抬花轿》《西厢记》《打金枝》《对花枪》等，七月初七晚上必唱《天河配》。另外还有妇女比女红乞巧、撒河灯、淋喜雨、柳枝蘸水洒街、葡萄架下偷听牛郎织女说悄悄话等习俗。
  内丘牛郎织女传说及祭祀仪式，运用剪纸艺术形象地再现了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神话故事，以特有的民俗方式演绎了爱情这一人类永恒的主题，表达了农耕文明时代，人们对男耕女织、儿女双全幸福生活的期盼，以其深厚的文化內涵，丰富了我国的七夕民俗文化。2006年，内丘牛郎织女传说及祭祀仪式被列入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5、隆尧县泽畔抬阁在钟灵毓秀的唐尧大地，有一个以世代种植莲藕而远近闻名的村庄，这就是著名的隆尧县泽畔村。泽畔村位于古大陆泽畔，这里土质肥沃，水质甘甜，世代种植的“泽畔藕”以营养丰富、美味可口、质地细腻、药食兼用而著称，清嘉庆年间送入皇宫，咸丰四年列为贡品，深得光绪、慈禧赏识。在泽畔村，还有一种珍贵的民间艺术，那就是流传600多年的民间社火抬阁。
  抬阁是山西、内蒙古等地社火活动中一种重要的民间技艺表演，因表演形式和流传地区不同，名称也各不相同。然而，这样一种民间习俗又是如何流传到泽畔村的呢？元末明初，战乱频繁，灾害频发，中原一带十室九空，千里赤地，荒无人烟。洪武至永乐年间，明朝政府从山西民间社火泽畔抬阁大批向外移民，抬阁这种社火形式也就随着移民传播到了祖国各地，并逐步形成了不同地域特色的抬阁。泽畔抬阁就是明永乐元年（1403年）秋，随马姓二兄弟由山西洪洞移民至泽畔落户的，现该村仍然保留了“马家斜子”等地名。
  抬阁源自元朝末年的民间“扛神”活动，后逐渐演变为抬由活人化妆的“神”，并由四人抬发展为现在的八人抬阁。泽畔抬阁用两个八人抬阁表演，其主体结构为抬阁床，床中间有一圆孔，圆孔中插一根立柱，与阁床固定成为一体。表演造型是几层，立柱上的支架也相应制成几层，每一层的演员都固定在支架上，这些支架又都在围布和演员服装的掩饰之中，所以观众只看到人物，而看不到这些支架。长时间的表演，人上站人，或手中托人，演员臂力“之大”，常常使人叹为观止。
  泽畔抬阁表演时，小孩扮演成各种戏曲人物立于支架之上，由人抬着行进。抬阁上的人物不念不唱，仅配以简单的脸部和双臂动作，但配上鼓乐开路、锣钹断后，就热闹非凡。远远望去，精心布置的阁床映照着服装鲜艳的儿童，酷似天仙下凡。抬阁上演员的扮相和造型大都以戏剧和民间传说为主，有吕洞宾戏牡丹仙子、赵匡胤千里送京娘、三打白骨精、关公保皇嫂、白蛇与许仙、哪吒智斗三太子、岳飞与秦桧等不同内容，同时也经常穿插一些具有时代内容的题材。
  按照古老的惯例，泽畔抬阁过去在本村每12年（逢龙或虎年）表演一次，绝不外出表演，也极少同外界交流。为了保密，泽畔抬阁当初只在马家择人传承，每次表演时，马家院中都要将闲杂人等驱赶出院，闭门安装、捆扎停当后才抬出表演。此时，由于人上站人，高度不可能由大门洞抬出，则只能将门洞地面挖地三尺。表演时，阁床两边还要各随2人，防止他人掀看布帘偷窥其中奥秘。按照现在艺人的说法，泽畔抬阁当有23代，但对18代以前已无人能忆起。抬阁表演的历代祖师、谱系原来均供奉在马家祠堂中，历史上的一次大火使之全部化为乌有，成为永远无法弥补的缺憾。建国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后，泽畔抬阁才逐步有了外姓传人，使这种古老的艺术得以重放光彩，增加了节日的喜庆气氛。
