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河区图书馆 内容
童真无忌
回眸成长的岁月之一
宁克东
我记事较晚，五六岁以前的事情多半模糊不清，记忆闸门的真正打开是1976年。那一年，有两件事给我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一件是周总理的逝世。那是一个寒冷冬日的中午，姐姐放学回到家，眼圈儿红红的，胸前戴着一朵纸做的小白花。妈妈忙问出了什么事，姐姐哽咽着回答：“周总理逝世了，老师和同学们都哭了。”随后，妈妈也流起了眼泪。眼见我最亲密的两个人都在流泪，我害怕起来，继而也加入了流泪的行列。唯有弟弟，一个人舒舒服服地躺在炕上，香甜地吃着手指，傻乎乎地笑着。
周恩来总理的逝世启动了当时中国领袖级人物逝世的多米诺骨牌，在不到一年时间里，朱德委员长、毛泽东主席相继逝世。领袖的辞世，给许多中国人的心灵造成了强烈震撼，没有领袖的日子，让他们感到无限悲痛和惶恐。在我后来接触到的反映当时追悼活动的纪录片中，我看到过成千上万人哭得死去活来的场景，而妈妈也曾告诉我，在村里当时收听毛主席追悼会的现场，多数人都哭了，甚至有人绝望地喊道：“毛主席走了，让我们可怎么活呀！”当然，还是要活下去的，而且，活得更自信、更快乐，才是对领袖最好的缅怀。
另一件是唐山大地震。那一夜，我被姐姐恐惧的叫喊声惊醒，接着便感到了一种从未体验过的令人无法站立的震动。爸爸在外地工作不在家，妈妈领着我们姐弟三人在一片狼藉中艰难地摸索，终于摸到了门口，但门无论如何也打不开，妈妈用身体紧紧护住了我们三个，她后来说，当时她的脑海里已是一片空白。
所幸我家的房子没有倒塌，强大的地震波过后，我们终于打开房门，来到院里，站在了冰冷的雨中。
几天后，爸爸从外地匆匆赶来，一路上灾区惨烈的伤亡场景让他几乎没有勇气再走进那同样在重灾区、居住着自己妻儿老小的村庄。当他拖着疲惫的身躯近乎绝望地走进村里看到我们毫发无损地站在那里时，他一下子抱起了我和弟弟，憔悴的脸上泪水纵横。我们一家住在一个简易窝棚里，缺吃少穿，蚊虫们也卑鄙地赶来落井下石，在我们还很稚嫩的肌肤上肆意叮咬，姐姐显然受了不小的惊吓，连续几天夜里在噩梦中惊恐地哭叫，我和弟弟也发起了高烧，情况简直糟透了。但无论如何，我们生命无忧。那一夜，这个不到两千人的村子竟有近百人罹难；那一夜，整个震区二十四万余人的生命被瞬间夺走；那些日子，整个世界的表情都是阴郁的，大人们一脸的悲伤和疲惫，孩子们一脸的无助和迷茫，空前的灾难击中了我们，让我们看到了自己的无力和脆弱。32年后，在四川汶川，同样的灾难降临了，那段时间里我通过电视、通过网络，时刻关注着灾情，和主持人、和灾区同胞一起流泪。5月19日下午2时38分，警报长鸣，举国哀悼，这是五千年来中国第一次以国家名义为普通百姓举行追悼仪式，这是一次对个人尊严和价值的真诚而温暖地发现与认同。从唐山到汶川，历经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发展，我悲伤而欣慰地见证了这一进步。
1978年，我上了小学，开始了一种新生活。我在教室上课，在校园玩耍，我纪律不好，但成绩不错，我顺利加入了少先队，当过小队长、中队长还有大队长，总体而言，我是个可以造就的学生，是老师和家长眼里的重点中学后备。但我的顽皮仍让他们着实感到了头疼，为此没少挨老师的训斥、挨妈妈的巴掌。我总是犯错，但我知错就改，只是没多久再犯，然后再改，接着又犯……这个看似滑稽的逻辑伴随着我的成长，无比生动地照亮了我的童年。
二年级的时候，学校为配合全民捕鼠运动，组织学生利用课余时间收集老鼠尾巴，我们踊跃参加。当然活老鼠是很难抓到的，于是每天放学后，我们便仨一群、俩一伙地忙碌地奔走于一个个粪堆和垃圾堆之间，警惕的目光紧张地搜寻着那些可爱的老鼠尸体，一旦发现目标，便迅速扑上前去，拿起早已准备好的小刀，手起刀落麻利地将老鼠尾巴斩下，一股成功的喜悦随即在胸中升腾。但这常常伴随着激烈的争夺，有时甚至引发小伙伴之间的口角，在利益面前，尤其是比较紧迫和重大的利益面前，友情往往是经受不住考验的。更严重的是，相对于我们急切的心情，老鼠尸体实在太少了，好不容易发现一个，争先恐后冲上前去一看，往往那已是一个秃尾巴老鼠了。几天下来，战果有限，离学校下达的指标差远了。形势严峻，自恃聪明的我们开始另辟蹊径：把老鼠尾巴齐根斩下，然后均匀地剁成五至十段，数量一下子就上去了。但这一切难逃老师的法眼，我们的阴谋被当场揭穿，我们的代价是在全班同学面前做检查，一个个灰头土脸。
这是一次不小的挫折，我们决定扭转局面。于是积极响应学校号召，开始疯狂地学雷锋做好事。我们从家里拿了抹布、笤帚以及土簸箕等工具，来到我们认为需要帮助的家庭，帮他们打扫卫生，但大都遭到了婉言谢绝。我们不灰心，最后来到村里一户孤苦的老年夫妇家里，老爷爷生病躺在床上，不能动，不能说话，老奶奶是个盲人，她不但要照看老伴儿，还要摸索着操持家务，陈设简单的小屋被她收拾得井井有条。我们来到后，七嘴八舌说明来意，不由分说便给小屋做起了扫除。然而我们的劳动是极具破坏性的，只一会儿的光景，原本整洁的小屋就被我们“打扫”得一塌糊涂。老爷爷不能动，不能说话，老奶奶又看不见，干着急却阻止不了我们。我们终于做完了“好事”，并非常郑重地告诉老爷爷、老奶奶不用谢我们、也不要问我们的名字，然后满意地走出了小屋。但刚走不远，小屋里就传来了老奶奶呼天抢地的哭声。
我们为此遭到了家长严肃的批评，我们被家长带着向老爷爷、老奶奶道歉，老奶奶并没有过于责怪我们，只是说自己找不到原先放的东西，所以才急哭了。这样的结局，让我们感到无比沮丧，对老奶奶也心怀恨意。如今，老爷爷、老奶奶早已不在人世，现在想起这件事来我的内心充满了愧疚：老爷爷、老奶奶，你们在天堂可好？天堂里没有像我们当年那样调皮、淘气的小男孩吧？愿你们在天堂得到真正的安宁。
三年级了，班里来了一个留级的女生，长得很粗壮，说话声音很大，尤其喜欢欺负男生，在她眼里，我们这些男生们不过是些什么都不懂的小屁孩，我们都怕他，都听她的话，她是我们的“大姐大”。一天，她心血来潮，在班里搞起了拉郎配，她指点江山，说A女生是B男生的媳妇，C女生是D男生的媳妇……一下子班里的不少男生都分到了“媳妇”。分到了“媳妇”的小男生们一个个变得神气起来，进而责任重大起来，话里话外开始有意识地护着“媳妇”，甚至不惜为了“媳妇”伤害哥们之间的友谊。我分到了一个“媳妇”，那个女生脸蛋圆圆的，一说话就脸红，长得挺好看，我很满意。我的同桌——一个鼻涕和傻笑常常同时挂在脸上的小男孩，也分到了一个，美得屁颠屁颠的，有事没事总爱谈论他的“媳妇”，还总笑话我的“媳妇”不好。我很生气，决定反击。我在纸上画了一个长着胡子的丑陋女生，并在女生鼻子下面画了两条和同桌一样的长长的鼻涕，画的下面写上同桌“媳妇”的名字，然后拿给那位“媳妇”看。那女生一看就哭了，拿着画径直找到了班主任。班主任是一位鼻子很大、长相很凶的男老师，他教训不听话男生的方式常常是屈起食指和中指，然后咬紧牙关，瞪起双眼，用指关节狠敲脑袋，他管这叫“给你二两疙瘩头”。他把我叫到办公室，在他严厉的目光下，在“二两疙瘩头”的巨大威慑下，我很快缴械投降，态度良好地交代了所有问题。后来，“大姐大”受到了老师严厉地批评，拉郎配被宣布为非法，分到的“媳妇”又都飞走了，“责任重大”的男子汉们一下子又成了什么都不懂的小屁孩了。我人生之路上的第一次“爱情”就此夭折。
但，我们的快乐依旧。透过那层朦胧而美丽的爱情迷雾，小屁孩们炯炯的目光早已投射到家乡那恬淡而质朴、广阔而温馨的天地间——平时，只要学校不上学，只要完成了那些与现在相比在难度和数量上都只能算是小儿科的家庭作业，我们便纵情投入她的怀抱。
我们去“丛林”探险。那是村外一片曾经方圆数百亩的紫穗槐林。盛夏，我们走进林子，头上枝繁叶茂、郁郁葱葱，一下子便逃离了似火的骄阳。脚下是厚厚的落叶和青草，时不时会有一条蛇或一只青蛙惊恐地爬出、跃起、逃走，草丛里、枝叶间活跃着各种各样的昆虫，有长着长翅膀英俊潇洒的蝈蝈，有灰不溜秋长相难看的土蚂蚱，有脑满肠肥的尾巴郎，有呆头呆脑的官儿娘子……它们是鸡最爱的食物，通过它们我们和家里的鸡普遍建立了良好的友谊。林子中央有一座废弃已久的砖窑，是个人迹罕至的所在，村里很少有人到这里来，砖窑上覆盖着齐腰深的蒿草，十几株粗壮的椿树巍然屹立，蒿草间常有黄鼠狼出没，砖窑里一定有他们温暖的家。砖窑旁是一个芦苇环绕的、两三个篮球场大小的水塘，暗绿色的塘水深不见底，一块砖头扔下去，“咚——”的一声响，沉闷而悠长，或许水下真的潜藏着什么重大的秘密，或许这里可以直通大海，通向孙悟空造访过的那个龙宫？每次来到这里，一种莫名的恐惧和好奇便会不由自主地在胸中升腾，神秘莫测的大自然令人敬畏，它只漫不经心地出示了这样一个小小的角落，就已紧紧抓住了我那躁动不羁的心灵。
我们去坟地较量胆量。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几个小伙伴气宇轩昂地向村外一片坟地进发。一路上，大家高声谈论着“鲁迅踢鬼”的故事，反复说着“世上没有鬼”的那个真理。然而我们不是鲁迅，真理也不能帮我们有效地克服恐惧，离目的地越来越近，我们的脚步变得越来沉重，说话的声音也越来越小，终于，在坟地的边上，我们再也不敢向前挪动脚步了。眼前，诡异的夜色下，一个个坟头影影绰绰，荒草和灌木随风摇动，伸出魔鬼般的触手，大家屏住了呼吸，我的头皮一阵阵发麻。突然，不知什么东西响了一下，不知哪位大侠叫了一声，我们这些“勇士”们不约而同地转身撒腿就跑，那个速度、那个爆发力远远超出了寻常的想象，去的时候，路上有一个水沟，比较宽，当时大家谁也不敢跳，都是趟水过去的，而回来的时候，面对那个似乎根本无法逾越的障碍，我们全体毫不犹豫，一跃而过。
