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台市图书馆

1、大圣塔、圆照塔与普门塔
  塔，又称浮屠，“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就是说的是塔。塔主要是安置佛陀舍利等物，用木、砖石等建造成的建筑物，是佛教信仰的重要标志之一。有关塔的起源，可远溯至佛陀时代。据记载，须达长者曾求取佛陀的头发等，以之起塔供养。佛陀圆寂之后，则有波婆国等八国，八分佛陀舍利，各自奉归起塔供养。
  历史上我国所建的舍利塔极多。隋文帝之时，全国各地建舍利塔的风气极盛。公元601-602年，隋文帝并诏敕天下州郡八十二寺立舍利塔。其后，历代皆有造立、修治舍利塔的活动。
  早期的邢台开元寺建有高大的“木浮屠”。最早见于文献记载的是隋代建造的邢州隋文帝舍利塔和宋代所建的大圣塔。隋文帝时在邢州所建的文帝舍利塔已经没有相关的记载了。宋代邢州开元寺内的大圣塔，自宋宝元二年（公元1039年）开始建设，到宋嘉祐七年（公元1062年）建成，建造前后历经了二十三年之久，到大观三年（公元1109年）大圣塔由宋徽宗赵佶下诏赐名为圆照塔。由陈振撰文、晁泳之书丹《敕勒开元寺圆照塔记》立于开元寺观音殿前南隅。
  《敕勒开元寺圆照塔记》碑文记载：
  “大观三年秋八月已亥有诏，邢州开元寺大圣塔宜赐名圆照主塔，僧云祥持诏来请曰，愿为大众说此因缘……所见宝构层七，逾三百尺，龛中趺坐具足色身者何物？何象？复有何法，既是泗州相何得来至此，此地亦何得住泗州相……”
  圆照塔七层，高三百尺，金承宋制，金尺应与宋尺一致，以1尺＝0.307米折算，换算后圆照塔高为92.1米。（参考吴承洛著《中国度量衡史》上编第三章，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
  从文献记载看，邢州开元寺的圆照塔最初的名字为大圣塔。大圣即观音菩萨。在唐宋时期，实指僧伽和尚。
  僧伽周游四方。起初到西凉府（今甘肃一带），后来游历到江淮泗州一带。后来逐渐显现出灵异，先是现身出十一面观音形象，后柳枝轻拂治病救人，在战争年代多次显形救助百姓。此后，全国各地建造寺塔，塑立僧伽的真像世代供奉，被称为泗州大圣僧伽和尚。僧伽的教化思想十分贴近民众。现存敦煌写本《僧伽六度经》，说到僧伽“分身万亿救度众生”，所以在佛教界普遍认为他是观音化身。特别是到了北宋时期，泗州僧伽和尚作为观音化身形成的崇拜十分流行，有关泗州僧伽大圣的寺院和佛塔遍布大江南北。
  僧伽生前唐代皇帝赐封尊号，唐中宗尊为“国师”和“普光王”。僧伽和尚圆寂后，唐懿宗赐号“证圣大师”。在唐代广大佛教信徒就十分信仰，大诗人李白有僧伽歌：
  真僧法号号僧伽，有时与我论三车。
  问言诵咒几千遍，口道恒河沙复沙。
  此僧本住南天竺，为法头陀来此国。
  戒得长天秋月明，心如世上青莲色。
  意清净，貌棱棱。
  亦不减，亦不增。
  瓶里千年铁柱骨，手中万岁胡孙藤。
  嗟予落魄江淮久，罕遇真僧说空有。
  一言散尽波罗夷，再礼浑除犯轻垢。
  五代时期，后周皇帝周世宗柴荣诏命天下“造精庐必立僧伽真相”，并且赐名为“大圣僧伽和尚”。到宋朝时，宋太宗又恢复了“普照王”的称号。宋真宗加封尊号为“普照明觉大师”，到宋徽宗时又加赐名号“大圣等慈普照明觉国师菩萨”。
  公元1006年，泗州僧伽大圣的舍利由常州太平兴国寺僧善聪奉安在江阴“募缘四众，建造泗州大圣宝塔，以善聪收得众舍利，特制石函，银瓶盛贮，安藏于塔下，永充供养”。
  2003年11月，文物工作者对塔基进行抢救性挖掘。在地宫内发现一精美石函，石函盖上刻有七行铭文，上面记述的内容是：“常州太平兴国寺僧善聪，伏睹江阴郡、江阴县悟空院僧应云，同行者尤惟素，募缘四众，建造泗州大圣宝塔，以善聪收得众舍利，特制石函，银瓶盛贮，安藏于塔下，永充供养。大宋景德三年岁次丙午正月日记。”。铭文共81字，石函内装有影青瓷钵，钵内横置一只影青点彩净瓶，在舍利瓶内发现了舍利子。
  邢州开元寺大圣塔始建于宋宝元二年（1039），比泗州大圣塔晚三十三年，从陈振的《敕勒开元寺圆照塔记》所描述的，塔内供奉为泗州相，并由宋徽宗下诏改赐为圆照塔。
  目前，在山西的应县佛宫寺内的释迦塔是我国现存最高最古的木塔（始建于辽清宁二年，（1056），到金明昌六年（1195）增修完毕）。邢台开元寺圆照塔的建设比应县木塔，要早二十六年。
  1165年，金大定五年八月，开元寺僧对圆照塔进行自圆照塔建造一百多年以来的第一次大修。癸酉年（1213），蒙元军队与金在邢州进行了一次战争，元军沿着太行山南进占领邢州，在这次战争中开元寺受到很大的破坏，开元寺圆照塔也“烬于兵”。窝阔台三年即公元1231年，万安禅师“及庙役兴，得能仁观音舍利三颗，光大殊常”“因故基而崇起之”，对圆照塔进行了重修。万安禅师重修的普门宝塔为十三级密檐式木塔，“极壮丽，高广可容千余僧”（明万历版《顺德府志》刘健《邢台县儒学记》）。据王恽所撰《顺德府重修大开元寺普门塔记》记载：
  ……叠构重檐，轮奂离立，文阶层所，势乾坤轴。藻拱璇题，翠飞尘外。若乃绀瓦鳞差，金轮眩彩，覆法云于真境，耀慧景于康庄。绚烂动荡，若金光明中现无量化佛。即之者火宅晨凉，（即之者）重昏夜晓，诚法界之宝宫，河朔之杰观也。实经始于重光单阏之仲春，断手于上章困敦之秋孟。檐有十三，崇六十仞。
  后经太师太保刘秉忠的奏请，忽必烈赐改名为普门之塔。清康熙版《顺德府志》记载：在明初开元寺还残留有普门塔的塔基，这个塔基被铲平腹后上面覆以琉璃瓦，因其形象五瓣莲故称五华殿。元代万安禅师所修建的普门塔“崇六十仞”，如果按一仞合今1.8米计算，六十仞约等于108米，比宋代的圆照塔还高出16米，这样高的“木浮图”可以说在世界上也是最高的塔了。就是以普门塔基建成的大殿高度有八九丈，约合现在22米之多。
  依历史碑记和地方志书的记载，十三级的普门塔位置在开元寺的中殿前。中殿是现在开元寺的哪一个大殿？《金石分域编》说“开元寺铁钟款，正书，大定甲辰（公元1184年），在开元寺中殿前东偏”。又民国版《邢台县志》说，在开元寺观音殿前原有泰定三年（1326）所立的《普门宝塔甓垣记》石碑。由此可知元代大开元寺的十三级普门塔应该在现在寺内三殿前。
  2000年初在修复寺内三殿时，在观音殿前发现一个四周砌砖覆斗式的地基，这个地基的上口边长10米，下口东西长6米，南北宽5米，底部用青砖铺地，在南北两侧雕有龙纹的石条砌成的台基，台基边长二十米。这个建筑基址的发现，与文献对照进行研究，很可能是十三级普门塔的地基。可见在元代以前邢台开元寺还是以塔主体的寺院。普门塔在元末被焚烧后，到明代，开元寺情景已不可与当年相比，没有力量再修“木浮屠”了，只在普门塔基址的地方修复建起了五华殿和观音殿，才形成今天保存下来的寺院布局。