  泽畔抬阁集舞蹈、杂技、音乐、戏剧等艺术形式为一体，表现形式生动，思想内涵丰富，具有古老的民俗特征，2007年6月29日被列入第二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8年6月被国务院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
  6、周公桃花女传说与北方汉族婚俗文化我国幅员辽阔，不同的地方有着不同的婚俗习惯，而在华北地区，广大汉族群众至今还沿袭着许多古老的传统形式。这—婚嫁习俗，就源自于邢台西部广为流传的周公与桃花女的传说。邢台市区西约十多公里的周公村、大桃花村、小桃花村、石坯头村等村庄都因这个传说而得名。这些村落里，至今还保存着与传说有关的周公塔、周公庙遗址和部分石刻。
  相传在西周初年，真武大帝的降魔利剑下凡投胎，剑身变为周公，剑鞘变为尹桃花。为给石坡头村的梁员外之女治病，经石人献计，周公收服了霸占梁女的王八精。王八精又施计害死石头人，终使周公喜得上下两卷天书，上卷可推算阴阳运转，下卷能破解沉浮祸福。不料，下卷天书却被白公鸡偷走送给了桃花女。周公数番索要，均被桃花女拒绝，并用下卷天书，屡次破解了周公之术，由此二人结怨。
  桃花轿石座（宋元时期）为了要回天书，周公思前想后，决定托人说媒娶桃花女为妻，并在娶亲之时害死桃花女。桃花女算出自己与周公该有一段假姻缘，于是就答应了这门亲事。周公派人送去了红贴，故意择黑道日完婚，并施连环计，在娶亲的路上和庭院都布置了小桃花村碑凶神精怪，只等桃花女前来送死。
  娶亲的日子一到，周公敲锣打鼓前去迎亲。只见桃花女头顶一方红布遮住脸面，身穿大红衣，腰带小铜镜，脚穿黄套鞋，上了花轿。一路上，周公埋伏的五鬼都未能害死桃花女。来到周家门口，桃花女在轿里用周公塔石刻构件（宋元时期）一张柳木弓，三只桑木箭，左射丧门，右射吊颏，中射白虎，又闯过一劫。周公在门里暗藏了白马精，预备了马精的草料，静候桃花女，一旦桃花女进门，立刻放马过去，马踏桃花女。桃花女坐双轿，大轿套小轿，巫婆抄起缠红线的秫秸杆拍打大轿，丝毫损伤不了桃花女。下的轿来，桃花女叫人在过道红毡上放了马鞍，跨过马鞍，把白马精压在鞍底下，破了周公的巫术，铡好的马料没喂了马，却撒了桃花女一头。按常理，新娘过门这天，穿红衣，着红鞋，可这天桃花女偏偏着黄鞋，黄道破黑道，破了周公的黑道日。
  拜天地时，周公在天地桌上放着斗，斗里插着秤，意思是等着斗一会，天地桌下却暗藏着昴星、蛐蛐精、蝎子精等妖魔，但——被桃花女破解。进入洞房，桃花女上炕后面向墙角坐下不动，周公见最后设下的计谋也不攻自破，于是，抽出斩仙剑砍向桃花女，二人便杀出洞房，直周公塔石刻构件（宋元时朗）杀得天昏地暗。真武大帝见二人尘缘已了，凡期已至，便将他们收回，从而给世人留下了一段神奇美丽的传说。
  周公在迎娶桃花女过程中，两人各怀心态，你施一计，我布一法，均使尽了浑身解数想要制服对方。在之后的民间婚嫁中，这一娶亲过程的所有细枝末节，均被认为是大吉大利，被世代所沿习，逐渐形成汉族的婚俗文化。男方求婚时，要“下庚贴”、“送食箩”；新娘出嫁时，要“穿红袄”、蹬“黄套鞋”、戴“护心镜”、蒙“红盖头”；迎亲途中“鸣锣放炮”，娘家兄弟“送亲押轿”，遇到奇石怪树、井台磨坊，要贴“红喜帖子”；迎亲队伍为了“避五鬼”不能走回头路；新娘到了新郎家门口要“拉弓射箭”、“过马鞍“、“踩红毡”；新郎家门前要点“长明灯”、撒“门卫子”、竖“秆草个儿”；门头上要放“年糕”，天地桌上要放“斗”、搁“秤”；拜堂时要“撒草料”；新娘入洞房后，要“面对墙角坐”等等。时至今日，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在婚嫁过程中不断地减略、改变了一些习俗，但一些有象征意义、有讲究的习俗还是流传了下来，世代沿袭。这些保留下来的习俗表现了民众摒弃邪恶，希望大吉大利，追求美好姻缘的良好愿望。
