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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仲与魏征出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命运却极其相似，都是历史上著名的贤相。他们的名字总是与任用他们的君主齐桓公、唐太宗联系在一起的。正是因为这两位英明君主的不计前仇，才造就了著名的“春秋五霸”之齐国与“贞观之治”之盛唐。对于这两个人“先敌后友”的命运，一方面是君主的宽容大度与广阔胸怀，另一方面是能够客观对待被用者的才能。管仲、魏征之所以有此命运，除了他们遇到明主之外，我们还可以发现，那些“先敌后友”的人无一不是具备了以天下为己任的大家风范。对于那些见风使舵、为一己之利不惜背叛主人的小人，即使偶尔被用，也是受到怀疑和鄙视的。
  管仲、魏征曾经是齐桓公、唐太宗的竞争对手手下的人，从这点上，他们是“敌”，因为他们与后来的主人属于不同阵营。但他们是各为其主的，因此这两人后来之所以又被新的君主看中，还是因为两人的“忠义”二字。因此，齐桓公、唐太宗也就充分认可了他们当初选择的“忠义”，因为这样的人恰恰是他们所用之人。管仲、魏征在与齐桓公、唐太宗为敌的时候，齐桓公、唐太宗都只是王子而已，还不是天下的君主，谁主天下，犹未可知。况且齐桓公、唐太宗当时还是竞争中的弱者，因为两个人都是次子，而他们的竞争对手是哥哥，是名正言顺的储君。这个时候，无论选择哪一边，都是一种艰难的选择。所以，不可能苛求管仲、魏征能“未卜先知”地选择后来的“真命天子”。而等到最后胜利者主了沉浮之时，时机发生了变化，不论是胜利者一方还是失败者一方，都已经成为统治者的臣民，是否用以前的眼光来看待，也正是明君与昏君的本质区别。管仲、魏征本身治国安邦的雄才大略，也正是他们遇到明君以使其日后受到重用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齐桓公敢于启用管仲，确实需要超人的胆识。管仲不仅对齐国成为春秋五霸中的霸首立下了汗马功劳，就是对当时各国经济文化的发展也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管仲是有名的齐国宰相，他自幼家里很穷，他和鲍叔牙是莫逆之交，鲍叔牙也很有才干，但他更佩服管仲，遇事总是替管仲着想。他们一起做过买卖，也一起打过仗。一次，鲍叔牙同管仲一起做生意，鲍叔牙比管仲的本钱多，等做完了生意，鲍叔牙却比管仲分的钱少。鲍叔牙手下的人不服气，说管仲爱占小便宜。但鲍叔牙却袒护地说：“他家里困难，又有老母需要赡养，所以多拿一些钱，他并非为自己考虑。”还有一次，两个人一起打仗，管仲总是往后缩，不愿意往前冲，人们就经常笑他贪生怕死。鲍叔牙却解释说：“管仲的家里有老母，既多病，又无人照顾，管仲哪里是贪生怕死，是怕自己死了撇下老母无人照料。”由于鲍叔牙对管仲十分理解，管仲也就非常感激鲍叔牙。
  齐襄公荒淫残暴，乱杀功臣，致使很多大臣和亲族都逃往国外，连同他的两个儿子公子纠和公子小白也不敢在国内久留。公子纠逃往外公家鲁国，公子小白逃往莒国，管仲和鲍叔牙由于分别辅佐这两位公子，也跟他们逃了出去。过了不久，齐襄公被公孙无知杀害，自立为国君，导致齐国一片混乱。再后来齐国的大将杀死了公孙无知。过了些日子，齐国派来了使臣，请他们回去办丧事，管仲和鲍叔牙因各为其主，就都想提前到达齐国让自己所保之人登上君位。按理说，公子纠居长，应是公子纠继位，只是莒国离齐国近，公子小白很可能先他而到继承王位，因此，鲁庄公亲自出马，以曹沫为大将，率领军队护送公子纠回国，打算即位不成就抢位。
  在军队出发的时候，管仲审时度势，认为莒国离齐国太近，公子小白会先到而继位，就亲自带几十辆兵车火速前进，堵截公子小白。两军相遇，管仲兵少，抵不过对方人多势众，就没与他们多费口舌，而是偷偷地射了公子小白一箭，这一箭正中公子小白腰间，公子小白应声倒地。管仲一见射死了公子小白，就赶紧带兵逃走。其实管仲射中的只是公子小白的带钩。公子小白十分机灵，当时为了迷惑管仲，他就装死。待鲍叔牙等人一哭，他才睁开眼睛。于是，鲍叔牙率领大家走近道，日夜兼程，很快就到了齐国的都城临淄。
