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历史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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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出处: 《千年古刹——邢台大开元寺》 图书
唯一号: 030720020220001317
颗粒名称: 三 历史渊源
分类号: K928.75
页数: 34
页码: 39-72
摘要: 本文讲述了邢台河北的历史简述:唐代佛教,宋金刑州、元代、明清顺德府的开元寺历史渊源文化。
关键词: 开元寺 历史渊源 文化

内容

1、邢史简述邢台位于河北南部太行山脉东麓的山前台地上,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说时期,这里是尧舜禅让的地方,邢台东部有尧山圣迹。传说中大禹的父亲鲧治水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今在邢台东部有“鲧堤”遗迹。《禹贡》说古黄河水“至于大陆,播于九河”,为此在邢台城的东部是临靠天下九泽之一的大陆泽。
  考古证明,邢台是商代人祖先——先商文化的发源地。据历史学家多年考证,邢台是司马迁《史记》中说“祖乙迁于邢”的所在地。在最早的古文字(甲骨文)中,邢台的古地名被称作“井”。“井”是商代中兴祖乙帝居都的都城,为此说邢台已经有3500年的建城史了。
  西周时期,周成王分封周公旦第四个儿子来到邢地,为邢侯,建邢侯国。春秋初期邢国逐渐衰落了,不久被卫国所灭。邢国的地域先划入卫国版图,后来又归属于晋国。到三家分晋时,邢地就成为赵襄子的封邑。现在邢台市区内还保留着与赵国及赵襄子历史相关的遗迹和传说,如豫让桥、太子井、赵孤庄等。
  秦汉之际在邢台发生了钜鹿大战,有名的成语“破釜沉舟”就来源于此。两汉时邢台称襄国;东晋十六国时期,后赵皇帝石勒采纳了谋士张宾的意见,在襄国(邢台)营建建平大城,成为后赵的都城,佛图澄传法于襄国。隋代开皇十六年(596)废襄国郡置邢州。到唐代天宝元年(742)时邢州又改为钜鹿郡。至德二年(757)复邢州。宋宣和元年(1119)改邢州,后升为信德府,属河北东路。金代复置邢州。元中统三年(1262)改隶中书省,至元元年(1264)将顺德府、洺州、磁州自为一路,顺德府升为顺德路。明洪武元年(1368)改顺德路为顺德府,清因明制。2、唐以前佛教文化源流早在新石器时期,中国的宗教文化已经开始形成。夏商周时期,随着中国奴隶制制度的发展和衰落,出现了天神崇拜及宗法祖先崇拜,并在此基础上又发展为圣贤崇拜,出现了巫、祝、卜、史宗教神职人员,有学者说这些神职人员,可以上达天意,下通民心。
  1992年,在邢台南小汪西周遗址中出土了一片甲骨文,甲骨文又称为卜辞,是用作占卜并记录占卜结果,也是邢台最早的宗教文化文字记录。
  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时,出现了受“阴阳五行说”影响的五帝崇拜,这时中国的神仙方术渐渐兴起,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已经发展起来。有学者称,邢台南部沙河市的广阳洞为老子修练处,被誉为老子的第二故乡。
  中国道教来源于古代的民间巫术和神仙方术,并把《老子》、《庄子》学说与理论加以附会引申,形成以长生成仙为根本宗旨的道教教义。随着相应的宗教组织和活动的出现,道教便正式诞生了。中国道教的发源地有两处,一处是河北邢台的太平道,一处是四川的五斗米道。
  在中国道教发展的同时,起源于古印度的佛教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并传入了中国。关于佛教传入有多种说法。
  一种是先秦传入中国说。“先秦说”是以晋代王嘉《拾遗记》的记载为依据。清代也有学者认为,这是“佛法入中国之始”(《茶香室丛钞》卷十三)。除“先秦说”还有“秦朝说”“西汉武帝时期说”“西汉末说”“西汉末东汉初说”等,这些说法各自有据,争辩不休,属于学术讨论的范畴。现在大家比较认同的是“东汉初说”。
  据《后汉书》记载:世传明帝夜寐南宫,梦见金人长大,顶有光明,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长丈六尺,而金色”。帝于是谴使天竺问佛道法,遂于中国图画形象焉。
  《高僧传·卷一》记载:明帝刘庄永平中,遣郎中蔡惜、博士弟子秦景等往西域天竺寻求佛法。在月氏(今阿富汗一带)遇摄摩腾、竺法兰,邀二人来中国……文献中记载着西域高僧携带佛像经卷,用白马驮着来到洛阳,在洛阳建立了中国第一座寺院——白马寺。
  又有学者研究,东汉永平十年(67)汉明帝敕令摄摩腾、竺法兰在南宫(大风亭)附近修建佛塔寺院,以纪念其父光武帝刘秀被王莽追杀时,幸起大风得以避祸的事。因此说,邢台南宫普彤塔很有可能比洛阳白马寺的历史还要早一年。虽然这仅是一年之言,从一个侧面可以说明邢台佛教历史是十分悠久的。
  两晋时期,由于老庄思想的影响,在士大夫阶层流行一种清淡名利,脱俗自由的现象。民众接受佛教般若思想的条件也逐渐成熟起来,僧侣与名士大夫的交流,佛教思想被士大夫阶层接受,般若思想成为知识阶层的一个精神寄托,从而形成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后的佛教弘化高潮。
  东晋末年,北方地区出现群雄割据的局面,史书中称为“五胡十六国”时期。邢台在“五胡十六国”时期为襄国,因石勒建都于襄国,并在此营造建平大城,邢台又称建平城。
