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河区图书馆

往事并不如烟
  孙育生
  【编者按】
  本文故事的叙述者孙育生先生是宁河教育战线的老前辈，历任北淮淀小学校长、北淮淀中学教导主任、宁河县教师进修学校教师。文中讲述了孙育生先生数十年的人生经历和人生故事，行文朴实无华，娓娓道来，极具亲和力和感染力。若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能产生些许共鸣，或勾起您对如烟往事的回忆，体悟人生、感悟生活，便是这篇文章的价值所在了。
  孙育生先生于2012年谢世，本文是其爱孙、北京市汇佳学校初二学生孙省吾根据祖父生前录音整理成文，因篇幅原因，本刊分两期刊登。
  （上篇）
  家世
  我的老家是宝坻县尔王庄，现在祖坟还在那儿呢。我的出生地却是宁河县大贾庄子，中间隔着十八里地。怎么从尔王庄搬到大贾庄了呢？话还得从我老太爷说起。
  老太爷年轻的时候家境特别好，几百亩地，还养大车，骡马成群，雇了好多做活的人。可是我老太爷不务正业，染上了赌博这个恶习，成天玩乐，而且是越玩越大。家里头老人的话根本听不进去，谁劝也不行，一开始输地，输一回卖一块地，左卖右卖那几百亩地就叫他给输光了。地输完了以后输房产，好多房子一处一处地卖，接着还是输，把房产也输净了。后来就卖骡马，生产工具也开始卖，据我奶奶说，卖的一些农具耠子、耧子的，整整摆了尔王庄半条街。
  到最后他输红眼珠子，谁的话也听不进去了，他总想赢回来，其实是赢不回来的。家产都输光了，最后家里就剩下我老太太和我爷和我大爷这娘仨了。
  有一次老太爷把这娘仨下一个赌注，结果输给人家了，人家说好了天亮接人。这帮人里头有一个好心人，偷猫儿着上我老太爷家去了，跟我老太太说，嫂子嫂子快跑吧，我哥把嫂子跟我两侄子都给输了，天亮就要接人了。我老太太一听立马放声大哭，可是哭有什么用，想法子吧。当下派人去大贾庄子找娘家人，大贾庄离尔王庄十八里地，派了一个知心人去报信儿。大贾庄日子好过，生活也行，我老太太的爹套着小车子，当时家有小车那就是好户好人家。
  老爷子套上两套牲口赶着小车子到尔王庄接自个的闺女和外孙子，心急走得也快，没多长时间就到了。到那儿以后叫我老太太收拾一些东西穿的用的，这些东西都得带着，你到大贾那边就是过日子去了。
  收拾完东西就上车了，已经是后半夜快天亮了，老爷子赶着车就跑。这时候我老太爷知道了，撒腿就追，一直追到一片高粱地。那时都快天亮了，有一个人在高粱地里穿青呢，这边我老太爷拎着棍子跑了老远累得够戗，就问这人有没看见过一辆小车子，上头坐着一个女的还俩小孩。这人一听不是好事，手里还拿着棍子，一琢磨就唬他，嗨，早就过去了，这时候都到大贾了。我老太爷一听到大贾了他没戏了，丈母娘村他敢进嘛。他把老婆孩子都输了，大贾娘家人饶得了他吗？他害怕，自言自语地说算了吧别去找别扭了，就往回走了。
  从那以后，我老太太带着我爷我大爷娘仨就在大贾娘家落户了，这就是为什么到大贾的原因。
  童年