  2、开元寺与天宁寺
  在后世禅门有句流传很久的话，叫“临天下曹一角贾菩萨没处找”。
  元代邢州开元寺的兴盛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是与历史背景有着密切联系的。在元代时，邢州有三大寺院并立，这三大寺院是位于西北隅的天宁寺和城北的净土寺、城东的开元寺。邢州开元寺、天宁寺、净土寺三座寺院都是有大德高僧作住持，邢州开元寺里有万安，后有庆吉祥、损庵等；天宁寺有虚照禅师；净土寺有万松法师、至温禅师。
  天宁寺位于邢台古城的西北隅，基本上与东北隅的开元寺保持在一条东西轴线上，故民间有称开元寺为东大寺，天宁寺为西大寺的说法。据清光绪三十一年版《邢台县志》记载：天宁寺始建于唐代，当时天宁寺称作华池若兰，政和年间宋徽宗赐额为天宁万寿禅林，元至元五年虚照禅师进行了重修（有说为1298年进行重修）。现在天宁寺保存的大殿就是虚照重修时的建筑。
  根据历史记载，天宁寺原有四大天王殿、大雄宝殿、水殿及僧房。除此还有大量的石刻，如天宁寺尊胜陀罗尼经幢，虚照禅师塔，此外还有历代的碑刻题记，如赵孟頫天宁寺碑、天宁寺四大天王殿记、天宁寺修奉冥福功德记、天宁寺重修水殿功德记、颜公提点碑等。
  在元代时天宁寺出现了一位高僧，这就是虚照禅师。虚照是青原下第二十四世。据有关文献记载：
  辽州申氏子。参仙岩。因默坐闻磬声。豁然有省。乃振锡燕之归义。值太保刘文正公向道有契。付嘱毕。乃沐浴更衣。索笔书偈云。四大无常。名为幻身摆手便行。入无生灭。汝当善自珍重。趺坐而逝。茶毗得舍利百颗。刘文正公入奏。塔舍利于天宁。嗣法门人子颜子淇等。二十有八人。皆坚苦特立之士。洞上一宗。斯为盛焉（仙岩德嗣）。”
  《续指月录卷八》
  天宁寺虚照禅师曾写过一首诗，揭示他与日本来中国学习佛教的僧人释南堂有密切的来往事迹，虚照释南堂寄诗：
  演法高登玉几峰，宏机堪复器之风。
  不因北海鹏程远，争得西丘祖脉通。
  一炬自焚龙脑钵，十虚都作锦熏笼。
  向来曾读宸奎记，万古光辉日月同。
  释南堂，根据文献记载，为元代来华学习佛教的日本僧人。据明和五年（1768）版《平安人物志》记载，释南堂是日本天龙寺僧人。日本京都天龙寺创建于1336年（元顺帝至元二年），天龙寺最初被称为历应寺，历应2年（1339年）被改成为禅寺，后改名为现在的天龙寺。天龙寺以风山为背景，在建长7年（1255）盖造的离宫为基础。寺内的庭园借龟山和岚山之景，将贵族文化的优雅和禅宗的玄妙融为一体，是世界文化遗产。有关于释南堂来华的一些资料目前尚未发现，有待于进一步考证。
  目前，在天宁寺尚保留有一座大殿，面阔三间，进深二间，歇山顶，建筑具有很浓厚的元代风格。特别是在大殿后门两侧有一对抱鼓石，上面雕饰有凤、牡丹、莲花及云纹，雕刻手法大方、朴实，是元代石雕不可多得的珍品。在这座大殿后现还保留着一座大殿的基础，从柱础的分布看，正与刘慧达五十年代的调查所记相吻合。
  （天宁寺）后殿面阔五间，进深四间，四注顶，平面用减柱造，斗拱结构和阑额、普柏枋的雕饰与前殿同，梁架、瓦饰情况也相同。
  刘慧达《河北邢台地上文物调查记》1963年《文物》第五期。
  天宁寺经过虚照禅师的修复，恢复了大唐初期的莲花塘上最具特色的水殿。什么是水殿？就是建在水面上的建筑。元代的邢州城，不仅是泉城，还是一个水城，从达活泉、野狐泉等发源的河水注入城内形成了许多水坑。而在邢台城西，由城西护水河的水通过西城墙的水关流入城内，并在城西形成了一个更大水塘，这股河水又通过北城墙的水关回灌入城北河濠中，佛殿建水塘中，水塘植满莲花，清气若兰，乐情在水，佛教把莲花看成圣洁之花，以莲喻佛，象征菩萨在生死烦恼中出生，而不为生死烦恼所干扰。这座建于唐代“华池兰若”道场在虚照的主持下“遂为邢州之闻刹”。
  1252年五月八日，虚照禅师沐浴更衣说：“四大无常，名为幻身，罢手便行，本无生灭，汝辈善后珍重”提笔留偈：“两处住持，无法可说，打破虚空一轮明月。”写完趺坐而寂。这位大和尚圆寂后天空出现奇特的景象，“三日光相绕室，荼毗得舍利百颗”。后来元代大诗人王恽在游天宁寺时写下《天宁寺怀虚照禅师》诗：
  水晶心孔碧云思，方外高闲有阿师；
  满院绿荫人别后，一栏红药客来时。
  帘扉照映炉烟直，僧榻留莲茗碗迟；
  何处虚舟虚未得，冷翻吟棹众波随。
  虚照圆寂时五十七岁，僧腊三十八年，度僧俗百余人，弟子作铭：“猗虚照师，为古佛孙，出金刚窟，入不二门，法海舟航，僧门龙象，再世慧能”。虚照的弟子很多，得法门人皆为宗匠，如天宁寺颜公子琪法师，原天宁寺正殿后立有“至大四年八月”（1311）元正奉大夫王思廉撰写的《天宁寺颜公提点碑》，今邢台塔林还有颜公提点塔幢。
  虚照禅师有功于历史，有功于世，有功于大元帝国。他善于发现人才和用人，先是收邢州郝氏子全一至温为僧，成为中原的释都总领，后来听说刘侃“隐武安山中久之”，“遣徒招致为僧”，“会太保刘文贞公学道于师”，“以其能文辞，使掌书记”收为门徒，法名子聪，这就是后来的刘秉忠。“缘契相植非偶然也”从此虚照禅师、刘秉忠成为天宁寺的永恒。
  虚照禅师圆寂后，刘秉忠奏请忽必烈皇帝“迁舍利于天宁，赙赠殷重为起塔之费，其于知已以云报也”，在这座平面呈六角形的双层须弥座舍利塔基上，承载起高十多米的塔身。至元二十六年，元代大书法家赵子昂书写了陈庭实所撰写的碑文。
  文革初期，在天宁寺还保留着为虚照禅师建立的墓塔。这个墓塔当时称为天宁寺塔，又因为塔铭为大书法家赵孟頫书写，又称赵孟頫塔碑。解放前古建筑大师梁思成先生亲自到邢台，对邢台保留的古代建筑进行了调查和测量，后在他所著的《中国古代建筑史》中说
  邢台天宁寺塔在河北邢台，其下第一层塔身以下，与其它辽塔相同，其上但出迭涩檐三重，而顶上乃以类似喇嘛之堵坡为刹。河北房山县云居寺北塔，蓟县观音寺白塔，易县双塔庵西塔，皆属此型，亦辽代所特有之塔型也。
  刘秉忠没有看到为报师恩修建的这座佛塔。后来明人来到这座寺院后写下了一首诗：
  古刹人传太保刘，早年逐世此藏修；
  主僧犹能谈前事，我老今惭继后游。
  伟绩一时名胜国，公评千载拟留侯；
  谁言河朔无邦彦，不负乾坤第一流。
  3、曹洞宗中兴祖庭净土寺
  在邢台天宁寺的东北不远有一座古刹，这就是地方志书记载的净土寺。净土寺，光绪三十一年版《邢台县志》记载：
  净土寺，天宁寺东北，旧志谓元至正元年建，今寺有宋初碑已称重修，则不始于元矣。谨按旧志，相传寺为佛图澄遗迹，初无确证，阙疑可也。
  根据有关金石资料记载，邢台净土寺始建于唐代，但始建的确切年代不详。在877年，即唐僖宗乾符四年，李存孝出任邢州、州、磁州节度使时，曾请旨敕额，“不逾月间敕院额至”。净土寺称之为净土禅院，有僧智从等五十多人，从寺内的供养人数可以想象当时的净土寺规模已经不小了。
