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河区图书馆

芦台一中当年的日本“教官”
  李佑生
  笔者受芦台一中校庆办公室之托，去年十月上旬三次访问宁中（宁河县中学校简称，芦台一中早年名称）校友齐兆铭老先生，了解芦台一中建国前后的史料。
  齐老先生家住芦台镇国家园菜市场附近，虽已八十八岁，却精神矍烁，耳聪目明。当听说我是为一中校庆征集史料，老人家精神立刻振作起来，显得很兴奋。他说：“想不到我能赶上母校百年校庆，真是幸事！”他老人家高中毕业于1945年，那些陈年往事有些已印象模糊，而有些则记忆清晰，甚至连细节都能描述出来。
  老先生是宁河县丰台镇人，从1939年来宁中上初中，经过六年，高中毕业留校作职员、教员，直至1957年调出，在芦台一中学习、工作达十八年，是个地地道道的芦台一中人。我们谈的很多，这里仅把老先生回忆的日本“教官”一事记述下来。
  下面是齐老先生的回忆。
  我在一中上学的6年，每年都设外语课，有英语，还有日语。那时有四个日本“教官”，教过我的有两个人，初中“教官”叫加藤充美，高中“教官”叫中西金太郎。
  加藤充美40多岁，有点老气，像个小老头儿，面目平和，穿着朴素，生活平民化。他脚上常穿一双矮腰胶皮鞋。自己做饭吃。一次，在课堂上，他拖着日本腔调说：“中国的白菜，第一好吃，我，每天每天，白菜白菜。”我不明白，他为什么那么喜欢吃白菜。后来才知道，日本国内根本长不出我国北方这样的大白菜。再后来听说，当年日本国内这样教育孩子：先给孩子吃中国苹果，再问苹果好吃不，再告诉这是中国产的，长大去中国就能吃到。恐怕中国北方的白菜也会像苹果一样当教材，培养日本孩子的扩张性和侵略性。
  加藤表面和善，实则伪善，极具欺骗性。一天，他上街了，点灯的时候还没有回来。伺候他的工人张凤在屋内四处找火柴点灯。加藤住的屋子在校舍最南面一排房最西头儿。南窗外花墙之内，工人王利（原名王连利）正在拔草。加藤此时回来，看到两个人屋里一个屋外一个，黑灯瞎火的，产生了怀疑，他找到校长杜书田，说明疑点，要求校长查明。校长把张凤、王利二人先后找来，当着加藤面询问。王利急于辩解，学了点儿半拉架的日语词儿搀和着汉语秃噜出来：“哇达西（我）拔草喂武撒给（兔子。给，读“自己”的“己”音），张凤他出来进去找麻梯（火柴），他和哇达西（我）没关系。”接着张凤也急于说明自己是找火柴点灯，加藤还要盘问，经杜校长解劝方才作罢，可见其极强的戒备心理。以后，学生们见了王利，就学说他这段话，拿他取笑。
  1941年，商业职业班（高中）学生齐兆纶（我的亲叔伯哥）因搞地下抗日活动被日伪逮捕。我大妈（齐兆纶母亲）曾找加藤（齐为掩护自己，与其很亲近）请他通融，他摊开双手，一劲儿摇头，一声不吭。他作为侵略者怎能给一个抗日分子说情呢。
  中西金太郎50多岁，中等身材，面色微紫，长得敦敦实实，穿着讲究，举止有派头儿，像上层社会的人，课下不怎么接近学生。他不在学校吃住。接近日本投降时，中西金太郎厌战、反战，产生了悲观情绪，他曾向学生说：“美国的B—29型飞机外面包着厚厚的一层橡皮，子弹打不进去。”可见，此时有些日本人早已不相信他们能取得胜利的鬼话。
  没有教过我日语课的两个日本“教官”，一个叫冈本十寸笺，一个叫叶（此处读“协”音）宫定昌。这两个人语言粗鲁，文化水平不高。也许是没有合适的人可派，才把他俩派来顶数。后来，又派来了教日语的汉族老师，他俩就未再教普通中学的课，主要是教“日语师资养成所”的日语课。“日语师资养成所”是为在宁河全县小学开设日语课培养师资在宁中开设的。这个“养成所”招收在职小学教师，每期三十多人，培训半年，共办过三期。这是日本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手段，借以推行奴化教育我对他俩的印象也讲一下。