  我小的时候，河蟹都是野生的，不像现在，都是人工养殖的。宁河县大贾庄这个地方是九河下梢，十年九涝，几乎年年发水。秋后，把庄稼拾掇完了，庄稼地被水淹了，我就跟我二叔撑一条小船去捯螃蟹，我二叔叫我跟着他撑船。那水大着呢，一片汪洋呀，怎么捯螃蟹呢？拿锤子把一根老高的大棍子揳进去，把绳子拴上，撑船撑出老远，又揳一根棍子。绳子有小手指头这么粗，上面串的都是玉米粒儿，有时候也串上高粱穗，凡是螃蟹爱吃的东西都给它串上。然后就回来等着吧，等了一会儿说行了，就捯啊捯啊捯那绳子。碰巧在吃玉米粒儿的螃蟹就被捞上来了。那年头螃蟹特别厚［］，我们一天能捞半麻袋，你说半麻袋这得有多少啊。
  有一次，我跟我大嫂去抢鱼。一抢网下去，很沉，提不动。使大劲提起来，满满一网河蟹！我就喊：“嫂子，嫂子，快来看这么多螃蟹！”原来河蟹成群结队从这儿过，我们碰到螃蟹道了。我大嫂就说：“快回家叫二叔去，多带几个麻袋！”我赶紧跑回家叫二叔，这时，别人也都听到信儿了，都拿着抢网和麻袋来了。即便这么多人抢，你猜我们捞了多少螃蟹？整整七麻袋！自个家根本吃不完，拿到天津市里卖了，一毛钱一斤。那年头东西真便宜。
  洗澡摸鸭蛋
  我们小时候管游泳叫洗澡。我们都不会正规的游泳，这个姿势那个姿势的都不会，只会洗澡，狗刨儿。我们几个小伙伴在哪儿洗澡呢，在一个麦场。就是夏季麦子割下来以后，把麦粒打下来。过去没有打谷机，是人工用碌碡轧，一块麦场有的是一家自用，有的是几家合用。麦子一收完，下雨了。一下雨就涝，就发大水。开始的时候水小，我们几个就在麦场里头洗澡，麦场地硬而且光滑，在里头洗澡舒服。
  我们洗澡的麦场里有好多鸭子，都是家鸭子，各户自个养的。因为麦场里有麦秸垛，麦子轧完以后剩下的东西一下雨就泡在水里头了。麦秸里有落下的麦粒，鸭子就天天去那里捞麦粒吃，你也去他也去那鸭子就多了，有的鸭子就在那里下蛋。我们几个人洗着澡，其中一个同学摸着鸭蛋了，也不声张，把鸭蛋藏在一个地方存起来，还接着摸。我们这帮人傻不拉几的，还在那儿瞎扑腾呢，人家摸着一个鸭蛋就送上去，摸着一个又送上去，都摸一堆了。直到这个时候他才吱声：“哎！我摸着鸭蛋啦！我摸到一大堆鸭蛋！”
  其实不是，他是一个一个摸上来的。要像我这样没心眼儿的呢，摸到第一个就得宣布，你一宣布大家都来摸，那鸭蛋就没了。人家也不宣布，我们这帮在那儿瞎洗澡呢，人家自个在摸，摸得差不多了，才告诉大家。
  逮野鸭
  小时候一发水，外头的野鸭子都来了，到水里来找食。你说这鸭子多到什么程度，多到可以把天遮黑，哗，一起飞起来，哗，一起又落下。大贾村有一个火枪队，我们叫它大排杆，一条小船上有搁一杆的，叫独杆；有搁两杆的，叫双枪。我们经常到队长家去看，他们最多的时候达到十几个人，一人一条小船，小船上一人一杆枪，这枪是用钢筒子做的，里面灌上炸药，然后灌上铁砂粒。灌一层药，灌一层砂粒，一直灌到枪的多半截。然后把枪扔在小船上，人躲在船的后头，在水里推着这个小船，为啥呢？让船身挡住人。如果你不藏好了，鸭子一发现人就飞了。队长是一队之长，他说话最算数，大家都听他的。
  大家把船推下水了，只看船走，不见人，人在船后头推着呢。前面就是鸭子，鸭子一看有小船，但是看不见人，那小船来回动。那鸭子有警惕性了，就往中间跑。小船越往里走，它越往中间跑，跑来跑去都挤到一块了。就在这时候，枪头——也就是队长，喊口令说点火，每个枪手的手里都有一根香，听队长的令下随时都可以点火。枪炮跟前撒一些炸药、火药当引子，把香往火药那儿一扎，那火药就跟枪管里面的火药接着茬儿引起爆炸。这一爆炸出火，鸭子就听见了，正好起飞，正好似飞不飞的时候，有一尺高，这时候就叫炸鸭子的时候，枪响了，砂粒都打在鸭子的身上。
