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台市图书馆

1940年12月，日军在梅花、谈话、土岭三处建立据点。1941年初，以三据点为一线，开挖二米半深、四米宽的封锁沟。逢山就用石头垒砌二米高的封锁墙，拉上铁丝网。这是日军的第三道封锁线，比第二道封锁线向西推进30华里。并在南北九十华里长的封锁线上建起34座炮楼，只在炮楼旁留一通道，由日伪军严守。
  1941年3月，日军连续推行五次“强化治安运动”在其“治安区”设大乡，强化“保甲连座”。对抗日根据地中心地区则抽调兵力，轮番“扫荡”，分割“蚕食”，并出兵占领了北小庄、桐花岭一带。
  抗日根据地的形势此时极为严峻，生活非常困难，正规军每月每人30斤粮食，县游击队每人每月24斤粮食，县区干部15斤粮食。日军时常进行军事袭击，不长时间，就杀害我抗日区长、区委书记以上干部九名，村干部50多名。这时个别党员干部经不起残酷考验，有的回家不干，有的投敌叛变。特别是长征干部、县公安局局长张金的投敌，震动了整个太行区。
  ―、开展破袭战
  1941年3月，日军沿李梅花、谈话、土岭一线开挖第三道封锁沟，扬言三个月完工，强迫群众分段包工修筑，并由日军武装监工。为打破敌人的计划，邢东县委和县抗日政府组织干部，深入各村，揭露敌人阴谋，启发群众觉悟；动员群众不出工，少出工，干活磨洋工；还同群众约定只要是听到枪声，便大喊大叫，一轰而散。组织群众白天修，夜晚破，白天分工包段挖，晚上分工包段填。
  1941年5月，邢东县组织出动1，500名民兵，开展破袭战，一天时间破坏邢台到龙泉寺和邢台到黄店两条公路。填平封锁沟数十里，烧掉日军炮楼两座。
  1942年3月，日军向根据地进一步“蚕食”，拟沿袁家庄、桐花岭一线，挖第四道封锁线。由于抗日军民不断开展破袭战，这条封锁线始终没有修成。
  二、到格子网内斗争
  1942年前的反“蚕食”斗争，均是以封锁线为界，坚持正面斗争，如组织力量粉粹敌人“扫荡”，到敌人据点周围开辟战场，开展破袭战等，深入敌后摧毁伪警所、维持会、捉拿汉奸等。1942年5月反“扫荡”后，县委决定采取“敌进我进”的方针，越过封锁线，到敌人后方“格子网”里进行战斗。当时邢台县分为九个区，其中八区位于封锁线以东，铁路以西，包括羊范、南石门、皇寺一带，全是敌占区。县委决定到八区建立抗日政权。为工作方便计，将八区分为南北两个八区，选派有斗争经验的干部刘勇、笠松为北八区正副区长，李桐生、侯振江、靳成森为南八区正副区长。他们很快通过关系，在敌后建立了堡垒户、情报网，恢复党组织，建立了抗日区政府。南、北八区又各自选定敌人统治力量薄弱地方建立了一小块敌后根据地。通过工作，终于在碉堡林立、公路纵横的“格子网”内站住了脚。
  随后两区立即建立敌后武工队。1942年8月，两个区武工队都发展到40多人，配有长短枪、机枪和小炮。北八区副区长笠松，曾带领7务武工队员，假扮日本宪兵，大摇大摆进入会宁伪二区区公所（警察所），活捉伪区长，缴获步枪十余支，子弹几百发。区长刘勇带领武工队，夜间摸到白马河铁路桥堡，杀死三名护桥日军，又穿上日军军服，智取铁路炮楼，12名伪军全部缴械，使平汉铁路停车12小时。他们还用计火烧小尖庄炮楼，智取大百工和卫鲁炮楼。
  1943年春，南北八区普遍建立了两面政权。通过工作，多数村保长都换上可靠的人，进一步掌握了维持会，明面维持敌人，暗地掩护过往抗日人员，报告敌人情况，给抗日政府筹措钱粮。
  三、除奸反特
  当时有些铁杆汉奸、敌伪特务死心塌地为日军效劳，残酷杀害抗日干部，对抗日工作构成严重威胁。敌后武工队专门组织除奸队，杀一儆百，惩处一些民愤较大的代表人物。卫鲁村李小四，是谈话据点的特务队员，伪装八路军抓捕抗日干部群众，几次警告无效。刘勇便在李小四娶媳妇那天，装成送喜嶂的人，把他抓住处死。
  郭村炮楼便衣队长路春常，经常暗中搜集情报，谁若与八路军有联系，就会横祸临头。区长侯振江带领武工队员，趁路春常在百虎村看戏之机，将他抓获并登台向群众宣布路的罪状，然后押到七里河处死，将布告压在尸体上。
  苏村炮楼伪军机枪手甄达吉，是南岗西人，在“扫荡”时，用机枪打死打伤很多人，几次教育无效。刘勇便带领武工队员，趁甄到苏村赶集给辨头买布之机，将其抓获。当晚押到苏村炮楼下，向伪军进行喊话教育后就地处决。此后，一些铁杆汉奸、特务的行动有所收敛。
  四、开展政治攻势，瓦解敌伪人员
  向敌伪人员开展政治攻势的方法，一种是：夜间到敌据点散发传单，宣传“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要给自己留条后路，伪军要身在曹营心在汉”等。再一种方法是夜间包围炮楼，对伪军喊话，讲局势，讲政策，表现好的给予鼓励，对表现差的提出警告。还给他们建立功过簿，谁办一件好事记一个红点，办一件坏事记一个黑点，定期公布。对屡教不改的，则武力惩办。另外，还通过伪军家属亲朋，给他们讲形势，劝他们少做坏事，要给抗日政府联系。通过一系列工作，南、北八区范围内的敌伪人员，不少人给区政府建立了联系。有的还写了保证书。徐村大乡长李吉昌，听从抗日人员的劝告，秘密召开了几次保长会议，亲自布置给抗日政府交粮交款，给武工队买枪买子弹。后来受到敌人怀疑，他便公开参加了抗日工作。驻羊范警备队队长和抗日政府建立了关系后，与抗日政府合办一个山货栈，悄悄给山区抗日根据地运送物品。有一次，沙河警备队抓住六名抗日干部，交给他们处理，也被他们悄悄放了出来。
  通过政治攻势，1944年下半年，南、北八区各村政权基本归抗日区政府指挥，伪警备队的人在路上碰见武工队员也不过问，有时还点点头。抗日人员的活动基本半公开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