  鲍叔牙要立公子小白为国君，但大臣们都不太同意，一是因为公子纠居长，二是由于他们已派人前去迎接公子纠。鲍叔牙却提出了立公子小白为国君的数条理由，说服了大家，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齐桓公。
  齐桓公立国后，让鲍叔牙做宰相，鲍叔牙婉言谢绝后向齐桓公推荐管仲做宰相：“我是个无能之辈，受君如此恩宠已经很知足了。但是讲治理国家就非管仲莫属了。”齐桓公说：“你在哪些方面不如管仲？”鲍叔牙说：“至少有五点。第一，他宽宏大度，能恩惠于民；第二，他能治国安邦，强基固本；第三，他讲究忠信，爱民如子；第四，他能制定礼义，法治四方；第五，他能指挥打仗，鼓舞士气。”桓公说：“即使这样，我也不能用他，反而我还要杀了他，以报那一剑之仇。”鲍叔牙说：“这正是他的忠义所在呀，各为其主吗，他对公子纠忠心，反之他也会忠心于您的。您是要仇人的命还是要霸业？杀仇人易，建霸业难。您如果杀死了管仲，不仅失去了一个旷世奇才，还会失去很多有用之士。如果您能使用管仲，您不仅有了栋梁之材，还可有求贤若渴的美名，有一技之长的人都会来投奔您。请您细细地想一想。”经过鲍叔牙反复劝说，齐桓公终于下了决心，要回管仲，帮助自己治理国家。管仲到达齐国以后，桓公为了表示对管仲的尊重，在接见管仲之前，斋戒了三天，沐浴了三次，足见其虔诚和隆重。不久，齐桓公就正式拜管仲为相国，并按照管仲的想法一步步地治理内政。
  管仲首先在经济上实行改革，打破西周以来井田制的限制，实行按土地肥瘠分等征税的实物税制；在内政上实行“参国伍鄙”制，强化了国家的权力；在军队建设方面采取以兵器赎罪的方法，加强了军事力量；在人才选拔上实行“三选”制，网罗了人才，扩大了统治基础。就这样，齐国迅速强大起来，齐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与管仲的功劳是密不可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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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历史上，唐太宗应该是最善于纳谏的封建帝王之一了，魏征也是最善于并敢于进谏的名臣之一，两者相互促成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君臣二人，可谓明君与贤相的典范。唐太宗李世民化敌为友，大胆启用魏征，这和齐桓公启用管仲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魏征是历史上有名的谏臣，他出身于书香世家，家庭生活十分清贫。但他胸怀大志，总想干出一番事业来。于是，他就刻苦读书，勤奋学习。当时由于隋炀帝荒淫无道，天下英雄豪杰起兵反隋甚烈。这时，魏征为避一时之乱，便出家当了道士，并借此来观望天下大势。后被李密请去掌管军中文书。当时，李密的瓦岗军声势浩大，使起义军发展到了全盛阶段。也就在这时，隋朝的大将王世充据守洛阳，与起义军展开了殊死搏斗。由于起义军发展迅速，又被胜利冲昏了头脑，速胜思想占了上风。魏征清醒地看到了这些个弊端，照此下去，必败无疑。果然被魏征言中，此战役使瓦岗军彻底覆灭。李密被迫率残部投降了李渊。李密开始尚受重用，后来渐被冷落。李密心有不甘，重新起兵，反对李渊。不久，李密兵败被杀。当时，魏征看到李唐政权较有前途，就向李渊请求前去招抚李密的旧部，李渊随即任命他为尚书丞，前去太行山一带，招降了徐世绩等李密的其他旧部。