  我们这帮小孩就在枪排后面跟着，看到有受伤的野鸭子，就去捡。大人不让我们捡，我们偷着捡，一个人能捡好几个。野鸭子的肉特别香，倍儿好吃。现在是保护动物了，不能逮了。
  捕鸟
  小时候捕鸟比较简单，象书上写的那样我们也做过。弄个大圆筛子，拿棍儿支起来，棍儿上拴条绳子，筛子底下撒点苞谷啊，麦粒啊，谷穗啊。等鸟进去一吃，一抻绳子，筛子就把那鸟扣里头了。我们捕鸟更多的是用夹子，就是打鸟的夹子，它是铁制的，把夹子掰开了以后，那上头得锁上小虫子，那小虫子还活着呢，在那儿动。把夹子埋在土里头，鸟来了以后一看那有食，它一啄，拿嘴一粘这食夹子就收了，啪就把鸟的脖子夹住了。我们几个小伙伴天天这么打鸟。
  我有个表叔，有一天说你们小孩子捕鸟太慢，你看我们大人捕鸟捕得比你们多了去了，每天都得几筐。
  我问你咋捕呢？他说我们有一个大网，把这大网子埋进土里，网子这边呢有一根大绳子叫网纲，这网纲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土上撒很多的小冰块，这冰块干嘛呢？这冰块拿太阳一照反光，鸟们老远就看见那个冰块。他在那个网前系着棍，一个挺高的棍，棍子上头拴着一个活鸟，叫诱子，就是引诱别的鸟上这儿来。诱子拴在上面它叫啊，别的鸟一看它在那儿叫一定有吃的，哇地来了一批，也遮黑天的。啪，就落在那个冰上吃冰，它渴啊，冰能解渴，除了冰以外还有谷粒啊乱七八糟的诱饵。这时候躲在远处的那些人捏住那个网纲使劲儿一拽，就听哗的一声，网翻过来了，就把这些鸟全部扣里头了。
  鸟在里头是活的，他挨个给掐死，他摁鸟的脊梁骨，咔咔两下鸟就不动了。
  那时鸟多，现在要保护鸟。从人与自然的平衡来说也不应该捕鸟。
  新棉裤
  小时候家里特别穷，穷得叮当响。我六岁的时候就没了爸爸，家里连买油盐酱醋的钱都没有。要等我妈养的鸡下了蛋拿去换钱。小时候农村家家腌咸菜，把芥菜洗净了，搁进大缸里，泡上盐水腌着，等吃的时候捞出一个，洗洗切成块或者条，倍儿咸。时间长了，缸底会有沉淀，就是咸菜泥，你说那有什么营养？说不定还有毒呢。就这个，还拿大葱蘸着吃，象蘸酱一样，吃得津津有味。
  小时候的冬天特别冷，比现在冷多了，地都冻裂了。就那么冷的天，我也没戴过棉帽子，因为没钱买。我妈照别人家的棉帽子做了一副棉耳朵，直接安在我的夹帽子上，戴上后活象猪八戒，顾不上多难看，反正暖和就行。你们现在的铅笔盒多高级啊，一个人有好几个，什么样式都有。我上学连一个铅笔盒都没用过，买不起，我妈用布做了一个布袋子，学生没用过铅笔盒，你说可怜不可怜？
  我七岁就会系棉裤了，系一花又一花，小孩一般不会系这个。我打小手就比较利索，我会得早，七岁就会系裤了。我妈高兴坏了，给我这儿找点布，那儿找点布，拼成一条棉裤。这儿弄点棉花，那儿弄点棉花，破布当里子，这就是一条棉裤。
  有一天刚吃完中午饭，我妈非要我穿上新棉裤，我就穿上，给我乐的。穿上新棉裤，我领着我的侄女到大坑里看着玩去了。