我们在村中央大操场上看电影。那里是我们的露天影院。每隔十多天，万众祈盼的放映员叔叔便会在我们的一片欢呼声中庄严地来到，一番紧张地忙碌之后，一道耀眼的光柱便会从放映机里射出，越过全村男女老幼黑压压的头顶，在银幕上幻化出动人的画面。很多时候，我们都会爬到操场边的大柳树上，那里有我们的VIP坐席。我们一边有滋有味地吃着白天从收破烂儿老头那里换来的糖豆，一边与嗡嗡唱歌的蚊子们一起，看《神秘的大佛》、《渡江侦察记》、《少林寺》、《花为媒》……《神秘大佛里》的刘晓庆太漂亮了，比现在那个硬撑着不服老非要装小女生的刘晓庆不知漂亮多少；《渡江侦察记里》的长江看上去和村外的南大渠差不多，侦查员渡过长江后竟累成那个样子，而我和小伙伴们横渡南大渠，一、两个来回根本不在话下；李连杰的功夫高，实在是高，比班里自称武功高强的大龙高多了，当和尚、尤其是当少林寺和尚简直太美好了；至于《花为媒》，几乎看不懂，之所以看，是因为大家都在看，我看电影也看大家，他们已自然地融入电影中，成为我所看到的电影的一部分。
我们举办跳水比赛。夏日，中午，骄阳似火，碧空如洗，村头一个叫“王八坑”的大水塘里，一群光着屁股浑身晒得油黑发亮的小男孩正在进行一场跳水比赛。跳台是塘边一个高高的柴禾垛，我们依次爬上去，然后以各种姿势跳下。有跳得好的，双手前伸，身子笔直地入水，然后从不远处冒出头，甩甩头上的水珠，一脸的得意；有不守规则的，脚朝下径直跳入水中，待他冒出头，大家一定会用手掌推出密集的水箭来攻击他；有运气不好的，偏离了正确的位置，在较浅的地方入水，待他冒出头，往往是一脸的泥污；还有发生重大失误的，身子平着就下去了，就听“啪——”的很大的一声响，水花四溅，待他爬上岸来，肚皮往往已经红得惨不忍睹。
我们还经常去钓鱼，去村里任何一条河里钓鱼，那时，每条河的水都还是清澈的，每条河里都还有鱼——各种各样的、很多的鱼，每条河都没有诸如“私人鱼池，禁止垂钓”的那块令人讨厌的牌子，每次我们几乎都能满意而归；我们还去捉蝉——当然是去树上捉，那时树还很多，还没有被成批地砍掉卖钱，房前屋后、沟渠堤坝、道路两旁都是树，所以蝉很多，所以捉得就多，“前人栽树，后人捉蝉”，感谢种下这些树的前辈们，是他们给了我们如此的开心和快乐；有时，我们也帮家长干些农活，比如为棉花整枝，为农田除草，活儿干多干少无所谓，干好干坏不重要，关键是能喝到妈妈专门为我们勾兑的醋糖水，能钻到茂盛的庄稼地里躺在农膜上美美地睡一觉……
时光在飞快地流逝，我们不可阻止地长大。当我上了中学、大学，有了工作、儿子，当我的儿子也上了初中，当他也开始一脸沧桑地回忆童年，我知道，我已久违了那段稚拙、纯朴、率真和趣味盎然的时光。重温它们，让我深悟人生的短暂、纯真的美好；重温它们，让我看到了自己人到中年的污浊与卑微，看到了这个物质不断丰富的世界所面临的另一种贫乏。或许，这是个善意的提醒，让我在世俗的纷乱与喧嚣中能静一静神、喘一口气。童年是我生命的起点，更是心灵温暖的港湾。
想念你，我的童年。
责任编辑：戴雁军
杂文三章（外二篇）
戴冠伟
瘦狐狸
舆论有多厉害我们已经从古今中外的历史上无数次地领教过了，可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小故事却摧枯拉朽般地警示和改变了几亿人乃至十多亿人的生活，消费观念是人们始料未及的，这就是那个著名的中国老太太和美国老太太攒钱的故事。前者是临终之时终于把买房的钱攒够了，可是永远不会住上自己期盼一生的房子了，后者是临终之前终于把购房贷款还完了，结果是她在舒适的房子里享受了大半辈子。故事超强的说服力就在于用极其鲜明的对比手法，立体且又通透地陈述了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其所以被大多数人认同就在于它太朴实了，可谓人人心中皆有，人人笔下皆无。几年后的小品《不差钱》倒是给它做了一个绝妙的注脚，那位中国老太太比“人还在，钱花完了”的人生结局更加悲哀。
其实，故事中的美国老太太未必能够代表美国所有的老太太，更不能代表世界上所有的老太太，但她绝对是美国老太太中具有最高智商的老太太，为什么呢？因为西方有一条谚语说：六十岁之前，用生命换金钱；六十岁之后，用金钱换生命。可见，这种生存状态和消费理念也并非科学，并非理性，同那位高智商的美国老太太相去甚远，甚至，已经有点中国老太太的味道了。六十岁以后，不用说红尘无多，即使寿比人瑞，也难免“八十岁摇摇晃晃，九十岁迷失方向……”尔尔，估计那时候换来的生命，肯定也是吃嘛嘛不香了。相对而言，倒是“花开堪折直须折，莫等无花空折枝”的中国古训来的更为实际和更显人性化。
积累和消费是个古老的命题，再过一千年也会继续讨论下去。只不过是现代生活和愈益充盈的物质化社会不断给这题目注入了许多新元素罢了。如果说一个人的生命可以被生活模块开方，那么财富积累就是一个重要的单元，而这一单元的图形不应是降落伞式，也就是越到后来越大，较为客观的走向是枣核形，从零开始到零结束。西方还有个故事形象地阐明了这种情状，一只瘦的皮包骨头的狐狸实在不堪饥饿，拼命钻过墙洞到富有的邻家恶补，不消几日，脑满肠肥，无比壮硕，可是这潜伏式的客居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待它思家心切而急欲返回的时候，滚圆的腰身却再也无法通过那窄小的墙洞，无奈之下，它只有重新饿瘦了身体，才得以完璧归赵。
试想，这瘦狐狸和那从零开始到零结束的游戏规则是不是与我们的生命轨迹异曲同工呢？
姓名谈趣
最近，由于工作关系，接待了一位来自天府之国四川的朋友，接过名片一瞧，不禁脱口而道：不知圣驾光临，有失远迎，望乞恕罪。在这里，决不是司空见惯的那种客套话，而实实在在是“面君”之词。我接待的这位朋友何许人也？姓雍名政，大清皇帝胤禛是也，仅仅比十四阿哥的名字多了一个“反文”而已。聊熟了之后，这位“万岁爷”又给我讲了一件他在成都的妙遇。一次他自己驾车闯了红灯，执勤交警理所当然地扣了他的车，并按常规要过了驾驶执照，刚读到姓名一栏，交警哑然失笑了：哎呀，这不是皇上么？结果，他敬了一个礼，只嘱咐了一句：今后注意点。瞧，名字竟帮他化险为夷了。
凡经历过“文革”的人都有这样的记忆。中共“九大”公布的中共中央委员名单，依常规是以姓氏笔划为序的，即“丁盛、于桑、王白旦……”，头一位是当时的广州军区司令员，第二位是公安部长，王白旦则是个小人物——齐齐哈尔炼钢厂的炉前班长。周恩来总理主持讨论这个名单时已经是深夜了，读到王白旦，周总理下意识地笑了，并插了一句“这名字要是念快了，可有点不大好听啊！”后来，一贯善于处处表现的江青建议王白旦，给这“旦”字加一竖，就叫王白早吧。孰料，“四人帮”被粉碎以后，就因为这一竖，无辜的老王师傅被办了好几月的学习班，非要他讲清楚同江青是什么关系。
如果说因为名字，王白旦倒了点小霉，那么倒大霉的也不乏其人。清末某大比之年，一新科状元姓王名国君，依祖制，新科状元要由皇上御批钦点并予召见，当这新贵名讳呈与老佛爷时，即有近侍点拨：太后，这名字可不大吉祥啊，慈禧略一沉吟，龙心顿悟：王—国—君，这不分明说我是亡国之君吗？顾忌颇多的太后老佛爷怒不可遏，结果王状元不仅功名毁弃，而且搭上了身家性命。
遥忆当年，在下也“牛棚”小住，一位“才”高八斗的专案大人也颇有见地的解析了本人的名字，他说，你若不老老实实低头认罪，也正好应了你自己的名字，戴上“帽子”，关起来，你还委曲。这一来，笔者的“戴冠伟”，便成了“戴—关—委”。
不错，姓名不过就是个符号，但人世沧桑，时势更迭，因之发生的悲欢离合实在令人深思不已。
吻戏背后
眼下演艺圈中大红大紫的孙红雷在他一帮朋友看来，倒不是他的演技、气场、台缘儿让大家钦羡不已，而是他常常与国内一流明星美女们上演的激情戏叫哥们儿垂涎欲滴，所以有人问他：床戏固然是假的，可是那口对口，唇碰唇的吻戏总不是特技完成的吧。
真是不在其位，不知其罪，孙红雷心中叫苦。大家只要承认戏是假的，那吻也就是假的，官方一点说，演戏是工作，戏中的吻是没有感情的，所以孙红雷直言不讳：没有感情的吻无异于受罪。然后，孙红雷又讲了几个令人哭笑不得的关于吻的故事。当年拍《像雾像雨又像风》，他和演员李小冉有吻戏，谁知李小冉拍戏前吃的是韭菜馅的馄饨，如果不是一遍通过了，非得让他呕吐不行。在拍《半路夫妻》时，对手戏是陈小艺，由于演夫妻，自然不少吻戏，这并不重要，要命的是电视剧的导演就是小艺的法定先生惠宁，更尴尬的尚不在此，吻戏实拍时，孙红雷的意思是请惠宁回避一下，可敬业的惠宁执意表示无所谓。颇有点赵本山在小品中饰演拳击运动员，现场监督自己的老婆同别人排练夫妻台词一样，既是如此，孙红雷只有硬着头皮吻下去。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可以想象，当着一个女人丈夫的面去真刀真枪地狂吻这个女人，是艳福还是恶搞。此时此刻，演员自身若无超强的心理承受能力简直就是没有戏。以后的电影《周渔的火车》，与孙红雷演对手戏的是巩俐，彼时，巩俐已是超级明星，而相对还是丑小鸭的孙红雷此时颇有些欲吻不忍，不吻不能的味道了。