  上世纪三十年代时，邢台净土寺还有一通宋代的石碑，这块石碑是宋代王全斌所立。 《邢台县志》又记“宋，净土寺碑，在县治西北隅，旧志有宋初碑”。此碑为宋建隆三年（962）五月，又时任安国军节度使王全斌等人立，朝仪郎前行邢州司户参军赐鱼袋宋叶撰文。此碑不见著录。
  王全斌，生于五代梁太祖开平二年（908），卒于宋太祖开宝九年（976），并州太原（分属山西）人，是五代至宋初的著名将领。在今天我们还可以在邢台看到许多与王全斌相关的历史资料。早在1990年，在李演庄村北的一个田地发现过一个经幢，根据幢上的题记知也是王全斌所立。现在这个经幢保存在郭守敬纪念馆内。
  王全斌所立的这块石碑为《大宋邢州净土禅院碑》，碑高三米许，碑文四千余言，记载着净土寺的历史沿革。据刘慧达说：
  碑首盘螭，雕刻遒劲，中开圭形龛，刻倚坐像，背面同处刻结跏趺坐佛。螭首正面下言横镌“敕留净土禅院”六字。
  ……碑高约三米许，下有碑跌承碑身。全碑四千余言，详述禅院自唐“乾符四载谏议大夫李公擢出此郡…僧智从等五十余人…状称净土禅院，树置年深……李公寻发表章以闻……不逾月间敕院额至。
  刘慧达《河北邢台地上文物调查记》1963年《文物》第五期。
  “敕留净土禅院”中的“敕留”二字是指周世宗柴荣灭佛一案。
  周世宗，河北邢台人，是后周郭威的养子，公元954年，后周世宗即位，年号显德。
  历史上的后周时期，社会动荡，战乱频繁，人们为逃避兵役或其他劳役，纷纷躲进寺庙。另外，有些在逃的罪犯和奸邪之辈也隐入寺庙“托住持而隐恶”。一时间，各地造寺成风，私度僧尼现象日趋严重。这种情况严重影响了国家经济的发展，甚至威胁着国家政权的稳定。在这种形势下，周世宗柴荣于显德二年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施政措施来振兴经济，其中包括“抑制佛教”政策，他下令销毁佛像以铸钱，同时勒令日益增多的僧尼还俗。在下的诏书上说：“近览诸州奏闻……私度僧尼，日增猥杂，创修寺院，渐至繁多……宜举旧章，以革前弊……诸道州县镇村坊，应有敕额寺院，一切仍旧，其无敕额者，并抑停废。”诏旨颁布后，废佛之风席卷全国，当年就废去寺院30336所，僧尼还俗者大约6万人。邢台净土寺因有敕额而得到了敕留。
  从以上记载看，净土禅寺应该建于唐乾符四年，即877年，并由邢州李公上请敕额为净土禅院。
  由于此碑的历史价值，当时国民政府在1936年将《大宋邢州净土禅院碑》移至县署西侧，也就是今天的邢台桥东区人民政府门口，并立了移置铭记。据后来文物调查所知，这块宋碑与天宁寺赵子昂所书《大元顺德路大天宁禅寺虚照禅师明公塔铭》在文革时期推倒在地，也有人说将碑砸碎后埋在今桥东政府门口一侧的土坑里。
  上世纪三十年代，古建大师梁思成与刘敦桢等先生来邢台的时候，净土寺的建筑已经保留不多了。
  1936年10月19日，刘敦桢与陈明达、赵法参等四人从北平出发，对河北、河南、山东古建筑进行考察。在考察完涿州永乐寺及东禅寺后，又赶到了新城县的开善寺，23日考察了行唐县封崇寺，10月27日，刘敦桢一行来到邢台，当时刘敦桢的日记是这样写的：
  10月27日 星期二睛
  凌晨五时半起床，甚寒。七时十五分搭平汉车，十时三十八分抵邢台，寓西关外华北旅馆。邢台城墙收分颇大，又以砖建城楼。午后二时往县政府，接洽调查事。嗣至城东北隅开元寺、观宋幢、金钟、元塔、转北门，访净土寺及元塔……
  关于净土寺，刘敦桢先生是这样记述的：
  净土寺在（顺德府）北门内西侧，有大殿三间，已半圮，据式样及殿内佛像观之，决为明构。惟殿西北小石塔一座，亦密檐塔式样，题“万松大师舍利塔”，建于元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
  在原邢州净土寺西南有万松大宗师舍利塔，据记载此塔为至元十九年（1282）为万松禅师修建的舍利塔，该塔六十年时保存完好，文革时被毁。据刘慧达说：
  石舍利塔在寺西南麦田中，六角形，现存八层密檐，形状近似元代经幢，高约五米余，六角形塔身的上部转角处，直接承托第一层檐的斗拱部分。斗拱分六朵，皆为转角铺作，结构简洁，楂斗出华拱一跳，承托左右两撩檐枋和角梁的交叉处……
  刘慧达1963年《河北邢台地上文物调查记》
  净土禅院到元代时改为净土寺，净土寺中出了一位高僧，这位高僧就是万松老人。
  万松行秀（1166-1246），南宋曹洞宗僧。河内（河南沁阳）人，俗姓蔡，字报恩。早岁从邢州（河北邢台）净土寺赟允出家，受具足戒后，至庆寿寺谒胜默光有省。不久至磁州大明寺参访雪岩满，未逾月彻悟，遂留会下二年，悉尽其蕴底。未久还邢州，筑万松轩居之，潜志自修，世称万松老人，或报恩老人。
  《五灯严统卷十四》、《续灯存稿卷十一》、《五灯全书卷六十一》
  万松行秀十五岁参拜邢州净土寺赞允和尚剃度出家。学成具戒后，又抵燕（北京）参拜庆寿寺住持胜默光，胜默光是曹洞宗雪岩满之传人。半年之后，胜默光推荐万松参访磁州大明寺雪岩满禅师。在两位大师引领下开悟，《续指月录》中有雪岸满开悟万松偈：
  你但行里坐，坐里心念未起时，猛提起观见便见，不见且却，拈放一边，恁么做工夫，休歇也不碍参学，参学也不碍休歇。
  要他放弃参死句，困顿于言下，并以禅宗顿悟宗旨开导万松。后万松忽有省，“复看玄沙未彻语”，经请益，雪岩说：
  待汝头生角来，脚手生出爪牙来，然后讨棒吃。
  机缘契合，有一天燕京潭柘寺大和尚过大明寺，万松深夜扣门请教，问：如何是活句？如何是死句？得到的回答是：书记若会，死句也是活句，若不会，活句也是死句。听到此话万松猛然悟出，于是见鸡飞而彻悟，万松开悟后要回邢州净土寺时，向雪岩满辞行，满付予衣偈，勉令流通大法，传曹洞青源一系之禅。
  万松回到邢州净土寺后，退隐于寺内万松轩，并以此为号，后来自称万松老人。
  根据史料记载，万松行秀受诏于内廷说法。
  （金）章宗（1193）请入内庭说法。亲奉锦绮大衣。腋而升座。自后妃以下。皆从师受法。罗拜起位下。各施珍爱。建普度会。
  承安二年（1197），奉诏住持西山仰山栖隐禅寺。后应诸方之请，历住净土寺、中都万寿寺、燕京报恩寺等名刹。后归隐从容庵。后来，万松收耶律楚材为弟子，佛教文献记载说：
  应耶律楚材之请，以宏智正觉所评唱之颂古百则为底本，著从容录六卷，传曹洞宗禅风，又著请益录二卷，二录迄今风行于禅林，为禅宗语录之代表作。另著有祖灯录、释氏新闻、鸣道集、四会语录等。
  参见《五灯严统卷十四》