  要是在岸上玩就没事了，可一看下面有逮鱼的，冰挺厚，这边一排篱直直的，那边弄一排篱也都倍儿直，拿网打鱼，看着好玩就下去了。到冰上，冰上滑着呢，其实刚上冰没走多远，就有一个大冰窟窿。咋那么寸呢，我的脚一滑就掉里面了。水并不深，就掉进腰这么深。关键在棉裤，哎呀，我侄女就喊开了，弄鱼的大人马上把我拽上来了。我回到家门口，不敢进屋，但又太冷，大冷的天都湿透了，就进去了。我妈一看，这个气啊，说新给你做的棉裤，就这么不会儿的工夫你就给我弄湿了，这顿打啊。从那以后我吓得再不敢到坑里去了。
  跑冰上学
  一九五四年我初小毕业，四年级为初小。四年级毕业以后考高小，五六年级为高小。我考上了，可没想到中心校的校址挪了。我的老家大贾是个中心，周围这几个村距离差不多，所以中心校搁在大贾。校长也是大贾人，姓姜，叫姜久峰。可是姜久峰在大龙湾教书，离大贾八里地，在大贾的北面。
  姜久峰又兼大龙湾党支部书记，大龙湾的村民不让姜久峰走。所以到教育局里申请把中心校移到大龙湾。结果局里就批准了，这下子可苦了我们这帮学生喽。我离大贾八里地算是近的，还有十几里地的。
  那一年也怪，下涝了，我们叫沥水。雨连下了不少日子，平地就下了一米深。发水了，虽然说水不大，跟往年比水不算太大，但把路都没了，你要上学去，就得坐船。
  九月一号开学，那时候天还暖和，坐船带着面和菜，到那儿找住户，住人家的房子。那叫“号房子”。我们六个人住在一家的房子里，几个月很快就过去了，盼冬天，为什么要盼冬天呢？好顺着冰跑家啊。可是那年特别奇怪，是个暖冬，冻的冰就一寸厚，人上去以后冰嘎巴嘎巴响，不能停，在冰上一停啪就落下去了。这可咋弄？几个人就商量，你说这冰能跑吗？水倒不深，到膝盖往上这么深的水，但是一掉下去衣服就都湿了。商量的结果一个人准备两条棉裤，今儿穿这条棉裤去了，这个掉下去了，那个也掉下去了，不管早晚都得掉下去。湿着衣服上课，教室里面有炉子，拿炉子好歹烤烤就上课了。上完课又回家，衣服湿着回家。结果回来还照样掉下去。第二天得换一条新棉裤，再去，新棉裤照样湿，那个冰太薄，禁不住人。
  就这样跑了两个多月，够艰苦的。因为这种情况，同学们和家长就向局里反映，这个中心校是我们村的，为什么非得跑大龙湾去，叫我们孩子受苦，这太不合理了。这一反映可不要紧，局里也吃不住劲了，还是把中心校挪到大贾来吧。等上六年级的时候，我们就又回到大贾了。在大龙湾上了一年学，五年级。
  考初中
  我小学毕业是一九五五年，全县只有芦台一中、芦台二中这么两所中学招初中。我和我的同学一共是七个人。那年头都是土路，从大贾到芦台九十里地，没有别的交通工具，都是走路。几个人起个早，吃完早饭背着包，拿着所需要的东西就上路了。走到大海北，大海北离大贾三十里地，这时我想起来了，我说我看看带准考证了没有，就把包打开了。书、本，包里的东西都翻了，还有一个同学叫赵元贵他也帮我找。结果俩人没有找着，没有翻着。这可咋整？没有准考证人家不让你进考场。
  我就跟赵元贵说，你跟着我，咱们回家再取一趟。赵元贵说，我不去，走三十里地了回去，再回来都啥时候了。我说你不跟着我，我就自己走了。我背包就往回走，走着，走着，一抬头是一个小村，这个村里的路是死胡同，此路不通。走到人家里面去了，人家说这儿不是路，回去吧。我就背着包往回走，心想这个倒霉劲儿，走了半晌白走了。
  我说我自己再找找，又把包撂下了，打开，这回一翻在这儿，上回怎么也没找着，怎么这么巧呢？眼见那六个人走老远的了，我背着包又追，追到芦台农场的桐城村。他们几个正在井上喝水，我说我可追上你们了。赵元贵说怎么回来了？我说我走半道自己又翻，翻着了，在里面呢。我们几个人走到日头偏西才到芦台。