如果不是演员本人的申述，万千观众无论如何不会想到银幕中、荧屏上那么风光无限、激情万种的吻戏背后竟有那么多无法想象的苦涩。在观众眼里，那戏中之吻大同小异，可在演员那里却各有各的故事。台湾青春偶像剧《不良笑花》中的两位主演潘玮柏和杨丞琳，他们从少年时代就是朋友，由于彼此太熟悉了，激吻起来，反倒尴尬。开拍前，他们又是刷牙，又是嚼口香糖，唯恐有麻烦带给对方。而林依晨的铁杆粉丝看到自己的偶像在戏中被男演员狂吻时，竟让粉丝们感到心疼和愤怒。就像冯远征演完《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以后，走在大街上，有人挥拳警告他不要打老婆一样。不过有的演员极富个性，对吻戏自有独到的理解。在《命运呼叫转移》中，有人批评范冰冰同王学兵的吻不够投入，范冰冰回应说，对于夫妻，对于情人，吻不过是一种很通常的情感表达方式，太过了会很恶心。口要开多大，镜头用多长，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如果非要定出规格和尺寸来，那就不叫吻了，疑似牙膏。
有歌唱道：妈妈的吻，是甜蜜的吻。演员的吻，是戏中之吻，是工作之吻。孙红雷说，没有感情的吻戏是很难受的。但愿这个哈尔滨的纯爷们儿不是忽悠。不过，我也十分膺服一位明星说过的这样一个观点，戏中的演员是对手，对手即是竞争，因此不论何时何地都要压对手、挺自己，吻时想的也是如何战胜对方，哪里还有什么生理上的感受。
责任编辑：闻灵
深夜铃声
李振起
隆冬的深夜，出奇的冷，万籁寂静，只有住宅小区的路灯眨着困倦的眼睛，散发出苍白的寒光。
“嘀嘀……”突然，卧室的铃声骤然响起。
“谁？”妻从睡梦中惊醒，迅速地抓起电话。我打开床头的台灯看表：凌晨四点！
我的心一下子悬到了嗓子眼儿。大脑里在急剧地搜寻着各种可能。
“单位？”我负责着安全生产，曾叮嘱过单位值班的同志，一旦发生重大事件，要第一时间通知我。
“岳父？”年迈的岳父患严重的心脏病，曾病危抢救，刚刚出院……然而，都不是。
“是四弟，”妻不解而急促地把电话递给我说，“弟说让你接电话。”
“我？”我更紧张了，预感一定有什么大事，拿电话的手竟有些颤抖。
妻以为我冷，给我披上了棉衣。
“哥，是我，我在市里开会。”弟弟的声音，轻轻的，柔柔的。
“啊，有事？”我小心翼翼地问。妻也附耳凑过来听，我用眼睛暗示她，把她轻轻推开——恐她受到惊吓。
“啊，没事。”弟似乎是在敷衍着回答又似乎在漫不经心地问，“哥，上班呢吗？”当我告诉他我每天都在正常上班时，听得出弟在电话的那端轻松地笑了，“啊，哥，没事了，你歇着吧。”
“咯噔”，电话撂了。
“怪事！”我愣愣地拿着话筒，疑惑地望着妻，妻也疑惑地望着我。
第二天晚上，当教师的弟媳下了晚自习就匆匆地赶来了。
“肯定有事！”我和妻目光迅速对视后相信了我们的判断。我和妻立即有了一种说不出的恐惧，马上小心谨慎起来。
“没事，闲串门的，很长时间没来看哥哥嫂子了。”弟媳似乎察觉到了我们的异样，笑着说。
我们越发地不相信起来，于是，就拐弯抹角地提起四弟深夜打电话的事。谁知弟媳听了只是微微一笑，轻轻地“哦”了一声，什么也没说。
弟媳的的神态更加深了我们的怀疑。看来，他们之间有过沟通，而且，一定有事，只是不肯告诉我们罢了。我偷偷地递给妻一个眼神儿，妻明白了我的意思。
“他婶，有事儿，可不能瞒着哥嫂。”妻的语调虽然轻缓，但却透着坚定和执著。
“真的没有什么事呀。”弟媳望着我和妻及全家人探询的目光，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又说，“只是，他做了梦，梦见三哥病了。”
“啊？”我愣住了，妻，也愣住了。
“他睡不着，连夜给我打电话，问我最近见没见到三哥，当我告诉他没有时，他就急了。”弟媳的话语象小溪流水那般轻盈，但却如春雷般震撼了在场的全家人。客厅顿时静了下来，静得能听到人的喘息声。我直觉得浑身发热、鼻尖发酸，我俯仰身子，靠在沙发上合上眼睛想稳定一下激烈的心跳，谁知欲罢不能，一件往事却又被脑海里那骤然响起的铃声催唤出来。
那是八十年代初，我还在乡下。不知什么缘故，大腿根部忽然肿起一个硬块儿，且越长越大，令我举步艰难、疼痛难忍，使我着实领教了疾病的蓄谋已久和猝不及防。当时，在村合作医疗卫生室任司药的叔伯四哥戴上老花镜，连夜查找医书后慌了，紧张得说话都结结巴巴，说我得的是一种叫“疽”的毒疮，很危险。负责给我治疗的是全乡有名的村医，在注射了近百支水制青霉素后仍不见好后，也慌了，他脸色凝重地通知我的家人：赶紧转院！于是，乡政府仅有的一辆轿车被党委书记指令为我专用，十万火急地把我转送到天津肿瘤医院。
到了医院，众人簇拥着我楼上楼下地检查、化验，都累得气喘吁吁。当办理住院手续交纳住院押金时，我瞧见了我的哥哥、弟弟和一同陪去的亲友们都争先恐后的大把大把往外掏钱。我愕然了，他们怎么都带了那麽多的钱呀？难道，我的病很重吗？几天后，诊断证明出来，我的病被确诊为结核性肿块。一直闷闷不乐的亲友们，脸上马上浮现出很灿烂的笑容。
两个多月后，我的病好了。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跟嫂子谈起我住院时人们争相掏钱的情景，嫂子的眼圈一下子就红了，亲昵地点着我的脑门说，你这个傻兄弟呀，那会儿，可吓死我们啦！我莫名其妙，追问之下嫂子才告诉了我真相：当时，都以为我得了不治之症，在我转院的前天晚上，人们巧妙地支开我的妻子，连夜召开了家族会议。大家都做了充分的心理准备和行动安排，假如真的……治疗费用将由家族集资；责任田将由大哥负责种植；日常生活费用将由二哥负责；年幼的孩子们将转到县城弟弟处去上学。
啊，大爱无声，大爱有形！我如梦初醒，那么贫困的年代，在医院里，我的亲友们为何那般富有；诊断结果出来，亲友们为何那般欢呼雀跃；那使我和妻子都蒙在鼓里的家族会议、那血浓于水的亲情……想着想着，我的泪水从眼角里溢出来，怕人瞧见我的失态，我装做伸懒腰，顺势将泪水用扬起的双臂抹掉。
许多年过去了，许多往事也淡漠了，惟有那深夜的铃声在我的脑海里久久不能消逝。它使我时时忆起亲情、友情、乡情；使我时时刻刻记住感恩；使我学会关爱亲友、同事、他人。
责任编辑：戴雁军
年少纪事
童乃望
人生只有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转瞬走到“今天”，梦境中总是不时地映现出像似“昨天”发生过的故事。而今，除了从梦境和记忆中再现从前，再在也没有机会去体会那些同龄人在年少时所经历过的人和事了。唯一的途径只有用那洁白的纸张和浓重的笔墨勾画出五彩斑斓的年少图画了。
上学
八岁开始上学，那时的农村小学校，能有几间简陋的土坯房挡风遮雨做教室已经相当不错了。第一次背起书包的自豪感不亚于现在考上名牌大学的心情。每个新生在家长带领下，穿上一身虽有补丁但也干净的衣服，自带马扎、小板凳到学校报到。一排排非常整齐的坐在木板拼接成的课桌前，在老师带领下从汉语拼音bp,m,f开始入境，然后开始学汉字。
那时学拼音、写汉字，老师为了让学生能够记的扎实、写的正确，总是会想出好多好多的象形物和顺口溜来教你加深认识、书写拼音和汉字的印象。学汉字是根据汉语拼音从笔画较少的字学起的，然后再学笔画多的汉字。
学拼音的象形物让我记忆最深刻的是“赢”字，虽然笔划繁多，可它是由五个笔画较少的汉字组成的，老师开口一念：亡、口、月、贝、凡，这个字念赢，两遍念下来就记住了。
现在上学，英语是必修课，可那时受“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的影响，除了b,p,m,f背的滚瓜烂熟外，英语是无人敢问津的，现在想来，如果那时把学汉语拼音的劲头也放在英语的学习上，说不定现在的同龄人也会有更多的翻译家、外交家了。
那时的学习成绩好坏不重要，只要哪个学生能够在班上唱一段完整的样板戏，能够在学校的稻田里插秧而秧苗漂不起来，能够在“破四旧、立四新”的年代挖掘坟墓时不害怕、卖力气，那么就能当上红小兵、戴上红领巾了。也肯定就是全校、乃至全家的荣耀了。
淘鱼
我从小喜欢淘鱼，但是不会看锅儿（站在沟边往水里看就知道水里有没有鱼）。可发小儿李庆生那时可是个看锅儿能手。不管冬天还是夏天都是我俩一起去淘鱼，但是从没因淘鱼而旷过课，逃过学，更没因分鱼不均而闹过意见。
那时的家里，生活条件虽然艰苦，但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里，淘来再多的鱼也不敢拿到街上去卖，每次淘鱼有了收获，回到家里最大的欣慰就是受到父母的一番表扬。
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夏天，因为水太深，淘干水、捡完鱼已是晚上九点来钟，端着鱼回家时，母亲背靠土墙站在自家门前用那焦急的眼神等我回家，当我浑身的泥巴端着满满的一盆鱼站在母亲面前时，母亲对我说：小望子，以后不能这么晚回家了，妈心里惦记你啊。快进屋去吃饭吧，妈还给你留着一块“猪肝儿”呢。
所谓的“猪肝儿”其实就是用屉布裹着的一个近似猪肝儿颜色的红高粱面饼子，得到如此的“奖赏”，内心别提多高兴了，一下子把我对母亲的感激和母亲对我的偏爱交织在一起，将来报答母恩的决心更加深深的藏在了我的心里。当我走进屋时，看到我满身被蚊子叮咬的大包时母亲无声的哭了。眼泪掉在鱼盆里，就连那活蹦乱跳的鱼儿看见母亲如此的神情，明知将会成为人们的盘中餐也安静下来不再动弹。
我洗净满身的污泥，躺在那温暖的土坯炕上，带着高粱面饼子的香甜进入了充满理想和抱负的梦乡。如今自己也做了父亲，回想起那段往事，才真正体会到母亲当时的神情和眼泪，那是人世间最真挚的母爱。