  7、南和抬黄杠南和县有两个乡镇，河郭乡与贾宋镇，每年春节期间，河郭乡的“四牌公”总要抬着“黄杠”到贾宋镇去玩社火，贾宋镇的人像招待亲戚一样热情款待。这就是远近闻名的“抬黄杠”，相传这是东汉末年黄巾军与官兵打仗时留下的传统。
  南和县“抬黄杠”的习俗始于东汉末年，距今有1800多年的历史。当时，张角率领的黄巾军起义后，部将黄龙率其中一部驻扎在今南和县贾宋镇张路村，而官兵屯集县城，两军形成对峙阵势。其间，由于黄巾军缺少粮草，部将黄龙便派人到河郭附近的村庄筹集粮草。河郭百姓听说农民起义军需要粮草，都积装饰一新的黄杠四公牌旗极支援，纷纷献粮。为保证筹集的粮草安全，河郭的百姓与黄巾军商定，由村民用箱子抬送，黄巾军护送。当黄龙带领送粮队伍路过贾宋村边时，恰巧碰上官兵，双方展开激战。贾宋百姓听说官兵拦截起义军粮草，一起涌出来，帮助河郭村民赶跑官兵。
  这一天正是正月二十一日。从此以后，河郭和贾宋村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成了患难的好朋友。每年的正月二十一日，河郭的村民都要仿照原来送粮的样子，备下三十二杠，表示送粮，三十二名骑着高头大马的勇士和三百二十名村民、兵丁以示护送，浩浩荡荡到贾宋镇去感谢支援之恩，这叫做送杠。贾宋镇的人也以同样的人数来迎接，这叫接杠。两村在交接的时候还要按照太平道的规矩，举行庄重的仪式，双方相对跑到村口随着“杠头”的指挥进行交接。年复一年，天长日久，这种活动逐渐演变成一种民间喜闻乐见的大型社火。直到现在还流传着一种“抬黄粮、送黄粮、送给黄巾作粮饷，黄巾吃了打豪强”的传说。
  南和县河郭乡历史上曾划分为七个牌，抬黄杠活动主要由西边四个牌，即赵牌、梁牌、樊牌、郗牌（庄）四牌组织，因此，杠头打的大旗上写的是“四牌公”三个大字。四牌公大旗一直由抬杠首领即“杠头”抬黄杠营场景之一抬黄杠场景之二保存，杠谱由“头杠”（第一杠）保存，从不外传，千百年来传袭至今。这一天，河郭乡“四牌公”的两千多名群众，都会像运送宝物般，肩抬七色花杠隆重而小心地早早出发“送杠”；同样，贾宋镇“七牌公”（程牌、冀牌、李牌、豆牌、韩牌、杨庄、唐庄）的近三千多名群众也会在三更时分，如接待贵宾般热情等候在村口“接杠”。
  黄杠共三十二杆，一般杠是由杠箱和杠杆两部分组成。杠杆长6米，粗12公分，由弹性木料做成。
  杠箱在中间，重约30公斤，杠箱两边各有铁环一个，杠杆上绑有两串铜铃，杠箱顶部用彩绸彩球彩带编织在一起，两边插有两个鸡毛掸子。黄杠套路有三环套、金香炉、剪子股、四大金刚、抬佛爷、对瓣枣花、凤凰单展翅、凤凰双展翅、单头蝴蝶、双头蝴蝶、五股穿心、赛马等二十四式。抬杠时，彩绸、彩带、鸡毛掸子上下摇摆，杠上铜铃随着杠杆有节奏颤动拍打，同时作响，气势雄伟，高处望去十分壮观。表演时，三十二黄杠后面配备三十二匹马和参加活动的群众，谁的杠谁负责找马、训马，连骑马一包到底。