  那个时候芦台镇比较破烂，都是一些老的砖房，几个人说咱们先住店吧，找好旅店再找饭店吃饭，走一天了早就饿了。到饭店里头，烩饼两毛钱一大碗，一人来一碗，这挺好。两毛钱吃饱了，那个年头的钱比较实，两毛钱一大碗的烩饼太便宜了，现在两块钱也买不来。吃完了几个人就回到旅店犯琢磨，咱们上哪儿考去呢？芦台一中还是芦台二中？其中有一个人叫杨广达，他是大龙湾的，他叔在县委，叫杨文远，他叔跟他说，你报二中，二中好考，一个是考的人少，再一个我有熟人。我们七个人中六个人考芦台一中，就他报二中了。
  距离考试还有一个星期，我们就搬到芦台一中去住，也在芦台一中吃饭。早晨是稀饭、馒头、咸菜，中午是馒头米饭。早晨两毛，中午四毛，晚上两毛，一天八毛钱伙食费。芦台一中那个时候属于河北省省中，省立第一中学，所以它比较有名，河北省好多地区的人都到那儿考重点中学。
  几个人一看，咱还考试？人家一说话都比咱强，啥都比咱强，咱们几个农村的孩子没见过世面，没有信心了。
  考试的时候一看卷子傻眼了，连梯形都不会做，求梯形的面积，不是上底加下底乘高除二吗？连这个都不会做。考完以后，我们几个人心里就凉了，考不上。几天以后就听通知了，人家杨广达考上了芦台二中，我们这几个人谁也没有考上。
  我跟赵元贵两个人同岁，而且两个人比较要好，他比我生日大点，我说元贵咱俩咋弄呢？咋弄，先回家干活种地吧，在家里干了半年农活。有一个姓姚的老师，在学校教六年级，看到我们说，你们两个复课，复半年课，来年再接着考。复就复，我俩就去了，到他那个班，一共三人。怎么那么寸呢，第二年1宁河县决定，在全县之内再建三所中学，丰台建一个丰中，宁河建一个宁河中学，潘庄建一个潘中。我们这拨正好赶上，一九五六年。
  班主任叫赵开阳，他把作文题给赌上了，提前就把作文做出来。“升学的目的”就是这么一篇文章，大家伙一人写一篇。写完了交给老师，老师给改完了又拿回来，然后大家伙都记住了。一考试作文就是这个题，“升学的目的”，当时就乐了。
  结果我们这个班三十人，考上不是二十个就是十八个，多一半都考上了。潘庄小学两个毕业班，七十人，就考上十五个。可人家那十五个人个个响当当，学习成绩真棒。我们这二十来人呢，大贾中心校的，个个是废物蛋，考试的时候题猜对了，没有费啥力气，其实没有真才实学。一上课，老师一提问，废物的都是大贾中心校的，好的全是潘庄中心校的。
  炸锅了
  那年头我们上学那个苦。潘庄中学刚建校，太简陋，就两间教室，一个办公室，办公室还是一个三间的小厢房，两间是办公室，一间是老师的宿舍。学生呢，啥也没有，没宿舍。就在潘庄村里面找老乡号房子住。我们六个男生找了一家姓闫的老两口，儿子、闺女都没有在家，腾出一间房，我们跟他们住对面。中间的堂屋当作伙房。饭呢，还得自己做，怎么做呢？你带的米炖米饭，我带的棒子面贴饽饽，他带的白面蒸卷子。个人做个人的，六个人做六样，然后搁在一锅里面蒸熟了，是个大锅，六个人的饭一锅熟。熟了以后，自己吃自己的，你炖饭就端你的饭，你蒸卷子拿卷子，贴饽饽吃你的饽饽。那年头也没菜，家里给捞点咸菜疙瘩，有时买点酱豆腐。