母爱如山。
割草
也许是受“红灯记”里“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的影响，那时，每家的孩子虽多，但没现在的孩子们金贵，也成熟较早，十来岁就会为父母干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了。我们村当时已经有存栏几十头大小牲畜了，村支书每天都用他那声嘶力竭的声音，用那方圆几里都能听的到的大喇叭，告戒孩子们坚决不能割本村“社会主义的草”，还要喊上几遍：为了集体牲畜的生存，队里每天收购青草每斤一分钱，干草每斤三分钱的广告。所以我们这些孩子们每天不是起早就是贪黑搭帮到邻近的村庄去偷割青草，一个月下来积攒那么几元钱帮着父母养家。
草能卖钱的吸引力增加了割草大军的人数，随之而来的也就引起临近村队的警觉，日夜派人看护把守，割草的孩子们经常被邻村的治保主任“遣送”回村，以一种交接“政治犯”的形式与我们村支书进行人员交接，接下来村支书派本村治保主任把孩子“押送”到学校里，交由全校的老师同学进行批判教育，停课、罚站、写保证。
被“遣返”的孩子不但城门失火，还要殃及池塘。孩子家长还要带上几元钱的罚款，到校旁听针对自己孩子的批判和教育。碰到脸皮薄的父母，还要当着全校师生的面违心的揍上自己的孩子一顿，口里还要嘟念着：“为什么那么多孩子割草偏偏让人把你抓住？”
虽然那时大多数的人头脑一根筋，但偶尔也有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时候，在“孩子头儿”的带领下，兔子也有机会冒险把自己的“窝边草”吃光。第二天黎明，队长出工哨音响起的同时，也发现自己所管辖的范围内，除了绿油油的蔬菜和庄稼，沟壕埝岭再也找不到那茂盛的留给自己生产队牲畜的“口粮”了。可孩子们宁可被那三分钱一颗近乎纯冰的冰棒馋的流口水，也不敢把草拿出去卖，只好把草藏在自家院子里晒干，待到冬天时卖上五分钱一斤的好价钱。
游戏
儿时的游戏根本没有现在丰富。那时的孩子们夏天穿着小裤衩，冬天穿着补丁罗补丁的棉裤棉袄，星期天和闲暇之余只能玩些传统的而今很少再能见到的游戏。
其中最危险也是最能体现忍耐力的游戏就是“蹿马”了，但是危险系数很大，二十几个人分成两拨儿，每拨儿选出体质较差的一位伙伴儿靠墙直立，另一伙伴儿弯腰撅起小屁股，把头放在直立伙伴儿的双腿之间仅仅夹住，其他伙伴以此类推的把屁股撅起，把头放到第一个撅起屁股的伙伴儿双腿之间，以此排成长龙状，然后等待对方伙伴儿逆向跑出几十米之外逐个狠狠的跑回来往上蹿，如果没等对方伙伴儿全部蹿上，这条长龙就坍塌的话，那就算输给对方了，接着还要重来。反之如果能顶住对方十几个人的重压就算胜利者，蹿马方就要摆好同等姿势等待对方用同样的方式往上蹿了。
但是每次玩这种游戏的时候只要让任何一位家长看见，肯定就会有几个小伙伴儿不是被家长挨顿揍就是挨顿臭骂。因为有个小伙伴的腿曾经被摔断，受尽了痛苦不说，还导致休学三个月。有了教训，挨过打、受过骂的伙伴儿们再也不记恨自己的父母。
那时孩子们手里的玩具除了“毛片儿”就是“玻璃球”，再有就是“嘎儿”（陀螺）了。毛片儿是用火柴盒积攒起来的，那时的伙伴儿们谁的手里积攒的毛片儿最多那就是最大的荣耀了，可是通过游戏过程，积攒再多的伙伴儿也有输个精光的时候，积攒再少的伙伴儿也有成为赢家的机会。
游戏规则是，几方各拿出十几二十几张毛片儿来码放在一起，上面压上土块儿瓦片之类的东西，以剪子、布的形式来抽取第一名的上阵着，第一名上阵者手拿一张毛片儿，对准码放整齐并被压住的毛片儿底部，凭借惯力及巧劲儿使劲儿一扇，翻过来的部分当然就归自己所有了，如果巧劲儿用好了，从底部一下子全都翻过来的话也就没有下一个伙伴儿赢得的机会了。可也有个别的倒霉蛋儿，一不小心，把手打在地上，不但毛片儿被打飞，小伙伴儿肯定还会为你跳上几分钟的“街舞”，五个手指最少四个都会鲜血直流，除了要赔偿被他打飞的毛片儿外，回到家里又要挨上父母的一顿臭揍。
弹玻璃球的游戏规则是，首先区分球儿的好坏，最好的球儿就是大菊花瓣了，极圆的玻璃球儿内有着赤、橙、黄、绿、青、蓝、紫如同花瓣状的条纹，看上去极其鲜艳漂亮。里边即没花瓣儿、而外表又没有损坏并极其光滑的玻璃球儿稍为次之。
每个人拿出各自同等质量的玻璃球后开始比赛，首先找一块即硬又较光滑的砖块、瓦片之类的东西，斜放在墙根下，然后逐个从离地面约1、5米的高度对准斜放物往下丢，丢球最远的一个首先开球，开球者用大拇指和无名指夹住球，可以对所丢下的任何一个球儿进行攻击，凡被击中目标者这个球儿就毫无疑问的归攻击者所有。
有的小伙伴儿虽然学习不好，可弹起球儿来弹无虚发，大拇指一动手中的球就象现代的激光制导“导弹”般击中两三米开外的目标，甚至不管远的、近的一气呵成全部拿下，尽收囊中。然后重新丢球儿。当然也有的小伙伴儿学习虽好，但该他攻击时，离对方的球儿只有半米远，可射出的“导弹”非要偏离对方目标半米左右，所以这类的伙伴儿只能充当免费的“军火”运送商了。
虽然玩弹球既文明又能体现过硬本领，但也有让家长着急的时候，有个伙伴儿不小心把球儿吞进肚子里，全家人等了两天两夜才从肛门里把它“接”出来。从此以后，伙伴儿们再也没人敢把球儿放进嘴里含着玩儿了。
最安全、最稳当的要数抽“嘎儿”了，只要掌握了技巧，手拿一个细细的长鞭，把细细的鞭绳缠在嘎儿上用力一抖，嘎儿就会飞快的在地上旋转起来，并且边转边抽，越抽越快，小孩抽嘎儿，家长看热闹。围观者越聚越多，越看越爱看。现在想想，当时围观伙伴儿们表演抽嘎儿的家长们，在赞赏自己孩子完美表演的同时，从嘎儿的转速上肯定能感悟出时间的无情飞逝，从内心上更有一种“少年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真实感受。
责任编辑：戴雁军
散文二题
冯友民
我家的自留地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在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下，生产队开始给社员分自留地。记得最早我家有三块自留地，分别在村的北园子和村的南洼子。
北园子两块自留地挨得很近，东西仅一家之隔。西边的那块较大，约有半亩多，西靠老董家，东临老何家，地的南头有个水坑，给园子打水的斗儿坑就设在这里。斗儿坑东侧长着两棵又粗又高的柳树。这块自留地给我的印象很深，最早它是用来种麦子的。
阳春三月，妈妈、哥哥、还有我来到园子，先是将随身带的东西放在南边地头，然后一人把看一条垄，从苗间往外拔蜘蛛草。我拔一会儿、玩一会儿，玩一会儿、拔一会儿，在沟壕、垄间窜来窜去。以后这块地又改种过玉米，地间小垄沟两旁有时栽葱，有时种甘蔗，园子周边则种上向日葵。8月的一天，我惊奇地发现半人来高的玉米地里长出一棵瓜秧，我如获至宝，赶紧回家告诉爸爸并请求不要在除草时除掉。从此，我常常去园子看它，有时施点肥，有时浇点水，瓜秧一天天长大，开花，结果。我盯得更紧了，唯恐长出的瓜被人偷去。在我的期盼下，瓜终于熟了，足有一斤多，白里透黄。我把它摘下，抱回家，一家人尽情品偿，都说这瓜好，酸甜的，却不知道是什么瓜。
园子的东边是我家另一块自留地，与大伯家相依，主要种葱、茄子和辣椒等。记得曾和妈妈一起走街串巷卖过这些蔬菜，妈妈称秤，我收钱，一块小小的自留地，成了我家的小银行，也成了一家人的希望。
在那个经济不能自给的年代，自留地有效地调剂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但，自留地也使我父亲，尤其是体弱的母亲和年纪尚小的哥哥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罪。听妈妈讲，那时白天大人们都到队里集体去劳动，只有晚上才能抽出空儿来料理自家的地，这对我家无疑是个沉重的负担。就拿往园子上打水来说吧，只有两个壮劳力才能行，且还需要一定的技巧。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没依没靠的爸爸只好让妈妈和哥哥帮忙一道来完成，一斗、二斗、三斗……打水打到深更半夜或通宵达旦是常有的事。记得有一次，爸爸、妈妈和哥哥又去园子打水，留我一人在家，天黑了没人玩，就跟大伯到河西第一生产队里去分鱼，回来夜已深，对面屋大伯家已睡下，唯我独自一人孤伶伶地偎在空荡荡的炕上，看着墙上的画，害怕；听听屋门响，也害怕。盼着、哭着，哭着、盼着……何时睡着的，爸爸、妈妈和哥哥啥时归来的，都不知道了。
爸爸精明能干，脾气却又犟。有一次和妈妈闹了意见，赌气一人不声不响地到园子去干活。妈妈惦记着爸爸，放心不下，但又胆小怕黑，不敢独自夜行，待妈妈领着哥哥赶到自留地找到爸爸时，东方天空已露出了鱼肚白。爸爸看着妈妈憨憨地一笑，妈妈也一笑，一切就都过去了。
自留地上有我父母和兄长流下的汗水，有他们深深的足迹，我虽然未在这块地上受过苦和累，但却是我一份永远的记忆。
高一的我
期待、憧憬，我再次踏入久违的校门，结束了缀学的日子。
