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台市图书馆

佛教自东汉时期传入中国后，邢台就与佛教文化结下深厚的渊源。特别是在后赵时期，邢台成为北方的佛教传播基地和佛教文化中心。当历史进程到唐王朝时，邢州开元寺就是一座佛教名刹。以至到宋、金、元时期邢州开元寺在佛教界的影响更为广大，而到明清乃至民国以后，由于各种原因邢州开元寺的历史及在佛教史中的地位已经是鲜为人知了。
  通过对邢台开元寺遗留下的历代文物及与文献对照研究，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论，邢州开元寺自隋唐起，到宋金元时期一直为禅宗的重要道场。根据对文献的研究，邢台开元寺是禅宗的祖庭之一。
  为什么说邢州开元寺是禅宗的祖庭之一？这是因为禅宗慧可在禅宗地位十分重要，为达摩后中华禅传人第一人。据大观三年（1109）宋人陈振所撰《敕赐开元寺园照塔记》记载，邢台开元寺是“梵刹崛起于前者，曰此二祖传钵之地”。
  二祖即中国禅宗的第二代传人慧可，慧可生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一年（487）。唐道宣《续高僧传》卷十六说“外览坟索，内通藏典”。《景德传灯录》卷三亦说他：“自幼志气不群，博涉诗书，尤精玄理……后览佛书，超然自得”。年四十；赴篙山少林寺，从菩提达摩学禅。《续高僧传》卷十六说他在达摩那里“毕命承旨，从学六载，精研一乘，理事兼融，昔乐无滞”。达摩感其精诚，才传法与慧可的，并授与《楞枷》四卷，作为印证。达摩逝世以后，慧可前往邺都（河北临漳）弘法三十四年。但是，慧可在邺都的弘法并不顺利，而是遭受到排挤和打击，以至于被诬告至死，时为隋文帝开皇十三年（593），终年一百零七岁。
  二祖慧可得到达摩的真传后，来到当时的佛教中心邺都（今河北临漳），当时的邺城是寺庙广布，人文荟萃，佛教文化底蕴深厚。朝廷宦官、著名的学者，高僧云集，对于传播佛教有着得天独厚的便利条件。正因此，慧可才选择以邺城为基地传播佛法。
  但是，在当时的传播佛教法理活动中，大多僧徒主要是以印度传过来的教义为主。有关学者研究说：“凡是天竺传来的宗派，都自以为圣法如此，丝毫不容变通，属于本宗派的中国僧徒，也盲目顺从……”范文澜《唐代佛教》人民出版社，1979版，从以上记载看，从天竺国传来的佛教宗派并没有与中国的国情相结合，随着慧可的禅法渐渐的推广，接受的人也日渐增多，使其影响一天天地扩大，他的弘法活动也遭到了当时拘守经文的僧徒攻击。当时有个叫辩和的法师，在寺中讲《涅盘经》，他的学徒听了慧可禅师的讲法，渐渐地都离开了讲席，跟随慧可禅师学习祖师禅。辩和法师不胜恼恨，于是在邑宰翟仲侃的面前诽谤慧可禅师，说他妖言惑众。翟仲侃听信了辩和法师的谗言，对慧可进行了迫害。
  关于慧可在佛教史中的地位，公认是禅宗的二祖，实为中国禅真正的实践者。也可以这样说，慧可虽不是中国禅宗的开山，但慧可把印度佛法教义与中国的国情相结合，使佛教彻底的中国化，成为适合中国士大夫与百姓口味的中国佛教，这是慧可对中国文化最伟大的贡献。
  邢台（襄国）距邺城不远，在后赵时期就与邺城共同构成北方佛教中心，邢台（襄国）是佛图澄建立北方佛教的基地，又有佛图澄咒龙之岗，邢台（襄国）成为那个时期佛教信徒向往的圣地，在佛教界具有很大的影响与号召力。
  慧可在河北境内（以襄国和邺城为中心）的活动十分广泛，但多年来很少有人进行研究，近来高士涛先生对二祖慧可的河北活动进行研究整理，并说：在中国佛教史上，慧可大师被尊为东土禅宗第二祖，然初祖菩提达摩为南印度人，而治地得达摩之髓、受其衣钵、接其传承都唯慧可大师一人。