  有一个礼拜天没有回家，几个人都没有走，潘庄有集，出门不远就是集，到集上遛一圈，一看有一个卖鱼的。大鱼，这么大的鱼，一毛钱三斤。可便宜死了。有一条十来斤，三毛钱买九斤多鱼，就提回来了。把鱼洗干净，把肚子抠出去，几个人说这可怎么吃，我说你们别管，剁丸子。把鱼搁板子上，就开始拿刀剁。向对面屋的老奶奶借了一个大盆，大黑盆，九斤鱼，你说剁完了得有多少，满满一大盆儿，搁上作料，葱姜蒜盐酱油都搁好了。我说煎丸子，其实不会煎。把锅烧热了，倒上油，把剁的馅儿都和好了，挖一勺放锅里，火烧得猛，一会儿就酿烟了，一看糊了。糊了要着火啊，几个人七手八脚乱忙活，有人顺手从缸里舀一大瓢水往锅里倒，这一倒可不要紧，凉水热锅，这锅底炸了，炸了一个大裂口，那是生铁锅，现在都用熟铁锅，过去都是生铁锅。这下完了，老太太跟我们玩命了，不依不饶啊，我这是新锅，你们给我弄坏了，你们给我赔。那怎么弄，几个人说凑钱吧，凑了两块多到供销社买了一口新锅。老太太这才安静下来，教我们把鱼丸子弄好弄熟了，吃了差不多一个星期，真好吃啊。
  画饼充饥
  一九五九年我初中毕业，正犯愁下一步怎么办呢，汉沽师范正好创办，我运气不错，被保送上了汉师。九月一号开学，过了半年比较好的生活，等到一九六零年坏喽，开始给指标了，全国都是低指标。那年头吃饭有定量，学生一开始的定量是四十五斤一个月，基本上是吃不完的。等到一九六零年低指标一开始，原来的定量就从四十五斤降到三十三斤，同时副食品都取消了，像肉啊豆腐啊糖啊还有好多这类的东西都没有了。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吃食堂，家里都不做饭了，到公社食堂里去吃饭了。那真是水不伸手饭来张口，有人给做熟了，吃的时候还有人给端。那时候的人们不知道啥东西是自己的，都以为到共产主义社会了，这样一来全国糟蹋了很多的粮食。
  结果到一九六零年全国人民都开始吃低指标，瓜菜代，用瓜和菜来代替粮食。可有些地方瓜和菜都没处弄去，象我们学校就是这样，你一个学校上哪弄去啊，这就跟人家村里联系，到农村地里头去挑野菜。全体师生都去了，凡是可以吃的野菜都可以挑，我跟大家一块挑马苋菜，还有刺儿菜，好多能吃的野菜。挑来以后到学校，就搁锅里拿热水烫，烫完了晒干，到冬天拿热水泡了然后再揣在面里头做饽饽，这就叫做代食，假二两。原来二两窝头揣上菜就够四两了。吃来吃去野菜也吃没了，这可咋弄，把学生和老师饿的，他们说是三十三斤定量，其实不够，而且我们学校还是节粮模范单位，你说这越吃不饱他还越节约粮食，当这个模范又有啥好处呢。
  有一天，老师通知了，你们都回宿舍吧，今天不上课了。同学们也正好都没吃饭，早晨一人二两稀饭稀里咣荡的早就消化下去了。待在宿舍躺着，同学们躺不住啊，有的同学就说老孙哪你去问问老师，还是上课吧。我就跑到老师宿舍，说同学们要求上课。老师说你跟同学们说不上了，我饿得起不来了，三楼我都上不去，你要我咋讲课啊。我回来跟同学们说不能上，老师饿得起不来了。
  大家一听不上就不上吧，也真是都起不来，自个也起不来啊，何况老师。我们都是双人床，两个双人床并一块，跟我脑瓜对脑瓜的那个同学，起来躺下，躺下起来。我说你干啥玩意呢，他说我饿的，我抽袋烟。他卷了一袋烟，丝拉丝拉地抽，我说越饿还越抽呢，他说抽烟管饿。他抽的是啥，是向日葵叶子，上哪弄烟草去。
  大家伙躺着也没意思，你一言我一语回忆起以前吃过的好东西。这个说奶奶包的饺子一口一肉丸子，还是羊肉的，哎呀那真香啊。那个说我妈给我焖的肉干饭，那个饭香呀。这个说我在饭店里吃过这个，那个说我在饭店里吃过那个，七嘴八舌挺热闹。