  扛黄杠跑马场景之三抬黄杠场景之四由于“抬黄杠”人数众多，规模宏大，花样繁多，组织不易，不知何时起，表演时间改为十年至二十年一次。一般是在国泰民安、和平盛世、丰收之年，由贾宋镇提出邀请，河郭乡“杠头”组织“抬黄杠”理事会共同研究决定抬杠日期。“杠谱”里有一项亘古不变的规定，正月十一“齐杠”、正月十三“齐马”、正月廿一、廿二“送杠”、“接杠”。正月十一这天，赵牌、梁牌、樊牌、郗牌四个村的三十二杠便一个不缺地全部送到“杠头”指定的场所。而后，一一观看，哪个村的更漂亮，哪个村的更美观，大家赏个不停，赞叹不绝。“头杠”是三十二杠中最重要的一杠，“抬杠”中，其它杠都会紧随“四牌公”大旗和头杠的指令而变幻着二十四样式中任意一种。
  正月廿一、廿二这两天，河郭乡抬杠队伍就会到贾宋七个牌，踩街抬杠。每当抬黄杠的队伍到来时，沿途的企业、作坊，甚至是农家的主人，都会将自家门前打扫干净，鞭炮迎接。届时鞭炮声、欢呼声不绝于耳。踩街时，在“杠头”指挥带领下，三十二杆杠按顺序排列在“四牌公”大旗后穿街走巷，按照杠谱，踩着杠的震颤鼓点，时而徒手倒肩，时而外八步内八步，杠杆在脊背上任意转动，却不掉下，两个抬杠人前后默契配合，翩翩起舞。抬杠人或扭得花枝乱颤，或鼻扎八字胡、嘴叼大烟袋、拄着拐杖，直扮鬼脸。抬杠中上至七八十岁的老人，下至十几岁的孩童，也都为自己能抬一会儿扭几下，而高兴不已。一时街道上，人挤人、人喊人，挤成一团，笑闹声、喝彩声，响彻云霄。
  上午踩街热闹，下午跑马更为壮观。村边广阔的田野上，早早围成偌大的人墙，等候抬杠队伍的到来。约下午二时左右，杠头高举“四牌公”大旗，三十二杆杠、三十二匹马、近两千名抬杠人按顺序排列，而后蜿蜒入场，不多时所有“黄杠”随着“四牌公”大旗的挥舞，分别做着三环套、金香炉、剪子股、四大金刚、对瓣枣花、凤凰单展翅、拉风匣、野鸡旋涡等黄杠套路二十四式。场地上，四周的观众不时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其阵势之宏大，不逊于“沙场秋点兵”。最后的野鸡旋涡和赛马把活动推向高潮。人、马、杠一起运作，一时间，表演场地上顿时飞尘扬天，马铃四起。远处望去，在"黄杠”的疾速跑动下，彪悍的骏马绕圈飞驰，其气势宛如北方旷野的赛马场。数万人的表演场地上，人欢马叫，抬杠艺术达到高潮。杠花、舞步寓意深刻，记载了当年黄巾军和官兵交战时的种种情况，骑马者代表黄巾军，抬杠者是老百姓，有时候马掩护杠，表示黄巾军掩护老百姓，有时候杠围住马，代表老百姓掩护黄巾军，有时候马突然从杠中跑出来，代表黄巾军出奇兵袭击官军，每一种杠花都是一种纪念。
  约十年一见的南和县“抬黄杠”，对于仍处于新年气氛中的乡村群众来说，不单单是一场民族节日的文化盛宴，这一传承千年的民间社火和传统习俗，承载更多的是惩恶扬善、互助互爱等民族传统的发扬光大，以及黎民百姓对国泰民安、和平盛世美好生活的期盼。
  8、内丘县郭巨孝文化古人云：“百善孝为先”，孝悌是中国文化的基础，是儒学伦理道德的核心内容之一。孔孟时期，出现了阐发儒家孝道观的经典著作《孝经》，之后历代儒学之士对“孝道”纷纷加以阐释并进行大力宣扬。为了加强封建统治，达到以孝劝忠的目的，历代帝王更是对儒家孝道孝行推崇有加。这二者的合力影响就是《二十四孝》在民间的产生和流传。
