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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孙氏十三岁嫁给年方十七岁的李世民为妻。李世民少年有为，文武双全，二十一岁随父亲李渊在太原起兵，亲率大军攻下隋都长安，使李渊成为大唐王朝的开国皇帝。并封李世民为秦王，负责节制关东兵马，只几年工夫，李世民就挥兵扫平了中原一带的割据势力，完成了大唐统一大业。在李世民南征北战期间，长孙王妃紧紧追随着丈夫四处奔波，为他照料生活起居，从而使他在作战中更加精神抖擞，所向无敌。 唐高祖武德九年，李世民登基，成了唐太宗。长孙王妃也随即立为母仪天下的长孙皇后。长孙作为皇后，并不因之而骄矜自傲，她一如既往地保持着贤良恭俭的美德。对于年老赋闲的太上皇李渊，她十分恭敬，每日早晚必去请安，时时提醒太上皇身旁的宫女怎样调节他的生活起居，像一个普通的儿媳那样尽孝。对后宫的嫔妃，她不但不争宠，也非常宽容和顺，经常规劝李世民要公平对待每一位嫔妃，这在历代皇后中是少有的。 贞观之治，盛极一时，除唐太宗依靠他手下的一大批谋臣武将外，与长孙皇后贤淑温良的辅佐分不开。她成就了唐太宗，为大唐贞观之治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知性女人皇后楷模 自古以来后宫都是波涛汹涌，瞬息万变，但是在贞观时期，长孙皇后管理后宫，一直是风平浪静，有条不紊，掌控有力，是一种柔性的力量，贤德的智慧。 长孙皇后生活俭朴，堪称楷模。不但自己俭朴，她要求太子也这样做。长孙皇后与唐太宗的长子李承乾自幼便被立为太子，由他的乳母遂安夫人总管太子东宫的日常用度。当时宫中实行节俭开支的制度，太子宫中也不例外，费用十分紧凑。遂安夫人时常在长孙皇后面前提及增加费用要求，说“太子贵为未来君王，理应受天下之供养，然而现在用度捉襟见肘，应用器物都很寒酸。”。但长孙皇后并不因为是自己的爱子就网开一面，她说：“太子应该关心自己是不是德立名扬，哪有关心用度够不够这种事儿？”。她胸怀大度，处事贤柔。唐太宗跟别的宫女生了孩子，宫女因为难产而死，皇后就把这个孩子一直养在身边，当做亲生。别的妃子生病了，她就把自己的药品拿去给人家用。这些举止，史书称为“下怀其仁”。 长孙皇后自我定位稳定后宫。即以唐太宗为准绳，以皇帝的大业为目标。她管理的后宫以及包括她自己在内，都是皇帝大业的一部分。把自己摆在了与其他大臣一样的位置。只要是部下，就有如何处理上下级关系问题。稳定后宫的一个重要意义是不能对朝廷治理天下形成干扰。 后宫一旦有事，就会牵扯三方，即后廷的人、皇后和皇帝。后廷中的人犯了大错，皇帝发怒的时候，皇后的方法是“助帝怒”，并请求亲自来处置，决不轻饶。她不是顶着皇帝的怒火，而是顺着皇帝的思路。等到皇帝过了愤怒期，她才开始慢慢调查处理，最后决不能让后廷的人受冤。后宫问题众多，稳定是绝对的大局。皇帝妻妾众多，不仅争风吃醋，更有争夺继承权的问题。长孙皇后十分自信，从容不迫地管理后宫，为保证李世民全力以赴地治理天下，起到了十分显著的辅助作用。 贞观八年，长孙皇后随唐太宗巡幸九成宫，回来路上受了风寒，又引动了旧日痼疾，病情日渐加重。太子承乾请求以大赦囚徒并将他们送入道观来为母后祈福祛疾，群臣感念皇后盛德都随声附和，就连耿直的魏征也没有提出异议。但长孙皇后自己坚决反对，她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非人力所能左右。