  万松所著《从容庵录》是禅门必读的要典。《从容庵录》全书系就宏智正觉所作颂古百则加上示众、着语、评唱而成。各则公案内容均由示众、本则、颂古、着语、评唱五部分组成，也是曹洞宗诠释公案之重要著述，共有六卷。《从容庵录》以宋宏智正觉颂古为原本，万松行秀进行评唱。又作《万松老人评唱天童觉和尚颂古从容庵录》、《天童觉和尚颂古从容庵录》。后被收放《大正藏》第四十八册《请益录》、《虚堂集》、《空谷集》并称为“四家评唱录”，与《碧岩录》并称为禅门双璧。
  有关《从容录》的研究，早期未见研究著述的流传。日本则自德川时代以来即陆续有专著行世。近代学者进行研究的著述很多。特别是日本对《从容庵录》的研究，如天桂传尊、山田孝道、日置默仙等人皆曾对该书作过专门研究，且有专书行世。蒙古军进入燕京之后，通过万松的努力，减少了因战争对生命的杀戮，也由于万松的佛教地位与影响，耶律楚材等文人投入门下并在元廷政治上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宋代以降，禅宗中的两大支派临济宗与曹洞宗特别昌盛，有“临济临天下，曹洞曹半天”的说法。万松行秀与临济宗领袖海云印简联合恢复了中原一带佛教秩序，元太宗二年（1230）奉诏再主万寿寺，万松是作为中原地区佛教的最高领袖，得到大元王朝承认。
  万松行秀在河北、燕京等地传教多年，而且收了很多弟子，如耶律楚材、雪庭福裕、至温禅师等。万松是曹洞宗的重要人物，受到了金、元皇室的重用，他的佛教思想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耶律楚材在《万松老人万寿语录》中说：
  余忝侍万松老师，谬承子印，因遍阅诸派宗旨，各有所长，利出害随，法当尔耳。云门之宗，悟者得之于紧俏，迷者失之于识情；临济之宗，明者得之于峻拔，昧者失之于莽卤；曹洞之宗，智者得之于口密，愚者失之于廉纤。独万松老人，得大自在三昧：决择玄微，全曹洞之血脉；判断语录，具云门之善巧；拈提公案，备临济之机锋；沩仰、法眼之炉口，兼而有之；使学人不堕于识情莽卤廉纤之病，真闲世之宗师也。
  参见《湛然居士文集》卷十三。
  雪庭福裕，俗姓张，字好问，号雪庭，太原文水人。投于万松门下十年成为其嫡系传人，出世后相继主奉福、少林寺。
  全一至温禅师，为邢州郝氏子，六岁时剃度出家。十五岁时参万松成为侍者，后为住持大龙光华严禅寺。1247年，海云印简总管中原释教时，全一至温成为其助手。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太保刘秉忠奏请赐号全一至温为佛国普安大禅师，总摄关西五路、河南南京等路、太原府路、邢洛磁怀孟等州僧尼之事。
  1246年，万松行秀已经八十一岁了，他书写偈语说：“八十一年，更无一语，珍重诸人，不须我举。”圆寂后，弟子在北京修建一座墓塔，据《帝京景物略》记载，不知何年，有人在墓塔前开起了酒食店。“豕肩挂塔檐，酒瓮环塔砌，刀砧钝，就塔砖砺，醉人倚而拍拍，歌呼漫骂，二百年不见香灯。”到了1606年，也就是明万历三十四年时，有一个叫乐庵的游僧，从南方游历至京城，当他看到这处于酒食店中的万松老人塔时，顿时醒悟，募捐将塔买下并进行了翻修，长居此中守护砖塔。清乾隆年间，又将这座八角七级密檐式砖塔加高至九级，并在塔南侧嵌有一方纪事石刻，上书“清乾隆十八年岁次癸酉谷旦康亲王王永恩奉敕重修”万松圆寂三十六年之后，这一年是1282年。
  元至元十九年，邢台净土寺为了纪念万松行秀，在净土寺大殿的西北侧建造了一座密檐七级宝塔。
  明人刘梦谦有诗说：
  居然遗塔在，扰攘阅朝昏。
  草蔓萦萦合，松声谡谡存。
  传灯过佛祖，留字到儿孙。
  不读从容录，安知是老僧。
  4、开元寺与少林寺
  大开元寺与嵩山少林寺有很深的佛缘。相传，早在东汉佛教传入中国时，汉明帝为了纪念其父光武帝刘秀，在南宫大风亭建造寺院，就打下了邢台佛教发展的基础。东晋末年，后赵石勒在襄国立都，佛图澄充分了解中国国情，以中国的宗教、方术等文化传统基础，结合古印度的佛教，在邢台广设寺院。《高僧传》说：佛图澄：
  竺佛图澄者。西域人也。本姓帛氏。少出家清真务学。诵经数百万言。善解文义。虽未读此土儒史。而与诸学士论辩疑滞。皆闇若符契。无能屈者。自云。再到罽宾受诲名师。西域咸称得道。
  佛图澄精通羯族语言并了解羯族的宗教、方术等文化传统。为此通过预测、神咒、疗病以及其他种种方术来树立人们对佛教的信仰，最明显的一例就是在襄国成功的实施咒龙术。据记载：
  襄国城堑水源在城西北五里团丸祀下。其水暴竭。勒问澄。何以致水。澄曰。今当敕龙。勒字世龙。谓澄嘲己。答曰。正以龙不能致水。故相问耳。澄曰。此诚言非戏也。水泉之源必有神龙居之。今往敕语水必可得。乃与弟子法首等数人至泉源上。其源故处久已干燥。坼如车辙从者心疑。恐水难得。澄坐绳床烧安息香。咒愿数百言。如此三日水泫然微流。有一小龙。长五六寸许。随水来出。诸道士见竞往视之。澄曰。龙有毒勿临其上。有顷水大至隍堑皆满。
  《高僧传》卷九
  由于有效的宣传并产生了很好的效果，佛图澄得到后赵皇帝石勒石虎护持。王室的大力提倡很快“中州胡晋略皆事佛”，“澄道化既行，民多奉佛，皆营造寺庙，相竞出家。”佛图澄所传佛教文化对后世佛教产生了重大影响。
  菩提达摩是中国佛教史上的重要人物，梁武帝时进入中国。梁武帝闻其名，迎入金陵，但观念不相契合，达摩便悄然北上。途经北江，没有渡江的工具，遂将一束苇草置于江面，踏蹑而渡。达摩为天竺国人（古印度），进入北方后选择与佛图澄相同的活动地区，利用这个区域的文化氛围，进行佛教传播活动，以禅法教人，迅速达到传教的目的。此后来到嵩山少林寺，在那儿独自修习禅定，终于成为中国禅宗的初祖。
  后赵都襄国与邺都，北魏的洛阳，两位高僧的活动范围大致相同，基本上是以都城为中心。襄国归北魏，襄国也在达摩传教活动的辐射范围内，这也使开元寺与少林寺有了密不可分的缘源。
  到禅宗二祖时，慧可到邺都进行弘法三十四年，因受到了排斥，多次离开邺都到襄国进行佛事活动，使开元寺与少林寺之间有了第二个佛缘。
  在元代，汉人僧团取得了元朝皇室的信任，汉人僧团的代表人物有海云印简（1203-1257）、万松行秀、刘秉忠（法名子聪，1216-1274）、耶律楚材（湛然居士，1190-1244）。
  元代时，由于万松禅师的缘由，使邢州大开元寺与少林寺往来更加密切，少林寺首任住持乳峰德仁（1197-1266）是万松的弟子。
  德仁，字仲山，道号乳峰老人。潞州上党人（今山西省长治市）。幼年时聪慧过人，在大安二年（1210）出家买戒牒、受具戒。当他听说万松禅道高广，便投万松为师。经过一些时日的学习，终于功成业就。德仁最初住南宫洪济寺（河北南宫市），后转东源灵泉寺。约1239年至1248年的九年间，德仁住持少林寺。在1249年，德仁为研究佛教回南宫静修。不久，奉诏住持燕京大万寿寺，赐“正宗兴教大禅师”之号。此时少林寺的住持是万松老人另一高足——雪庭福裕。顺德妙俊禅师和妙乘禅师都是福裕的弟子。德仁圆寂后，南宫曾建舍利塔纪念，少林寺由德仁的弟子圆照接任。圆照也是上党人，俗姓李氏，字寂然，自号复庵。他十六岁（1221）登坛受具，学习《唯识论》、《楞严经》、《圆觉经》，并开讲席主讲各经论。圆照向万松学曹洞宗禅法三年，有颂曰：“曹洞正宗，方圆静照。”