  元代郭居敬辑录古代二十四个孝郭巨碑（残）子的故事编成《二十四孝》，成为宣扬封建孝道的通俗读物，其中关于“郭巨埋儿”的故事就出在邢台的内丘县金店村（原名金提店）。明崇祯十五年《内丘县志》记载：“郭巨字文举，其先河南人，家贫岁凶，侨居就食。一子三岁，母尝分食与之。巨谓妻日：‘贫乏不能供给，子夺母食，子可再有，母不可再得。'可供汝埋子，遂携子诣野，掘地三尺余，石盖黄金一釜，上有丹书日：‘孝子郭巨，黄金一釜，用以赐汝，官不得夺，民不得分。’巨获金得终养。”据鲁迅考证，郭巨埋儿一事在汉代内底郭巨塔 刘向《七略别录•孝子传》中的记载，“却又有些不同：巨家是富的，他都给了两弟；孩子是才生的，并没有到三岁。结末又大略相象了……”在《古孝子传》、《搜神记》以及《太平御览》等书中，多言郭巨隆虑人，“流寓中丘金提店，埋儿得金，名振天下，游宦平阴，病卒”。
  后人为纪念郭巨这位孝子，在其埋儿获金处建郭巨塔，在金店村建郭巨庙、慈人寺，可惜今天只能看到部分遗迹。每年农历三月初六的庙会，却一直沿袭至今。在山东肥城西水村也有郭巨祠，因郭巨生于河南林县，获金于内丘，卒于肥城。无锡人郑伯兴在任内丘知县时，曾为重修祠庙撰写《建忠孝祠记》，据碑文记载：嘉靖丁巳仲春，其辅任邢之中丘，拜谒贤明之祠郭巨墓，得知当地的村名“留孙村”、"文孝村”，皆因郭巨埋儿孝母得黄金而得名，很是感叹。在今天的内丘县，以金店镇为中心有金店村、大小留村（原名留孙村）、武文孝（原名闻孝）、西闻《汉孝子郭巨获金处》碑孝、侯闻孝、黄釜、张麻（骂）等十几个村因其得名。
  这个故事不仅迷信色彩浓厚，而且养母埋儿太过残忍，对其“愚孝”之举民间历来就有不同的看法，并遭到一些人的痛骂，在金店村周边就流传着“七个张麻（骂），八闻孝，中间夹个不知道”的民谣。鲁迅先生对此更是深恶痛绝，他在《朝花夕拾》的《二十四孝图》一文中写道：“其中最使我不解，甚至于发生反感的，是‘老莱娱亲'和‘郭巨埋儿'两件事。”“我最初实在替这孩子捏一把汗，待到掘出黄金一釜，这才觉得轻松。然而我已经不但自己不敢再想做孝子，并且怕我父亲去做孝子了……倘使我的父亲学了郭巨，那么，该埋的不正是我么。”“掘好深坑，不见黄金……又有什么法子可想呢。”辛辣地讽刺了这个故事宣扬的愚忠愚孝与对待儿童的残忍。
  郭巨为母埋儿至孝感天，而其孝行却荒诞愚昧，不合人情。但由于人们从良好的愿望出发，宣扬多行孝道会得到有益的回报和完满的结果，自然有它合理的内核，所以两千年来，郭巨埋儿获金的传说在内丘乃至全国广为流传，经久不衰。孝悌观念是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优良美德，今天我们应该以正确的态度看待孝悌观念和推崇孝道孝行，不断将其发扬光大。2007年6月，内丘县郭巨孝文化被列入第二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9、沙河九龙祭祀在沙河，每年的农历六月十三日，沙河市东部平原区的褡裢村，位于该市中部丘陵区的全呼村，以及位于该市西部深山区的九龙沟三处地方，会在同一天举办盛大的祭祀九龙神的九龙庙会。有关九龙文化的传说起源于元朝延祐二年（1315年），至今已有700年的历史，在古代曾影响到顺德、广平、彰德三府所辖的沙河、邢台、南和、永年、鸡泽、曲周、成安、武安等县。庙会期间，举行祭祀九龙神活动时，必不可少的一项祭祀活动就是“抬九龙”。“抬九龙”俗称“抬九爷”，届时村民们自发地组织起来，从神庙中抬出九龙和岳奶奶神像，锣鼓开道，彩旗招展，日牌、月牌、斧、钺、钩、刀等古代兵器和手持点燃香火的善男信女等作前导。九龙神驾进庄时还要举办“迎祭”，届时，村民们制作出各种色彩艳丽的鲜花、糕点等祭祀品从村口—直迎接到建于村内的神庙中。在举行“抬九龙”的活动时，常常伴有旱船、秧歌、高跷、扇鼓舞等丰富多彩的民间文艺表演活动，阵容十分浩大壮观。