校园、教室、老师、同学，是那么的亲切。数学、语文、物理、化学，都变得那么生疏。课前预习，课上听讲，课下巩固，温故而知新，上下而求索。当时已成为班委的我还组织一个马列主义学习小组，与大家一起学习、一起交流，甚至晚上躺在被窝儿还要看看书，有时睡着了，书还捧在手中。各科中，我最钟爱的是语文，也深得语文老师偏爱，每每课上，她总少不了点名让我分析分析课文、阐述一下中心思想什么的，有时还让把这些东西写到黑板上供同学们背记，甚至还当作过卷子上的“标准”答案，有的还成为“范文”。在那个“白卷英雄”、“反修教育路线回潮”的年代，也算称得上“读圣贤书”吧。那时，讲开门办学，学生不仅要向书本上学，还要向社会实践中学。记得我和六名同学组成的土壤普查小组去过北淮淀的北洼儿、南洼儿及南淮淀的圈里，在那儿，大家量尺、挖坑，取土样儿、水样儿，贴标签、作笔录，干得认真、仔细，很得老师称道。学校还请来了“五八三”驻军教官给我们上军训课。白天，学军事、练队列，立正，稍息，耳提面命。晚上，军学联欢，天津快板、山东快书，欢声笑语。军营里，高射机枪令我们流连忘返，整齐的内务让我们赞叹不已。吃着自带的干粮，喝着炊事员熬的粥，别有一番情趣。
这年，我入了团。
校园不是空中楼阁。1976年初春，一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席卷而来，大字报、小字报铺天盖地，连老师宿舍墙都贴上了。罢课、罢学，批判声、声讨声，甚嚣尘上。今天传指示、明天谈体会，大会、小会，搞得大家慎言谨行，无所适从。记得一天上午，公社工作队领导又来给我们讲形势、作报告，他在上面高谈阔论，我在下面埋头看我的《连心锁》，可能太专致了吧，连他什么时候来到我的面前都不知晓，书，自然被没收了，也可能顾及到我的面子，当场未上纲上线。听说他下午还要组织开会，这下我就有些紧张了，会不会要批我？我这样揣摸着，心里忐忑不安。铃一响，当这位领导走进会场宣布会议内容后，我这颗悬着的心才算放了下来。原来是上边又来了最新指示。在那时，又有多少学生能学到知识呢，“闲情”的我读了一些小说，象《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欧阳海之歌》、《烈火金刚》、《红岩》、《草原风火》、《红旗谱》、《征途》、《激战无名川》、《金光大道》等中的、长的，不下二、三十部。
高中的学习又是可幸的，它改变我生活的同时也改变了我的命运。这一年，总参某部要从我们高一年级“招兵”，说是上“军官学校”，大家争着入伍，当时给我们村仅一个名额，“粥少和尚多”，几经周折，最后选拔上了我，那年代讲政治身份。记得临行前，学校特意为我们举行了欢送会，还让我代表新入伍的同学发言，当时具体讲了些什么记不清了，但有几句至今我还记忆犹新：我们是新时代的接班人，肩负着父老乡亲的重托，决心在解放军这所大熔炉里百炼成钢。
带着美好愿望，当我踏上新征程那一刻，短暂的高中学习生活从此结束了。
责任编辑：柯岩
故乡纪行
卜一
我的出生地是宁河镇，已经没有亲属。老伴的出生地是离宁河八里地的谷庄。她有两个弟弟，排行老二、老三，他们各有两个儿子，都已成家立业。老三的大儿子小龙，房子宽绰，院子也大，我们每次回去都在他那里落脚。今年夏天我和老伴又回到家乡。小龙把我们从天津机场接回来，已经是夜里十一点钟了。
第二天起床较晚，我听外面静悄悄的，心想，幸好还没有人来，不然就不礼貌了。谁知，我开房门一看，厅里已站满了人。我嗔怪小龙说：“怎么不叫醒我们呀！”小龙说：“大家都不让叫，让你们多歇一会。”就这样，陆续来看我们的，一直延续了三、四天。然后让小龙带到我们各家走走，一方面对亲友们进行回访，另一方面也看看村子的面貌。走出小龙家的大门，向北一望，一条崭新的大街，赫然映入我的眼臁，一水的红砖红瓦高门大院的新住宅，拔地而起。房子一家比一家大，装饰一家比一家好。农民富了，我打心眼里高兴。
我们进了几家院子仔细地看了看。有的已经住人，有的尚在装饰。一般为三到四间住室，厨房洗澡间连成一套，足有三百多平方米。住室宽敞高大，双层塑钢玻璃窗，显得室内明亮而温暖。天花板立体造型，悬挂着彩灯，瓷砖铺地，木板墙裙，沙发，衣柜，彩电，音响，虽很少名牌，却也光彩富丽。洗澡有太阳能，取暖有土暖气，个别住户还安装了空调，用上了电脑。我自语道：“不是城市胜似城市啊！”我们从街西头走到东头，正好到了小龙堂兄广义的宅院。在他门前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大荷花池，池里荷叶苍翠如盖，蓓蕾稚嫩娇美。待到荷花盛开时，将是一处亮丽的景观。把废弃的水坑种上荷花，反映了农民富裕之后。对文化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广义家对门有一个小铺，我每次来都要光顾。很简陋，用旧式躺柜当柜台，卖点油盐酱醋。从广义家出来，我们径直进了小铺，谁知铺容已经大变了。铺面扩大了很多，商品按照超市的格局摆放。服装鞋帽，食品饮料，米面蔬菜，以及日用杂品应有尽有。商店的扩大，反映了农民购买力的提高，对商品需求的增加。在回小龙家的街道上，停放着几辆小汽车。我问小龙：“这车是机关企业的吧？”小龙说：“这都是本村个人买的，主要用做出租，谁家有人进城看病办事，或者走亲戚，随叫随到，很方便。”这时有一群小学生，背着书包骑着自行车，有说有笑地从身旁走过。小龙说这是学生们回家吃完午饭又回学校。我说：“我真羡慕他们啊！我小时候上学，别说自行车，书本文具就是用一块布裹着。”小龙说：“别说你那时候，就是我上学的年头也不行啊，现在学生们骑车要带换档的，穿衣穿鞋要名牌，比着赛着的。”
今天早晨起来，我望望天空很晴朗，就叫小龙领我们到地里看看庄稼。这个村种的都是棉花，棉苗已经长到三尺高了，绿油油的一望无际。小风一吹，枝叶摇动，宛如波浪起伏，我蛮有兴致地说：“这简直就是绿色的大海呀！”忽听离我们不远的地方有人说话，“这里的大海只能激发你的诗意，却不能行船。”仔细一看，说话的是本村的张福，今年七十多岁，曾任过公职，退职后一直在农村务农。我说：“我正在纳闷，天到这般时候，咋还没人下地干活，是过啥节还是有啥说道。”老张苦笑着说：“我们农民那有什么节，只知道起早贪黑的干活，连今天是初四还是初五，也没空理会。”我说：“那我刚到地里时咋看不到人呢？”老张说：“种棉花这个活，除了打农药摘花，不是弯腰头朝地，就是蹲在地下干。出苗后，抠膜、培土、去根叶、打余枝、掐尖等等，都得蹲下干。”我问：“咋没看到你们用啥工具呀！”老张举起两只手，风趣地说：“看到没有，两把锋利的五齿钢叉。”他接着说：“一亩地大约三千株棉苗，这道活一株一株的摸弄完，另一道活又开始了，周而复始，一直到摘花。”
自从我们来了以后，小龙每天从地里早回家做饭，他在部队当过炊事员，烧得一手好菜。这天大家围坐在餐桌旁吃饭，我说：“地里活挺多的，小龙不要早回来，每顿饭也不要炒那么多菜，随便吃点就行了。”老三说：“你们不来，我们也要炒菜。过去手头紧，是咸菜当家，如今富裕了，是炒菜为主。”老三文化不高，但人很精明，也很稳重，合作化时当过生产队长。我问他：“我看地里棉苗行距很大，不能套种点什么吗？现在讲科学种田，你们没想过种些比棉花效益更高的作物吗？”老三说：“咱们这一带属重壤粘土，适宜种粮棉，至于能不能种别的，一家一户的，缺少科学知识，万一试验不成，担不起风险。再者说各家的地条块交叉，种的庄家不同，用的肥料、农药和干湿都不同，相互干扰，免不了打唧唧。你说的套种问题，套种点早熟矮脚作物，还是可以的。不过光种棉花已经精疲力尽了，那还顾得上套种啊！”
一晃在村里住了近两个月，乡亲们听说我们明天就要回青岛，晚饭后来了一屋子人话别。真是道不完的珍重，表不完的惜别之情。我说：“我们每次来了，大家总是亲切热情，无微不至的关怀我们，好像久别的游子回到母亲身边，乡亲们的深情厚意，使我们对乡土眷恋之情愈加浓厚。只要健康状况允许，我们还是要再来看望乡亲们的。”广义说：“要来可趁早，时间久了，在谷庄可能找不到我们了。”人称小灵通的老王说：“听说镇里正在做规划，要在离这里二十多里的地方盖大楼，全镇的农户都要搬到那里住。”这个话题一扯出来，大家七嘴八舌的就说开了。“人住楼房，那猪住啥地方？”“还有拖拉机放在那里？”“每天扛着锄头跑二十里开外去种地，一天能干多少活呀！”“楼房恐怕不会白住吧！旧房咋处理？”张福说：“我从报纸上看到，不少的地方把土地、猪羊还有机器集中起来，成立了农业合作社，养猪合作社，还有机耕队，农户集中住楼房，这就是搞城镇化。”“照你的说法，那不是归大堆了吗？土地承包责任制还算不算数？”张福对我说：“你是老干部，对党的政策理解得比我们深，你给说说吧！”
我说：“我和大家一样，可不敢说理解得深。这几年谷庄的变化确实很大，生产发展了，农民富裕了，这是事实。但我也有些看法，农村进步不能光看经济收入多少，还要看生产效率，劳动条件和生活质量如何。使我感触最深的是，社会发展已经进入信息时代的今天，大多数农民仍处在面朝黄土背朝天，超强度的体力劳动的境地。这种落后的生产方式，无论是人力，无论是地力，都已经到了极限。大家知道，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上不去，不仅农民的生活，不能从根本上改善，而且必然拖整个经济建设的后退。发展生产合作社，建设新农村，实行城镇化，是国家发展农业的重要政策和举措。农业孕育了工业，支持了工业的发展，工业发展了反哺农业。实行合作生产经营，实际上就是借鉴工业集约化、产业化的生产模式，来发展农业。国家出台了‘农业合作法’和‘专业合作社法’，对如何进行合作生产，都有明确具体地规定。个人的土地也好，牲畜也好，机器也好，是以入股或租赁的形式，转让生产经营权，决不是归大堆。农民既是合作社的主人，又是合作社的工人，受法律保护，享受劳保待遇。只有规模化生产经营，才能开发高端农业，生态农业，采用新技术，广泛地使用机器，对农产品进行深加工，形成产业链，最大限度地提高经济效益。当然成立合作社是一个新事物，有一个认识过程，而且要分时间分步骤地进行。但发展生产合作社，实行城镇化，是发展农业的重大举措，是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
