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台市图书馆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军对沦陷区的粮食、棉花等控制很严。强令按分配亩数种植，棉花分派收购数量，强迫农民按低价交售。对粮食通过征收、派收方法掠夺，并以“专卖”为由，垄断市场，强制收买粮食或屯粮“贯仓”，控制粮食。在销售上，市场上的棉花、面粉、煤炭、食盐等物资，实行“配给制”，除指定商之外，禁止他人经营。凡“良民”购买物品，须到贩卖专制委员会领取物品购买许可证。同时，须受经济警察之检查。日军还规定重要物资实行搬运许可证、贩卖证、出入城门证。日用品、食品、军需品等，严禁运往抗日根据地，因而市场萧条。
  在抗日根据地，工商管理的重点是开展以粮食、贸易与货币相结合的对敌经济斗争。根据政府之有关规定，实行出入境货物税制，寓禁于征；从1942年开始，禁止粮食出口敌占区；在主要集镇设立山货行店，所有出口货物由行店收购，统一出口；一度禁止市布、纸张入口，以发展根据地纺织和造纸工业。在县境内实行贸易自由并免税；群众可自由出售粮食；领有营业证之粮贩，可在县境内自由购买，到指定之粮食调济所或集市出卖；一度实行粮食专卖等。
  在根据地，还积极组织集市贸易，活跃经济。动员军民，广泛利用代用品，如以火镰代替火柴，土布代替市布，硝盐代替海盐，植物油代替煤油，中草药代替西药等，渡过了极其严重的财政经济困难。
  新中国建立初期，市场管理的主要对象是私营工商业户。
  1951年、1952年间，针对一些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投机倒把，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等不法分子，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
  自1953年起，国家对粮、棉、油实行统购统销，粮票、布票，絮棉票开始使用。
  1957年1月，邢台县人民委员会发出《关于当前开放粮食自由市场的指标》，全县很快恢复起集市七处，建立合作货栈、交易所九处，集市贸易开始活跃。
  1959年，由于“大跃进”和自然灾害的影响，市场商品奇缺，供需矛盾突出，物价上涨，投机倒把活动猖獗。市场管理部门同商业、供销、粮食、税务等部门紧密合作，又开展了打击投机倒把活动，加强生活必需品的采购供应；一些紧俏的日用工业品，首次实行高价出售.从而缓和了供需矛盾，稳定了市场的物价。
  “文化大革命”期间，关死粮、棉、油市场，1975年推广“社会主义大集”经验，使集体和群众的正常交易受到很大限制，农村集市贸易再次冷落。
  1979年以后，纠正了经济工作中“左”的错误，集市贸易和物资交流会转上为经济建设服务的轨道。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寓管理于服务之中，建立信息服务站15个，同省内外58个单位进行信息交流；建筑室内市场59064平方米，搭建顶棚980平方米。截至1988年末，全县集市贸易上市商品由1975年的六大类增至15大类；成交总额由1975年的99万元增至6896万元，增长69.6倍。
  同时加强市场监督管理，对国家规定的违禁商品，禁止上市；对缺尺短秤，以次充好等不法行为，进行检查处理；对倒卖国家重要生产资料和紧俏商品以及走私贩私，制造、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等违法活动，依法处理，打击经济犯罪活动，保护合法经营和消费者利益，维护市场秩序。1975——1978年，共查处投机倒把、制造或出售假冒商品等案件21517起，罚没款额54.88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