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台市图书馆

早在新石器时期，中国的宗教文化已经开始形成。夏商周时期，随着中国奴隶制制度的发展和衰落，出现了天神崇拜及宗法祖先崇拜，并在此基础上又发展为圣贤崇拜，出现了巫、祝、卜、史宗教神职人员，有学者说这些神职人员，可以上达天意，下通民心。
  1992年，在邢台南小汪西周遗址中出土了一片甲骨文，甲骨文又称为卜辞，是用作占卜并记录占卜结果，也是邢台最早的宗教文化文字记录。
  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时，出现了受“阴阳五行说”影响的五帝崇拜，这时中国的神仙方术渐渐兴起，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已经发展起来。有学者称，邢台南部沙河市的广阳洞为老子修练处，被誉为老子的第二故乡。
  中国道教来源于古代的民间巫术和神仙方术，并把《老子》、《庄子》学说与理论加以附会引申，形成以长生成仙为根本宗旨的道教教义。随着相应的宗教组织和活动的出现，道教便正式诞生了。中国道教的发源地有两处，一处是河北邢台的太平道，一处是四川的五斗米道。
  在中国道教发展的同时，起源于古印度的佛教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并传入了中国。关于佛教传入有多种说法。
  一种是先秦传入中国说。“先秦说”是以晋代王嘉《拾遗记》的记载为依据。清代也有学者认为，这是“佛法入中国之始”（《茶香室丛钞》卷十三）。除“先秦说”还有“秦朝说”“西汉武帝时期说”“西汉末说”“西汉末东汉初说”等，这些说法各自有据，争辩不休，属于学术讨论的范畴。现在大家比较认同的是“东汉初说”。
  据《后汉书》记载：世传明帝夜寐南宫，梦见金人长大，顶有光明，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长丈六尺，而金色”。帝于是谴使天竺问佛道法，遂于中国图画形象焉。
  《高僧传·卷一》记载：明帝刘庄永平中，遣郎中蔡惜、博士弟子秦景等往西域天竺寻求佛法。在月氏（今阿富汗一带）遇摄摩腾、竺法兰，邀二人来中国……文献中记载着西域高僧携带佛像经卷，用白马驮着来到洛阳，在洛阳建立了中国第一座寺院——白马寺。
  又有学者研究，东汉永平十年（67）汉明帝敕令摄摩腾、竺法兰在南宫（大风亭）附近修建佛塔寺院，以纪念其父光武帝刘秀被王莽追杀时，幸起大风得以避祸的事。因此说，邢台南宫普彤塔很有可能比洛阳白马寺的历史还要早一年。虽然这仅是一年之言，从一个侧面可以说明邢台佛教历史是十分悠久的。
  两晋时期，由于老庄思想的影响，在士大夫阶层流行一种清淡名利，脱俗自由的现象。民众接受佛教般若思想的条件也逐渐成熟起来，僧侣与名士大夫的交流，佛教思想被士大夫阶层接受，般若思想成为知识阶层的一个精神寄托，从而形成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后的佛教弘化高潮。
  东晋末年，北方地区出现群雄割据的局面，史书中称为“五胡十六国”时期。邢台在“五胡十六国”时期为襄国，因石勒建都于襄国，并在此营造建平大城，邢台又称建平城。