天刚蒙蒙亮，我们就起身收拾行李。我对老三和小龙说：“我们早点走，省得惊动乡亲们。”谁知送行的人早已在门外等候。上车之后，我从车窗望着挥动双手送行的乡亲们，一直到从视线中消失。
责任编辑：闻灵
人生记忆
丁东云
桔香在冬季
喜欢桔树由来已久，总是忘不了第一次亲手掰下桔叶放在鼻子下闻的情景，薄薄地桔叶竟释放出浓浓的桔香，那感觉纯纯的，由鼻入口沁人心肺，余香绕指久久不去。
这桔树还是父亲健在的时候，从花鸟鱼虫市场买回的。当时，出现在眼前的只是一株小小的桔子树苗，弱弱地不像树倒像一根草。
父亲将小桔树苗放在在花盆中，“衣食住行”均享受“专业”的照顾，这棵桔树就这样一点点地成长着，那时候心里就想，即使这桔树将来长成参天大树，这时也绝对是个微缩景观。
这个冬天，为了保证桔树的安全，我早早地将已经高升到桶里的桔树搬进屋里，让它避免与不喜欢的冬季寒风打照面。桔树嫩绿的叶子水分充足一直生长如初，倒使我忘记了季节的轮回，而我也因为这份欣赏而充实快乐，偶有客人来访，也大多驻足评价一番。让我的虚荣心倍加泛滥，疲惫的心灵获得难得一遇的快感！
前些天，去市场买些贡桔回来，看这些贡桔有枝有叶，长的秀气耐人，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将这些贡桔或穿或插于桔树枝叶间，完成了一幅得意的桔树丰收图。几分钟的工夫，十几个桔子的加入，让平淡的桔树瞬间就充盈起来，仿佛真的是在冬季的严寒中盛开着一树的贡桔。黄灿灿的果实，绿油油地树叶，伴随着外面的漫天雪景让人惊叹于桔香飘荡。
有同事来访，我实言告知，提醒说千万别摸，一摸就掉。同事笑我小气，舍不得给他吃，还追问我是不是第一年结果啊？我说这棵桔树和贡桔虽然都姓桔却根本就不是一个品种，你眼中看到的只是个花架子，同事不信，用手一摸掉了一个，才明白我说得都是真的。
生活中本来就是平平淡淡的，就像这暂时还未开花结果的桔树，如果我们怀着一种善意，将它修饰一番，一份惊喜会感染着你也会感染他人。身边的美是可以随意创造的，也是可以延伸和传递的，就让我们用多情的双手，快乐的情绪以及一点点小聪明去放眼身边，修饰美丽的家居。生活难道不能因朴素而快乐？站在屋里，看着外面的雪景，吃着从桔子树上拿下的桔子，那份甜蜜将使我拥有一冬的快乐！
从粗粮到细粮
说起饮食的变化，还真勾起我许多或快乐或烦恼的回忆，那些回忆就这样自由地在我的大脑里穿行，将一个个鲜活的饮食小事串起来，使我沉浸在回忆中。
生在汉沽长在汉沽的我，也许随着年龄的增长，对于许多往事都淡忘了，唯独对于年少时的饮食，却一直不能也不敢忘记。好心的邻居奶奶、好心的邻居大伯，虽然早已故去，但那种纯朴的善良与爱心，我将永远记在心里。多年间我不知道吃了几位老人家多少好饭菜，滋养了家贫年少体弱的我，使我长成如今强壮的模样。
儿时的饮食能够储存在记忆中的只有冬季的大白菜，条件稍微好些时就买一麻袋海蚶子剥肉，弄咸了烩白菜吃。那时家庭收入低，只有父亲一个人工作，海蚶子虽说一分钱一斤，也够价。餐餐吃得是粗粮，玉米面、高粱米可没少吃，这样的好处是没有脚气、便秘什么的疾病，就是对好吃的有着特强烈的渴望。至于什么是好吃的，粗浅地理解为：鱼、肉、大米、白面。
只有过年时才可以吃点供应的带鱼和猪肉，买点细粮，平时就免了，即使供应有限，父母也尽量不买。可怜的那点油还存一些留着过年时炸年货，平时炒菜简直就是干炒，有点油味就不错了，而且吃得津津有味，换现在根本是不可想象。
我记得家里的玉米面是我参加工作后才逐步走出餐桌，多年间玉米面的吃法倒是开发出许多种，那时已经是八十年代中期了，从那时开始，餐桌上才一点点地丰富起来，市场上的副食品也逐步多起来，有钱就可以尽情地吃个够。
因为小时候对三分钱一块的西瓜有着特殊的感情，导致我参加工作后第一次开工资就想买，可惜冬季里没有西瓜，只好买了一大盘香蕉代替，那是怎样的一种欲望满足。更应该理解为是多年压抑的深层次释放，是过度贫穷引发的饮食地震。
生活好转了，饮食一点点向精细发展，每餐都要有肉，都要吃鱼，市场也多了，许多自发形成的市场盘踞在城市的各个角落，方便了市民的饮食购物。各种副食海鲜牛羊肉水果应有尽有，不分冬天夏天，保鲜手段越来越丰富，吃得人们天天都好像在过年，脚气、便秘什么的又流行起来。过年时，再也找不到儿时的感觉，那时对细粮饮食是一种渴望，现在对饮食是一种平淡的感觉。只是，饮食粗粮化再也不会出现在餐桌上，过多地出现在专家健康讲座中，在那里号召人们多吃粗粮，改变食不厌精的习惯，做好健康防病工作。如今的新闻传媒，尽管各种治病的广告满版飞，都是善意地提醒大家病从口入少吃为佳。
从粗粮到细粮是一个过程，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而从细粮到粗粮则是饮食的革命，是健康的需要，是人们谈谈可以却绝对不愿重返的境地。
记忆中的荷花池
那天在网上浏览博客，无意中走进几个陌生朋友的博客，看见一幅幅美丽的荷花照片醒目地挂在那里。有萌山湖荷花的轻柔，有清华近春园荷花的典雅，也有西湖荷花的艳丽，以及东北大庆荷花的纯朴。欣赏后，总觉得还是缺少了些什么？脑中灵光一闪蓦然想起我们汉沽河西公园的荷花池。
家乡的荷花是鱼米之乡的历史见证，美丽富饶的汉沽人杰地灵，就连荷花都沾染并铭刻了对家乡的记忆。家乡的荷花大方而不俗，美丽而不娇嫩，一朵朵超凡脱俗，在家乡建设的日新月异中随季节轮回。还是家乡的荷花能称得上是荷花中的上品，具有傲世的风骨！
现在，本应该是荷花盛开的季节，但随着荷花池的干枯，那些有关家乡荷花的内容只能是长存于记忆中了。
在记忆中，离家很近的河西公园有一个很漂亮的荷花池，从汉沽大桥经过就可以看见。站在荷花池旁，微风吹来，空气中便飘荡着淡淡地荷香，微雨中的荷花池更有一番别致的韵味，宛如神采轻盈美丽的舞娘，随风舞动中带来的是满眼醉人的风景。偶尔，荷花池中投放的红鲤鱼游着游着会突然从水中窜起表演一个鲤鱼闹荷的小节目，不单是游人，就连荷花池中荷花也笑弯了腰。宋代诗人杜衍的名诗《莲花》对荷花作了精妙的描述：凿破苍苔作小池，芰荷分得绿差差。晓来一朵烟波上，似画真妃出浴时。形象逼真地刻画出荷花的美丽和不俗。
因为当初修建汉沽大桥加高了路基，造成荷花池的地势很低，反倒方便了赏荷。好在荷花池离家很近，使我一次次地远距离近距离欣赏着荷花，感受着荷花池的满眼绚丽。当年我和朋友们不知多少次来到荷花池赏荷，留下许多佳话。尤其是那次细雨濛濛的午后，我和一位写诗的文友酒后一起去观赏荷花，他一口气创作了10首荷花诗，带着轻微的酒气朗诵着荷花诗，吸引了许多游人围观。连带着我也陶醉在诗情画意中，久久不愿离去，在我眼里，朋友成了护花使者，尽情诠释着荷花在世间存在的意义。
和蓟运河西岸大部分地方一样，这个荷花池的前身也是农民的良田，不过是种植蔬菜。当年调皮的我还和三两同学一起，在这菜田中偷吃过农民老大爷种植的胡萝卜，转眼之间已是25年前的事情了。
现在，由菜地挖成的荷花池经过了这些年的风风雨雨似乎也完成了它的使命，在汉沽区经济腾飞的时刻，“荷花一去不复返，空留游客回忆中”。好在公园深处的浅水中还零零星星的残存有一些荷花，虽然早已失去了往日荷花族群的静谧与艳丽，也多少算是为荷花池保留了一点血脉。
责任编辑：戴雁军
学会放得下
闫焕成
“拿得起”和“放得下”是一对矛盾。“拿得起”就要“放得下”，“放得下”是为了“拿得起”。放得越干净，则越有利于拿得更多。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只注重“拿得起”，而漠视了“放得下”。事实上，人们时刻都在“拿得起”与“放得下”中选择，又总是渴望着“拿得起”，拒绝着“放得下”。“放得下”绝非易事，它需要勇气，更需要智慧和胆量。“弱水三千”，而我只需要一瓢水，其余的何不放下呢！
“拿得起”即为占有，诸如功名、利禄、金钱、地位、房子、车子……，占有的多了，必为物所累。为了争得这些身外之物，就要绞尽脑汁，为了职称而睡不着觉，今天琢磨给哪位领导送礼，明天又要为哪位领导递好话，这不累人吗？有的人因没有评上职称而大病一场，甚至殒了命，这是何苦呢！何不看得开些，“放得下”，轻松愉快生活。
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腰缠百万、千万、亿万元的款爷大有人在，功名、地位、车子、房子，该有的、不该有的都拿到了，他们希望过上富足自由自在、轻松愉快的生活。可是，他们轻松吗？愉快吗？他们睡不着觉，担心着别人的暗算，家里处处都是探头，出门离不了保镖，这种人何谈轻松、愉快、自由！
佛经里有这样一个小故事，说有一老一小两个和尚出门化缘，来到一条河边，见一年轻貌美女子，在河边踟蹰不前。老和尚上前问道：“施主有何难处？”女子皱眉答曰：“这河水深浅不知，奴家欲去对岸而不得，师傅可否帮我？”老和尚就背起女子，涉水而过。走出了二十里，小和尚不解地问道：“师傅，我们是出家人，你刚才却背了那女子，这是何故？”老和尚头也不回地前行说：“什么女子？我早就‘放下’了，你却背了二十里。”