  沙河九龙沟和九龙庙历史悠久，这里的九龙祭祀活动影响最大。九龙沟位于沙河市西南35公里的罄山脚下，九龙庙建在沟壁直立，狭如线天的九龙沟底，上有丹崖古柏苍翠欲滴，下有九个龙潭溪中纵列，常年不涸。明代著名诗人陈荩曾赞日：“双壁虽分疑欲合，半天似闭忽微开。”据沙河市《渡口村志》记载：“明朝崇祯十四年（1641年），思宗皇帝御驾从御路、渡口、过下井背，到赫山九龙庙祈祷降雨。”明、清皇帝和彰德府、顺德府、广平府等府县曾多次到此祈雨祭祀，并赐金敕封修缮，今仍留存明成化三年皇赐“护国灵侯”匾额。
  清代乾隆、雍正等皇帝对九龙祭祀非常推崇，相传两位皇帝多次九十九盏灯笼迎神驾九龙庙清代碑刻九龙庙会民艺表演御驾亲临九龙庙沟实施御祭活动，因此历史上的九龙庙被尊称为“御祭龙庙”。乾隆巡幸中土，回銮沙河地界，当闻知九龙庙祈雨灵验之事后，曾御驾亲临九龙沟御祭。据志书记载，清乾隆癸亥年（1743年）春，乾隆皇帝因求九龙神疗愈了痼疾，他特地为九龙庙亲笔书写下御赐金匾“汤膳显绩”，同时，又“从皇宫拨出专项黄金五十两，遣侍卫至沙河，缮新庙貌，以答麻嘉，以彰宠赐。”（民国《沙河县志》621页）。沙河市《渡口村志》还记载，“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大旱，乾隆皇帝御驾从御路、渡口、过下井背，到赫山九龙庙朝拜求雨。”自此以后，九龙沟更成为大旱之年，皇家宫院为彰显“爱民”旨意而举办“御祭祈雨”仪式的重要场地。清乾隆时期，官方已将九龙沟九龙庙的祭祀活动推崇到极至，沙河历任知县都从县衙的银库中拨出“官银”到九龙庙实施祭祀，清乾隆本《沙河县志》田赋志对此有明确记载。
  传说中，九龙沟是九龙神潜居的洞府，而在九龙沟东南十几里的全呼村却被附会成九龙岳丈的村庄。相传这天，全呼村民抬着九龙神到村中祈雨，恰巧被岳家一位未出阁的姑娘瞧上了。岳姑娘对九龙神暗自产生爱慕之情。当晚她在睡梦中得道升仙，从而与九龙缔结成神仙夫妻。为纪念这件异事，全呼村人在崿山脚下也建起一座颇具规模的九龙庙。至今，全呼村岳姓后裔还常在每年农历的六月十三日，即九龙神诞辰日，率领族人敲锣打鼓，燃放鞭炮，到九龙沟向岳家老女婿“九龙神”举行拜祭仪式。
  在沙河市平原地区的褡裢村，关于九龙的故事更是奇特。相传，元延祐二年（1315年）的某一天，一位名叫杨九思的上京举子考试落榜，在返回陕西老家的途中，路过邯郸某村，恰巧遇见一位年迈的老太太正在挑水。举子询问老太太为何这把年纪了还自个儿挑水吃？老太太告诉说，因为儿媳不孝顺，每天变着法儿虐待婆婆，一过就是十几年。听罢老人的陈诉，杨九思义愤填膺，默想自己若能幻化成龙的话，必将不孝恶妇处死。杨九思当时只不过心中想想而已，谁知当走进沙河褡裢店地界时，突然头昏眼黑，倒地而去，并真的幻作神龙，将恶妇抓去，之后飞落赫山脚下，把恶妇的人头抛弃在九龙沟的悬崖峭壁上。说也奇怪，自那时起，神龙飞过下方的泥土，便被恶妇秽血染成了褐红色。为纪念杨九思的仗义之举，褡裢村人在杨九思幻化神龙的地方建起了一座九龙神庙。至今，褡裢村九龙庙内还遗存着杨九思的墓冢。
  对龙的崇拜是中华文明的一个基本特点，龙已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核、中华民族团结的纽带和共同的精神支柱。神龙是智慧、勇敢、吉祥和尊贵的象征，中原和全国各地的民俗很多都与龙有关，如每逢喜庆之日舞龙灯，农历二月二祭龙王、吃龙须面，端午节赛龙舟等。我国民俗至今仍然把龙当作水神进行崇拜，各地龙神庙都是用来祈雨的。沙河的九龙文化现象是当地人民一种朴素的龙神崇拜和信仰，他们把龙当作祥瑞的象征和保护神，希望神龙能够扬善惩恶，保佑风调雨顺，以求避邪御凶、吉祥幸福。