  312年,羯人石勒占据襄国。《晋书》石勒记载说:“石勒字世龙,上党武乡羯人也。”石勒进据襄国后,以襄国为根据地,固城堑,扩兵力;平定幽冀后,于晋建兴四年(316)击溃刘琨军,彻底消灭了西晋在北方的残余势力。大兴二年(319)石勒称大单于、赵王,定都襄国,大修城郭,“徙洛阳铜马翁仲二列于永丰门,谓其城曰建平城”。咸和五年(330),石勒灭前赵,统一了中国北部。以淮水为界,形成了与东晋南北对峙的形势,完成了他建立王业的雄心大志。在襄国称“大赵天王,行皇帝事,改元‘建平’”,建立后赵政权。史称后赵。
  为了巩固后赵政权,后赵皇帝石勒采用右相张宾(今邢台内丘人)的建议,倡导经学,以汉文化教化各族民众。311年,西域僧人佛图澄被人引见给石勒,得到了石勒的宠信,被尊称为“大和上”。佛图澄以襄国为中心弘扬佛教,大力兴造寺院与佛像,并允许汉人出家为僧。一时门徒近万人,在后赵境内建有寺院893所,很快使佛教在长江以北的地区得到了普及传播。
  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当时襄国的辖区内出现了二位高僧——常山释道安和尚和钜鹿竺道生。
  释道安师从佛图澄,精于般若研究,最大的贡献是统一中国僧姓为释氏,开创了中国释僧制。任继愈先生说“道安的影响相当深远,时人称为“手印菩萨”,居于“西国”的鸩摩罗什则以“东方菩萨”美之。(任继愈《中国佛教史》)道安和尚后来收了一个弟子,这个弟子就是净土宗的一代宗师慧远大师,净土宗在邢台弘化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万松、万安禅师早年都曾在邢台建立净土道场。
  竺道生(335-424)东晋佛教学者,本姓魏,钜鹿(今河北平乡)人。官宦世家,幼年跟从竺法汰出家,改姓竺。后来从鸠摩罗什(与真谛、玄奘并称为中国佛教三大翻译家)译经,是鸠摩罗什的得意门徒之一。他的顿悟成佛之说,在南北朝初期曾风行一时。关于竺道生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相传道生和尚游学到苏州虎丘山,聚石为徒,讲《涅槃经》,说到阐提有佛性,群石皆为点头,这就是流传千载“生公说法,顽石点头”的佳话。至今苏州虎丘山还有以传说“生公说法,池生千叶莲花”而得名的白莲池,池中有一块当时留存的“点头石”。
  南北朝时期,佛教文化在襄国境内十分盛行,这个时期的佛教文物有:魏寺碑、杨翚碑(512年),南和北齐造像碑(559年)、平乡北齐造像碑(565年)、北齐宁国寺碑、郭村长乐寺碑等。
  经历了北周灭佛后,邢台佛教发展受到一定影响。尽管如此,由于中国禅法的兴起,达摩为禅宗发展奠定了基础,成为中国禅宗的初祖。
  禅宗二祖慧可继承禅宗法统后,由于慧可所宣传的禅法与当时佛教理论有很大的不同,慧可便受到了诽谤和排斥。慧可便以佛图澄传播佛法的地区邺城——襄国为基地,进行佛教禅宗思想的宣传。这样使邺城和襄国的佛教得到了振兴和发展。也是由于慧可的不懈努力,禅宗得到了广大佛教徒的欢迎,慧可成为中国禅宗传播的第一人。
  581年,隋王杨坚称帝。隋朝建立伊始就改变了周武宗毁灭佛法的政策,而以发展佛教作为巩固统治政权的方针之一,成为中国佛教史上一大转折。早在北周时的大象二年(580),身为大丞相的杨坚就允许剃发,为隋唐佛教的兴盛打下基础。隋文帝时期,据记载建立的寺院共有3792所,天下诸州建舍利塔之风气极盛。
  舍利(梵语sarira),是遗骨的意思。又作实利、设利罗、室利罗。意译体、身、身骨、遗身。通常指佛陀之遗骨,而称佛骨、佛舍利。《金光明经》卷四《舍身品》中说:“舍利者,是戒定慧之所熏修,甚难可得,最上福田。”在佛教界安置佛舍利之宝塔,称之为舍利塔;安置佛舍利之瓶,称为舍利瓶。
  据唐道宣撰《广弘明集》卷十七记载,隋文帝三次分送舍利并下诏敕天下八十二寺立塔。
  第一次分送舍利,是仁寿元年六月十三日。这一天隋文帝“宜请沙门三十人谙解法相兼堪倡导者。各将侍者二人。并散官各给一人。熏陆香一百二十斤马五匹。分道送舍利。”《法苑珠林》说“隋文帝立佛舍利塔”有雍州、岐州、华州、同州、泾州、蒲州、泰州、并州、定州、嵩州、相州、廓州、衡州、襄州、牟州、吴州、苏州、秦州、瓜州、扬州、益州、毫州、桂州、交州、汝州、番州、蒋州、郑州等28个州府。
  第二次分送舍利,是仁寿二年正月二十三日。复分布五十三州建立灵塔。这53州有常州、泉州、循州、营州、洪州、杭州、凉州、德州、沧州、观州、瀛州、冀州、幽州、徐州、莒州、齐州、莱州、楚州、江州、潭州、毛州、贝州、宋州、赵州、济州、兖州、寿州、信州、荆州、兰州、梁州、利州、潞州、黎州、慈州、魏州、沈州、汴州、许州、豫州、显州、曹州、安州、普州、怀州、陕州、洛州、邓州、秦州、卫州、沼州、郑州、杞州。
  第三次分送舍利,是仁寿四年又分建舍利塔30余州。
  根据史料记载,邢台当时已为州治,隋文帝于开皇三年(583)罢除诸郡之后,在河北境内置幽州、玄州、平州、蔚州、易州、瀛州、定州、恒州、冀州、沧州、贝州、洺州、魏州等14州。于开皇九年(589)增置观州,十年增置慈州,十六年,即596年,又增置景州、蒲州、井州、栾州、深州、邢州等6州。
  根据《续高僧传》卷十一记载,我们了解到敕送舍利到贝州和邢州的情况:初义仁寿二年。奉敕送舍利于本州宝融寺既达州治忽放光明。寺僧智耀先有舍利九分。将入道场。数之加得十二分。又放光明。随人缘念色相不同。
  在隋仁寿二年,辩义禅师送舍利到达贝州,辩义禅师“姓马氏。贝州清河人也。”由此可知当时在贝州(河北清河)建有舍利塔。
  又据《续高僧传》记载:释宝袭。贝州人。雍州三藏僧休法师之弟子。休聪达明解神理超逸。齐末驰声广于东土。周平齐日。隐沦本州。天元嗣立创开佛法。休初应诏为菩萨僧。与遵远等同居陟岵。开皇七年召入京辇住兴善寺。袭十八归依诵经为业。后听经论偏以智度为宗。布响关东高问时杰。从休入京训勖为任。开皇十六年。敕补为大论众主。于通法寺四时讲化方远总集。逮仁寿造塔。又敕送舍利于嵩州嵩岳寺。初云雾暗合七日蒙昧。
  袭乃擎炉发誓。愿将限满下舍利时得见日采。俄而所期既至。天开光耀日当正午。既副情望遂即藏翳。末又送于邢州泛爱寺。忽于函上见诸佛菩萨等像及以光明。周满四面不可殚言。通于二日光始潜没。而诸相犹存。及当下时又见卧像一躯赤光踊起。