  312年，羯人石勒占据襄国。《晋书》石勒记载说：“石勒字世龙，上党武乡羯人也。”石勒进据襄国后，以襄国为根据地，固城堑，扩兵力；平定幽冀后，于晋建兴四年（316）击溃刘琨军，彻底消灭了西晋在北方的残余势力。大兴二年（319）石勒称大单于、赵王，定都襄国，大修城郭，“徙洛阳铜马翁仲二列于永丰门，谓其城曰建平城”。咸和五年（330），石勒灭前赵，统一了中国北部。以淮水为界，形成了与东晋南北对峙的形势，完成了他建立王业的雄心大志。在襄国称“大赵天王，行皇帝事，改元‘建平’”，建立后赵政权。史称后赵。
  为了巩固后赵政权，后赵皇帝石勒采用右相张宾（今邢台内丘人）的建议，倡导经学，以汉文化教化各族民众。311年，西域僧人佛图澄被人引见给石勒，得到了石勒的宠信，被尊称为“大和上”。佛图澄以襄国为中心弘扬佛教，大力兴造寺院与佛像，并允许汉人出家为僧。一时门徒近万人，在后赵境内建有寺院893所，很快使佛教在长江以北的地区得到了普及传播。
  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当时襄国的辖区内出现了二位高僧——常山释道安和尚和钜鹿竺道生。
  释道安师从佛图澄，精于般若研究，最大的贡献是统一中国僧姓为释氏，开创了中国释僧制。任继愈先生说“道安的影响相当深远，时人称为“手印菩萨”，居于“西国”的鸩摩罗什则以“东方菩萨”美之。（任继愈《中国佛教史》）道安和尚后来收了一个弟子，这个弟子就是净土宗的一代宗师慧远大师，净土宗在邢台弘化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万松、万安禅师早年都曾在邢台建立净土道场。
  竺道生（335-424）东晋佛教学者，本姓魏，钜鹿（今河北平乡）人。官宦世家，幼年跟从竺法汰出家，改姓竺。后来从鸠摩罗什（与真谛、玄奘并称为中国佛教三大翻译家）译经，是鸠摩罗什的得意门徒之一。他的顿悟成佛之说，在南北朝初期曾风行一时。关于竺道生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相传道生和尚游学到苏州虎丘山，聚石为徒，讲《涅槃经》，说到阐提有佛性，群石皆为点头，这就是流传千载“生公说法，顽石点头”的佳话。至今苏州虎丘山还有以传说“生公说法，池生千叶莲花”而得名的白莲池，池中有一块当时留存的“点头石”。
  南北朝时期，佛教文化在襄国境内十分盛行，这个时期的佛教文物有：魏寺碑、杨翚碑（512年），南和北齐造像碑（559年）、平乡北齐造像碑（565年）、北齐宁国寺碑、郭村长乐寺碑等。
  经历了北周灭佛后，邢台佛教发展受到一定影响。尽管如此，由于中国禅法的兴起，达摩为禅宗发展奠定了基础，成为中国禅宗的初祖。
  禅宗二祖慧可继承禅宗法统后，由于慧可所宣传的禅法与当时佛教理论有很大的不同，慧可便受到了诽谤和排斥。慧可便以佛图澄传播佛法的地区邺城——襄国为基地，进行佛教禅宗思想的宣传。这样使邺城和襄国的佛教得到了振兴和发展。也是由于慧可的不懈努力，禅宗得到了广大佛教徒的欢迎，慧可成为中国禅宗传播的第一人。
  581年，隋王杨坚称帝。隋朝建立伊始就改变了周武宗毁灭佛法的政策，而以发展佛教作为巩固统治政权的方针之一，成为中国佛教史上一大转折。早在北周时的大象二年（580），身为大丞相的杨坚就允许剃发，为隋唐佛教的兴盛打下基础。隋文帝时期，据记载建立的寺院共有3792所，天下诸州建舍利塔之风气极盛。
  舍利（梵语sarira），是遗骨的意思。又作实利、设利罗、室利罗。意译体、身、身骨、遗身。通常指佛陀之遗骨，而称佛骨、佛舍利。《金光明经》卷四《舍身品》中说：“舍利者，是戒定慧之所熏修，甚难可得，最上福田。”在佛教界安置佛舍利之宝塔，称之为舍利塔；安置佛舍利之瓶，称为舍利瓶。