  再有一位少林住持是古岩普就（1241-1317）。古岩普就是雪庭福裕的嫡孙、足庵慧肃的法子。至元二年（1265），二十五岁的普就游历诸方，经汾晋，涉邢。在邢州净土寺从成禅师学禅，在顺德（今邢台）与大都（今北京）两处受具足戒，又蒙恩得赐“度牒”。
  蒙元初年，万松行秀的三位大弟子和一位嫡孙先后作了少林寺住持。他们是乳峰德仁（1197-1266）、雪庭福裕（1203-1275）和复庵圆照（1206-1283）、古岩普就（1241-1317），从而奠定了少林寺“中兴”的基础，由此可见万松行秀对少林寺的影响。
  还有一位就是损庵洪益（1263-1340），损庵历主名刹。大德三年（1299年）主宝林寺，十一年（1307）主法王寺，至大四年（1311）主邢台大开元寺时间最长，前后共二十三年，特授中奉大夫、制加“圆照普门光显大禅师”之号，赐以二品银章，金裥袈裟，总管宗门之事。后日本僧人古源邵元住持少林，早在损庵洪益住持大开元寺时，多次来到邢州开元寺，二人交谊甚笃。损庵禅师称赞邵元是“豁达之士”。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到少林寺与邢州开元寺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元代时期万松行秀与损庵洪益两位大师，使两寺之间有了更深的法缘。
  5、庆吉祥与《至元法宝勘同总录》
  元代邢州大开元寺有三位高僧，一是万安禅师，二是损庵，还有一位就是庆吉祥。
  关于庆吉祥，文献记载甚少。目录仅发现与庆吉祥有关的著作《大元至元法宝勘同总录》（以下称《至元录》）。在这部著作里，我们知道是由顺德府开元寺庆吉祥主持编纂。从这部书庆吉祥自写的序言中得到庆吉祥的封号，是“大集帝师、总统、名行师德，命三藏义学沙门庆吉祥”“汉土义学元理二讲主庆吉祥”。三藏义学实际上就是元代的佛学院。
  什么是吉祥？从史料上看，在元代时，许多佛教的高僧大德带有“吉祥”称号，在《至元录》里就有十五人带有“吉祥”号，邢州开元寺僧人中有二位加“吉祥”称号的高僧，一个是庆吉祥，别一个就是损庵洪益被加封为“圆照普门光显大禅师益吉祥”称号。
  邢台境内内丘县且停寺，有元代“敕赐梵云之寺”圣旨碑一块，其碑阴有记载三位禅师被加封“吉祥”号，曰：
  第一代开山住持祖师传大乘戒袭祖沙门长老 善口
  第二代住持祖师赐紫沙门讲经律论传大乘戒 善住
  第三代住持祖师传大乘戒赐紫宣微大师菩萨 云口
  第四代住持先师赐紫光教大师一宗都提点 普宽
  宣授口州路口学讲经论沙门第五代住持讲主慧辩大师 从吉祥
  第六代住持长老袭祖传道沙门 福玉
  第七代住持讲主 聚吉祥
  宣授大口当代住持讲主弘教圆明大师赐衣僧戒讲经沙门 赛吉祥
  宣授临坛大德传大乘戒经律论疏主赐锦褴衣槐阳宗主 通辩大师
  我国历代佛教界对高僧有尊称为“某公”，唯在元代加称“吉祥”号，吉祥又作什么解释？学者苏晋仁先生认为“是受当时藏僧以吉祥命名的影响”，又从《全元文》中《磁州嘉福寺贤公讲主碑》中有一段记载可以说明“吉祥”之号的真正用意。“至元二年，（道贤）同僧统洎诸名公入内殿祝圣寿。九年，圣旨集诸路僧受戒，僧受荐公召入万寿殿赞颂，称旨，蒙赐法衣一袭，受戒于国师，加号吉祥。”从这个记载来看，僧人加“吉祥”号与藏传佛教应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只有从帝师受戒的高僧中才有可能授予“吉祥”称号。也就是说，凡带有“吉祥”号的僧人皆可视为帝师之受戒弟子，能得到“吉祥”之称号僧人，说明他的地位和影响已经非同一般了。
  那么《至元录》是一部什么样的著作呢？在佛教史中占有什么地位？
  据有关学者的研究：
  《大元至元法宝勘同总录》，简称《至元录》，共10卷，是一部佛教经录著述。由顺德府开元寺庆吉祥主持编纂，从至元二十二年（1285）夏开始，到至元二十四年（1287）春结束。它对自东汉永平十一年（68年）至元代至元二十二年（1285）间194人所译著的佛典1644部的目录，按照显教和密教的类别重新进行分类编目，并对西藏和汉地两种文字的佛典异同进行校勘，详细注明二者的异同、有无、多寡等内容，还用汉字标注佛典名称的梵文译音。每部佛典都有千字文编号，从“天”字起，至“植”字止。大多数学者认为这部佛典目录著作就是元代官版大藏经目录，但是由于元代大藏经至今没有发现一套完整实物，无法比对予以证实。尽管如此，这部著作仍不失为一部重要的佛典目录著作，它对研究元代大藏经、汉藏佛教经典具有重要史料价值。
  黄春和《蒙元时期燕京悯忠寺历史考述》
  所收每部佛典按千字文进行编目，现在许多研究佛教经典的学者认为，这个《至元录》是元官版大藏经的目录，对研究元代大藏经、汉藏佛教经典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
  《大藏经》史传部说：
  （元世祖）帝见西僧经教与汉僧经教。音韵不同。疑其有异。命两土名德对辩。——无差。帝曰。积年疑滞今日决开（故大元至元法宝勘同总录）。
  《至元录》的编纂在元代佛教史上是一件大事，并受到了元世祖忽必烈的高度重视。从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忽必烈召集了当时汉、藏，以及印度、北庭等地一流高僧和学者共同参与校勘编纂，就连元朝的帝师也参加了这项工作。《至元录》的编纂是汉藏文化交流史上的一大盛事，庆吉祥在《至元录》卷一叙录中说：
  特旨宣谕臣佐大集帝师总统名行师德，命三藏义学沙门庆吉祥以蕃汉本，参对楷定大藏圣教，名之曰《至元法宝勘同总录》。
  惟我大元世主宪天述道仁文义武大光孝皇帝……念藏典流通之久，蕃汉传译之殊，特降纶言，溥令对辩。谕释教总统合台萨里，召西番扮底答帝师拔合思八高弟叶辇国师、湛阳宜思、西天扮底答尾麻罗室利、汉土义学元理二讲主庆吉祥，乃畏兀儿斋牙答思、翰林院承旨弹压孙、安藏等……集于大都大兴教寺，各秉方言，精加辩质。
  庆吉祥作为总纂人，总领国内各教十五位高僧进行编辑《至元录》，这十五位高僧有：
  顺德府开元寺佛日光教大师讲论沙门庆吉祥
  来泺路水岩寺传法辅教大师讲论沙门恩吉祥
  大宝集寺传法潮音妙辩大师讲经沙门海吉祥
  真定府兴化寺传法通玄大师讲经沙门温吉祥
  大都大悯忠寺传法通辩大师讲经裟沙门湍吉祥
  大都大昊天寺传法玄悟大师讲经沙门习吉祥