  从记载中我们可以知道,隋代仁寿年间造塔时,确实敕送舍利到邢州并建立舍利塔,这次敕送舍利的任务是贝州人宝袭法师担任的。宝袭法师奉诏敕送前曾擎炉发誓“愿将限满下舍利时得见日采”,忍着饥饿在期限之内送至邢州泛爱寺时,出现了“忽于函上见诸佛菩萨等像及以光明。周满四面不可殚言。通于二日光始潜没。而诸相犹存。及当下时又见卧像一躯赤光踊起。”的祥瑞现象。
  邢州泛爱寺,根据《邢台县志》和《沙河县志》记载,在邢州的邢台城与沙河城各建有一所。
  《京畿金石考》说,隋大业五年(609)四月,邢州城内兴建文帝舍利塔,并由李百药撰文立《文帝舍利塔碑》。《顺德府志》同时也印证了这条记载:文帝舍利塔碑,大业五年四月立,李百药撰,书丹人名缺不可辨。3、邢台开元寺述源唐高祖武德元年(618)改襄国郡为邢州,辖龙岗、沙河、南和、钜鹿、平乡、任县、尧山、内邱8县,有户7万余,人口近40万。因邢州隆尧有李唐祖陵所在,又有天然的区位优势,所以倍受唐朝廷重视,其政治、经济、文化相当发达,特别是邢州的邢白瓷,在唐代曾远销到海外。
  唐代佛教,是指从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到哀帝天口四年(907)二百八十九年间李唐一代的佛教而言。
  关于唐代寺院的建置,据《旧唐书·职官志》说:天下寺有定数,每寺立三纲,以行业高者充之。注云:“每寺上座一人,寺主一人,都维那一人。唐武宗灭佛法时,并省天下佛寺四千六百,兰若四万。”隋文帝在全国各地建造舍利塔及寺院之事,被唐代继承下来,唐代“按州置寺”的管理制度实施后,每个州郡都有了官办寺院道观。唐太宗时全国有寺院3716所(参见《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大正藏》卷50),唐高宗时全国共有寺院4000所(参见《法苑珠林》卷100《兴福部》,《大正藏》卷53),唐玄宗时全国有寺院5338所(参见《唐会要》卷49,《唐六典》卷四,《旧唐书》卷四十三)。并在天下各州设立一寺一院,邢州有开元寺、龙兴观。
  地方志书是对正史文献的一个补充。通过对邢台保留下来的各个版本《顺德府志》《邢台县志》进行研究,邢台佛教寺院的设置,到清乾隆十五年(1750)顺德府(邢台)除保留有唐代官办的开元寺外,邢州辖区内还保存着始于唐代建立的寺院29所,仅在邢州城内及周围就有天宁寺、观音寺、兴福寺、建福寺、净峪寺、古定光佛寺、长乐寺、魏寺、圣水寺、下井寺、宁照寺、大宁寺、泛爱寺等。
  关于邢台开元寺,明清各版本的《邢台县志》有如下记载:开元寺,邑治东北隅,唐开元间建,元世祖两幸此寺,有大圣塔,万安师者有道术,后有诏大圣塔赐名园照。
  清道光版《邢台县志》卷二坛庙开元寺,邑治东北隅,唐开元间建,元世祖两幸于此,建大圣塔,有万安者,能使甘泉出,涸井斗米饱万人,后有诏大圣塔赐名园照。
  清康熙版《邢台县志》开元寺,邑治东北隅,唐开元间建,元世祖两幸于此,建大圣塔,有万安师者能使甘泉出,涸井斗米饱万人,后有大圣塔,赐名园照。
  清乾隆版《邢台县志》卷五祠寺开元寺,邑治东北隅,唐开元间建,有钟离权遗迹。五代梁乾化年僧空本译经于此。有大圣塔,宋大观三年赐名园照。元世祖两幸此寺,万安僧重修之。
  清光绪版《邢台县志》同时所见明清各版本《顺德府志》的记载也大同小异。唯有不同的是明嘉靖版《顺德府志》的记载有所不同,在寺观条下称开元寺为大开元寺:大开元寺,在府治东北隅,唐开元时建,金元时继修,元世祖两幸于此,赐额曰大开元寺。洪武间僧纲司寓焉,都纲继口,副都纲继腾重修,元学士王恽、拜学士王盘各奉敕撰碑记,寺有石佛三丈余。
  明嘉靖《顺德府志》寺观条根据《唐会要》记载:唐武则天“天授元年(690)十月二十九日,(敕)两京及天下诸州,各置大云寺一所。”唐代武则天为什么要在全国置大云寺?从史料记载研究中可以知道,在全国各州郡置大云寺,完全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为武则天改朝换代有一个正当“受命于天”的理由,也是为了社会和政权的稳固。
  690年,这一年就是唐天授元年,据《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后本纪》说:沙门怀义与法明等十人进《大云经》四卷陈符命,直则天是弥勒下生,当代唐作阎浮提主,制颁于天下。
  于是朝中大臣也纷纷上表,说武则天是弥勒佛身,《大云经》中有女主之符。当时百姓四夷酋长沙门道士合六万多人上表请改国号。据《新唐书》卷四记载:武则天在此年四月改大周,加尊号曰圣神皇帝,并下诏说:制颁于天下,令两京诸州各置大云寺、各藏《大云经》一本,总度僧千人,及则天革命称周,乃封怀义、法明等为县公,皆赐紫袈裟争龟袋。
  《旧唐书》卷183《薛怀义传》“令两京诸州各置大云寺”,邢台当时为州治,“诸州”自然也包括了邢州。
  邢州所建大云寺,是为皇家“郭下定形胜观寺”。各州郡的大云寺也成为皇家御用寺院。
  从《唐会要》等文献记载得知,唐玄宗在开元二十六年(738)六月一日,改“郭下定形胜观寺”为开元寺。大云寺前身是“郭下定形胜观寺”,开元寺的前身也是“郭下定形胜观寺”。据此认为邢州开元寺并非唐开元年间始建,或者说邢州开元寺的前身很可能是大云寺。两者都为“郭下定形胜观寺”,为唐代州郡所设的官寺。是因为唐玄宗以年号敕改,额始称开元寺。
  有关邢州大云寺之前的历史,现在已经不可详考了。
  根据目前所见文献记载,在唐立国之前,隋开皇元年(581)至大业十四年(618)共37年间,隋文帝“隋兴佛道,变革周风”,于开皇三年(583)“诏令修复周朝废寺。诏文略谓‘朕钦崇圣教,念存神宇,其周朝所废之寺咸可修复’,令各大州邑寺院,“并官写一切经置于寺内”。开皇十一年(591),诏令天下州县立僧尼二寺,诏文说“老庄无申业报之言,岂畅因缘之旨,故佛教为高”,“朕尊崇三宝,归向情深,恒愿阐扬大乘,护持正法……”。并禁毁佛道等像,违者以大逆不道论罪。
