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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功臣进文吏
  刘秀是靠着血与火的激烈争战创立帝业的。在这个过程中，一大批足智多谋、骁勇善战的将军立下了赫赫战功。其中，最著名的是“云台二十八将”。刘秀深知，历史上的开国皇帝，周围都会聚集着一批共同创业打江山的功臣。开国皇帝与开国元勋之间往往有着十分复杂的关系，如果处理不好，就会使之或骄纵妄为，危及皇权；或心存疑惧，产生二心，另立旗号。在这方面，西汉初的历史留下了深刻的教训，以致韩信发出“狡兔死，猎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的感慨，道尽了众多开国元勋的辛酸史。刘秀深知，这些人擅长打仗，但懂得如何治理国家得的人却为数不多，不少人还往往自恃功高，不听命令，不遵法纪，为所欲为，如果继续受到重用，他们身居高位，对东汉政权是一大威胁。
  为了合理安置功臣。对于那些开国元勋——“云台二十八将”和“三百六十五功臣”刘秀采取了削实权、给厚禄的做法。为达此目的，刘秀开始大封功臣，一次加封了功劳最大的有一百多名列侯，在政治上给与尊荣的地位，赐给他们以耕地，但削去他们的实权，叫他们当不问朝政的闲散官员。而在食封的数量上，大的有四县，小的有几百户，比西汉初期大大减少。经过削权封侯，汉光武帝有效地控制了这些将领的军事力量。封完功臣之后，刘秀又特地下了一道诏书，大致内容是：希望大家不要恃宠而骄，对自己要求要严谨，节制自己的行为，这样就不会有什么危险，并能把爵位传给子孙。光武帝就这样威慑了众臣。
  在退功臣的同时，重用大批无功可恃，无勋可夸，骤然提升，容易控制的文吏。光武帝认为文吏们熟悉封建典章制度，懂得治理国家且情操高尚。他为了得到一批有高度文化修养的文吏，多次亲自访求名贤。建武六年、七年，刘秀连续两次下诏，命令各地官吏推举贤良，到京城参加选官考官。在诏书中，刘秀严格规定了选官的条件：第一，品德高尚，身世清白；第二，要有知识，是通经的博士；第三，熟悉各种法令，能熟练地依法办事；第四，具有魄力才干，遇事不惑，能独当一面。各地官吏在选择人才时，必须严格按照这四条标准，如有违者，必将依法治罪。
  于是在刘秀政权中，除高密侯邓禹等少数功臣仍参与军国大事外，其他功臣或只以“奉朝请”身份参加朝会，或退回封地衣食租税而已。刘秀不让功臣干预朝政，一个直接的后果是没有让他们卷进权力斗争的漩涡中，而得以善终。刘秀不以功臣任职，实际上是防止功臣（尤其是他们没有战功的子孙）势力膨胀而乱国。因此，刘秀“退功臣而进文吏”其意义不仅仅是“全功臣策”，也是“安国之策”。
  非刘氏不王
  鉴于西汉吕后违背刘邦“非刘氏不王”之约，企图建立吕氏王朝和外戚王氏由公而王，继而居摄、称帝的教训。刘秀采取了限制外戚权力的措施。在建国之初，他考虑到外戚是他进行统一战争和巩固政权的依靠力量，因而对外戚也多加任用和封赏。如皇后阴丽华异母兄阴识，在刘秀即位后被任命为骑都尉，改封为阴乡侯；皇后同母弟阴兴一直追随刘秀征战，赐爵关内侯。但统治稳定之后，刘秀便开始抑制外戚势力，防止他们结党营私。如卫尉阴兴和新阳侯阴就，地位显赫，又非常敬重和结交有才能的人，冯衍就是其中的一个。冯衍能诗善文，尤擅辞赋，颇得阴氏兄弟赏识，彼此多有来往，诸王也格外敬重他。刘秀鉴于西汉外戚交接宾客、扰乱朝政的教训，下令将外戚结交的宾客，皆依法治罪，重者处死，轻者贬官。冯衍也因此得罪，罢官归家，潦倒而死。这样，宾客不敢轻易结交外戚，外戚也不敢轻易招揽宾客了。到他统治后期，对外戚的限制就更加严厉了。在太子太傅的选择上，他明确表示不用外戚阴识，而用正谏之臣。在临终前四个月，他甚至派司空告礼高庙，降太后吕雉尊号，宣布她不宜配食高庙。这样，外戚的参政权力得到了有效的控制，皇权便得到了有效的加强。
