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台市图书馆

在中国佛教发展过程中，佛教曾经历过“三武一宗之厄”。三武是指北魏的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一宗即周世宗柴荣。
  第一次发生在北魏太武帝灭佛；第二次为北周武帝；第三次是在845年，为唐武宗会昌五年发生的灭佛事件。
  “三武之祸”使中国各地的佛教文化受到重创。特别是唐武帝会昌五年（845），佛教寺产收入与僧尼之滥直接影响到了唐代政府的经济，使唐武宗帝决心废除佛教。武宗灭佛共毁寺院4600所，庙宇4万所；26万多僧尼被迫还俗，寺院所附奴婢15万人被归放；数千万顷教田土地被没收，使佛教受到沉重的打击。
  由于邢州位于北方，地方官员尊重佛教，这里的一些寺院得到了有效保护。据《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卷四记载：“唯黄河以北镇、幽、魏、潞等四节度，元来敬重佛法，不毁拆佛寺，不条流僧尼。佛法之事，一切不动之。”从研究资料中可以获知，三武时期的邢州佛教好像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而从考古发现可以证实，在此时期，邢台地域佛教文化并没有大的发展，佛教寺院还是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破坏。
  2004年，河北省考古人员在临西县发现北朝寺院遗址，遗址中发现大量佛像残块和铜、铁、陶瓷等质地的遗物。在遗址中还发现了大量的彩绘墙皮，墙皮上绘有云纹、花卉等图案，在佛像残块中可以分辨出有头、肩等部位。考古人员从发现暴露的遗迹现象分析，这个寺院曾两次被毁，但排除了是水灾和火灾的可能，认为是北魏和北周两次灭佛政策所为。临西县吕寨乡的石佛寺遗址，至今保留着北朝时期的造像碑和一些关于寺院建设的石碑。此外，在南宫市也发现一处埋藏佛像的灰坑，出土石造像及残块324件，造像种类有佛、菩萨、飞天、莲坐等，质地可分为汉白玉、青石、瓷胎等，其中尤以汉白玉造像数量多，石质洁白细腻，造像仪态端严，雕刻工艺精致，衣纹生动自然，线条流畅，刀法纯熟，且有彩绘和刻铭，初步判断为北朝至唐代的遗物。
  在“三武灭佛”时期，一些敕额的寺院得到了保留，保存至今的开元寺、天宁寺应当是当时保存下来的寺院。
  唐武宗灭佛也被称为佛教的“会昌之难”。唐武宗灭佛来的快，破坏力也很大。但在第二年，唐武宗就死了。
  唐宣宗继位后，就下诏恢复废寺。唐大中元年（847），唐宣宗下诏说“会昌季年，并省寺宇……厘革过当，事体未弘，其灵山胜境，天下州府，应会昌五年四月所废寺宇，有宿旧名僧，复能修创，一任住持。所司不得禁止。”（唐宣宗《复废寺敕》，见《全唐文》卷八十一）851年，唐宣宗又下诏说，京畿各地及郡县，士庶要修建寺宇，不得禁止，并允许度僧尼住持营建。又据《资治通鉴》卷唐纪六五记载，自唐宣宗即位以来，佛教发展政策十分宽松，到处都是“修复废寺，天下斧斤之声”。
  唐代末年，黄巢军所到之处，僧侣四处逃离以避战火，文献有“乾符中，群寇纷纭，禅侣分散”的说法。郭威（904-954），邢州尧山（今邢台隆尧县）郭园人，后汉时为邺都留守。乾祐四年（951），代后汉称帝，国号周，都汴（今开封），史称后周。显德元年（954），周太祖郭威去世，晋王柴荣遵遗命即皇帝位，是为周世宗。
  柴荣（921-959年），五代后周世宗皇帝，后世又称柴世宗，邢州尧山柴家庄（今河北省邢台市隆尧县）人。柴荣即皇帝位后，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其中停废无敕额寺院为一大举措。