  参见净慧主编《禅》2001年第一期，总第六十一期高士涛研究称慧可大师为“中国禅宗的第一人”，指出慧可与河北有着血缘、法缘，有着特殊的关系。邢州开元寺《敕勒开元寺圆照塔记》揭开了一个历史之谜，慧可不仅在河北（襄国）弘法，并在襄国传钵于三祖僧璨。
  关于邢州开元寺为“……为二祖传钵之地也”，出于宋代陈振撰文的《敕勒开元寺圆照塔记》，《塔记》的原碑现在虽然已经佚失，所幸保存了《塔记》碑文，碑文被完整录入在《邢台县志》（康熙版）祀典寺观卷中。在这篇文章中全面阐述了在邢州营建大圣塔的由缘，碑文中说，在大观三年（1109）秋天八月（乙亥）十四日，宋徽宗下了道诏书说邢州开元寺大圣塔，宜赐名圆照塔。开元寺住持僧人云祥和尚手持诏书找到了陈振，“原为大众说此因缘”请他为园照塔作一篇塔记文章，陈振回礼说，好吧，我受命撰写这篇文章，就写三个意思，一是“若等知佛之心乎”二是“知吾君所以报佛之意乎”三是“抑尝闻园照之说乎”，我今天试着为大家妄论之。于是下笔万言写下洋洋洒洒的《敕勒开元寺圆照塔记》，此后又请京兆府司录事晁泳之为塔记书丹。
  陈振，河南嵩山人，宋史无考。
  晁泳之为晁补之的从弟，晁补之与黄庭坚、秦观和张耒四人在宋代文坛上并称苏门四才子。晁咏之《宋史》有传，善书法，晁补之以咏之诗文献苏轼。苏轼叹为奇才。晁泳之官至京兆府司录事，后为提点崇福宫，约生于1057年，卒年五十二岁，有文集五十卷。书法作品传世较少，《塔记》当为晁咏之五十二岁时的作品。而陈振其人，虽然正史无考，应为当世名流，其人、其事、其文更不可小视，特别是奉旨撰写《塔记》，文章中所引的经典及史实出处有据更不可随便。另一点是宋大观三年为1109年，去禅宗二祖慧可仅500多年，有关慧可活动事迹都得到保存，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看不到的好多史料。所以说陈振这篇文章中所引的一些事实更加有据，从而使我们今天能够了解邢州开元寺为“……为二祖传钵之地也”这一历史事实。
  邢台佛教在经历了后赵、南北朝发展后，使这里的寺院已经在佛教界成为具有十分影响力的禅林。到隋唐时期，邢州大云寺成为邢州城内皇家形胜大寺，是为开元寺的前身历史，但大云寺之前在当时称何名今已不可考。
  到了唐代，邢州开元寺又与二位禅宗大师结下了佛缘，这就是慧能与神会。
  首先是慧能大师，在禅宗中的地位，极为重要。
  慧能俗姓卢，生于唐贞观十二年（638），卒于唐玄宗先天二年（713），享年76岁。慧能三岁的时候就没有了父亲，随母亲迁至南海（今广东省南海市）生活，家境十分贫寒，慧能只能靠砍樵卖柴来奉养老母。有一天，慧能在市上卖柴，送柴到府上时忽听见院内有一位客人诵经，慧能听到心即开悟，就问这位客人诵的是什么经？客人告诉他诵的是《金刚经》。又问客人这经是从哪里得来的？客人说是从薪州（湖北省）黄梅东禅寺求得的，禅宗五祖弘忍大师在那里住持，他常劝世人若能持习《金刚经》，便能即自见性，直了成佛。慧能听后十分高兴，愿去参拜。有位客人资助了他十两银子，慧能回家安顿好老母，就动身去黄梅。
  唐高宗龙朔元年（661），慧能来到黄梅双峰山东山禅寺礼拜五祖，五祖问他从哪里来，作什么来了？慧能答道：我从岭南新州来，惟求作佛。五祖劈头道：你来自荒蛮之地，哪能作佛？慧能说道：佛性无南北，我虽来自岭南荒蛮之地，佛性与你有何差别呢？五祖见他很有慧根，就把他留下。
  自菩提达摩渡海东来，在东土创立禅宗，经慧可、僧璨、道信，传到五祖弘忍时，弘忍进一步发展了四祖道信的禅学思想，弘忍的禅学传自道信。道信自说他的法门：一依《楞伽经》，以心法为宗，二依《文殊般若经》的一行三昧。弘忍常说：“欲知法要，心是十二部经之根本。”又说：“诸佛只是以心传心，达者印可，更无别法”（《宗镜录》卷九十七）。这是他继承道信以心法为宗的设施。