  宗室不得理司
  对宗室采取何种政策，自西汉初以来一直令统治者绞尽脑汁。因此，刘秀中兴汉室后，鉴于西汉“七国之乱”的教训，对宗室的态度很为谨慎。开始，主要是重用他们，但在政权大体稳定后，他将其与各方面政策综合考虑，决定采取既重视又限制的政策。从朝廷一方来说，这是以经济利益来换取政治稳定。刘秀对宗室既重视又限制的政策，后为继承者所遵循，使朝廷没有遭到来自宗室的威胁，宗室也得以保身全家。
  虽置三公 事归台阁
  在“进文吏”的过程中，他又得考虑君权与相权、中央与地方、各级官吏之间错综复杂的诸种关系。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光武帝在政治制度上采取了“虽置三公，事归台阁”的统治措施。
  东汉初年，中央的最高官职是三公，即司徒、司空和太尉。司徒是由丞相改称的，管民政，权力比丞相小得多；司空是由御史大夫改称的，不再管监察，而是管重大水土工程；太尉管军事。三公职位虽高，却徒有虚名，并无实权。刘秀为了把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设置了尚书台机构，并加强尚书的职权，扩大机构，增设官吏。尚书台设尚书令一人，尚书仆射一人，尚书六人，合称“八座”。他们直接听命于皇帝，分掌全国政事。尚书的官位不高，俸禄不多，他们的地位和待遇远不能同三公相比，但实际权力远在三公之上。尚书台是最重要的行政决策机构。
  强化监察机构
  刘秀为加强对百官的监察，将西汉时的御史府升级为御史台。长官为御史中丞，其权力仅次于尚书令、职掌解释法令、察举违法官员、主持祭天、寺庙等大典。刘秀又提高司隶校尉的职能，负责纠检除“三公”以外的百官犯法行为。每当公卿百官朝会时，尚书令、御史中丞和司隶校尉均可坐专席，时称“三独坐”。刘秀又分全国为十二州，各州设刺史一人，作为朝廷派驻地方的巡察官，每年八月奉命巡视所属郡国，考察各地方官吏政绩及刑狱案件，年终奉告皇帝，以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集军权于中央
  为了防止地方割据，刘秀十分注重削弱地方的军事权力，首先他下诏撤销郡国都尉，裁减地方常备兵力；其次，扩大中央军力，把军队分为南北二军，南军由卫尉统领，负责宫廷警卫，北军由中侯统领，护卫京都安全。如有重大军事行动，皇帝临时委任将帅统率南北军出征。对于边防军队，则由中央委任军官，作为直属中央的军队，以据守边境。
  无为而治
  天下大定以后，刘秀采取了“无为而治”的措施，在安民上，实行休生养息的政策。
  第一、解放奴婢，转为庶人。为了增加社会劳动力，发展生产，增加国家税收，刘秀下诏把当时农民因破产转向贵族、官僚、地主、商人家内的奴婢从他们手中解放出来，化为庶人，同时他又下诏释放除死罪以外的犯人，并给与土地进行耕种。这样一来，大大增加了社会劳动力，对于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与缓解阶级矛盾都起到了重大作用。
  第二、裁减军队，安置流民。统一战争胜利后，刘秀采取了裁减军队的措施，使大批复员军人回到了农业生产上来。同时下令召回在外流浪的流民，给与土地、山林、川泽，享受三到五年的免税政策。这些惠民的举措，对于发展生产稳定社会都是十分有利的。
  第三、裁省官吏，精简冗员。为了节省国家的财政开支，刘秀采取了裁省官吏的措施，仅建武六年就裁并了四百多个县，减少了大小官员数万人。