若修福可以延寿，吾向来不做恶事；若行善无效，那么求福何用？赦免囚徒是国家大事，道观也是清静之地，不必因为我而搅扰，何必因我一妇人，而乱天下之法度！”她深明大义，终生不为自己而影响国事，众人听了都感动得落下了眼泪。唐太宗也只好依照她的意思作罢，凸显了皇后的理性精神。 政治顾问皇帝高参 长孙皇后不仅是一位优秀的后宫管理者，而且也是李世民的高参，特别是在重大问题上。 长孙皇后的所作所为端直有道，唐太宗对她十分器重，回到后宫，常与她谈起一些军国大事及赏罚细节，长孙皇后虽然是一个很有见地的女人，但她不愿以自己特殊的身份干预国家大事，她有自己的一套处事原则，认为男女有别，应各司其职，因而她说：“母鸡司晨，终非正道，妇人预闻政事，亦为不祥。”唐太宗却坚持要听她的看法，长孙皇后拗不过，说出了自己经过深思熟虑而得出的见解：“居安思危，任贤纳谏而已，其他妾就不了解了。”她提出的是原则，而不愿用细枝末节的建议来束缚皇夫，她十分相信李世民手下那批谋臣贤士的能力。 李世民牢牢地记住了贤妻的“居安思危’与“任贤纳谏”这两句话。当时天下已基本太平，很多武将渐渐开始疏于练武，唐太宗就时常在公务之暇，招集武官们演习射技，名为消遣，实际上是督促武官勤练武艺，并以演习成绩作为他们升迁及奖赏的重要参考。按历朝朝规，一般是除了皇宫守卫及个别功臣外其他人员不许带兵器上朝，以保证皇帝的安全，因此有人提醒唐太宗；“众人张弓挟箭在陛下座侧，万一有谁图谋不轨，伤害陛下，岂不是社稷之大难！”李世民却说：“朕以赤心待人，何必怀疑自己左右的人。”他任人唯贤，用人不疑的作风，深得手下文武诸臣的拥护，由此属下人人自励，不敢疏怠，就是在太平安定的时期也不放松警惕，国家长期兵精马壮，丝毫不怕有外来的侵犯。 长孙家的利益，皇后很坚持。因为她是长孙家族最有权势的人，对长孙家族有一份责任。 皇后和长孙无忌有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叫长孙安业，早年曾有虐待继母和弟弟妹妹的不良行为。按照当时人的看法和习惯，后来有了势力的皇后和长孙无忌，一定会报复他们的哥哥的。贞观元年，长孙安业参与了李孝常等人的谋逆阴谋，要杀皇帝搞政变。这当然是重大的政治案件，按照律法，这属十恶不赦之罪，一定要杀头。当时也是重要大臣的长孙无忌没有说什么话，可能他的愿望是希望这个同父异母的哥哥被依法处置。但是，皇后出面了。她对皇帝说：我家哥哥干出了这样的勾当死不足惜，可是天下人会怎么理解啊？人们一定会以为是我们兄妹迫害哥哥，因为哥哥当年对我们不好，这尽人皆知啊。如果这样，不是很拖累朝廷吗？ 李世民不让他拖累朝廷，也不能让他拖累皇后。于是，长孙安业没有被杀，而是被流放到了岭南。 长孙皇后的这次努力，虽然是从朝廷名声出发进行论证，但毕竟保全了安业的性命。她没有公报私仇，也没有继续发展家庭内部的斗争。长孙皇后对权力也有这样的理性。在阻拦长孙无忌掌权的问题上也是如此。 长孙无忌是长孙皇后的哥哥，文武双全，早年即与李世民是至交，并辅佐李世民赢取天下，立下了卓卓功勋，本应位居高官，但因为他的皇后妹妹，反而处处避嫌，以免给别人留下话柄。唐太宗原想让长孙无忌担任宰相，长孙皇后却奏称：“妾既然已托身皇宫，位极至尊，实在不愿意兄弟再布列朝廷，以成一家之象，汉代吕后之行可作前车之鉴。万望圣明，不要以妾兄为宰相！”唐太宗不想听从，他觉得让长孙无忌任宰相凭的是他的功勋与才干，完全可以“任人不避亲疏，唯才是用”。而长孙无忌也很顾忌妹妹的关系。不愿意位极人臣。