  隋仁寿元年(601),隋文帝说天下一统是由佛教之力,乃诏天下诸州名藩建灵塔,分送舍利于各州。隋开皇十一年的“诏令天下州县立僧尼二寺”,应为“郭下定形胜观寺”的基础。
  《隋书·地理志》说,邢台在隋代为襄国郡,隋开皇十六年(596)置邢州,辖龙岗、南和、平乡、沙河、钜鹿、内丘、柏仁等十县。从文献上看,虽然在596年置邢州,但在隋开皇十一年(591),隋文帝已诏令天下州县立僧尼二寺。并在隋文帝所经历过四十五州各创设大兴善寺,又建延兴、光明、净影、胜光及禅定等大寺。由此分析,邢州城在为襄国郡时,就已经在城内修建设立了官方寺院,而不是在596年之后。而邢州的“僧尼二寺”在邢台什么地方?或言是哪座寺院已经不可详考了,有待于地下材料的出土证实。
  地方史志记载,隋大业五年(609),在邢州城建文帝舍利塔。从这条史实来看,更有力的说明早在隋文帝时期,邢州建造的官家寺院已经初具规模。同时也可以这样认为,唐代武则天在“两京诸州置大云寺”也并非新建寺院,也当是利用在邢州已经建成的“郭下定形胜观寺”敕额为邢州大云寺。
  唐开元二十六年(738),唐玄宗“敕天下诸州各以郭下定形胜观寺,改以开元为额”(《唐会要》卷五十)。次年,命“千秋节祝寿就开元寺”。744年,即天宝三年,玄宗皇帝又诏“敕两京天下州郡取官物铸金铜天尊及佛一躯,送开元观及开元寺”。
  《旧唐书》与《册府元龟》也同时记载说,以金铜铸帝等身天尊及佛各一送开元寺供奉的历史事实。
  根据有关专家的研究,在唐代全国境内的开元寺都是官方寺院,除进行一些民间的佛事活动外,还要负责国家之祝典法仪,开元寺也成为地方官员祈求国运仪式的场所。
  这些道观、寺院中所举行的祝典法仪,唐代有明确的规定和制度,据李林甫《唐六典》卷四记载:凡道观三元日、千秋节日,凡修金录、明真等斋及僧寺别敕设斋,应行道官给料。高祖神尧皇帝(五月六日),文穆皇后(五月一日),太宗文武圣皇帝(五月二十六日),文德圣皇后(六月二十一日),高宗天皇大帝(十二月四日),大圣天后(十一月二十六日),中宗孝和皇帝(六月二日)和思皇后(四月七日),睿宗大圣真皇帝(六月十日),昭成皇后(正月二日),皆废务。(凡废务之忌,若中宗已上,京城七日行道,外州三日行道;睿宗及昭成皇后之忌,京城二七日行道,外州七日行道)。八代祖献祖宣皇帝(十二月二十三日),宣庄皇后(六月三日),七代祖懿祖光皇(九月八日),光懿皇后(八月九日),皆不废务。六代祖太祖景皇帝(九月十八日),景烈皇后(五月六日)五代祖代祖元皇帝(四月二十四日),元真皇后(三月六日),孝敬皇帝(四月二十五日),哀皇后(十二月二十日),皆不废务,京城一日设斋。凡国忌日,两京定大观、寺各二散斋,诸道士、女道士及僧、尼,皆集于斋所,京文武五品以上与清官七品已上皆集,行香以退。若外州,亦各定一观、一寺以散斋,州、县官行香。应设斋者,盖八十有一州焉。(谓四辅、五府、六雄、十望、曹、濮、兖、齐、豫、徐、陈、青、亳、仙、凉、秦、瀛、贝、邢、恒、冀、定、赵、沧、德、深、博、易、相、梁、襄、泽、安、绵、梓、遂、眉、邛、果、彭、蜀、汉、润、越、常、苏、杭、婺、衢、湖、宣、洪、潭、广、桂、陇、泾等州是也。
  此上引文,即为各州郡“形胜观寺”中的官方斋戒,所需费用全为官方供给,并规定在京(西京)官员都要到观寺中行香;各大州郡的州、县官员要到指定观寺中行香。祝典法仪期间,这些观寺中还要进行散斋。规定中十二月二十三日的“八代祖献祖宣皇帝”和九月十八日的“七代祖懿祖光皇”,就是为葬于邢台隆尧唐祖陵的李天赐与李熙所设的斋戒日。其81州中有河北贝州、邢州、赵州等州郡。为什么唐玄宗在全国建立开元寺?有学者研究说,从“西安府城内元大开元寺兴教碑”记载,可以知道开元二十八年(疑为二十六年之讹),唐玄宗曾与胜光法师于延庆殿对论“佛恩”问题,论后唐玄宗乃誓为佛弟子,便敕命天下各州府各置开元寺一所。
  唐代,全国每个州府都设置有开元寺,从存世的各种佛教文献中,有大量而具体的开元寺资料,如诸州开元寺的名称及部分记事。唐代鉴真和尚之东征传,与来华留学之日僧圆载、圆仁、圆珍等人的旅行记。
  元代时,由于邢州与元政权中的特殊关系,开元寺得到元廷的高度重视,邢州大开元寺被列为全国一百大寺之内。元延祐三年(1316)泉州官员亦黑迷失在泉州开元寺立《一百大寺看经碑》碑中就有邢州大开元寺。(参见科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吴文良原著,吴幼雄增订《泉州宗教石刻》(增订本)所刊布《一百大寺看经碑》拓本)。
  经历了朝代更迭后,因为战争等原因,在全国各府中保存下的开元寺已经不多了,有的受到了破坏,有的被改为他用。到明代时,在全国仅保留顺德府(邢台)开元寺、直隶真定府开元寺、元氏县开元寺、永平府开元寺、陕西西安府咸宁县开元寺、福建泉州府温陵开元寺、福州府闽县开元寺、山东登州府开元寺、河南归德府开元寺、宁陵县开元寺、虞城县开元寺、南阳府舞阳开元寺等十二处,但其规模已经不能与盛唐时相比。
  因开元寺为官办寺院,唐、宋、元时期各地开元寺高僧辈出,如邢州开元寺法明、万安、庆吉祥、损庵等,苏州开元寺之元浩、辨秀,齐州开元寺之义楚,洪州开元寺之道一、栖隐,鄂州开元寺之玄晏等。4、宋金邢州开元寺文化在中国佛教发展过程中,佛教曾经历过“三武一宗之厄”。三武是指北魏的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一宗即周世宗柴荣。
  第一次发生在北魏太武帝灭佛;第二次为北周武帝;第三次是在845年,为唐武宗会昌五年发生的灭佛事件。
  “三武之祸”使中国各地的佛教文化受到重创。特别是唐武帝会昌五年(845),佛教寺产收入与僧尼之滥直接影响到了唐代政府的经济,使唐武宗帝决心废除佛教。武宗灭佛共毁寺院4600所,庙宇4万所;26万多僧尼被迫还俗,寺院所附奴婢15万人被归放;数千万顷教田土地被没收,使佛教受到沉重的打击。