  天下初定，魏征的德才兼备，被太子李建成召回自己的麾下任“洗马”，即管理图书经籍的小官。在这一阶段，魏征冷静地分析时弊，看到秦王李世民帐下人才济济，必对太子即位构成威胁，建议太子及早除掉后患，太子不肯。后来又建议让他带兵去攻打不堪一击的刘黑闼，既可建立军功，又可暗结豪杰。太子采纳了他的建议，结果取得了圆满的成功，为太子树立了威望。
  不久，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弑父杀兄自己登基当了皇上。李世民也知道魏征既是李建成的心腹，又非等闲人物，就立刻召见了他，责问他说：“你为什么挑拨我们兄弟间的关系给太子出主意及早灭我？”魏征据理回答：“这是各为其主，我效忠李建成，是没有什么错的。您也听说过管仲箭射齐桓公的故事吧？”李世民听他说话有理，尤其他讲的管仲射公子小白的历史故事，自己颇受触动，就赦免了他，并封他做掌管太子文书的管事主簿。不久又提升为谏议大夫，这是唐太宗对他本人的信任与尊重，后来又把他提升为尚书丞，使他为提醒规劝皇帝匡正大唐基业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
  唐太宗即位之时，天下初定，百废待举。一天他找来魏征商讨治理天下的大政方针，问魏征：“贤明的君主治理好国家也该需要百多年的工夫吧？”魏征答道：“圣明的人治理国家，就像发出的声音立刻就有回音一样，一年初见成效，三年大见成效，否则就太晚了，怎么要用百年呢？行帝道则帝，行王道则王，问题是采取什么措施来治理。”唐太宗基本采纳了魏征的意见，以王道治国，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只过了三两年，唐朝就出现了“贞观之治”的局面。
  有一次，唐太宗听信他人的谗言，批评魏征包庇自己的亲戚，经魏征辩论，唐太宗知道自己错了。魏征趁机说道：“我希望陛下让我做一个良臣，不要让我做一个忠臣。”唐太宗听后很吃惊地问到：“难道良臣和忠臣有什么区别吗？”魏征说：“区别很大。良臣享誉美名，君主得到圣明，子孙相传，流芳千古；忠臣得罪被杀，君主得到昏名，国破家亡，忠臣得到的只是一个空名。”唐太宗听了以后，十分感动。
  在对待政治对手方面，魏征主张招抚，反对镇压。使“玄武门之变”之后忠于太子李建成和李元吉的部下李治安和李思行得以招降。由于唐太宗李世民采纳了魏征的主张，很快就抚平了河北一带，唐太宗也就越加器重于他。
  在治理国家的方略上，魏征主张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的政策。在整个贞观年间，朝廷的赋税和徭役不算太重，这是贞观年间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基本保障之一。
  在执法方面，主张明正典刑，反对严刑峻法。濮州刺史庞相寿是唐太宗做秦王时的部下，在任上因贪污被人告发，受到了追回赃物、解除职务的处分。庞相寿向唐太宗求情，唐太宗觉得于心不忍，就送给他一百匹绢，让他继续去做刺史，只是告诉他以后千万不可再贪污了。魏征知道后，就对唐太宗说：“您这是徇私枉法呀。庞相寿犯了罪，您还给他优厚的赏赐，还继续留任，您做秦王时的部下很多，如果他们都以庞相寿为榜样您怎么办？”他还对唐太宗说：“奖赏不忘疏远，惩罚不避亲贵。要一视同仁，才能让人心服。”在魏征的坚持下，唐太宗不得不同意原来的处理方案。在魏征等人及唐太宗的共同努力之下，在贞观年间，人民乐泰生平，安居乐业。
  在使用人才方面，魏征主张把打天下与治天下的用人标准区别开来，并建议唐太宗说：“天下未定，以才能为标准，可不考虑他的品德操行如何；天下平定，则非德才兼备之人不可。”在魏征的影响下，唐太宗“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有一次，他还主动地对魏征说：“选择任用官吏，是不能轻率马虎的。用了一个君子，那么其他君子们就会纷纷而来；如果用了一个小人，那么其他小人们也就会钻营而来。”