该放下时且放下，轻松前进；小和尚虽没背小女子，却背了二十里的“想不通”，思想上多受了二十里的煎熬，这是更累的包袱。常听人说“我活得好累，活得心累”，为什么会累？就是因为有了太多的“想不通”，“放不下”。自己捡了许多包袱往肩上加码？能不累吗？什么金钱、房子、车子、儿女、孙子、疾病、健康等，用乐观的态度去看待，前途光明；用悲观的态度去看，则个个都是问题、包袱，你背什么就有什么，压得人喘不过气来。要改变这种状况，关键是要改变自己的心态，放下世俗“我”的占有之心、功利之心，就会从“放不下”中解放出来，一切“放得下”，烦恼就会远离我们，就会活得轻松自在。
还有一个例子，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整日地醉心于写作。然而他简洁的叙事风格当时不被人认可，编辑称他的小说是“速写录”、“短文”，甚至是“软事”，根本不认可他是搞文学创作。1922年冬天，他赴洛桑参加和平会议时，妻子哈德莉在火车站不甚把装满手稿的提箱丢了，使海明威倍受打击，然而他没有消沉，丢掉了旧稿，就重新写起，终于写出了一篇篇成功的小说，并凭借着《老人与海》这部中篇小说，一举夺得1954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海明威也成了二十世纪美国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试想，当初如果没有把那一箱手稿丢掉了，他一定还在自己编织好的网里挣扎着，正是因为他丢掉了，“放下了”旧的束缚，他才能在广阔的天地里遨游，才能冲破固有思想的藩笼，闯出一片新的天地，成就了他的事业。
明人有著名的一联说得好：“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多么潇洒，为人做事能视宠辱如花开花落般寻常，才能不惊；视富贵死生的来去如云卷云舒般自然，才能无意。只要能做到心无挂牵，才能什么都看得开、放得下，何愁心中没有泉水淙淙，春莺啼鸣呢！
该“放得下”时且放下，免受其累；走出自己编织的藩笼。享受一片蓝天。
退一步，海阔天空。
责任编辑：柯岩
回眸成长的岁月之一
宁克东
我记事较晚，五六岁以前的事情多半模糊不清，记忆闸门的真正打开是1976年。那一年，有两件事给我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一件是周总理的逝世。那是一个寒冷冬日的中午，姐姐放学回到家，眼圈儿红红的，胸前戴着一朵纸做的小白花。妈妈忙问出了什么事，姐姐哽咽着回答：“周总理逝世了，老师和同学们都哭了。”随后，妈妈也流起了眼泪。眼见我最亲密的两个人都在流泪，我害怕起来，继而也加入了流泪的行列。唯有弟弟，一个人舒舒服服地躺在炕上，香甜地吃着手指，傻乎乎地笑着。
周恩来总理的逝世启动了当时中国领袖级人物逝世的多米诺骨牌，在不到一年时间里，朱德委员长、毛泽东主席相继逝世。领袖的辞世，给许多中国人的心灵造成了强烈震撼，没有领袖的日子，让他们感到无限悲痛和惶恐。在我后来接触到的反映当时追悼活动的纪录片中，我看到过成千上万人哭得死去活来的场景，而妈妈也曾告诉我，在村里当时收听毛主席追悼会的现场，多数人都哭了，甚至有人绝望地喊道：“毛主席走了，让我们可怎么活呀！”当然，还是要活下去的，而且，活得更自信、更快乐，才是对领袖最好的缅怀。
另一件是唐山大地震。那一夜，我被姐姐恐惧的叫喊声惊醒，接着便感到了一种从未体验过的令人无法站立的震动。爸爸在外地工作不在家，妈妈领着我们姐弟三人在一片狼藉中艰难地摸索，终于摸到了门口，但门无论如何也打不开，妈妈用身体紧紧护住了我们三个，她后来说，当时她的脑海里已是一片空白。
所幸我家的房子没有倒塌，强大的地震波过后，我们终于打开房门，来到院里，站在了冰冷的雨中。
几天后，爸爸从外地匆匆赶来，一路上灾区惨烈的伤亡场景让他几乎没有勇气再走进那同样在重灾区、居住着自己妻儿老小的村庄。当他拖着疲惫的身躯近乎绝望地走进村里看到我们毫发无损地站在那里时，他一下子抱起了我和弟弟，憔悴的脸上泪水纵横。我们一家住在一个简易窝棚里，缺吃少穿，蚊虫们也卑鄙地赶来落井下石，在我们还很稚嫩的肌肤上肆意叮咬，姐姐显然受了不小的惊吓，连续几天夜里在噩梦中惊恐地哭叫，我和弟弟也发起了高烧，情况简直糟透了。但无论如何，我们生命无忧。那一夜，这个不到两千人的村子竟有近百人罹难；那一夜，整个震区二十四万余人的生命被瞬间夺走；那些日子，整个世界的表情都是阴郁的，大人们一脸的悲伤和疲惫，孩子们一脸的无助和迷茫，空前的灾难击中了我们，让我们看到了自己的无力和脆弱。32年后，在四川汶川，同样的灾难降临了，那段时间里我通过电视、通过网络，时刻关注着灾情，和主持人、和灾区同胞一起流泪。5月19日下午2时38分，警报长鸣，举国哀悼，这是五千年来中国第一次以国家名义为普通百姓举行追悼仪式，这是一次对个人尊严和价值的真诚而温暖地发现与认同。从唐山到汶川，历经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发展，我悲伤而欣慰地见证了这一进步。
1978年，我上了小学，开始了一种新生活。我在教室上课，在校园玩耍，我纪律不好，但成绩不错，我顺利加入了少先队，当过小队长、中队长还有大队长，总体而言，我是个可以造就的学生，是老师和家长眼里的重点中学后备。但我的顽皮仍让他们着实感到了头疼，为此没少挨老师的训斥、挨妈妈的巴掌。我总是犯错，但我知错就改，只是没多久再犯，然后再改，接着又犯……这个看似滑稽的逻辑伴随着我的成长，无比生动地照亮了我的童年。
二年级的时候，学校为配合全民捕鼠运动，组织学生利用课余时间收集老鼠尾巴，我们踊跃参加。当然活老鼠是很难抓到的，于是每天放学后，我们便仨一群、俩一伙地忙碌地奔走于一个个粪堆和垃圾堆之间，警惕的目光紧张地搜寻着那些可爱的老鼠尸体，一旦发现目标，便迅速扑上前去，拿起早已准备好的小刀，手起刀落麻利地将老鼠尾巴斩下，一股成功的喜悦随即在胸中升腾。但这常常伴随着激烈的争夺，有时甚至引发小伙伴之间的口角，在利益面前，尤其是比较紧迫和重大的利益面前，友情往往是经受不住考验的。更严重的是，相对于我们急切的心情，老鼠尸体实在太少了，好不容易发现一个，争先恐后冲上前去一看，往往那已是一个秃尾巴老鼠了。几天下来，战果有限，离学校下达的指标差远了。形势严峻，自恃聪明的我们开始另辟蹊径：把老鼠尾巴齐根斩下，然后均匀地剁成五至十段，数量一下子就上去了。但这一切难逃老师的法眼，我们的阴谋被当场揭穿，我们的代价是在全班同学面前做检查，一个个灰头土脸。
这是一次不小的挫折，我们决定扭转局面。于是积极响应学校号召，开始疯狂地学雷锋做好事。我们从家里拿了抹布、笤帚以及土簸箕等工具，来到我们认为需要帮助的家庭，帮他们打扫卫生，但大都遭到了婉言谢绝。我们不灰心，最后来到村里一户孤苦的老年夫妇家里，老爷爷生病躺在床上，不能动，不能说话，老奶奶是个盲人，她不但要照看老伴儿，还要摸索着操持家务，陈设简单的小屋被她收拾得井井有条。我们来到后，七嘴八舌说明来意，不由分说便给小屋做起了扫除。然而我们的劳动是极具破坏性的，只一会儿的光景，原本整洁的小屋就被我们“打扫”得一塌糊涂。老爷爷不能动，不能说话，老奶奶又看不见，干着急却阻止不了我们。我们终于做完了“好事”，并非常郑重地告诉老爷爷、老奶奶不用谢我们、也不要问我们的名字，然后满意地走出了小屋。但刚走不远，小屋里就传来了老奶奶呼天抢地的哭声。
我们为此遭到了家长严肃的批评，我们被家长带着向老爷爷、老奶奶道歉，老奶奶并没有过于责怪我们，只是说自己找不到原先放的东西，所以才急哭了。这样的结局，让我们感到无比沮丧，对老奶奶也心怀恨意。如今，老爷爷、老奶奶早已不在人世，现在想起这件事来我的内心充满了愧疚：老爷爷、老奶奶，你们在天堂可好？天堂里没有像我们当年那样调皮、淘气的小男孩吧？愿你们在天堂得到真正的安宁。
三年级了，班里来了一个留级的女生，长得很粗壮，说话声音很大，尤其喜欢欺负男生，在她眼里，我们这些男生们不过是些什么都不懂的小屁孩，我们都怕他，都听她的话，她是我们的“大姐大”。一天，她心血来潮，在班里搞起了拉郎配，她指点江山，说A女生是B男生的媳妇，C女生是D男生的媳妇……一下子班里的不少男生都分到了“媳妇”。分到了“媳妇”的小男生们一个个变得神气起来，进而责任重大起来，话里话外开始有意识地护着“媳妇”，甚至不惜为了“媳妇”伤害哥们之间的友谊。我分到了一个“媳妇”，那个女生脸蛋圆圆的，一说话就脸红，长得挺好看，我很满意。我的同桌——一个鼻涕和傻笑常常同时挂在脸上的小男孩，也分到了一个，美得屁颠屁颠的，有事没事总爱谈论他的“媳妇”，还总笑话我的“媳妇”不好。我很生气，决定反击。我在纸上画了一个长着胡子的丑陋女生，并在女生鼻子下面画了两条和同桌一样的长长的鼻涕，画的下面写上同桌“媳妇”的名字，然后拿给那位“媳妇”看。那女生一看就哭了，拿着画径直找到了班主任。班主任是一位鼻子很大、长相很凶的男老师，他教训不听话男生的方式常常是屈起食指和中指，然后咬紧牙关，瞪起双眼，用指关节狠敲脑袋，他管这叫“给你二两疙瘩头”。他把我叫到办公室，在他严厉的目光下，在“二两疙瘩头”的巨大威慑下，我很快缴械投降，态度良好地交代了所有问题。后来，“大姐大”受到了老师严厉地批评，拉郎配被宣布为非法，分到的“媳妇”又都飞走了，“责任重大”的男子汉们一下子又成了什么都不懂的小屁孩了。我人生之路上的第一次“爱情”就此夭折。