  由于邢州位于北方,地方官员尊重佛教,这里的一些寺院得到了有效保护。据《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卷四记载:“唯黄河以北镇、幽、魏、潞等四节度,元来敬重佛法,不毁拆佛寺,不条流僧尼。佛法之事,一切不动之。”从研究资料中可以获知,三武时期的邢州佛教好像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而从考古发现可以证实,在此时期,邢台地域佛教文化并没有大的发展,佛教寺院还是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破坏。
  2004年,河北省考古人员在临西县发现北朝寺院遗址,遗址中发现大量佛像残块和铜、铁、陶瓷等质地的遗物。在遗址中还发现了大量的彩绘墙皮,墙皮上绘有云纹、花卉等图案,在佛像残块中可以分辨出有头、肩等部位。考古人员从发现暴露的遗迹现象分析,这个寺院曾两次被毁,但排除了是水灾和火灾的可能,认为是北魏和北周两次灭佛政策所为。临西县吕寨乡的石佛寺遗址,至今保留着北朝时期的造像碑和一些关于寺院建设的石碑。此外,在南宫市也发现一处埋藏佛像的灰坑,出土石造像及残块324件,造像种类有佛、菩萨、飞天、莲坐等,质地可分为汉白玉、青石、瓷胎等,其中尤以汉白玉造像数量多,石质洁白细腻,造像仪态端严,雕刻工艺精致,衣纹生动自然,线条流畅,刀法纯熟,且有彩绘和刻铭,初步判断为北朝至唐代的遗物。
  在“三武灭佛”时期,一些敕额的寺院得到了保留,保存至今的开元寺、天宁寺应当是当时保存下来的寺院。
  唐武宗灭佛也被称为佛教的“会昌之难”。唐武宗灭佛来的快,破坏力也很大。但在第二年,唐武宗就死了。
  唐宣宗继位后,就下诏恢复废寺。唐大中元年(847),唐宣宗下诏说“会昌季年,并省寺宇……厘革过当,事体未弘,其灵山胜境,天下州府,应会昌五年四月所废寺宇,有宿旧名僧,复能修创,一任住持。所司不得禁止。”(唐宣宗《复废寺敕》,见《全唐文》卷八十一)851年,唐宣宗又下诏说,京畿各地及郡县,士庶要修建寺宇,不得禁止,并允许度僧尼住持营建。又据《资治通鉴》卷唐纪六五记载,自唐宣宗即位以来,佛教发展政策十分宽松,到处都是“修复废寺,天下斧斤之声”。
  唐代末年,黄巢军所到之处,僧侣四处逃离以避战火,文献有“乾符中,群寇纷纭,禅侣分散”的说法。郭威(904-954),邢州尧山(今邢台隆尧县)郭园人,后汉时为邺都留守。乾祐四年(951),代后汉称帝,国号周,都汴(今开封),史称后周。显德元年(954),周太祖郭威去世,晋王柴荣遵遗命即皇帝位,是为周世宗。
  柴荣(921-959年),五代后周世宗皇帝,后世又称柴世宗,邢州尧山柴家庄(今河北省邢台市隆尧县)人。柴荣即皇帝位后,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其中停废无敕额寺院为一大举措。
  盛唐时期,由于官府的提倡,佛教信众急剧增加,寺院遍及全国各地,同时寺院占有大量土地,已经影响到国家的税收和政权的稳定。为改变这一状况,柴荣在显德二年下诏:“诸道府州县镇村坊,应有敕额寺院,一切仍旧,其无敕额者并仰停废。”规定,其僧尼及法物移交可留存者,殿堂屋宇由官府封锁收管;除留者外,无论城郭村坊、山林胜迹都不得创建寺庙,违反者并徒三年、配役、还俗;当地官员除名流放;王公贵戚、节度使、刺史等不得奏请创建寺庙及开戒坛,违反者,当由御使弹劾。同时还严格规定了出家条件,出家者必须提前提出申请,经过地方政府的申报后,由录事参军本制官考试经文合格后,方得落发为僧尼。严格禁止私自剃头受戒,不符合出家条件的僧尼则应还俗。
  周世宗的限佛一事,即为佛教史上的“一宗之厄”。前后共废除寺庙三万余所,保留二千六百余所,约占原寺院总数的十分之一。僧尼人数减少到六万一千余人。通过这次限佛,国家增加了农业劳动人口,也增加了国家的赋役,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僧尼的素质,从另一方面来说,这次限佛对佛教健康发展也有着重要意义。
  邢台古城北侧有一古禅院,就为元代禅宗的中兴福地净土寺。在净土寺中有一通宋代的石碑,石碑名为《邢州净土禅院碑》,是宋代人,时任安国军节度王全斌等人所立,碑文是朝仪郎前行邢州司户参军赐绯鱼袋宋叶撰文。
  王全斌,宋史有传,为五代至北宋著名将领,山西并州太原人。曾在后唐、后晋、后周为将。宋建立,参加平叛将李筠、攻北汉之战,功升安国军节度使。净土寺这块禅院碑记即为王全斌任安国军节度使在邢州时所立。邢台大开元寺内也有王全斌所立的经幢。
  邢州净土禅院碑,其螭首正面下方有横镌“敕留净土禅院”六字,碑文也明确的记载说:迄至显德二载,世宗握境,……无敕额者勿存……是时院主赐紫知均识知机,……抽毫简牍,搜诸石额,镂以前文……因被前敕条贯……奏留……。
  从碑文记载看,邢州净土禅院,即元代的邢州净土寺,是皇家敕留寺院之一。
  在邢州开元寺内有一座经幢,就是位于毗卢殿西南侧晚唐时所立的十六面《大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
  根据考证,唐天宝十五年(756),唐朝叛军史思明占领赵郡与常山。七月,唐肃宗改至德元年(756)始置节度使。757年,即唐至德二年十二月,史思明请降,邢州归唐。查唐至德三年为758年,戊戌。《金石分域编》记载,“……戌二月戊辰朔十日丁丑建”“……戌二月戊辰……”前所缺的字当为“戊”字,这一年应为“戊戌二月戊辰朔十日丁丑建”,即758年,这一年就是邢台开元寺《大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的立幢时间。
  后梁乾化年间(911—915),高僧空本由天竺国(古印度)来到邢州开元寺,在寺内翻译佛经。
  关于佛教译经,邢台还曾出现过一个译经大师,这个人就是隋代的彦琮大师。据《续高僧传》记载:释彦琮,俗缘李氏,赵郡柏人人也。(隋炀帝)大业二年(606)与诸沙门诣阙朝贺,特被召入闭禁,为时主(指炀帝)见知,因即下敕,于洛阳上林园,立翻经馆以处之。
  彦琮,是赵郡柏仁县人,柏仁即今河北邢台隆尧县。