  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唐太宗决定修建洛阳宫，该县县丞皇甫德参上书劝阻，言辞激烈，唐太宗大怒，要治其罪，魏征连忙拿汉朝的贾谊为例为皇甫德参辩护，证明自古上书言辞不激烈就不能打动君主的心，唐太宗这才作罢。
  不久，河南、陕西一带大雨成灾，偏在这时，唐太宗又要修建洛阳的正山宫，魏征听说了，赶忙上奏说：“隋朝所以很快灭亡，其主要原因就是因为隋炀帝大兴土木，百姓不堪负重，才起义反对他，导致隋朝的灭亡，如果不想到得天下的艰难而追求华丽和享乐，增加百姓的劳役，那就会像隋朝一样灭亡。”唐太宗接受了魏征的建议，停修宫殿，把材料运到灾区，帮灾民建造了房屋。
  到了贞观中期，大臣们觉得唐太宗功绩很大，建议去泰山封禅，独有魏征上书说：“现在虽已天下太平，可百姓还不富裕。隋末战争刚过去十年，国家元气还未完全恢复，这个时候去封告泰山，说自己功成业就，恐怕还为时尚早，况且耗费很大，赏赐很多，纵使免于贡奉，也减少不了人民的疾苦。图虚名而受实害，为了什么呢？”唐太宗觉得有理，就没有去封禅。有一次，唐太宗由长安去洛阳的显仁宫，因为当地供应的东西不好，唐太宗觉得很气愤。魏征觉得如此下去将不好收拾，便对唐太宗说：“隋炀帝就是因为无限制地追求享乐而灭亡的。现在因为供应不好就发脾气，以后必然上行下效，拼命供奉陛下，以求陛下满意。供应是有限的，而人的欲望是无限的，如此下去，隋朝的悲剧又将重演。”魏征的这一番话使唐太宗悚然心惊，以后很注意节俭。
  对于唐太宗个人的品德修养，魏征也很重视。有一次，魏征直言不讳地对唐太宗说：“居人上者，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魏征还引用荀子的话对唐太宗说：“君主似舟，人民似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句话对唐太宗触动颇深，他牢记在心，并用这句垂诫太子，让他永世不忘。
  有一次，唐太宗问魏征怎样才能做一个“明君”。魏征以隋朝的虞世基专门投隋炀帝之所好，专说顺话，不讲逆耳之言；专报喜，不报忧，导致隋朝灭亡的历史典故讲给李世民听。由此，魏征得出了一个著名的结论：“兼听则明，偏听则暗。”
  当然，唐太宗对魏征的劝谏并不是每一次都能愉快接受的，有时是既恨又怕，甚至还想干脆杀掉他！有一次，唐太宗罢朝回来，气冲冲地对皇后说：“我迟早要杀了这个乡巴佬。”长孙皇后赶忙问要杀谁，唐太宗说：“魏征这家伙老是在朝廷上折辱我。”皇后听了这话，恭恭敬敬地说：“恭喜陛下贺喜陛下。我听说只有圣明的君主才能有正直的臣下；现在魏征正直敢言，全是由陛下的英明所致呀。”太宗听了，既感激皇后又觉得很对。
  魏征年老病重，太宗送医送药，并和太子一起探望。魏征去世后，太宗悲恸至极，并亲撰碑文，刻于石上。跟左右的大臣说了如下的名言：“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没，朕亡一镜矣！”这恐怕是历代大臣中所享受的最大的哀荣！
  由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由大唐初定到“贞观之治”，魏征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由此看来，齐桓公、唐太宗之所以能成为一代明君，从他们对自己的敌人的态度就可见其成功之处。明君与昏君的区别只在于：明君在考虑自己的同时，会考虑到臣下与百姓的利益，将心比心；昏君只以自己的好恶为出发点，不考虑他人死活，凡是不利于自己的一律打击，而不管对方做的是否正确。明君不失理智，而昏君则放任感情。同样是有血有肉有七情六欲的人，是让理智控制感情，还是让感情战胜理智，这是区别一个人成败的关键。昏君并不是没有感情，恰恰相反，昏君过于放任自己的感情，而忽视了理智。所以，正确地知人、用人、敢于改正自己的错误，勇于接受别人的批评意见，用理智引导感情，这是我们每个人所应该做的。这样做，也许很难，但非常值得。
  责任编辑：柯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