  盛唐时期，由于官府的提倡，佛教信众急剧增加，寺院遍及全国各地，同时寺院占有大量土地，已经影响到国家的税收和政权的稳定。为改变这一状况，柴荣在显德二年下诏：“诸道府州县镇村坊，应有敕额寺院，一切仍旧，其无敕额者并仰停废。”规定，其僧尼及法物移交可留存者，殿堂屋宇由官府封锁收管；除留者外，无论城郭村坊、山林胜迹都不得创建寺庙，违反者并徒三年、配役、还俗；当地官员除名流放；王公贵戚、节度使、刺史等不得奏请创建寺庙及开戒坛，违反者，当由御使弹劾。同时还严格规定了出家条件，出家者必须提前提出申请，经过地方政府的申报后，由录事参军本制官考试经文合格后，方得落发为僧尼。严格禁止私自剃头受戒，不符合出家条件的僧尼则应还俗。
  周世宗的限佛一事，即为佛教史上的“一宗之厄”。前后共废除寺庙三万余所，保留二千六百余所，约占原寺院总数的十分之一。僧尼人数减少到六万一千余人。通过这次限佛，国家增加了农业劳动人口，也增加了国家的赋役，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僧尼的素质，从另一方面来说，这次限佛对佛教健康发展也有着重要意义。
  邢台古城北侧有一古禅院，就为元代禅宗的中兴福地净土寺。在净土寺中有一通宋代的石碑，石碑名为《邢州净土禅院碑》，是宋代人，时任安国军节度王全斌等人所立，碑文是朝仪郎前行邢州司户参军赐绯鱼袋宋叶撰文。
  王全斌，宋史有传，为五代至北宋著名将领，山西并州太原人。曾在后唐、后晋、后周为将。宋建立，参加平叛将李筠、攻北汉之战，功升安国军节度使。净土寺这块禅院碑记即为王全斌任安国军节度使在邢州时所立。邢台大开元寺内也有王全斌所立的经幢。
  邢州净土禅院碑，其螭首正面下方有横镌“敕留净土禅院”六字，碑文也明确的记载说：迄至显德二载，世宗握境，……无敕额者勿存……是时院主赐紫知均识知机，……抽毫简牍，搜诸石额，镂以前文……因被前敕条贯……奏留……。
  从碑文记载看，邢州净土禅院，即元代的邢州净土寺，是皇家敕留寺院之一。
  在邢州开元寺内有一座经幢，就是位于毗卢殿西南侧晚唐时所立的十六面《大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
  根据考证，唐天宝十五年（756），唐朝叛军史思明占领赵郡与常山。七月，唐肃宗改至德元年（756）始置节度使。757年，即唐至德二年十二月，史思明请降，邢州归唐。查唐至德三年为758年，戊戌。《金石分域编》记载，“……戌二月戊辰朔十日丁丑建”“……戌二月戊辰……”前所缺的字当为“戊”字，这一年应为“戊戌二月戊辰朔十日丁丑建”，即758年，这一年就是邢台开元寺《大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的立幢时间。
  后梁乾化年间（911—915），高僧空本由天竺国（古印度）来到邢州开元寺，在寺内翻译佛经。
  关于佛教译经，邢台还曾出现过一个译经大师，这个人就是隋代的彦琮大师。据《续高僧传》记载：释彦琮，俗缘李氏，赵郡柏人人也。（隋炀帝）大业二年（606）与诸沙门诣阙朝贺，特被召入闭禁，为时主（指炀帝）见知，因即下敕，于洛阳上林园，立翻经馆以处之。
  彦琮，是赵郡柏仁县人，柏仁即今河北邢台隆尧县。
  彦琮在隋文帝开皇十二年（592）奉诏入京掌翻译，著有《福田论》《辨圣论》《鬼神论》《善知识录》等，隋大业六年在洛阳圆寂。在尧山有彦琮墓，该墓位于尧山东南山坡上，墓为依山而凿的棺形石洞墓，墓口分别有“隋国翻经师彦琮遗身（躯）”九字和“大业六年七月二十四日无常”十二字。
  唐五代之后，朝廷对寺院道观加强了管理。关于寺院管理，虽然各代都有一些制度和规定，实际上只采用了下列三种办法：一是限制每州每县的寺院数目，二是限制寺院设置地点，三是将寺院纳入政府管理，特别是对一些大的寺院，以有没有敕赐寺额作为寺院合法存在的依据。
  自隋开皇间首创官寺制度，一直沿用到宋元时期。官寺乃指于各州设置同一寺名的寺院，并由官方给予所有经费，官寺内的僧行亦由朝廷敕许。邢台南宫县保存有隋开皇十一年（591）《大隋南宫令宋君为敕建僧尼二寺碑记》，从碑文记载看，当时“……乃诏州县各立僧尼二寺……。”南宫令宋君，“依明敕俯厉宿诚，乃于形胜之所崇构尼寺”，修建了定觉寺等寺院。
  宋代虽然积极倡导佛教的发展，但是对佛教的无限滥建也进行了限制。赐额既是寺院的护身符，无敕额的寺院，朝廷就有权加以取缔或转移用途。