  据唐道宣撰《广弘明集》卷十七记载，隋文帝三次分送舍利并下诏敕天下八十二寺立塔。
  第一次分送舍利，是仁寿元年六月十三日。这一天隋文帝“宜请沙门三十人谙解法相兼堪倡导者。各将侍者二人。并散官各给一人。熏陆香一百二十斤马五匹。分道送舍利。”《法苑珠林》说“隋文帝立佛舍利塔”有雍州、岐州、华州、同州、泾州、蒲州、泰州、并州、定州、嵩州、相州、廓州、衡州、襄州、牟州、吴州、苏州、秦州、瓜州、扬州、益州、毫州、桂州、交州、汝州、番州、蒋州、郑州等28个州府。
  第二次分送舍利，是仁寿二年正月二十三日。复分布五十三州建立灵塔。这53州有常州、泉州、循州、营州、洪州、杭州、凉州、德州、沧州、观州、瀛州、冀州、幽州、徐州、莒州、齐州、莱州、楚州、江州、潭州、毛州、贝州、宋州、赵州、济州、兖州、寿州、信州、荆州、兰州、梁州、利州、潞州、黎州、慈州、魏州、沈州、汴州、许州、豫州、显州、曹州、安州、普州、怀州、陕州、洛州、邓州、秦州、卫州、沼州、郑州、杞州。
  第三次分送舍利，是仁寿四年又分建舍利塔30余州。
  根据史料记载，邢台当时已为州治，隋文帝于开皇三年（583）罢除诸郡之后，在河北境内置幽州、玄州、平州、蔚州、易州、瀛州、定州、恒州、冀州、沧州、贝州、洺州、魏州等14州。于开皇九年（589）增置观州，十年增置慈州，十六年，即596年，又增置景州、蒲州、井州、栾州、深州、邢州等6州。
  根据《续高僧传》卷十一记载，我们了解到敕送舍利到贝州和邢州的情况：初义仁寿二年。奉敕送舍利于本州宝融寺既达州治忽放光明。寺僧智耀先有舍利九分。将入道场。数之加得十二分。又放光明。随人缘念色相不同。
  在隋仁寿二年，辩义禅师送舍利到达贝州，辩义禅师“姓马氏。贝州清河人也。”由此可知当时在贝州（河北清河）建有舍利塔。
  又据《续高僧传》记载：释宝袭。贝州人。雍州三藏僧休法师之弟子。休聪达明解神理超逸。齐末驰声广于东土。周平齐日。隐沦本州。天元嗣立创开佛法。休初应诏为菩萨僧。与遵远等同居陟岵。开皇七年召入京辇住兴善寺。袭十八归依诵经为业。后听经论偏以智度为宗。布响关东高问时杰。从休入京训勖为任。开皇十六年。敕补为大论众主。于通法寺四时讲化方远总集。逮仁寿造塔。又敕送舍利于嵩州嵩岳寺。初云雾暗合七日蒙昧。袭乃擎炉发誓。愿将限满下舍利时得见日采。俄而所期既至。天开光耀日当正午。既副情望遂即藏翳。末又送于邢州泛爱寺。忽于函上见诸佛菩萨等像及以光明。周满四面不可殚言。通于二日光始潜没。而诸相犹存。及当下时又见卧像一躯赤光踊起。
  从记载中我们可以知道，隋代仁寿年间造塔时，确实敕送舍利到邢州并建立舍利塔，这次敕送舍利的任务是贝州人宝袭法师担任的。宝袭法师奉诏敕送前曾擎炉发誓“愿将限满下舍利时得见日采”，忍着饥饿在期限之内送至邢州泛爱寺时，出现了“忽于函上见诸佛菩萨等像及以光明。周满四面不可殚言。通于二日光始潜没。而诸相犹存。及当下时又见卧像一躯赤光踊起。”的祥瑞现象。
  邢州泛爱寺，根据《邢台县志》和《沙河县志》记载，在邢州的邢台城与沙河城各建有一所。
  《京畿金石考》说，隋大业五年（609）四月，邢州城内兴建文帝舍利塔，并由李百药撰文立《文帝舍利塔碑》。《顺德府志》同时也印证了这条记载：文帝舍利塔碑，大业五年四月立，李百药撰，书丹人名缺不可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