  到了唐龙朔元年（661），禅宗五祖弘忍令会下徒众各作一偈，以呈见解，若语契符，即以衣法相付。五祖的弟子神秀先呈一偈说：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慧能另作一偈：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弘忍以慧能见解透彻，入堂为说《金刚经》，密授禅宗顿教心法，把达摩所传木棉袈裟传与慧能，叫他南归，是为禅宗第六代祖。此后慧能宗《般若》，开法于南方，神秀宗《楞伽》，传禅于北方，成为南顿北渐二系禅学的首导。
  当慧能在岭南传法时，正是北方神秀禅法大兴之际，慧能去世后，其影响也一直只在东南一隅，是神会出面批评北宗禅法是渐，传承是旁，为慧能争取禅宗正统的地位，并最终得到朝廷的认可，为禅宗六祖。
  有人认为：禅宗实际创始人是慧能，这种说法不是没有道理的。如果说达摩所创立的禅宗后经慧可结合中国的实际得到广泛流传，而慧能所创立的南宗最具中国特色，是中国佛教一场重大的革新运动。慧能标榜“不立文字”，只留下一部由别人记录整理的《坛经》，该经是中国僧人著作中唯一列为佛经的一部作品。慧能以后，一花开五叶，禅宗分为五个支派，即：沩仰宗、临济宗、曹洞宗、云门宗、法眼宗，时在晚唐五代，后流传至日本、朝鲜。
  再一位大师就是荷泽神会。
  荷泽神会出生于684年，圆寂于758年。神会俗姓高，湖北襄阳人（此据《宋高僧传》，宗密的《圆觉经大疏钞》中记为俗姓万，未载籍贯）。神会少年时期研习过儒道各家经典，从《后汉书》中得知有关佛教的知识，便对佛教加以留意，在家乡从国昌寺颢元法师出家。出家后，诵起经文来，易如反掌。神会在参慧能之前，曾先在神秀会下三年，神秀奉敕入宫那年，他南下投奔慧能，在慧能会下一边以苦行供养慧能，一边研习经论，行禅事。在曹溪时，神会也一度离开慧能北上游学，遍访高僧，并在西京洛阳受具足戒。景龙年间（707-709）中又回到曹溪。神会对慧能和神秀的禅法都有比较全面的了解，掌握了两者的不同特点，因而有条件对北宗的缺陷提出批评，争夺法统。
  慧能去世后，神会在曹溪继续留住了七年。开元八年（720），他来到河南南阳的龙兴寺，时人称其为南阳和尚。开始了他弘扬慧能的顿教的活动，批评神秀一系的禅法。唐开元二十二年（734）正月十五日，一说开元十八年，神会在滑台大云寺演说“菩提达摩南宗”的历史，他大胆地提出一个传法世系，说达摩传袈裟以为法信，授与慧可，慧可传僧璨，再传道信，道信传弘忍，弘忍传慧能，六代相承，连绵不绝。与神秀系的崇远法师辩论，正式和公开地批评神秀禅法，指出神秀“师承是旁，法门是渐”（宗密《禅门师资承袭图》），只有慧能禅法才是达摩以来的正宗。
  天宝四载（745年）兵部侍郎宋鼎请神会到洛阳，住在荷泽寺，自此人称其为荷泽神会。可见神会的宣传在当时已产生一定影响。但在北宗盛行的中心，要瞬间挤掉北宗是十分困难的，况且还有朝廷的因素。据《历代三宝记》之《无相传》记载，天宝八载（749），神会在荷泽寺再一次公开楷定南宗宗旨，非难北宗，并且每月作坛场说法，这遭到北宗人的仇视。天宝十二载（753），北宗的信奉者御史卢奕告神会聚众，不利朝廷，神会被发配到弋阳郡（今河南省潢县），再贬至武当郡（今湖北省襄阳市西北山区）。第二年春，奉皇恩移到襄州（今襄阳市），七月份移住荆州开元寺。两年内四迁其地，都因北宗门下的迫害所致。
  天宝十四年（755）安史之乱，使神会的命运有了转机。两京沦陷，国家财政困难，鉴于神会的声誉，乃请神会出来主持，所得费用，尽作军费。这样神会对朝廷立下了不小的功劳，唐肃宗皇帝召入宫内供养，其宣传的南宗自然受到朝廷的重视。