  上都黄梅寺住持通慧大师讲经沙门释温吉祥
  大都弘法通显密二教演 大师沙门吉祥
  大崇国墙临坛大德圆融崇教大师沙门演吉祥
  大圣寿万安寺临坛大德崇教大师沙门应吉祥
  北庭都护府通二国方音解显密教迦鲁孥答思
  济宁路金山寺妙辩通义大师讲论沙门庆吉祥
  大圣寿万安寺传大乘戒临坛大德沙门理理吉祥
  宣授江淮释教都统摄扶宗弘教大师释行吉祥
  圣寿万寺都总统佛觉普安大师沙门拣吉祥
  能够总领这么多国内的高僧大德编纂《至元录》，不仅体现了他本人高深的佛学理论造诣，而且也反映了邢州大开元寺在元朝皇庭中重要的佛学地位和影响。大开元寺文化对研究元代佛教史、文化史以及民族关系史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6、开元寺与中外文化交流
  自后赵到元代一千年间，佛图澄、空本、日本僧人邵元等人与邢台开元寺建立了法缘，并为中外文化交流做出了重大贡献。
  由于邢州处于一个特殊的地置，自商周开始，为南北交往的必经之路。特别是西域僧人佛图澄以襄国为基地进行佛教的弘法，打下了邢台佛教发展的良好基础。
  第一个进入邢台的佛教高僧是佛图澄，佛图澄弘法的地点主要是在河北邺城与襄国。特别是襄国，是后赵立国时的都城，当时称为建平大城。在城西北有咒龙之岗，地方志书有记载，说净土寺为后赵时佛图澄所建。襄国（邢台）也是佛图澄在中原地区弘法时间最长的地区，石虎迁都于邺城后，襄国为陪都，佛图澄与弟子来往两地进行佛事活动，在文献中有大量的记载。佛图澄不仅带来了佛教文化，对于发展农业、医学、建筑等方面也有重大贡献，如在《太平御览》卷970卷中引《襄国记》说：“龙岗县有好石榴。”龙岗在襄国，石榴就是佛图澄在襄国时从西域引进过来的，至今邢台石榴仍是河北地区最好的品种。
  唐代，是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繁荣时期。在敦煌文书中，也发现了一些与邢州开元寺有关的《巡行记》（S.529号）日记残卷。这是一僧人游历各地名山寺院的记录。此僧从五台山起始，所到之处有太原、抱腹山、盘山、幽州、石径寺、定州、镇州、邢州、邺都、沧州，然后南渡黄河入青社界，至兖、郓、许、忭、滑诸州，从汴州南行至寿州，入扬州界……（黄征、程惠新著《劫尘遗珠——敦煌遗书》185-186，甘肃教育出版社1999年7月版）
  公元838年，日本僧人圆仁和尚入唐。据《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记载，7月2日抵达扬州府，后在840年2月20日由山东进入河北贝州——赵州——镇州（河北）到山西五台山，在河北境内历二个月另八天，期间在贝州（清河）时有可能来过开元寺。
  五代时期，古印度僧人空本在开元寺译经，并立大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由于邢台位于重要的交通要道，临靠京杭大运河，有天然的地理优势，邢台一直为文化传播必由之路，使开元寺与这条文化水道有了密切的联系。有人研究说，唐代时鉴真东渡时期，多次来往与长安之间，沿途间主要的接待寺院就是官办的开元寺。在当时，扬州经大运河至邢州，由此至山西入长安，是沟通南北交通的重要通道。
  从目前能看到的资料可知，元朝时期，日本僧人邵元来到大开元寺，从损庵学习禅法。
  邵元，姓源氏，号古源，日本国越前州人，生于1295年，死于1364年。在1327年邵元来中国求法，他遍访天台山、天目山、玉泉山、五台山等佛教胜地，虚心求教。他还到过镇江金山寺，参与过元朝在宫廷中转读大藏经的活动。由于邵元宗教信仰的虔诚，精研佛典，同时又熟谙中国儒家经籍，赢得了中国僧众的尊敬。
  在灵岩禅寺中有正元年（1341）邵元撰写的《息庵禅师道行之碑》碑文，此碑高1.63米，宽0.74米，碑额刻篆书《息庵禅师遭行碑记》。碑文共25行，满行49字。首行题“灵岩禅寺第三十九代息庵让公禅师道行之碑”，第二行题“日本国山阴道但州正法禅寺住持沙门邵元撰并书”。字体为行书，间有草字，潇洒有致，字里行间洋溢著作者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郭沫若来此观看后题诗道：息庵碑是邵元文，求法来唐不让仁，原作典型千万代，相师相学倍相亲。
  关于给息庵禅师撰写碑文还有这样一个故事。
  据少林寺寺史记载：息庵圆寂后，少林寺为息庵立碑，就让寺僧胜安携带着息庵老师的《行实》（生平记录），到邢州大开元寺请损庵撰写碑文，那时损庵大师已七十八岁，便推辞说：“很惭愧，我已是经霜之橙，年迈多病。离这儿不远，有位日本国邵源上人，豁达之士，又参扣过息庵老和尚，你可以去求告他。”胜安遂依损庵指示，找到邵元说明来意。古源说，文字之学，非我特长，何况息庵老师道德与嵩少争高，巍巍然伟大之至，我如何能写得出呢？在胜安再三恳求下，古源才答应下来。他焚香叩头，礼拜息庵灵位后写下了碑文，特意又复请损庵为息庵碑篆额。这就是今存少林寺的《河南府路登封寺县嵩山祖庭大少林禅寺第十五代住持息庵禅师行实之碑》，署名是：“日本国山阴道但州正法禅寺住持沙门邵元撰。转经比丘、藏主法然书丹。中奉大夫、前管领大开元一宗诸路都宗摄、圆照普门光显大禅师益吉祥篆额。”
  古源邵元回日本国后，住京都大圣寺、等持寺、兵库县法云寺。他又是东福寺双峰宗源的法嗣，传临济宗禅法。
  7、开元寺在佛教史中的地位
  佛教自东汉时期传入中国后，邢台就与佛教文化结下深厚的渊源。特别是在后赵时期，邢台成为北方的佛教传播基地和佛教文化中心。当历史进程到唐王朝时，邢州开元寺就是一座佛教名刹。以至到宋、金、元时期邢州开元寺在佛教界的影响更为广大，而到明清乃至民国以后，由于各种原因邢州开元寺的历史及在佛教史中的地位已经是鲜为人知了。
  通过对邢台开元寺遗留下的历代文物及与文献对照研究，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论，邢州开元寺自隋唐起，到宋金元时期一直为禅宗的重要道场。根据对文献的研究，邢台开元寺是禅宗的祖庭之一。
  为什么说邢州开元寺是禅宗的祖庭之一？这是因为禅宗慧可在禅宗地位十分重要，为达摩后中华禅传人第一人。据大观三年（1109）宋人陈振所撰《敕赐开元寺园照塔记》记载，邢台开元寺是“梵刹崛起于前者，曰此二祖传钵之地”。