  冈本十寸笺三十多岁，中等身材，眼睛很难看，像狼眼一样闪着蓝光，看着就让人害怕，学生们都躲着他。
  叶宫定昌 三十多岁，中等身材，大长方脸，整天沉着。他很厉害，一次，“养成所”学员早晨没按时起床，叶宫手拿一块长条木板，追打学员，学员光着身子满院跑，普通班学生都跑出来看。关于他的故事还有一个。他的家属在学校住，别的“教官”都住一间宿舍，他住两间。一次，他的家属拎着暖壶穿过盥洗室（西厢房位置）到北面锅炉房打开水，一个学生正巧在室内下水道口小便。听到脚步声扭头一看，吓了个半死，撒腿飞跑、叶宫家属说：“莫跑，没关系的，没关系的。”事后，她并没有把此事告诉叶宫。
  笔者把上述事情写完后，到一中校庆办公室交差，看到办公桌上正摆着两本新中国建国前学生例报表，恰好是齐兆铭老先生当年那个班的报表。发黄的封面，线装本，里面是钢板刻写的学生登记表。一本的封面右侧有竖写的一行毛笔字：三十一年度第一学期高中例报表册；另一本封面右侧也有竖写的一行字，写有：河北省立宁河中学校三十一年度第二学期高中例报表册。、两本表册封面上都有横排竖写的职务、姓名（盖章）栏，右数第一行“校长”栏内都盖有杜书田图章，第二行“教官”栏内第一学期本盖有“叶宫”图章，第二学期本盖有“冈本”图章。两本的第三行栏内才是主任的图章。从这个封面上的职务排列看，“教官”职务高于主任。形式上虽排在校长之左，但“教官”是日本人，可以想见，他们是监督校长、监督办学的
  日本的文化侵略真是无孔不入。
  平凡半世纪 不朽革命情
  ——写在母亲逝世逝五十周年
  任永利
  我九岁那年离开爸爸妈妈，从红太阳升起的故乡来到天津宁河县大艇村，寄养在姨妈和舅妈家。那是1963年，全家北迁回到宁河赵本老家，我还没来得及和久别重逢的妈妈撒娇，铺天盖地的大雨和妈妈的大病一起来临。秋天，一片汪洋似的洪水褪去了，可妈妈的病却愈加严重，初冬，四十九岁的妈妈就匆匆离开人世。那年我刚满十岁，至今整整五十年了。
  妈妈去世那天晚上，天气好冷，妈妈的遗体停在堂屋，那时候农村没有电，堂屋只有昏暗的豆油灯影在风中摇曳，我知道明天下葬，我就永远看不见妈妈了，我就偷偷到堂屋拉着妈妈冰凉的手，眼里流着眼泪，依偎在哪里许久许久。
  我和妈妈相处只有短短的九年，可以说妈妈在我的记忆中很模糊，所以我经常向我的姐姐和亲友们打听妈妈的事情。
  妈妈十七岁嫁给爸爸后，爸爸在玉田就参加了大暴动，革命失败后，父亲秘密潜回老家。敌人经常去我家抓人，妈妈就东躲西藏。三八冬年冀东大暴动的队伍在“平西大撤退”中，爸爸所在的部队遭日寇围剿溃散，父亲突围受伤后又一次潜回老家躲藏，被汉奸告密抓进艾琳日本炮楼，告示三天处决，妈妈四处奔走找关系救父亲，父亲是救出来了，但我的哥哥那年七岁，正在患天花发高烧，由于全家忙着救父亲，耽误了治疗，不幸夭折了；二姐也因患天花没人看护，脸上落下麻子，为此妈妈心痛如刀割。由于爸爸和战友们经常破坏日寇的通讯、交通，打伏击，敌人恨之入骨，经常对抗日军人家属进行迫害。有一次一个汉奸带着日本鬼子把我母亲捆在我家大槐树上，逼问父亲和他的战友行踪，母亲誓死不说，汉奸竟用鞋底搧母亲的脸。有一天爸爸终于和那个汉奸狭路相逢，把他处决的了，为了人民，也为母亲报了仇。为了躲避敌人的迫害，妈妈带着奶奶和全家被迫搬到张家口的康保县，直到老区解放才回宁河老家。