  彦琮在隋文帝开皇十二年(592)奉诏入京掌翻译,著有《福田论》《辨圣论》《鬼神论》《善知识录》等,隋大业六年在洛阳圆寂。在尧山有彦琮墓,该墓位于尧山东南山坡上,墓为依山而凿的棺形石洞墓,墓口分别有“隋国翻经师彦琮遗身(躯)”九字和“大业六年七月二十四日无常”十二字。
  唐五代之后,朝廷对寺院道观加强了管理。关于寺院管理,虽然各代都有一些制度和规定,实际上只采用了下列三种办法:一是限制每州每县的寺院数目,二是限制寺院设置地点,三是将寺院纳入政府管理,特别是对一些大的寺院,以有没有敕赐寺额作为寺院合法存在的依据。
  自隋开皇间首创官寺制度,一直沿用到宋元时期。官寺乃指于各州设置同一寺名的寺院,并由官方给予所有经费,官寺内的僧行亦由朝廷敕许。邢台南宫县保存有隋开皇十一年(591)《大隋南宫令宋君为敕建僧尼二寺碑记》,从碑文记载看,当时“……乃诏州县各立僧尼二寺……。”南宫令宋君,“依明敕俯厉宿诚,乃于形胜之所崇构尼寺”,修建了定觉寺等寺院。
  宋代虽然积极倡导佛教的发展,但是对佛教的无限滥建也进行了限制。赐额既是寺院的护身符,无敕额的寺院,朝廷就有权加以取缔或转移用途。
  唐至宋金,邢台城内有净土禅院(净土寺)、天宁寺、开元寺等。
  开元寺是邢州合法的赐额官寺,这样开元寺在宋时期又有了很大的发展,修建大圣塔,宋徽宗赐名为园照塔,还命御用文人为圆照塔书写了碑记,立于寺内。宋皇祐四年(1052)九月,刘从广将《钟离权诗刻石》立于开元寺内。
  开元寺的文化僧人很多。据记载,开元寺在唐晚期的寺僧中有“柳词迷”,这就是邢州开元寺僧法明上座。
  法明上座为禅宗第十二世传人。上座又称长老、上腊、尚座、首座、上首,是指僧众中之出家年数(法腊)较长的和尚,以年德俱高,或指年岁高者,有时也是对僧人之尊称。唐代的上座是朝廷任命管理寺院的高僧。有人说法明上座是北方禅林的济公,是一个开悟了的人。
  据《五灯会元》记载说:法明上座住持邢州开元寺时,当时的社会非常动荡不安。他的行为举止与众颇不相同,既不讲经,又不说法,每天就是喝酒,专做那种不为人所理解的事。有人请他吃斋,他不去,有人请他喝酒,他就去,醉后高唱市井小调,诵吟柳永词,数年如一日。相传有一天,他对开元寺的寺僧说:“我明天要走了”。由于他的行为常常被僧徒误解,使大家都还有些讨厌他。所以他说这些话,大家并不以为然。第二天法明上座更衣趺坐,对寺内僧徒说:“我现在要向大家告别了,在告别的时候,我有几句话跟大家说”。他说:“平生醉里颠蹶,醉里却有分别,今宵酒醒何去,杨柳岸晓风残月。”说完谒语后就逝去了。此时大家才突然明白了,法明上座是一位高僧,平时喝得醉醺醺的,心里却明白得很。平常跟他在一起喝酒的人、跟他一起赌博的人,这时都清楚了,也都受到他的教化。
  在佛教其它宗派那里,法明这样的行为举止是不能容忍的。而在禅宗里看他好像是粗行沙门,醉里却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最为突出的是,他“每饮至大醉,惟唱柳永词”“或有召斋者则不赴;有召饮者则欣然而从。酒酣乃讴柳词数阕而后已,日以为常,如是者十余年”。(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四十四,第584页)。
  宋代靖康元年(1126)之后,邢州被金军占领,此时的邢州沦入战乱动荡的年代。而邢州开元寺对社会的影响力正在日益扩大。大定五年(1165)八月间,建于宋大观年间的邢州开元寺圆照塔得到重修,由金代文学家、潞州节度副使刘仲尹撰文,张天和正书,闫崧篆额,重修后在开元寺内立《修开元寺圆照塔记》碑。后来,又在大定二十四年(1184)开元寺的住持僧人定喜,与定远大将军行县令轻车都尉开国伯食邑七百户王壁为皇帝、皇后祈福铸造了一口大铁钟,并在园照塔东侧(清人说在中殿前偏东)建造了开元寺钟楼。
  这口大铁钟铸成后,民间有一个传说,在试钟时,开元寺当家住持对众僧说“等我走离寺院三十里之外,你们再敲钟”。但众僧不明其意,由于试钟心切,在主持才走出十里之外时,就提前敲响了大铁钟,结果使大铁钟的钟声只能传出十多里。
  1211年,蒙古帝国大汗成吉思汗再次率领大军南下攻金。蒙古军从河北易县的紫荆关进入中原,在太行山一线与金军发生了一系列的激烈战役。金贞祐元年(1213)秋,这一年也是宋代嘉定六年,成吉思汗留怯台、哈台屯兵金中都城北(今北京),1215年,蒙古军占领中都,在辽西(在今内蒙古宁城西)消灭金守军。然后分兵三路:命其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为右军,沿太行山东麓南下,数月之内连破九十余郡,攻克保(今河北保定)、遂(今河北徐水西)、安肃(今河北徐水)、安(今河北安新旧安州)、定(今河北定县)、邢(今河北邢台)、洺(今河北永年旧县)、磁(今河北磁县)、相(今河南安阳)、卫(今河南汲县)、辉(今河南辉县)、怀(今河南沁阳)、孟(今河南孟县)等州。
  在这次战争中,邢州城及河北南部到处是“田畴荒芜”“民不聊生”的景象,古老的邢州城内也受到了严重破坏,古刹开元寺也未能幸免于难,宋代建设的圆照塔在这次战争期间也“烬于兵”。
  5、元代大开元寺元代,是邢州大开元寺最兴盛最辉煌的时期。导致开元寺空前发展的原因有以下三点:一是邢州为忽必烈的封地,刘秉忠曾奏请元世祖为“大功德主”;二是刘秉忠等人为邢州人;三是邢州出现一个以万安、万松、虚照为首高僧团体,其代表人物有万松、万安、虚照、至温、庆吉祥、益吉祥等人。全一至温禅师协助总领管理佛教,使邢州的佛教发展受到极大的护持。13世纪初叶,元太祖成吉思汗就曾命其后裔,给各种宗教以平等待遇。元代的统治者对各种宗教采取相容并包的态度,特别是忽必烈时期,佛教有了大的发展。1260年,元朝迁建燕京后,忽必烈尊八思巴为“国师”,赐玉印。1264年,八思巴以国师身份领总制院事,管理全国佛教及藏族地区事务,成为全国佛教的最高僧官,推动了藏传佛教在汉民族地区的传播。