  二祖即中国禅宗的第二代传人慧可，慧可生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一年（487）。唐道宣《续高僧传》卷十六说“外览坟索，内通藏典”。《景德传灯录》卷三亦说他：“自幼志气不群，博涉诗书，尤精玄理……后览佛书，超然自得”。年四十；赴篙山少林寺，从菩提达摩学禅。《续高僧传》卷十六说他在达摩那里“毕命承旨，从学六载，精研一乘，理事兼融，昔乐无滞”。达摩感其精诚，才传法与慧可的，并授与《楞枷》四卷，作为印证。达摩逝世以后，慧可前往邺都（河北临漳）弘法三十四年。但是，慧可在邺都的弘法并不顺利，而是遭受到排挤和打击，以至于被诬告至死，时为隋文帝开皇十三年（593），终年一百零七岁。
  二祖慧可得到达摩的真传后，来到当时的佛教中心邺都（今河北临漳），当时的邺城是寺庙广布，人文荟萃，佛教文化底蕴深厚。朝廷宦官、著名的学者，高僧云集，对于传播佛教有着得天独厚的便利条件。正因此，慧可才选择以邺城为基地传播佛法。
  但是，在当时的传播佛教法理活动中，大多僧徒主要是以印度传过来的教义为主。有关学者研究说：
  “凡是天竺传来的宗派，都自以为圣法如此，丝毫不容变通，属于本宗派的中国僧徒，也盲目顺从……”
  范文澜《唐代佛教》人民出版社，1979版，从以上记载看，从天竺国传来的佛教宗派并没有与中国的国情相结合，随着慧可的禅法渐渐的推广，接受的人也日渐增多，使其影响一天天地扩大，他的弘法活动也遭到了当时拘守经文的僧徒攻击。当时有个叫辩和的法师，在寺中讲《涅盘经》，他的学徒听了慧可禅师的讲法，渐渐地都离开了讲席，跟随慧可禅师学习祖师禅。辩和法师不胜恼恨，于是在邑宰翟仲侃的面前诽谤慧可禅师，说他妖言惑众。翟仲侃听信了辩和法师的谗言，对慧可进行了迫害。
  关于慧可在佛教史中的地位，公认是禅宗的二祖，实为中国禅真正的实践者。也可以这样说，慧可虽不是中国禅宗的开山，但慧可把印度佛法教义与中国的国情相结合，使佛教彻底的中国化，成为适合中国士大夫与百姓口味的中国佛教，这是慧可对中国文化最伟大的贡献。
  邢台（襄国）距邺城不远，在后赵时期就与邺城共同构成北方佛教中心，邢台（襄国）是佛图澄建立北方佛教的基地，又有佛图澄咒龙之岗，邢台（襄国）成为那个时期佛教信徒向往的圣地，在佛教界具有很大的影响与号召力。
  慧可在河北境内（以襄国和邺城为中心）的活动十分广泛，但多年来很少有人进行研究，近来高士涛先生对二祖慧可的河北活动进行研究整理，并说：
  在中国佛教史上，慧可大师被尊为东土禅宗第二祖，然初祖菩提达摩为南印度人，而治地得达摩之髓、受其衣钵、接其传承都唯慧可大师一人。
  参见净慧主编《禅》2001年第一期，总第六十一期
  高士涛研究称慧可大师为“中国禅宗的第一人”，指出慧可与河北有着血缘、法缘，有着特殊的关系。邢州开元寺《敕勒开元寺圆照塔记》揭开了一个历史之谜，慧可不仅在河北（襄国）弘法，并在襄国传钵于三祖僧璨。
  关于邢州开元寺为“……为二祖传钵之地也”，出于宋代陈振撰文的《敕勒开元寺圆照塔记》，《塔记》的原碑现在虽然已经佚失，所幸保存了《塔记》碑文，碑文被完整录入在《邢台县志》（康熙版）祀典寺观卷中。在这篇文章中全面阐述了在邢州营建大圣塔的由缘，碑文中说，在大观三年（1109）秋天八月（乙亥）十四日，宋徽宗下了道诏书说邢州开元寺大圣塔，宜赐名圆照塔。开元寺住持僧人云祥和尚手持诏书找到了陈振，“原为大众说此因缘”请他为园照塔作一篇塔记文章，陈振回礼说，好吧，我受命撰写这篇文章，就写三个意思，一是“若等知佛之心乎”二是“知吾君所以报佛之意乎”三是“抑尝闻园照之说乎”，我今天试着为大家妄论之。于是下笔万言写下洋洋洒洒的《敕勒开元寺圆照塔记》，此后又请京兆府司录事晁泳之为塔记书丹。
  陈振，河南嵩山人，宋史无考。
  晁泳之为晁补之的从弟，晁补之与黄庭坚、秦观和张耒四人在宋代文坛上并称苏门四才子。晁咏之《宋史》有传，善书法，晁补之以咏之诗文献苏轼。苏轼叹为奇才。晁泳之官至京兆府司录事，后为提点崇福宫，约生于1057年，卒年五十二岁，有文集五十卷。书法作品传世较少，《塔记》当为晁咏之五十二岁时的作品。而陈振其人，虽然正史无考，应为当世名流，其人、其事、其文更不可小视，特别是奉旨撰写《塔记》，文章中所引的经典及史实出处有据更不可随便。另一点是宋大观三年为1109年，去禅宗二祖慧可仅500多年，有关慧可活动事迹都得到保存，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看不到的好多史料。所以说陈振这篇文章中所引的一些事实更加有据，从而使我们今天能够了解邢州开元寺为“……为二祖传钵之地也”这一历史事实。
  邢台佛教在经历了后赵、南北朝发展后，使这里的寺院已经在佛教界成为具有十分影响力的禅林。到隋唐时期，邢州大云寺成为邢州城内皇家形胜大寺，是为开元寺的前身历史，但大云寺之前在当时称何名今已不可考。
  到了唐代，邢州开元寺又与二位禅宗大师结下了佛缘，这就是慧能与神会。
  首先是慧能大师，在禅宗中的地位，极为重要。
  慧能俗姓卢，生于唐贞观十二年（638），卒于唐玄宗先天二年（713），享年76岁。慧能三岁的时候就没有了父亲，随母亲迁至南海（今广东省南海市）生活，家境十分贫寒，慧能只能靠砍樵卖柴来奉养老母。有一天，慧能在市上卖柴，送柴到府上时忽听见院内有一位客人诵经，慧能听到心即开悟，就问这位客人诵的是什么经？客人告诉他诵的是《金刚经》。又问客人这经是从哪里得来的？客人说是从薪州（湖北省）黄梅东禅寺求得的，禅宗五祖弘忍大师在那里住持，他常劝世人若能持习《金刚经》，便能即自见性，直了成佛。慧能听后十分高兴，愿去参拜。有位客人资助了他十两银子，慧能回家安顿好老母，就动身去黄梅。
  唐高宗龙朔元年（661），慧能来到黄梅双峰山东山禅寺礼拜五祖，五祖问他从哪里来，作什么来了？慧能答道：我从岭南新州来，惟求作佛。五祖劈头道：你来自荒蛮之地，哪能作佛？慧能说道：佛性无南北，我虽来自岭南荒蛮之地，佛性与你有何差别呢？五祖见他很有慧根，就把他留下。
  自菩提达摩渡海东来，在东土创立禅宗，经慧可、僧璨、道信，传到五祖弘忍时，弘忍进一步发展了四祖道信的禅学思想，弘忍的禅学传自道信。道信自说他的法门：一依《楞伽经》，以心法为宗，二依《文殊般若经》的一行三昧。弘忍常说：“欲知法要，心是十二部经之根本。”又说：“诸佛只是以心传心，达者印可，更无别法”（《宗镜录》卷九十七）。这是他继承道信以心法为宗的设施。
  到了唐龙朔元年（661），禅宗五祖弘忍令会下徒众各作一偈，以呈见解，若语契符，即以衣法相付。五祖的弟子神秀先呈一偈说：
  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
  慧能另作一偈：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弘忍以慧能见解透彻，入堂为说《金刚经》，密授禅宗顿教心法，把达摩所传木棉袈裟传与慧能，叫他南归，是为禅宗第六代祖。此后慧能宗《般若》，开法于南方，神秀宗《楞伽》，传禅于北方，成为南顿北渐二系禅学的首导。