  第四、减免赋税，实行度田。统一战争期间，刘秀实行的是“十税一”制，后在军队实行屯田取得实效后，令全国实行“三十税一”制。说明了国库重组，社会稳定。实行度田，清丈全国土地，增加了部分国家税收，但度田因遭郡国反对而遭搁浅。
  以上这些措施，对于稳定社会秩序，巩固封建统治和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曾起过积极作用。这些措施是秦西汉以来加强中央集权的继续，也为后代王朝的统治提供了借鉴。总的来说，东汉王朝建立以后，刘秀虽然成为了封建地主阶级最高统治的代表，但他仍能从封建统治者的长远利益出发，做到一切从宽从简，以缓和社会矛盾。他所实行的上述一系列举措，使在他统治的三十三年中，耕地增多，粮食增加，国库充盈，人民安居乐业，打拼出了历史上的“光武中兴”。
  杂话四章
  宁克东
  想起白芳礼，我们心存愧疚
  “现在，真有这样的人吗？”读着白芳礼老人的事迹，不禁一遍遍这样问自己。“两个馒头、一杯白开水、一辆三轮车、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这位已经离开我们四年之久的93岁的全国支教模范，用自己近乎殉道般的追求，刷新了我们惯有的思维模式，震撼着我们的心！
  “省下汽油钱，给孩子们买书吧。”老人拒绝了南大要派车接他的请求，蹬着三轮车去捐款。“省下汽油钱给孩子们买书”，亏老人想得出来——比起某些肩负着“学习、考察”重任，飞向新马泰、飞向欧美、飞向名山大川的航班所消耗掉的昂贵的航空燃油，比起那些已然化作迎来送往的豪华轿车屁股后面缕缕青烟的高标号汽油，您省得那点油，算得了什么？能买几本书啊！
  可老人相信集少成多，他不放过任何一个挣钱的机会。1994年，当81岁的老人挂出了“白芳礼支教公司”的牌子，拥有了一个“挣的钱姓‘教育’”的小售货亭的时候，他把售货亭交给伙计打理，自己照样天天出车拉活儿。他说：“我一天出车总能挣回二三十块钱，可以供十来个苦孩子一天的饭钱呢。”但是，不知老人想过没有，在他的三轮车所经过的某个豪华“饭庄”或“食府”里，某些“因公消费”的几百、几千甚至上万元一桌的酒席，若是都换成钱，那该是多少孩子的饭钱啊！
  背地里，有人把老人称作“高级神经”。可老人说：“我咋就不知道享受？可我哪舍得花钱！孩子们等着我的钱念书，我只有往里挣才是！”是的，“往里挣”——现实中我们中的许多人不正在瞄准了教育，挖空心思地往里挣吗？比如各种报刊杂志、学习资料，它们的发行终端纷纷开进校园，其公关业绩往往是不错的，这年头儿哪个孩子的书包里没有几本几乎不看却又不得不买的类似的东西呢？还有为数不少的各种名目大大小小的公司，它们依附在教育上，以某种权力为后盾，轻轻松松做大做强。学费当然是大头，在高中，入学门槛居高不下，“假民校”、“校中校”虽屡禁而不绝，“微利经营”的“正式生”绝对是稀有动物，众多的“择校生”作为“主要创收产品”为学校带来滚滚的财源；而在大学，就不再有丝毫的遮掩了，收费天经地义，明码实价，每年五千、八千甚至上万……乘着“教育产业化”的东风，我们的教育在追逐利益的道路上正在突破与国情、与教育功能相匹配的界限渐行渐远，教育的公平性、公益性正日益面临严峻的挑战。当然，老人可能弄不懂这些，但他知道，那些贫困的家庭正在犯愁，那些可怜的孩子正等着他的资助，他——只有一刻不停地往里挣！
  然而，终于有一天，老人感到了无奈。他老了，腿脚没劲了，“以后还指望用什么挣钱给孩子们读书呢？”他哭了……1999年的那个冬天，老人冒着纷纷扬扬的大雪，蹬车来到了天津耀华中学，他递上了500元，说：“我干不动了，以后可能不能再捐了，这是我最后的一笔钱……”