  你别说，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回忆过去吃的好东西，当时就把饿忘了。哎，实际上这是画饼充饥越说越饿，说得直流哈喇子。
  暑假难熬
  暑假到了，同学们各奔自己的家。其实是有苦有乐，有的同学家里头剩粮食，回家赶快吃饱饭。我们家里没有粮食，一是家里头没有劳力，二是村里头春天就发水，还没等播种呢就发水了，所以地里头连野菜都没有。
  到家以后，我妈我奶奶还有我二叔二侄，他们没有粮食吃。吃啥呢，每个星期赶集去，潘庄集，花钱买三棱籽，这个籽呢是铁皮，没啥软乎的东西，买回家以后入锅给它炒了，这一炒糊了它就酥了，然后用碾子轧成面，其实是糊面，拿箩子给面箩下来，里头那些糙的还接着轧，因为这是拿钱买来的，三毛多钱一斤呢。完了就这样把它搁面子里头，做饽饽，那个饽饽做出来有点苦，可难吃了。没有办法它还是比不搁强啊，不掺那小饽饽头不大点儿，搁上以后这饽饽头就大了占地儿。过去有人说黄鼠狼逮鸡毛——炫大肚。整整吃了一个假期，花了好多钱，那钱也来之不易，这没有办法。后来我又琢磨光买这个也不行啊，我上地里头捋稗子，还有谷莠子。实际上都没有籽，它就是两层皮，皮就是柴禾，拿锅给它炒糊了，才能够轧成面子，都很难吃，这也不得不吃你没有办法。最后还吃别的东西，也不知是从哪介绍来的，说把棒子骨头打碎了以后弄成面，也掺饽饽里头，其实不是面，这棒子骨头最里面那个芯可以打碎，棒子骨外围轻易打不碎，而且吃着有点垫牙，没有办法这都是比较好的淀粉了。
  吃的东西都没营养，全家个个浮肿，腿呀脸哪都胖起来了，这个假期就这样熬过来了。
  （待续）
  责任编辑：雁军
  我和社员放卫星（外一篇）
  薄西川
  那是一个秋高气爽，稻花飘香的日子。我们第四生产队在田头召开社员大会。队长说：“公社号召，要敢想、敢干，要创高产，放卫星。要把前面这块十亩稻苗移到当中的一亩去，创出高产，放出卫星、向人民公社报喜！”
  我和经过挑选的四十多名男女社员，服从队长的指派，光荣、紧张、兴奋地投入到移栽的劳动中去。有一位年长的社员认为这种做法不妥，受到队长的严厉批评，幸亏这位社员根红苗正，没有给他戴上右倾分子的帽子。
  记得当时绿油油稻苗已吐穗扬花，根深叶茂，又长又白的根须扎根于泥水之中。我们蹲在水田中用双手费很大力气一撮一撮挖起来，放置于柳条筐中抬到指定的地方，弄的浑身泥水。用了不足两天时间，将九亩稻苗硬是栽到一亩的空间中去。人们把这个成果叫做水泼不进，风刮不进的绿色卫星。
  转天，公社在这里召开了现场会，一些人前来取经参观。着实的热闹了两天。几天后，我看到秧苗蔫了，十几天后枝叶黄了，枯了，不足二十天全部倒伏开始腐烂，这十亩丰收在望的稻田，竟是颗粒不收！
  转瞬间，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往事如烟，大都忘记了。我和社员们放卫星这件事情，深深镶嵌在我的记忆中。在那不堪回首的年代，发生这种荒唐的事件，随之而来的三年困难，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是一九五九年秋天发生的故事，此文可能当作一个反面经验警示后人不搞浮夸，不施欺骗手段，实实在在做人，以实实在在的态度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社员大会上的风波