万不得已，唐太宗只好让他作开府仪同三司，位置清高而不实际掌管政事，长孙无忌仍要推辞，理由是“臣为外戚，任臣为高官，恐天下人说陛下为私。”唐太宗正色道：“朕为官择人。唯才是用，如果无才，虽亲不用，襄邑王神符是例子；如果有才，虽仇不避，魏征是例子。今日之举，并非私亲也。”长孙无忌这才答应下来，这兄妹两人都是那种清廉无私的高洁之人。 长孙皇后对长孙无忌如此防范，而对于另外两个人却是认真推荐，那就是魏征和房玄龄。李世民对魏征的纳谏也不是历来心平气和的，有个故事大家耳熟能详。有一次魏征在朝堂上给唐太宗提了意见，唐太宗接受不了，怒气冲冲拂袖而去。回到后宫，余怒未消。皇后就说：“陛下，您这是怎么了？”唐太宗说：“还不是那个乡巴佬，整天找我麻烦，早晚有一天我会杀了他。”。皇后听后进到里间，改换了朝服，来向皇帝祝贺。她跪在皇帝面前，皇帝吓了一跳：“这是为何啊？”她说：“史书上说，主贤臣忠，只有君主贤能，臣下才能忠诚。魏征敢于提出很多意见，那是因为他效忠您，他敢于这样，证明陛下是贤能的。现在我有一个贤能的夫君，我能不祝贺吗？这是国家、人民之福啊，所以我要祝贺。”说得李世民心悦诚服。 对于后宫的事情，皇后敢于提意见，善于提意见。长乐公主是唐太宗与长孙皇后的掌上明珠；从小养尊处优，是一个娇贵的金技玉叶。将出嫁时，她向父母撒娇提出，所配嫁妆要比永嘉公主加倍。永嘉公主是唐太宗的姐姐，正逢唐初百业待兴之际出嫁，嫁妆因而比较简朴；长乐公主出嫁时已值贞观盛世，国力强盛，要求增添些嫁妆本不过份。但魏征听说了此事，上朝时谏道：“长乐公主之礼若过于永嘉公主，于情于理皆不合，长幼有序。规制有定，还望陛下不要授人话柄！”唐太宗本来对这番话不以为然。时代不同，情况有变，未必就非要死守陈规。回宫后，唐太宗随口把魏征的话告诉了长孙皇后，长孙皇后却对此十分重视，她称赞道：“常闻陛下礼重魏征，殊未知其故；今闻其谏言，实乃引礼义抑人主之私情，乃知真社稷之臣也。妾与陛下结发为夫妇，情深意重，仍恐陛下高位，每言必先察陛下颜色，不敢轻易冒犯；魏征以人臣之疏远，能抗言如此，实为难得，陛下不可不从啊。”于是，在长孙皇后的操持下，长乐公主带着不甚丰厚的嫁妆出嫁了。对此事长孙皇后还特意赏赐了魏征。长孙皇后不仅是口头上称赞魏征，而且还派中使赐给魏征绢四百匹、钱四百缗，并传口讯说：“闻公正直，如今见之，故以相赏；公宜常秉此心，不要转移。”魏征得到长孙皇后的支持和鼓励，更加尽忠尽力，经常在朝廷上犯颜直谏，丝毫不怕得罪皇帝和重臣。也正因为有他这样一位赤胆忠心的谏臣，才使唐太宗避免了许多过失，成为一位圣明君王，说到底，这中间实际上还有长孙皇后的一份功劳。 毋庸置疑，唐太宗对魏征的信任重用，这其中有皇后的因素存在。此外，皇后处处维护皇帝形象，也如同魏征等人一样。 太宗有一匹骏马，他特别喜爱，总在宫中饲养，有一天这匹马却无病而暴亡。太宗对养马的宫人非常生气，一怒之下想杀掉她。皇后谏道，过去齐景公以马降罪于人，晏子云：你养马而死，是罪责之一。如果你因马杀人，百姓知道，肯定抱怨你，这是罪责之二。诸侯国听了，必然轻视吾国，这是罪责之三。齐景公这才没有杀人。陛下读书熟知此事，怎么会忘记呢？太宗怒气才解。他还对房玄龄说，皇后拿平常事启发我，真使我受益匪浅。 爱护皇帝的形象，就是爱护国家的形象，是爱护国家的一种重要表现。但是，不是隐藏皇帝的错误，真正爱护国家的荣誉，爱护皇帝的荣誉，就是减少皇帝的犯错。帝王无私，不是说帝王没有私心，而是说帝王代表国家，事无大小内外，都关涉国家，都是公共事宜。 这不仅需要皇帝处处从国家利益、民众福祉出发，也需要大臣们从多个方面共同督促皇帝。长孙皇后对于唐太宗而言，是特殊的臣下，她能发挥其他大臣发挥不了的独特作用。