  元代设立了专门的管理佛教机构,最初设总制院,即以国师为领导。后又设功德使司(简称功德司)。至元二十五年(1288),总制院改称宣政院,扩大管理职权,且在各路设行宣政院,代替了功德司的事务。于全国设立广教总管府十六所,掌管各地僧尼事务。在全国大兴佛寺,“凡天下人迹所到,精蓝、胜观、栋宇相望”。
  据《元史》等历史文献记载,由于元廷的提倡,到至元二十八年(1291)统计:全国寺院有24318所,僧尼合计213148人(《元史·释老传》)。
  1242年,北方禅宗临济宗领袖海云印简推荐刘秉忠入藩王忽必烈幕府。刘秉忠博学多能,精通术数,对佛儒道三家领悟至深,深受忽必烈的重视并留在身边做了谋士。在1247年时,刘秉忠推荐张文谦和张易到忽必烈幕下任用。同年,蒙古拖雷的儿子忽必烈接受邢州为封地。
  从《元史》中可以了解到,元初邢州经过战争后已经是民不聊生,百姓弃家四处逃生,十余年间邢州仅剩下五七百户。为了治理邢州,忽必烈采用了刘秉忠的建议,进行邢州大治,推荐张耕、刘肃等来邢州。“洗涤蠹敝,革去贪暴,流亡复归”,不到几个月户口增加了几十倍。
  《元史·世祖本论》说:“辛亥(1251)邢州有两答刺罕言于帝曰:‘邢,吾分地也’”元军占领邢台后,除对邢州进行综合的社会治理外,还注意到这里佛教事业的发展。由于刘秉忠深受忽必烈的信任,在元朝位居要职,同时,汉传佛教中刘秉忠(子聪)、万松行秀、万安广恩、虚照宏明、全一至温都出于邢州。对邢州的佛教护持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以国师为领导的总制院,邢州全一至温禅师经刘秉忠推荐,“松秀禅师之高弟,名曰至温……入内廷。与元主朝夕论道。元主尝恨相见之晚。”全一至温禅师协助总领管理佛教,使“河北诸禅刹。自宋政和以来。加之辽金壬辰兵。秽祖庭。未得兴复。元主敕立禅僧为主持。于是三河寺院。沛然兴矣。燕赵秦晋之间。洞室宗风大鬯。皆温之力也。”(参见清释自融、释性磊同撰《南宋元明僧宝传》)由于有这样特殊的人文历史背景,使邢州开元寺的地位十分显赫。忽必烈敕额邢州开元寺为大开元寺,为大开元寺的大功德主,两次幸临邢州开元寺,并给予了大量田地以为供养,成为皇家的御用大寺。当时的国师杨琏真伽亲临邢州,在开元寺设资坛大会,并登坛说法。邢州大开元寺名声大盛,奠定了邢州大开元寺在元代时期的辉煌。
  元代邢州大开元寺第一位高僧大德就是万安禅师。
  万安之后,大开元寺又出现了一位通经通史的高僧,这位大德就是庆吉祥。
  关于庆吉祥,佛教史籍里没有太多的资料,在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1285-1287)有顺德府(邢州)开元寺释庆吉祥等奉诏编撰《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十卷。庆吉祥撰《弘法人藏录》及拾遗。
  《至元法宝勘同总录》是一部综括唐代《开元录》、《续开元录》、宋代《祥符录》、《景佑录》、元代《弘法入藏录》五录的入藏经(简称藏经),拾遗增补,并在梵文佛典的汉译本之下,标注藏文译本(蕃本)的有无异同,而编成的藏经对勘目录。全书所收,“自后汉孝明皇帝永平十年戊辰(应为丁卯),至大元圣世至元二十二年乙酉,凡一千二百一十九年。中间译经朝代历二十二代,传译之人一百九十四人,所出经律论三藏一千四百四十部五千五百八十六卷。”(见卷一),实际见录的是一千六百四十四部,千字文帙号从“天”字排到“植”字。”书以经、律、论、圣贤传记分类,而大乘经中分显教、密教,则为以前经录所无。每经又以藏文译本对勘其有无,并注出音译梵文名称,是研究藏汉佛教的重要著作。
  庆吉祥编辑这部巨著,始终在忽必烈的主持下进行的。当时集合了许多汉藏有名的专家来做这项工作,用了三年时间,对佛教经典目录进行研究整理,完成这样一部巨著。虽然并非一人完成的,但以庆吉祥为总编纂,可见庆吉祥在佛教界的地位非同小可。
  到元至大四年(1311),高僧损庵洪益住持邢州大开元寺。
  损庵洪益,应山人(今湖北应山县),生于1263年,宋景定四年,蒙古中统四年。元延祐三年(公元1316年),仁宗皇帝特授损庵洪益为中奉大夫、制加“圆照普门光显大禅师”之号,受国师戒,加封吉祥号,赐以二品银章,金裥袈裟,总管宗门之事。1321年,元英宗下诏褒美,到1326年再次加特旨表彰。
  元统甲戌(1334)八月,损庵洪益被少林寺专使接到嵩山升座为少林寺住持。
  元代后期,开元寺还有一位高僧就是亨公秋亭禅师。秋亭生于元大德四年(1300),元大德十一年,秋亭七岁时到顺德府开元寺出家为僧。“礼本府开元寺口公为师,服勤左右,朝夕匪懈”(见《大庆寿禅寺住持秋亭禅师亨公道行碑》)。元延祐七年(1320),秋亭禅师20岁时在开元寺受具足戒。后谒见海云印简大师再传弟子西云安公,西云禅师传衣付法给秋亭。数年以后秋亭禅师接任大庆寿寺住持,又四年后,以“和南上礼诸高德,别请他人拯钓舡”“出门径去”。不久,秋亭回到了顺德府大开元寺内归隐。后庆寿禅寺为师立《大庆寿禅寺住持秋亭禅师亨公道行碑》,秋亭禅师度弟子若干人,其中胜喜、胜宁是“嗣其法者”。
  损庵之后,邢州开元寺的盛誉未减,元朝庭对开元寺进行多次修缮。
  后至正二年(1336),在开元寺后普门塔前立《开元寺历代住持垂训法名颂》碑。
  据《元史》载,至元十一年(1274)建大护国仁王寺;至元16年(1279)八月,置大护国仁王寺总管府。为纪念八思巴,邢州大开元寺在后至正八年四月(1348),为八思巴建造了皇元护国仁王佛阁堂,重刻了钟离权诗刻石,此年六月,在资戒坛碑之南侧修建了开元寺钟楼,并由沙门法祯撰文,李思明书丹,勒石立《皇元护国仁王佛阁堂之记》《开元寺钟楼记》。
  到至正十五年(十月),为纪念刘秉忠,又修造了藏经楼,立《常山王看转藏经记》碑于观音殿前。
  6、明清顺德府开元寺元朝后期,统治者大肆对百姓进行掠夺和奴役并疯狂地兼并土地,把广阔的良田变为牧场。大地主“广占土地,驱役佃户”,官府横征暴敛,苛捐杂税名目繁多,全国税额比元初增加20倍。政府财政入不敷出,滥发货币,祸国殃民。使国内各个矛盾日益激化。