  这是五十年前的往事，虽然是一场小小的风波，却深深印在我的脑海深处。这件小事儿与后来发生的惊天动地的文革，显得很渺小，似乎不值得一提，但我还是真实的记录下来，让我们回忆那不堪回首的年代。
  那是一九六四年秋天，包家生产大队召开全体社员大会。公社来的王主任正在传达四清文件，劳累了一天的男女社员们，有的坐在草垫上，有的干脆坐在地上，聚精会神的听着。王主任传达完文件，点上一支烟，情绪激昂地说：“社员同志们，阶级斗争不仅要年年讲，月月讲，还要天天讲，时时讲，刻刻讲，每分每秒都要讲。”他话峰一转，提高了嗓门，并指名道姓的说：“你们生产大队有个叫包希贤的富农崽子，整天嬉皮笑脸，摇头摆尾，说东道西，极不老实。这是向我们贫下中农示威。”然后，他斜眼望着包希贤坐的位置又说：“你不就是读了几年书吗，上到中学又怎么样，你有啥了不起的！我警告你，以后，只许你老老实实，不许你乱说乱动，否则，我们贫下中农的铁拳将砸烂你的狗头！”
  王主任的话音刚落，包希贤蹭的站起来说：“王主任，你的批评指责我不能接受，今天召开的是人民公社全体社员大会，正如社员都是向阳花那首歌词说的，我也是一朵向阳花，我是受共产党新中国培养教育多年的青年，为蒸蒸日上，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祖国，感到十分高兴而笑逐颜开，难道我错了吗？目前，我们的朋友遍天下，不仅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很多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最近，又和戴高乐将军领导的法兰西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我由衷的感到高兴，而奔走相告，难道这也错了吗？我为社会主义祖国取得伟大成绩而自豪，而骄傲，我为强大的祖国宣传也错了吗？我哪句话反党反社会主义请你指出来！”
  当时的农村，无电视，无收音机，很难看到报纸的情况下，他竟讲出这样一番话，令在场的社员无不惊讶。
  最后，王主任用颤抖的手指着包希贤说：“你太不老实了！”几个社员拉包希贤坐下，这场风波虽然平静下来，两年后，文化大革命开始，这个青年被定为“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反动典型和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长期批斗，受尽苦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春风吹进这位农村知青的心田，知识改变了他的命运，他当上了人民教师，被提拔当了干部，晚年又成为一名法律工作者。
  如今，他儿孙绕膝，坐享天伦之乐，而每每想起这件事情来，仍感概万千，他常说：“有了这两次的人生经历，再苦再难的事情也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