  当慧能在岭南传法时，正是北方神秀禅法大兴之际，慧能去世后，其影响也一直只在东南一隅，是神会出面批评北宗禅法是渐，传承是旁，为慧能争取禅宗正统的地位，并最终得到朝廷的认可，为禅宗六祖。
  有人认为：禅宗实际创始人是慧能，这种说法不是没有道理的。如果说达摩所创立的禅宗后经慧可结合中国的实际得到广泛流传，而慧能所创立的南宗最具中国特色，是中国佛教一场重大的革新运动。慧能标榜“不立文字”，只留下一部由别人记录整理的《坛经》，该经是中国僧人著作中唯一列为佛经的一部作品。慧能以后，一花开五叶，禅宗分为五个支派，即：沩仰宗、临济宗、曹洞宗、云门宗、法眼宗，时在晚唐五代，后流传至日本、朝鲜。
  再一位大师就是荷泽神会。
  荷泽神会出生于684年，圆寂于758年。神会俗姓高，湖北襄阳人（此据《宋高僧传》，宗密的《圆觉经大疏钞》中记为俗姓万，未载籍贯）。神会少年时期研习过儒道各家经典，从《后汉书》中得知有关佛教的知识，便对佛教加以留意，在家乡从国昌寺颢元法师出家。出家后，诵起经文来，易如反掌。神会在参慧能之前，曾先在神秀会下三年，神秀奉敕入宫那年，他南下投奔慧能，在慧能会下一边以苦行供养慧能，一边研习经论，行禅事。在曹溪时，神会也一度离开慧能北上游学，遍访高僧，并在西京洛阳受具足戒。景龙年间（707-709）中又回到曹溪。神会对慧能和神秀的禅法都有比较全面的了解，掌握了两者的不同特点，因而有条件对北宗的缺陷提出批评，争夺法统。
  慧能去世后，神会在曹溪继续留住了七年。开元八年（720），他来到河南南阳的龙兴寺，时人称其为南阳和尚。开始了他弘扬慧能的顿教的活动，批评神秀一系的禅法。唐开元二十二年（734）正月十五日，一说开元十八年，神会在滑台大云寺演说“菩提达摩南宗”的历史，他大胆地提出一个传法世系，说达摩传袈裟以为法信，授与慧可，慧可传僧璨，再传道信，道信传弘忍，弘忍传慧能，六代相承，连绵不绝。与神秀系的崇远法师辩论，正式和公开地批评神秀禅法，指出神秀“师承是旁，法门是渐”（宗密《禅门师资承袭图》），只有慧能禅法才是达摩以来的正宗。
  天宝四载（745年）兵部侍郎宋鼎请神会到洛阳，住在荷泽寺，自此人称其为荷泽神会。可见神会的宣传在当时已产生一定影响。但在北宗盛行的中心，要瞬间挤掉北宗是十分困难的，况且还有朝廷的因素。据《历代三宝记》之《无相传》记载，天宝八载（749），神会在荷泽寺再一次公开楷定南宗宗旨，非难北宗，并且每月作坛场说法，这遭到北宗人的仇视。天宝十二载（753），北宗的信奉者御史卢奕告神会聚众，不利朝廷，神会被发配到弋阳郡（今河南省潢县），再贬至武当郡（今湖北省襄阳市西北山区）。第二年春，奉皇恩移到襄州（今襄阳市），七月份移住荆州开元寺。两年内四迁其地，都因北宗门下的迫害所致。
  天宝十四年（755）安史之乱，使神会的命运有了转机。两京沦陷，国家财政困难，鉴于神会的声誉，乃请神会出来主持，所得费用，尽作军费。这样神会对朝廷立下了不小的功劳，唐肃宗皇帝召入宫内供养，其宣传的南宗自然受到朝廷的重视。
  258年，神会在荆府开元寺去世，但其在朝廷的地位并未受影响，以后的几十年内，唐代宗、唐德宗两帝先后为其建塔、敕谥号（谥真宗号）、立传法堂，并于贞元二年（786）立神会为禅宗七祖。
  1983年12月，文物部门在洛阳龙门西山北段唐宝应寺遗址发现了神会墓。这是隋唐洛阳考古发掘的重要发现之一。墓中出土了一批重要的珍贵佛教文物，如长柄焚香铜手炉和漆衣陶钵。手炉造型异常精致，铜质鎏金。柄长41厘米，炉盘直径11.5厘米。全器由炉、炉炳、握把三个部分组成。柄的握端为一鎏金莲花台，台上有蹲兽，兽头额上阴刻“王”字。漆衣陶钵为僧人饮食用具，口径18.8厘米，壁厚0.3厘米，高7.5厘米。敞口圆底，胎质细腻、轻巧，通体施以黑漆。同墓中还出土了《大唐东都荷泽寺殁故第七祖国师大德于龙门宝应寺龙腹建身塔铭并序》即《神会塔铭》。碑文17行，每行20至22字不等，楷书。《塔铭》指出，神会于干元元年五月十三日在荆府开元寺奄然坐化，享年七十五，僧腊五十四夏。故其生卒年应为684至758年，这就订正了佛教史著作中对他生卒年代的不同说法。又旧说认为神会卒于洛京荷泽寺，而《塔铭》确指卒于荆府开元寺，后由李王角迎尊颜于龙门，建身塔于宝应寺，永泰元年十一月十五日入塔。（参见《文物》杂志，1992年第3期）
  费了这么多笔墨，就是想阐述神会大师在中国禅宗史上的地位和重要性。胡适先生对神会有着很深的研究，他在《神会和尚遗集》写下了总结之语：
  南宗的急先锋，北宗的毁灭者，新禅宗的建立者，《坛经》的作者——这是我们的神会，在中国佛教史上，没有第二个人有这样伟大的功勋，永久的影响。
  那么神会与邢州开元寺是什么关系？根据吴其昱《荷泽神会传》研究所排的神会年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59.4），在与北宗进行辩论时，神会分别于唐天宝七年戊子（748），天宝十一载壬辰（750）来到邢州开元寺，请兵部侍郎宋鼎撰文，为慧能大师立《能大师碑》。清光绪三十一年版《邢台县志》引《集古目录》：
  “能大师碑，兵部侍郎宋鼎撰，河南（阳）翟丞史维则八分书，大师卢氏南海新兴人，居新兴之曹溪，天宝七年，其弟子神会建碑于鉅鹿郡之开元寺。”（《宝刻丛编》）五，邢州。
  “唐曹溪能大师碑，宋泉撰，史惟则八分书，天宝十一载二月。”（《金石录目》）。
  “史惟则曹溪能大师碑，宋鼎撰，八分书，天宝十一载二月立邢。”（《宝刻类编》）。
  “谨案瞿汝稷《指月录》称：六祖慧能大师，寂于先天二年八月三日，建塔曹溪，又释普济《五灯会元》，称：六祖法嗣神会禅师，住西京荷泽，以上元元年奄化，塔于龙门，皆无卓锡邢州事，不知何以于此立碑，又何以立碑于四十余年之后，皆不可解考。慧能、神秀皆五祖宏忍大师法嗣，慧能既受五祖衣钵，其教遂盛行于南，称为六祖。而神秀道行高卓一时，僧俗亦皆宗之，尤为武后、中宗礼重。故二人虽同出五祖门下，自此遂判为两宗，时人谓之南能北秀。盖神会为六祖法嗣，既于天宝四年分定顿渐两教，再着《显宗记》以传世，又恐南宗之不行于北也，乃追述其师道德刻石永久，欲以阐扬法教，指归宗派。而立碑之年，《金石录》及《宝刻类编》皆作天宝十一载，《集古录》作天宝七载，未知孰是。《金石录》、《宝刻类编》两书既同《金石录》又详书年月，殆集古误也。又按朱鼎，《金石录》作宋泉，乃传刻之误。”（《邢台县志》光绪三十一年版）
  吴其昱认为：为两度在邢州开元寺为慧能大师立碑，必然有着很重要的意义，选择这个与佛教历史有密切关系的寺院为慧能立碑，是借助“二祖传钵之地”的影响，其意义就是“竖立宗旨”以正法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