  10、内丘牛王庙会内丘县城西去十余公里，在柳林乡王郊台村南，小马河畔的北岸，座落着闻名遐迩的牛王庙。庙台之上古柏环绕，葱茏苍翠之中掩映着一座清代建筑风格的古老戏楼。高大的牛王庙坐北朝南，戏楼与其交错对峙。据庙院內清道光十二年（公元1832年）重修戏楼碑记载：“牛王庙昔有戏楼一座，所建不知何时。自乾隆二十九年重修后，今六十余牛王庙古戏楼侧影载，每年三月十五日奉歌舞祀典。”牛王庙会香火极盛，经常会有成千上万的善男信女前来拜祭牛王，为牛王跑功、唱神戏。三百年来，在这座砖木结构的戏楼上，究竟为牛王和当地百姓上演了哪些优秀的戏剧作品，我们已无从考证，但透过戏楼昔日的繁华，我们可以深深地感到，农耕文明时代戏曲、音乐艺术在邢台大地的兴盛和辉煌。
  农历三月十五日的内丘牛王庙会是为祭祀牛王而立，庙会设立年代人们已不太清楚，也无从查考。为了在庙会期间给牛王唱神戏而建造的高大戏楼，今存为清代建筑，为河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一座我国北方罕见的古戏楼，十分珍贵的戏剧文物。牛王庙会以牛王庙及戏楼为农历三月十五牛王庙会唱神戏载体，表现出人、神、畜和谐相处的田园风光。庙会期间，数万民众从四面八方涌入牛王庙赶庙会，为耕牛祈求平安、健康，保护耕牛，望获丰收。
  牛王庙会以庙会祭祀形式流传，主要包括祭拜牛王、牵牛赶会、为牛祈福、跑功、唱神戏等内容。庙会当日，善男信女带着供品，到牛王庙前祭拜。敬牛王时要有一种特殊的供品，就是用黄纸剪成的耕牛，并用焚香留下的灰烬画上眼睛，于牛王神前烧化。香客在说词中把自己的牲畜称为“小毛童”，把牛王爷称为“毛童爷爷”，把牛人物化，以示敬重。三月十五日庙会时，当地的耕牛不再劳作，要休息一天，喂好草好料，梳理牛毛。牛王庙周边农民还有牵牛赶会的风俗，把牛放到河滩、山坡上供人品评。家有牲畜的人家，都到牛王庙祭拜，并求一红布条，系在牛角上，祈求保佑家畜一年四季平安。庙会时，善男信女以跑“功”的形式，为牛王表演自编自演的舞蹈和唱词。庙会期间，还要在戏楼内唱神戏，主要是唱给牛王爷看的，届时，赶庙会的人和牲畜都聚集在戏楼前，共同观看，热闹非凡。
  在生肖十二个动物中，为其立庙敬祀的不但有龙王庙，还有牛王庙。在兽神崇拜中，牛王是个很重要的兽神。作为农耕时代的主要畜力，对牛的崇拜，表现了民俗文化的时代特征。
  牛王庙建筑全景11.清河武松文化武松和武大郎、潘金莲之所以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主要得益于《水浒传》和《金瓶梅》这两部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在这两部小说中，武松是英俊威猛的打虎英雄，武大郎是个五短身材的窝囊废，潘金莲则是谋害人命的狠毒淫妇。而在武松的故乡清河县，世代流传着诸多有关武松、武大郎和潘金莲的原生态故事，远远超出了这两部小说的描写和讲述，而武大郎和潘金莲的人物形象更是与之大相径庭。