  “35万、300多个学生”，老人家可以瞑目了。然而，他并不能含笑于九泉。弥留之际，他嘴里发出了断断续续的字眼：“好……学……习……”一颗晶莹的泪珠从他的眼角溢出……老人是不放心啊，还有那么多家庭需要抚慰，还有那么多孩子需要资助，世俗和功利筑就了一个无底的黑洞，老人是填海的精卫鸟……
  但，老人还应该感到欣慰，他的事迹正在感染着越来越多的人。他生病期间，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探望；他走的那天，近万名市民自发为他送行；网络上，网友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表达着哀悼和崇敬；在他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人向教育伸出了温暖的援手……
  是的，白芳礼老人不在了，但他的精神必将永存。他留给我们一面镜子，镜中，我们惭愧地看到了现实中或许与我们有着某些关联的种种的不和谐；他让我们感知到了人世间那种至纯至圣的情感，他为我们点燃了一把神圣的天火，温暖和照亮着我们日渐冷漠和灰暗的心！
  夜幕下，寒风中，那些孩子们
  冬天的夜晚，寒冷而漫长。早晨5∶40分，窗外，透过漆黑的夜幕传来阵阵呼啸的风声。“儿子，快起床！”妻子在叫儿子，“再睡十分钟。”儿子翻了个身，迷迷糊糊地回答。“5∶50了，快起快起！”宝贵的十分钟过去，妻子再次召唤，声音明显提高，而且开始用手推。儿子终于坐了起来，眼睛半睁半闭，身子摇摇晃晃，任由妻子给她一件件穿好衣服。6∶00，儿子下床，上厕所、刷牙、洗脸，妻子为他整理好书包，给他把水壶灌满，并在他的防寒服兜里放上5元钱。6∶10，儿子穿好防寒服，吃力地背上书包，戴上刚从暖气片上拿下来的热乎乎的棉手套，妻子打开房门，把儿子的自行车推出去。“路上慢慢骑，过路口一定要小心，兜里有钱买点热乎早点吃，别忘了喝水……”妻子反复嘱咐着，随手掸落了屋顶上随风飘下落在儿子身上的残雪，“知道了”儿子有些不耐烦地回答，转身上了车子，迅速远去……
  儿子今年上八年级，自从他上七年级后，除了放假和几次少有的生病外，这几乎是家里每天早晨必定上演的一幕。这种情况在他的许多同学以及更多的同龄孩子身上每天都在发生着。此时此刻，在路灯昏黄的光亮里，在冬日黎明刺骨的寒风中，有多少孩子艰难行进的身影，又有多少家长牵肠挂肚的目光啊！
  为什起那么早？因为要上早自习。早自习时间是6∶50，学校要求学生6∶40到校，而有的班主任为了多抢些时间，要求6∶30到校，甚至有的要求6∶20，这在夏天还说得过去，在严寒的冬季，学生们受的罪可就大了。很多学生往往是又冷又饿地来到学校，开始那“一日之计在于晨”的早自习，等到7∶30下早自习后，才会蜂拥而至学校的小卖部，买一些面包、炸串之类的东西当做早点，一通狼吞虎咽过后，第一节课就开始了。
  让孩子适当受些苦，这无可非议；让他们利用早晨宝贵的时间搞好学习，更是一件好事。但问题是，真有必要起那么早吗？尤其是冬天的早晨，天还那么黑，天寒地冻的，路上安全吗？时间又那么紧，孩子们甚至不能吃上一顿热乎早点，而整个上午四节课外加一节早自习，他们要一连上五节课啊，长久下去身体吃得消吗？能保证一个好的学习状态吗？
  取消早自习，至少是取消冬季的早自习，这早已是减轻学生课业负担的众多举措之一，但如其它减负措施一样，这项措施执行起来并不让人乐观。应试观念的巨大惯性、对某些既得利益（如学校小卖部或是食堂的早点收益）的过度贪恋以及有关法律、法规在执行环节的软弱无力，屡屡让义正词严的减负令，落实起来大打折扣，甚至沦为一纸空文。这种局面还要持续多长时间？说实话，在儿子高中毕业前，我不抱太大的希望。我只是担心，当我儿子的儿子也上了初中的时候，是不是也会背着沉重的书包，艰难行进在夜幕下飒飒的寒风中呢？