  258年，神会在荆府开元寺去世，但其在朝廷的地位并未受影响，以后的几十年内，唐代宗、唐德宗两帝先后为其建塔、敕谥号（谥真宗号）、立传法堂，并于贞元二年（786）立神会为禅宗七祖。
  1983年12月，文物部门在洛阳龙门西山北段唐宝应寺遗址发现了神会墓。这是隋唐洛阳考古发掘的重要发现之一。墓中出土了一批重要的珍贵佛教文物，如长柄焚香铜手炉和漆衣陶钵。手炉造型异常精致，铜质鎏金。柄长41厘米，炉盘直径11.5厘米。全器由炉、炉炳、握把三个部分组成。柄的握端为一鎏金莲花台，台上有蹲兽，兽头额上阴刻“王”字。漆衣陶钵为僧人饮食用具，口径18.8厘米，壁厚0.3厘米，高7.5厘米。敞口圆底，胎质细腻、轻巧，通体施以黑漆。同墓中还出土了《大唐东都荷泽寺殁故第七祖国师大德于龙门宝应寺龙腹建身塔铭并序》即《神会塔铭》。碑文17行，每行20至22字不等，楷书。《塔铭》指出，神会于干元元年五月十三日在荆府开元寺奄然坐化，享年七十五，僧腊五十四夏。故其生卒年应为684至758年，这就订正了佛教史著作中对他生卒年代的不同说法。又旧说认为神会卒于洛京荷泽寺，而《塔铭》确指卒于荆府开元寺，后由李王角迎尊颜于龙门，建身塔于宝应寺，永泰元年十一月十五日入塔。（参见《文物》杂志，1992年第3期）费了这么多笔墨，就是想阐述神会大师在中国禅宗史上的地位和重要性。胡适先生对神会有着很深的研究，他在《神会和尚遗集》写下了总结之语：南宗的急先锋，北宗的毁灭者，新禅宗的建立者，《坛经》的作者——这是我们的神会，在中国佛教史上，没有第二个人有这样伟大的功勋，永久的影响。
  那么神会与邢州开元寺是什么关系？根据吴其昱《荷泽神会传》研究所排的神会年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59.4），在与北宗进行辩论时，神会分别于唐天宝七年戊子（748），天宝十一载壬辰（750）来到邢州开元寺，请兵部侍郎宋鼎撰文，为慧能大师立《能大师碑》。清光绪三十一年版《邢台县志》引《集古目录》：“能大师碑，兵部侍郎宋鼎撰，河南（阳）翟丞史维则八分书，大师卢氏南海新兴人，居新兴之曹溪，天宝七年，其弟子神会建碑于鉅鹿郡之开元寺。”（《宝刻丛编》）五，邢州。
  “唐曹溪能大师碑，宋泉撰，史惟则八分书，天宝十一载二月。”（《金石录目》）。
  “史惟则曹溪能大师碑，宋鼎撰，八分书，天宝十一载二月立邢。”（《宝刻类编》）。
  “谨案瞿汝稷《指月录》称：六祖慧能大师，寂于先天二年八月三日，建塔曹溪，又释普济《五灯会元》，称：六祖法嗣神会禅师，住西京荷泽，以上元元年奄化，塔于龙门，皆无卓锡邢州事，不知何以于此立碑，又何以立碑于四十余年之后，皆不可解考。慧能、神秀皆五祖宏忍大师法嗣，慧能既受五祖衣钵，其教遂盛行于南，称为六祖。而神秀道行高卓一时，僧俗亦皆宗之，尤为武后、中宗礼重。故二人虽同出五祖门下，自此遂判为两宗，时人谓之南能北秀。盖神会为六祖法嗣，既于天宝四年分定顿渐两教，再着《显宗记》以传世，又恐南宗之不行于北也，乃追述其师道德刻石永久，欲以阐扬法教，指归宗派。而立碑之年，《金石录》及《宝刻类编》皆作天宝十一载，《集古录》作天宝七载，未知孰是。《金石录》、《宝刻类编》两书既同《金石录》又详书年月，殆集古误也。又按朱鼎，《金石录》作宋泉，乃传刻之误。”（《邢台县志》光绪三十一年版）吴其昱认为：为两度在邢州开元寺为慧能大师立碑，必然有着很重要的意义，选择这个与佛教历史有密切关系的寺院为慧能立碑，是借助“二祖传钵之地”的影响，其意义就是“竖立宗旨”以正法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