  至正四年(1344)五月,黄河暴溢,北决白茅堤、金堤(今河南兰考东北)。沿河州郡先遇水灾,又遭旱灾、瘟疫,灾区人民死者过半。黄河决堤后,冲坏山东盐场,严重影响元朝政府的国库收入。
  随着各种矛盾的极端尖锐化,终于导致了元末红巾军农民起义。
  此时的邢州也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据《元史》记载,至元十八年(1281),夏,蓟州、辽州、潍州昌邑县、胶州高密县蝗。秋,大都、广平(今广平,元为州,在邯郸磁州一带)、顺德(路、邢台市)及潍州之北海、莒州之蒙阴、汴梁之陈留、归德之永城皆蝗。顺德九县民食蝗。广平人相食。
  至元十九年(1282),正月至五月,京师大饥,银一锭得米仅八斗,死者无数。通州民刘五,杀其子而食之。保定路莩死盈道,军士掠孱弱以为食。济南及益都之高苑,莒之蒙阴,河南之孟津、新安、渑池等县皆大饥,人相食。
  由于天灾严重带来了人祸,红巾军刘福通部攻掠河南、河北、山西、山东,河南北、山东人多流亡大都(北京),大都大饥,又大疫,死亡枕籍,大食人。(参见《元史·五行志》)也是在至正十八年(1358年)十一月,红巾军别部田丰陷顺德路(治邢台市)。“先是枢密院判官刘起祖(无传)守顺德,粮绝,劫民财,掠牛马,民强壮者令充军,弱者杀而食之。至是,城陷,起祖遂尽驱其民走于广平。”(今永年县)《元史·顺帝纪》河北是白莲教的活动地区。白莲教也称白莲宗,是净土宗分支,性质为半僧半俗的教团,开创于南宋僧慈照子元。白莲教在宋之前就传到北方。元朝统一后,得到元朝政府的扶持。元代武宗至大元年,(1308)白莲教从事非法活动而遭到禁止。庐山东林寺普度概叹于祖说受误解,撰写《庐山莲宗宝鉴》十卷,阐明子元教旨,复兴白莲宗。但是白莲宗积弊没有得到改善,到元英宗至治二年(1322)又一次遭到禁断。在学术界有一种很流行的看法,认为宋元时代的白莲宗是佛教中的异端宗门,把明教、白莲教和白云宗称为“事魔邪党”,宗鉴在《释门正统》中说“此三教皆假名佛教,以诳愚俗”。
  有学者研究说,当年邢州开元寺僧人广泛宣传《白(密)莲集》,北方白莲教首领韩山童(河北永年人)及其教友刘福通等利用此说进行秘密传教活动。大开元寺首座损庵在元统二年(1334)力辞得退,在寺西堂写下:“莫将世事累青眼,留取闲云伴白头”,很可能就是影射此事。
  万历版《顺德府志·官师》记载:刘绍祖,洛中人。顺德路总管时,有开元寺最胜,有木浮图极壮丽,可容千余僧,僧多为不义,绍祖悉,戳之,遂焚其浮图。
  在元史中没有发现刘绍祖这个人,而此事实与《元史·顺帝纪》所记“先是枢密院判官刘起祖(无传)守顺德,粮绝,劫民财,掠牛马,民强壮者令充军,弱者杀而食之。”吻合。由此认为刘绍祖为刘起祖的笔误。
  隋唐以来,罪有十恶不赦,谓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为了洗劫寺产,刘起祖以“假宗教之名多为不义”的理由,对这座特命大臣护持的伽蓝实施了猖狂的掠抢,烧毁了十三级普门塔,使这座具有千年历史的古刹遭受灭顶之灾。
  根据资料可知,自至正十八年(1358)开元寺寺难后,开元寺历经了一百六十年的荒凉,到明正德十三年(1518)才对开元寺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修复。此时寺院经济无能力修复“极壮丽”的普门塔,将普门塔铲其顶做五华殿,并重修了观音殿,在殿前增加了四个高浮雕滚龙石柱,现在的开元寺格局就是明代修复时保留下来的。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开元寺铸造了铜佛,由路由义撰文刻碑纪念(见《开元寺铜佛记》)。崇祯三年(1630),对开元寺山门等二殿进行了重修。
  历史上记载,清代曾对开元寺进行了三次重修。第一次在清顺治十一年,对开元寺进行了一次整修,完工后由董三秦书丹立《重修开元寺碑》,第二次是在康熙四年(1665),重修了开元寺毗卢千佛阁。到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再次对开元寺进行大修,由耿寿平撰写碑文,立《重修开元寺碑》。到了光绪年间,只对万安大士恩公塔进行了修补。
  1914年,对开元寺大铁钟钟楼进行了修复,立《开元寺悬大钟碑》。1933年,民国邢台县政府对开元寺进行了一次大修。
  在开元寺内还有大量的塑像与壁画,在观音殿东西两壁上还有一些明代的佛教壁画,这些壁画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寺中音乐也颇有影响,多才多艺的僧人集聚在此。民国时期,寺内僧人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中国佛学院。
  1937年8月26日,日本第8师团预备役人员组建华北方面军第2军,同年11月参加冀南作战攻占邢台后,邢台城再次经历了战争带来的摧残,邢台开元寺此时已经沦为“野寺”

知识出处

千年古刹——邢台大开元寺

《千年古刹——邢台大开元寺》

出版者:方志出版社

本文讲述了《邢台大开元寺》为国内第一部研究邢台大开元寺的著作。作者在大量调查的基础上,深入挖掘历史文献资料,就开元寺历史延着发展的轨迹展开,系统性、通俗性对邢台的佛教文化流源,唐及宋金时期的邢州开元寺文化、元代大开元寺、明清顺德府开元寺和历史进程中的寺内各时代建筑遗留、重要的高僧大德、文化名人、古寺传说以及开元寺的修复建设——进行论述。以真实、科学的方法对邢台大开元寺的历史贡献进行定位,尤其是对中原禅宗文化和邢台曹洞宗历史的研究,进一步肯定邢台大开元寺对中国佛教文化发展的贡献。本书采用了通俗易懂、图文并茂的编写方式,是广大文物工作者、佛教人士及大中专学生了解邢台佛教文化的优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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