  除了证，我们还有什么
  现实中，我们中的很多人每天除了正常工作外，还要经常忙于学历进修、课题研究、论文撰写等等诸如此类的事情。我们很勤奋吗？不一定。在那些冠冕堂皇的种种美丽的宣言背后，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目标清晰可见——只要能拿到那个证就可以了。
  证，体制中“人事”关天的要素。“没有××证书，升职一票否决！”“没有××学历，20××年立马回家种地！”现实中，类似的声音很多人并不陌生。这是一柄寒光闪闪的达摩克立斯之剑，高悬于我们头顶，随时随地都会落下来，砸碎我们的饭碗，斩断我们的前程。
  这可以理解。我们正处于一个崇尚知识和能力的时代，对于一个人而言，不论从事什么工作，必须具有与这个工作相匹配的知识和能力储备，并能通过自身不断努力，使这种储备处在一种动态优化中。那么，站在管理者的角度来看，监控并激励这种储备和优化的最可操作的途径，便是能为此找到一个实实在在的抓手，使这种储备和优化能够物化为某种形态，以便于衡量。于是，各种花花绿绿的证书，便昂首阔步走上了人事管理的前台。
  证，社会信用的载体。在人事领域，一方面它凝聚着求“证”者的辛勤努力，代表着他所达到的某种水平；另一方面，它是发证机构向人事管理部门以及全社会做出的一项庄严承诺：拥有此证者必具有与此相匹配的素质！这便是证的内涵，它肯定、激励着勤勉和进取，于客观、公正中诠释着信用的神圣。
  然而，在很多情况下，我们看到的却是，在求“证”以及发“证”的过程中，那种勤勉与进取早已为众多聪明的识时务者所不齿，而客观公正的准则也纷纷被许多发证机构所背弃。“要证，拿钱！”“付钱，给证！”这似乎正在形成一种默契，双方各取所需，皆大欢喜。当然，形式还是要走走的：某些课还是要上的，某些试还是要考的，某些课题还是要研究的，某些论文还是要撰写的，而至于如何上、如何考、如何研、如何写，那多半是另一回事了。但此时的证还能有多少价值呢？我们的精神在缩水，社会的信用在贬值，证的分量已然变轻。
  可证的作用却丝毫不会减弱。在很大程度上，现实的人事管理体制是只认证不认人的，人缺了什么都好商量，而证却一样也不能少。证似乎就是一切！逐渐的，我们的潜意识已经与那个愚蠢的郑人没什么区别了，一双双小脚穿上一双双大鞋，却丝毫感觉不到滑稽与不适，我们已经可以心安理得地认为，我们的鞋有多大，脚就有多大了，而我们的管理机构也是确信这一点的。这是一个令人心酸的幽默，这是一出荒唐的滑稽剧，在剧中，我们中的一些人真的成了那些错步上前的小丑。
  当然，证是没错的，错在于人，在于那些被蝇头小利折腾得心浮气躁、昏头胀脑的人。正是这些人，使我们的工作氛围日渐污浊，使职场生态日趋恶化。说到底，我们工作为了什么，说大点是为了整个社会大厦在物质和精神的建构上添砖加瓦，说小些是为了自己充实而幸福的生活，是为了人生真正拥有尊严和光彩。与此相比，一张小小的证又算得了什么，关键是我们自己是否有真才实学，是否对得起国家和社会给予我们的种种待遇，是否无愧于我们的工作，是否还能在世俗和功利的纷扰中保存一份淡定和执著。现在的人们，面对着花花绿绿的证书，不妨都这样问问自己：除了证，我还有什么？！当然，相关的管理还是离不开证的，但我要说的是，作为发证者，当你们盖下鲜红的印章的时候，是否想到要摒弃某些私利而真正以自己的信誉和尊严为它的真实性负责，为社会的长远发展负责；而作为管理者，当你们拿到证时，是否会认真地掂量一下，它的可信度有多大，它是怎么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