  1949年初，父亲奉命南下到了湖南的零陵地委开展接管建政工作，（今永州），后来母亲带着奶奶和我三个姐姐也到了湖南落户。听二姐说，妈妈三十八岁那年，也就是1953年在祁阳县白水镇生下我，因是高龄产妇，妈妈难产大出血差点送了性命，从此，妈妈的身体一直没有很好地恢复。奶奶是个很传统妇女，我上面四个姐姐，奶奶一直希望有个男孩传宗接代，妈妈生我的的时候，奶奶在隔壁床上盘着腿叼着大烟袋锅子，一听生了小子，赶忙破天荒下地给妈妈做了一顿稀饭。可以说这么多年里，父亲走南闯北不在家，妈妈担惊受怕，东藏西躲，携老扶幼，家里地里一人忙活，没过上一天好日子。妈妈有生以来第一次沾父亲的光，就是在举家南迁途中，政府安排部分干部家属和中央领导一起参加五零年国庆焰火晚会，妈妈第一次见了世面，幸福之情每每谈起溢于言表。
  我记事的时候，是在湖南茶陵县委大院，妈妈经常带我到县委门前的古井挑水，我的印象中，竹扁担在妈妈的肩上颤悠悠，我是妈妈的小尾巴，后来因为爸爸对大跃进的“浮夸风”有看法，受到县委处分，带领三个建制连队的职工上山筹建云阳山林场，全家搬家到云阳山顶的白云庵居住，每月妈妈要下山买粮食和生活用品，妈妈还是小竹扁担颤悠悠的走在山路的石阶上，从没有指使过父亲的部下帮忙。山上没有电灯，妈妈在蜡烛下给我和姐姐做鞋，缝补衣服。庙前的空地上妈妈种了许多南瓜豆角，我们眼睁睁看见被一群老虎玩耍践踏了。在山腰的云阳庵有个庵主攸县婆，和妈妈是惟一的邻居，也是好朋友，经常和妈妈拉家常，排遣山上的冷清和寂寞。我清楚地记得，妈妈在山下的赤松仙砍柴的时候，不小心被砍刀把肾部撞了一下，后来一直隐隐作痛，那时医疗条件很差，妈妈也没有及时治疗，久而久之，成为肾炎，落下致命的病根。
  到了读书的年龄，我家下山到了距县城二十多里路的堤洲，住在森工所，妈妈有了村里的乡亲，不再孤单，她们一起种菜，一起逢虚，和同龄的姐妹拜“老庚”。妈妈与人和善，那时社会开展政治运动，动员大鸣大放大字报，揭发反革命，坏分子，和对社会主义不满情绪。家属也不例外，可以说要人人表现。妈妈为了保护这些干部职工，尽力避开那些要害问题。没有文化的妈妈用画图画揭发检举，检举的都是谁谁踩死了我家的一只小鸡，某某往食堂扔了一个烟头之类的问题，让那些管运动的听汇报的领导哭笑不得。
  后来我家搬到了城郊的东门集材场，晚上我和爸爸妈妈姐姐一起可以到县城大戏院看戏，妈妈爸爸拉着我的小手，走过城郊的小路、走过古老的城墙根，走过高低不平的石板路，那咿咿呀呀的京戏，就像催眠曲一样，我卷曲在妈妈的怀里睡着了。
  妈妈从不知疲倦，那时在集材场竹篾组编制竹梭，在高高的厂房平台上用一把一把很长很长的竹篾反过来调过去，抖落编裹成一个无限长的竹缆绳（竹梭），一干就是一天，那是超强的劳动，更何况妈妈的肾部已经受过伤。
  记得妈妈总是和我说，我们的老家在很远很远的北方，到了十月份，我们一起回老家，一起去看天安门，去看迷人的焰火。不知过了几个十月，我总在问妈妈，十月到了吗？终于到了盼望已久的十月，我和爸爸回到了北方，可爸爸却把我扔在了这个陌生到地方，回湖南去了。
  1963年春天终于盼来了妈妈，这回是爸爸退休，全家回老家了。我高兴得不得了，在妈妈的身边，心里总有踏实的感觉。妈妈是避风港，妈妈是挡风墙，妈妈是温馨的家。我记得刚回到赵本村老家的时候，一个小孩子来我家要饭，妈妈就把他叫进家里给他米饭吃，当听说他是宁河四村的时候，妈妈就把从湖南带回来的桂花糖给了他许多。那天妈妈掉泪了，说从十七岁嫁到赵本村后就没有回去过，妈妈回娘家去给姥姥上坟去了，哭得死去活来，回来后妈妈病倒了，就再也没有起来。
  在这段可以记忆的时光里，虽然生活异常的艰难困苦，但在妈妈的呵护下，是我一生中最幸福，最温暖的日子。闭上眼睛的时候，我总是静静地一幕一幕的想起，妈妈的音容笑貌，妈妈的举止言谈。
  妈妈，儿子想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