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河区图书馆

不知何时，赶街成为了一种时尚，普洱街、澜沧街、磨憨街都是大家经常光顾的地方。最近，基诺山，一个偏僻小乡，也因为基诺生态街而火了起来。基诺山赶街当日，基诺族群众从大山的四面八方聚拢过来，琳琅满目的生态野菜摆满街面。有董棕心、野苦菜、南瓜尖、芭蕉花、茷板叶等各类野菜，有野榄果，大碎米，三丫果、曼灯果、羊奶果等各类野果，还有河里的红尾巴鱼、箐螃蟹、水蜈蚣，树枝头上的酸蚂蚁、树蜂蜜、竹虫………应有尽有，每个季节都有不同的野菜，每个季节都有不同的惊喜。基诺街与其说是卖野菜，不如说是在向外界展现大自然馈赠给基诺族的丰富物产。 望着同胞们羞涩的表情，听着他们此起彼伏的笨拙的叫卖声，我不禁哑然失笑，解决了温饱问题的基诺族同胞们也趟上了商品大潮，开始做起了卖野菜的生意。在我的童年时代，商品买卖不发达，找野菜主要是民族生存发展的一个主要社会活动，每天中午劳作休息之时，男人们经常上山打猎，而妇女们则都要背上筒帕（包包），或上山摘各种野菜、野果，或下河去捉各种小鱼或螃蟹。上山打猎的男人有时候会空手而归，但进山找野菜或下河捉鱼肯定有收获，就如基诺族一句谚语，“上山空放枪，下河一碗汤”。村里也是把找到野菜数量的多少作为衡量妇女勤快与否的标准，大人们经常说，“没有找不着的野菜，只有不想动的懒婆娘”。小孩子作为跟屁虫，经常会跟着大人到深山老林中去找野菜，去体验神奇的野趣。而跟着母亲挖山药就是我童年中最难忘的一件事。 山药长在森林深处，而且与其他树藤相依而生，隐藏得很好，母亲是个细心的人，每次进山采摘野菜、砍芭蕉或砍干柴时，她都会留心观察，只要发现有山药藤，就记住在哪座山，哪个洼，还会砍倒旁边小树杈打上“记号”，待到来年藤干果饱时，就来开挖。正因为母亲经营生活有丰富的经验，所以我们家经常有山药吃，虽然母亲生了七个孩子，但在那个饥荒的年代，我们都还没饿过肚子，与其说是奇迹，不如说是母亲的功劳。以前不知道为啥母亲对山药情有独钟，后来才知道，山药除了味美之外，在那生产不发达的年代，还是村民的主粮。说起打“记号”，那是基诺族约定俗成的习惯，谁先发现原始森林里的东西，还不到成熟收成的时候，都会打上“记号”，来说明东西已经有主了。在我们基诺山的森林深处，经常会遇到这样的记号，有竹鼠窝的，有土蜂窝的，有野菜野果的，只要你先发现并做好相应的记号，村民就不会再去碰它，无论这东西有多好。不仅如此，如果谁在山上见到扣子套着的鸟儿、野兽，见到的人也不会拿走占为已有。浑厚淳朴的大山养育了勤劳朴实的基诺族人民，在那个时代，村寨里根本就没听说过有谁家丢失了什么东西，劳动或外出，家里只要把门一关，拉上门栓，家里就绝对不会有人进去了。 基诺族只有自己的语言没有文字，所以基诺族的文化靠长辈们言传身教传承下来，例如，气象语言“有雨水四边亮，无雨顶上光”，又如尊老爱幼说法“黄皮口袋一代传一代”（意思是现在你怎样对待老人，你的下辈也会这样学着来）。长辈们一般都会手把手地教我们人生的道理和各种技艺、生存方法。像挖山药，就是一种技术活，母亲都会手把手教我们。山药长在杂林中，山药藤与别样枝藤缠绕在一起，开挖前得先把旁边的树藤杂草清理干净，开挖时，必须顺着山药的根径往下挖，原始森林地面枝蔓繁杂，而地下同样根茎错综复杂，如果不顺着藤萝往下挖或不小心挖断藤条，那你就得花更多时间去从那盘根错节的藤根中再一次找寻出山药的根茎。挖山药也是个力气活，别看只有拇指大的藤茎，其实山药蛋却在几米之下，最好的地势是斜坡，挖的时候土能顺坡而下，不用花太多力气，而如果遇到长在平地的山药，那就可得花功夫了，有时候挖半天都没起色，中途放弃那是常有的事。后来熟悉了，就生巧了，知道哪种山药长多大，哪些山药可以挖得着，哪些挖不着，我想，没有文字的民族的文化就是这样传承下来的。母亲是个勤劳能干的人，更是个任劳任怨、吃苦耐劳的人。由于父亲经常在外，像挖山药这样的力气活，经常都是她带着我们干出来的，她经常只让我们做些清土和树枝的轻松事情，而挖土这样的重活计都是自己干，偶尔累了，她会放下锄头休息抽抽烟，懂事的我们就会拿起锄头，接着干，也许是怕我们累着，她不会休息太久，半锅烟功夫就让我们这些孩子“下班”了。随着山药洞越挖越深，山药根茎越来越大，我们清土的信心越来越大，不一会，拳头大的山药就从土里显现了出来。这时，母亲会放下手中的锄头，让我们这些小孩子来感受丰收的心情，她会在旁边点起烟锅来，指导着让我们前去挖掘，当我们把那一串串的山药从土里挖出来，那股喜悦的心情，至今都难以忘怀。常言道，母勤多败子，但母亲对子女的严格教育培养出了自食其力的我们。农村长大的我，小时候从来就没有睡过懒觉，每天天刚蒙蒙亮，鸡才叫头遍（大约凌晨五点半），母亲就开始叫我们起床烧早火，教诲我们说“早起的鸟儿有虫吃”。那时候可以说“受尽了睡不够的苦”，多么希望“睡觉睡到自然醒”，但那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生病。正是因为母亲这样的教育，我们养成了早起的习惯，后来进城读书和工作后，我还养成了每天早起锻炼身体的习惯，有时候早早起来做早餐，听听音乐，以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到一天的工作生活中。 在我的心中，母亲是天底下最能干的人，除了像男人一样下地干活以外，做针线、养猪养鸡、她无所不能。她还是做菜的行家里手，在家里，尽管那个年代不像现在什么山珍海味都可能吃得到，但我们都能尝到母亲做野菜的手艺，什么菜要煮，什么菜要蒸，什么菜要舂，什么菜要烤，什么菜搭配什么佐料，她真是了然于心。她做的杂菜汤，蒸白花叶，包烧红尾巴鱼、舂田笋，都让人垂涎欲滴。她还教我们一些和做菜相关的谚语，如“八担材（一种菌类），九挑水，十挑柴，老妈妈吃了要见鬼”（比喻这种菌类不容易煮烂），我也得到母亲做菜技术的遗传，经常做些家乡的菜，现在媳妇也夸我得到了母亲厨艺的真传。后来我们把父母接到城里，母亲最喜欢做的事就是做野菜，家门口有个超市，她从来不进去，她更愿意到几里外的农贸市场去买菜，她说那儿有傣族、哈尼族、拉祜族还有我们基诺族人卖的野菜。母亲在世时候，家里经常是亲戚朋友聚会的地方，亲戚们在看望老人的同时，更能尝到家乡的野菜。 如今，母亲已经过世多年，但是，每次看到满街的山茅野菜，都会让我不禁想起那乡味，那乡愁，还有母亲那慈祥的笑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