  唐至宋金，邢台城内有净土禅院（净土寺）、天宁寺、开元寺等。
  开元寺是邢州合法的赐额官寺，这样开元寺在宋时期又有了很大的发展，修建大圣塔，宋徽宗赐名为园照塔，还命御用文人为圆照塔书写了碑记，立于寺内。宋皇祐四年（1052）九月，刘从广将《钟离权诗刻石》立于开元寺内。
  开元寺的文化僧人很多。据记载，开元寺在唐晚期的寺僧中有“柳词迷”，这就是邢州开元寺僧法明上座。
  法明上座为禅宗第十二世传人。上座又称长老、上腊、尚座、首座、上首，是指僧众中之出家年数（法腊）较长的和尚，以年德俱高，或指年岁高者，有时也是对僧人之尊称。唐代的上座是朝廷任命管理寺院的高僧。有人说法明上座是北方禅林的济公，是一个开悟了的人。
  据《五灯会元》记载说：法明上座住持邢州开元寺时，当时的社会非常动荡不安。他的行为举止与众颇不相同，既不讲经，又不说法，每天就是喝酒，专做那种不为人所理解的事。有人请他吃斋，他不去，有人请他喝酒，他就去，醉后高唱市井小调，诵吟柳永词，数年如一日。相传有一天，他对开元寺的寺僧说：“我明天要走了”。由于他的行为常常被僧徒误解，使大家都还有些讨厌他。所以他说这些话，大家并不以为然。第二天法明上座更衣趺坐，对寺内僧徒说：“我现在要向大家告别了，在告别的时候，我有几句话跟大家说”。他说：“平生醉里颠蹶，醉里却有分别，今宵酒醒何去，杨柳岸晓风残月。”说完谒语后就逝去了。此时大家才突然明白了，法明上座是一位高僧，平时喝得醉醺醺的，心里却明白得很。平常跟他在一起喝酒的人、跟他一起赌博的人，这时都清楚了，也都受到他的教化。
  在佛教其它宗派那里，法明这样的行为举止是不能容忍的。而在禅宗里看他好像是粗行沙门，醉里却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最为突出的是，他“每饮至大醉，惟唱柳永词”“或有召斋者则不赴；有召饮者则欣然而从。酒酣乃讴柳词数阕而后已，日以为常，如是者十余年”。（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四十四，第584页）。
  宋代靖康元年（1126）之后，邢州被金军占领，此时的邢州沦入战乱动荡的年代。而邢州开元寺对社会的影响力正在日益扩大。大定五年（1165）八月间，建于宋大观年间的邢州开元寺圆照塔得到重修，由金代文学家、潞州节度副使刘仲尹撰文，张天和正书，闫崧篆额，重修后在开元寺内立《修开元寺圆照塔记》碑。后来，又在大定二十四年（1184）开元寺的住持僧人定喜，与定远大将军行县令轻车都尉开国伯食邑七百户王壁为皇帝、皇后祈福铸造了一口大铁钟，并在园照塔东侧（清人说在中殿前偏东）建造了开元寺钟楼。
  这口大铁钟铸成后，民间有一个传说，在试钟时，开元寺当家住持对众僧说“等我走离寺院三十里之外，你们再敲钟”。但众僧不明其意，由于试钟心切，在主持才走出十里之外时，就提前敲响了大铁钟，结果使大铁钟的钟声只能传出十多里。
  1211年，蒙古帝国大汗成吉思汗再次率领大军南下攻金。蒙古军从河北易县的紫荆关进入中原，在太行山一线与金军发生了一系列的激烈战役。金贞祐元年（1213）秋，这一年也是宋代嘉定六年，成吉思汗留怯台、哈台屯兵金中都城北（今北京），1215年，蒙古军占领中都，在辽西（在今内蒙古宁城西）消灭金守军。然后分兵三路：命其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为右军，沿太行山东麓南下，数月之内连破九十余郡，攻克保（今河北保定）、遂（今河北徐水西）、安肃（今河北徐水）、安（今河北安新旧安州）、定（今河北定县）、邢（今河北邢台）、洺（今河北永年旧县）、磁（今河北磁县）、相（今河南安阳）、卫（今河南汲县）、辉（今河南辉县）、怀（今河南沁阳）、孟（今河南孟县）等州。
  在这次战争中，邢州城及河北南部到处是“田畴荒芜”“民不聊生”的景象，古老的邢州城内也受到了严重破坏，古刹开元寺也未能幸免于难，宋代建设的圆照塔在这次战争期间也“烬于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