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河区图书馆

张高峰（1919年—1989年） 芦台镇人。著名记者。曾任天津市政协驻会委员。 张高峰7岁丧父，家境清寒。在芦台三官庙小学毕业后，即以半工半读方式在天津、北平读完初、高中。1933年在天津《中南报》上发表《可杀的汤玉麟》一文，开始写作生涯。1937年投笔从戎。参加平津流亡学生抗敌宣传队，随军战地服务。1938年2月，参加台儿庄战役，以采写战地通讯见长，文笔犀利，作品均发表于邹韬奋先生主编的《抗战三日刊》。后转赴长沙，加入“国际新闻社”，在范长江先生领导下工作。翌年，兼任中国共产党邵阳《观察日报》特约记者，曾只身北渡黄河，抵晋东南八路军抗日根据地采访。除采写新闻通讯外，有新体诗《儿童哨》、《狂流》发表于重庆《新华日报》。《儿童哨》经著名作曲家麦新谱曲，收入《麦新歌曲选》。 1940年秋，张高峰考入武汉大学历史系读书，同时兼任重庆《大公报》特约通讯员，并参加“中国青年记者协会。”因主办《新闻部队》壁报，主持“全国报展”，展出八路军根据地报刊，被国民党特务列为监视重点。1942年，国民党军委会及教育部联合通知武汉大学，强令张高峰离校。第二年初，任《大公报》战地记者，赴河南采访。 1943年2月1日，在重庆《大公报》发表长篇通讯《豫灾实录》（原名《饥饿的河南》）为受“水旱蝗汤（恩伯）”四灾之苦的河南人民呼救。当天上午，冯玉祥先生手拿报纸，提着灯笼，在蒋介石官邸门前大呼“黑暗至极”。次日，《大公报》主编王芸生撰写《看重庆，念中原》社论，将灾区的凄惨景象与重庆官僚的奢糜生活相比较，因此触怒蒋介石，下令《大公报》停刊3天，造成轰动一时的《大公报》停刊案。不久，张高峰也在河南以“共产党首领”罪名被捕，因查无实据，半月后释放。事后化名张大雷写成《我是怎样被捕的》一文，发表于《新华日报》。 1944年秋，张高峰再入武汉大学读书，兼《大公报》通讯员。1945年抗战胜利后，回重庆任《大公报》记者，负责外交、财政新闻采访。曾因抗议国民党特务的无理挑衅，与著名记者曾敏之、鲁明一起罢宴“总统”官邸，拒发蒋氏夫妇宴送美军“飞虎队”新闻。1946年后，任《大公报》驻天津、北平、沈阳特派记者，驻东北特派员。1947年7月第二次“四平战役”后，杜聿明命令余纪忠率中外记者团抵四平采访，旨在扩大影响，掩盖内战罪责。张高峰随团前往，目睹残垣断壁，弹痕硝烟，他悲愤交集，写下长篇通讯《哭四平》。指出：军中仍在使用美制武器，还有日本军人当炮手，侵略者还在屠杀中国人。为此，杜聿明责问余纪忠说：“他张高峰到底想干什么？”1948年12月，国民党重庆绥靖公署和重庆市政府起诉《大公报》于重庆地方法院，计开列十大“罪状”，其中记在张高峰名下的罪状就有三条。即，“违反政令，称共匪为共军”；“夸大东北危机”；“刺激学潮，毁谤政府”。因解放在即，并得到中国共产党内外朋友保护才幸免于难。 1949年，张高峰先后任《大公报》商业组组长、天津记者组组长、华北记者站负责人。1963年后，转而从事文史资料征集、整理、研究和编辑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迫害，并被下放农村劳动。1978年秋，调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曾主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天津近代人物录》、《化工先导范旭东》等。晚年体弱多病，仍坚持写作，在海内外发表文章约30万字。 张高峰为天津市政协第六、七、八届委员，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宁河县及芦台镇地方史志编修委员会顾问，中国民主同盟盟员，中国民主建国会会员。1989年病逝于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