唐太宗和唐太宗的时代，正气占据上风，长孙皇后有着自己独特的贡献。 临终遗嘱 深谋远虑 长孙皇后和皇帝情真意笃，贞观十年（636），长孙氏三十六岁的时候去世。皇后临死之际，对皇帝说了一番话，可以看作是政治遗嘱。一是相信房玄龄，二是不要重用外戚，三是要求薄葬。除了第三个问题以外，前两个问题，不仅关系唐太宗的最终名声，也关系后来的政局。 皇后病重的时候，房玄龄正好犯了一个错儿，被李世民停职。皇后觉得这件事做得不当，所以把这件事提出来。皇后认为，房玄龄为人谨慎，忠心报国，最值得信任。对于房玄龄的信任，唐太宗最后可以说是做到了，贞观二十二年房玄龄去世，这之前，太宗保证了房玄龄没有出问题。因为有很多人想扳倒房玄龄，都被太宗挡住了。保住了房玄龄，就是保住了唐太宗的英名，保住了贞观之治的名声。 另外一个遗嘱，唐太宗有一点不明白，怎么在他的时代会出现外戚干政？对于长孙无忌，他既了解又信任。不过，太宗至死也没有忘记皇后的遗嘱。他依然重用长孙无忌，但是也不是没有限制。至于最后长孙家族在高宗时的覆灭，责任不在长孙皇后，也不在唐太宗。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长孙皇后最担心的后果，后来还是可怕地出现了。 皇后怎么能够洞察到后来的局面呢？ 这个世界上，长孙皇后最熟知两个人，一个是哥哥长孙无忌，一个是夫君李世民。只有妹妹才知道，在艰难的岁月里，长孙无忌如何渴望翻身，如何渴望获得权力，扬眉吐气。他的这些渴望已经到了心理扭曲的程度。天下大定之后，长孙无忌的这些渴望，在李世民高度信任的前提下，真的可能实现。这在皇后看来是可怕的，渴望已久的权力一旦获得，就不可避免地走向贪婪，一切恶果都可能发生。于是，皇后才在临死前再度提出这个问题。长孙皇后真是用心良苦。 贞观十年六月二十一日，皇后崩于立政殿。宫中女官把皇后编撰的《女则》一书呈给唐太宗，并说：“皇后生前把历代妇人参政得失的历史编成此书，自觉文字尚不精练，不敢呈献，不想皇后还没有来得及修完就……”太宗打开书卷，不禁失声痛哭，哽咽着说：“以后入后宫，再也听不到她的规谏了。” 皇后六月去世，十一月埋葬于昭陵。太宗经常想念皇后，不能自已，于是在宫苑之内修建一个多层塔楼，为的是便于自己经常登临，瞭望昭陵。有一次，太宗引领魏征同登塔楼，让魏征看昭陵。魏征说：“在哪里啊，我眼睛不好，看不到啊。”太宗就用手指示：“那不就是昭陵吗？”魏征故意打马虎眼说：“啊，是昭陵啊，我还以为你要看献陵呢，要是看昭陵，我早就看到了。”魏征这话，含意很隐晦。昭陵是唐太宗的陵墓，皇后先死，所以先葬。献陵是唐高祖李渊的陵墓。魏征的意思是：作为儿子，你不想念父亲，单单想念妻子，这让天下人知道了，可不是一个好榜样啊。毕竟，我们是以孝治天下啊。魏征的意思，唐太宗何尝不懂？但是他太想念皇后了。在魏征面前，太宗大概也用不着掩饰，他再一次哭了起来。 这次痛哭之后，太宗下令拆毁这座塔楼。那座思念之楼虽然拆了，但在太宗的心中，思念之楼永远高耸。作为封建帝王的皇后，长孙皇后确实让人敬佩！李世民正是有了这样的贤内助，才帮助他完成了建立大业的目标。她的贤德和才能，为唐初经济社会的迅速崛起做出了重要贡献。所以，贞观之治这块名垂青史的奖牌，应该有长孙皇后的一半。 长孙皇后以她贤淑的品性和无私的行为，不仅赢得了唐太宗及宫内外知情人士的敬仰，而且为后世树立了贤妻良后的典范，到了高宗时，尊号她为“文德顺圣皇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