  武松的故事历史久远，南宋龚圣与作宋江三十六人画赞中就有《行者武松赞》，元杂剧和元末明初施耐庵的《水浒传》将武松描写得勇猛刚烈，成为深得人们喜爱的艺术形象。《金瓶梅》中有“武松杀嫂”的故事，武松的形象也没有大的改变。《金瓶梅》把故事发生的背景放在了清河县，应该不是偶然的，因为清河历史悠久，位居运河沿岸南北交通的要道，为《金瓶梅》展示丰富的生活画卷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在清河县，世代流传有“武松出世”、“武松井”、“武松大闹东岳庙”、“武松斗豪强”、“武松醉打贾武举”、“武松捉老電”、“武松招亲”等一系列《水浒传》上没有的故事，并且还有关于武松的歇后语，如“武松打虎一要死的不要活的”、“武二打虎一不醉不动真格的”、“武二郎水边看鱼一干眼馋”（据说武松不谙水性）等。
  在清河，历史上确有武大郎、潘金莲武植墓武植祠内景其人。武大郎家住孔宋庄（今更名为武家那村），是武氏家族的先祖，至今坟墓犹在。1994年清河县文物部门对其进行发掘，经测量其腿骨的长度推测，武大郎生前的身高应在1.8米以上。潘金莲是清河县黄金庄人，有潘氏家谱为证，据潘氏家谱记载，潘氏先祖于北宋末年因在贝州为官，自江西迁来在清河黄金庄落户。武大郎身材高大，相貌堂堂，文成武就，进士及第，曾任山东阳谷知县；而其妻潘金莲，则是大家闺秀，贤妻良母，知书达理。这些故事在清河县世代相传，妇孺皆知，在冀东南及鲁西北的广大地区都有流传。相传武大郎少年时家境贫寒，为富户放羊，曾做过富家子弟的陪读，在黄金庄村染坊打工时，得到潘掌柜的赏识，将爱女潘金莲许配与他，并供他读书。后武大郎考中进士，做了阳谷知县，清正廉明，率民众修渠引水抗洪涝，在当地有口皆碑。武大郎少年时陪读的富家结盟兄弟，因家中房屋被火烧光，无奈武植墓碑到阳谷投奔武大郎。武大郎因忙于政务，慢怠了盟兄弟，盟兄弟怀恨在心，在回家途中一路编排武大郎的臭报。可回到家中却发现，武大郎早已派人帮他修好了房屋，盟兄弟连忙原路返回涂擦臭报，可为时已晚。南来北往的民间艺人根据臭报以讹传讹，宣传开来，歪曲了武大郎的形象，后来经艺术加工写进了《水浒传》，这才造成了武大郎和潘金莲的千古奇冤。
  这些故事在民间主要通过讲故事的形式，口口相传。在清末和民国之交，开始出现说唱“武老二”的，即后来的山东快书，每到庙会和集日，一些说书艺人专说武松的段子，颇受人们喜爱。历代文人艺术家也改编了不少武松的故事，从元初红字李二作杂剧《折担儿武松打虎》《窄袖儿武松》开始，到后来的《武松打擂》《挑担武松》《武松打虎》，一直到今天的《武大郎正传》等，都是清河人爱看的。武松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不畏强暴、迎难而上，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英雄豪迈，给了清河人永远的文化滋养和拼搏精神。
  从历史上的宋江起义，到《水浒传》《金瓶梅》两部古典文学名著的问世，从世代的民间口头传承，到街头巷尾的说唱艺术和多种版本的舞台演出，使武松的人物形象更加丰满，人文内涵更加深邃。为进一步挖掘武松与金瓶梅文化，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2006年12月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授予清河县“中国武松文化之乡”和“中国金瓶梅文化研究基地”的称号。2007年6月，武松与武大郎的传说被列入第二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