但，我们的快乐依旧。透过那层朦胧而美丽的爱情迷雾，小屁孩们炯炯的目光早已投射到家乡那恬淡而质朴、广阔而温馨的天地间——平时，只要学校不上学，只要完成了那些与现在相比在难度和数量上都只能算是小儿科的家庭作业，我们便纵情投入她的怀抱。
我们去“丛林”探险。那是村外一片曾经方圆数百亩的紫穗槐林。盛夏，我们走进林子，头上枝繁叶茂、郁郁葱葱，一下子便逃离了似火的骄阳。脚下是厚厚的落叶和青草，时不时会有一条蛇或一只青蛙惊恐地爬出、跃起、逃走，草丛里、枝叶间活跃着各种各样的昆虫，有长着长翅膀英俊潇洒的蝈蝈，有灰不溜秋长相难看的土蚂蚱，有脑满肠肥的尾巴郎，有呆头呆脑的官儿娘子……它们是鸡最爱的食物，通过它们我们和家里的鸡普遍建立了良好的友谊。林子中央有一座废弃已久的砖窑，是个人迹罕至的所在，村里很少有人到这里来，砖窑上覆盖着齐腰深的蒿草，十几株粗壮的椿树巍然屹立，蒿草间常有黄鼠狼出没，砖窑里一定有他们温暖的家。砖窑旁是一个芦苇环绕的、两三个篮球场大小的水塘，暗绿色的塘水深不见底，一块砖头扔下去，“咚——”的一声响，沉闷而悠长，或许水下真的潜藏着什么重大的秘密，或许这里可以直通大海，通向孙悟空造访过的那个龙宫？每次来到这里，一种莫名的恐惧和好奇便会不由自主地在胸中升腾，神秘莫测的大自然令人敬畏，它只漫不经心地出示了这样一个小小的角落，就已紧紧抓住了我那躁动不羁的心灵。
我们去坟地较量胆量。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几个小伙伴气宇轩昂地向村外一片坟地进发。一路上，大家高声谈论着“鲁迅踢鬼”的故事，反复说着“世上没有鬼”的那个真理。然而我们不是鲁迅，真理也不能帮我们有效地克服恐惧，离目的地越来越近，我们的脚步变得越来沉重，说话的声音也越来越小，终于，在坟地的边上，我们再也不敢向前挪动脚步了。眼前，诡异的夜色下，一个个坟头影影绰绰，荒草和灌木随风摇动，伸出魔鬼般的触手，大家屏住了呼吸，我的头皮一阵阵发麻。突然，不知什么东西响了一下，不知哪位大侠叫了一声，我们这些“勇士”们不约而同地转身撒腿就跑，那个速度、那个爆发力远远超出了寻常的想象，去的时候，路上有一个水沟，比较宽，当时大家谁也不敢跳，都是趟水过去的，而回来的时候，面对那个似乎根本无法逾越的障碍，我们全体毫不犹豫，一跃而过。
我们在村中央大操场上看电影。那里是我们的露天影院。每隔十多天，万众祈盼的放映员叔叔便会在我们的一片欢呼声中庄严地来到，一番紧张地忙碌之后，一道耀眼的光柱便会从放映机里射出，越过全村男女老幼黑压压的头顶，在银幕上幻化出动人的画面。很多时候，我们都会爬到操场边的大柳树上，那里有我们的VIP坐席。我们一边有滋有味地吃着白天从收破烂儿老头那里换来的糖豆，一边与嗡嗡唱歌的蚊子们一起，看《神秘的大佛》、《渡江侦察记》、《少林寺》、《花为媒》……《神秘大佛里》的刘晓庆太漂亮了，比现在那个硬撑着不服老非要装小女生的刘晓庆不知漂亮多少；《渡江侦察记里》的长江看上去和村外的南大渠差不多，侦查员渡过长江后竟累成那个样子，而我和小伙伴们横渡南大渠，一、两个来回根本不在话下；李连杰的功夫高，实在是高，比班里自称武功高强的大龙高多了，当和尚、尤其是当少林寺和尚简直太美好了；至于《花为媒》，几乎看不懂，之所以看，是因为大家都在看，我看电影也看大家，他们已自然地融入电影中，成为我所看到的电影的一部分。
我们举办跳水比赛。夏日，中午，骄阳似火，碧空如洗，村头一个叫“王八坑”的大水塘里，一群光着屁股浑身晒得油黑发亮的小男孩正在进行一场跳水比赛。跳台是塘边一个高高的柴禾垛，我们依次爬上去，然后以各种姿势跳下。有跳得好的，双手前伸，身子笔直地入水，然后从不远处冒出头，甩甩头上的水珠，一脸的得意；有不守规则的，脚朝下径直跳入水中，待他冒出头，大家一定会用手掌推出密集的水箭来攻击他；有运气不好的，偏离了正确的位置，在较浅的地方入水，待他冒出头，往往是一脸的泥污；还有发生重大失误的，身子平着就下去了，就听“啪——”的很大的一声响，水花四溅，待他爬上岸来，肚皮往往已经红得惨不忍睹。
我们还经常去钓鱼，去村里任何一条河里钓鱼，那时，每条河的水都还是清澈的，每条河里都还有鱼——各种各样的、很多的鱼，每条河都没有诸如“私人鱼池，禁止垂钓”的那块令人讨厌的牌子，每次我们几乎都能满意而归；我们还去捉蝉——当然是去树上捉，那时树还很多，还没有被成批地砍掉卖钱，房前屋后、沟渠堤坝、道路两旁都是树，所以蝉很多，所以捉得就多，“前人栽树，后人捉蝉”，感谢种下这些树的前辈们，是他们给了我们如此的开心和快乐；有时，我们也帮家长干些农活，比如为棉花整枝，为农田除草，活儿干多干少无所谓，干好干坏不重要，关键是能喝到妈妈专门为我们勾兑的醋糖水，能钻到茂盛的庄稼地里躺在农膜上美美地睡一觉……
时光在飞快地流逝，我们不可阻止地长大。当我上了中学、大学，有了工作、儿子，当我的儿子也上了初中，当他也开始一脸沧桑地回忆童年，我知道，我已久违了那段稚拙、纯朴、率真和趣味盎然的时光。重温它们，让我深悟人生的短暂、纯真的美好；重温它们，让我看到了自己人到中年的污浊与卑微，看到了这个物质不断丰富的世界所面临的另一种贫乏。或许，这是个善意的提醒，让我在世俗的纷乱与喧嚣中能静一静神、喘一口气。童年是我生命的起点，更是心灵温暖的港湾。
想念你，我的童年。
责任编辑：戴雁军
杂文三章（外二篇）
戴冠伟
瘦狐狸
舆论有多厉害我们已经从古今中外的历史上无数次地领教过了，可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小故事却摧枯拉朽般地警示和改变了几亿人乃至十多亿人的生活，消费观念是人们始料未及的，这就是那个著名的中国老太太和美国老太太攒钱的故事。前者是临终之时终于把买房的钱攒够了，可是永远不会住上自己期盼一生的房子了，后者是临终之前终于把购房贷款还完了，结果是她在舒适的房子里享受了大半辈子。故事超强的说服力就在于用极其鲜明的对比手法，立体且又通透地陈述了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其所以被大多数人认同就在于它太朴实了，可谓人人心中皆有，人人笔下皆无。几年后的小品《不差钱》倒是给它做了一个绝妙的注脚，那位中国老太太比“人还在，钱花完了”的人生结局更加悲哀。
其实，故事中的美国老太太未必能够代表美国所有的老太太，更不能代表世界上所有的老太太，但她绝对是美国老太太中具有最高智商的老太太，为什么呢？因为西方有一条谚语说：六十岁之前，用生命换金钱；六十岁之后，用金钱换生命。可见，这种生存状态和消费理念也并非科学，并非理性，同那位高智商的美国老太太相去甚远，甚至，已经有点中国老太太的味道了。六十岁以后，不用说红尘无多，即使寿比人瑞，也难免“八十岁摇摇晃晃，九十岁迷失方向……”尔尔，估计那时候换来的生命，肯定也是吃嘛嘛不香了。相对而言，倒是“花开堪折直须折，莫等无花空折枝”的中国古训来的更为实际和更显人性化。
积累和消费是个古老的命题，再过一千年也会继续讨论下去。只不过是现代生活和愈益充盈的物质化社会不断给这题目注入了许多新元素罢了。如果说一个人的生命可以被生活模块开方，那么财富积累就是一个重要的单元，而这一单元的图形不应是降落伞式，也就是越到后来越大，较为客观的走向是枣核形，从零开始到零结束。西方还有个故事形象地阐明了这种情状，一只瘦的皮包骨头的狐狸实在不堪饥饿，拼命钻过墙洞到富有的邻家恶补，不消几日，脑满肠肥，无比壮硕，可是这潜伏式的客居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待它思家心切而急欲返回的时候，滚圆的腰身却再也无法通过那窄小的墙洞，无奈之下，它只有重新饿瘦了身体，才得以完璧归赵。
试想，这瘦狐狸和那从零开始到零结束的游戏规则是不是与我们的生命轨迹异曲同工呢？
姓名谈趣
最近，由于工作关系，接待了一位来自天府之国四川的朋友，接过名片一瞧，不禁脱口而道：不知圣驾光临，有失远迎，望乞恕罪。在这里，决不是司空见惯的那种客套话，而实实在在是“面君”之词。我接待的这位朋友何许人也？姓雍名政，大清皇帝胤禛是也，仅仅比十四阿哥的名字多了一个“反文”而已。聊熟了之后，这位“万岁爷”又给我讲了一件他在成都的妙遇。一次他自己驾车闯了红灯，执勤交警理所当然地扣了他的车，并按常规要过了驾驶执照，刚读到姓名一栏，交警哑然失笑了：哎呀，这不是皇上么？结果，他敬了一个礼，只嘱咐了一句：今后注意点。瞧，名字竟帮他化险为夷了。
凡经历过“文革”的人都有这样的记忆。中共“九大”公布的中共中央委员名单，依常规是以姓氏笔划为序的，即“丁盛、于桑、王白旦……”，头一位是当时的广州军区司令员，第二位是公安部长，王白旦则是个小人物——齐齐哈尔炼钢厂的炉前班长。周恩来总理主持讨论这个名单时已经是深夜了，读到王白旦，周总理下意识地笑了，并插了一句“这名字要是念快了，可有点不大好听啊！”后来，一贯善于处处表现的江青建议王白旦，给这“旦”字加一竖，就叫王白早吧。孰料，“四人帮”被粉碎以后，就因为这一竖，无辜的老王师傅被办了好几月的学习班，非要他讲清楚同江青是什么关系。
如果说因为名字，王白旦倒了点小霉，那么倒大霉的也不乏其人。清末某大比之年，一新科状元姓王名国君，依祖制，新科状元要由皇上御批钦点并予召见，当这新贵名讳呈与老佛爷时，即有近侍点拨：太后，这名字可不大吉祥啊，慈禧略一沉吟，龙心顿悟：王—国—君，这不分明说我是亡国之君吗？顾忌颇多的太后老佛爷怒不可遏，结果王状元不仅功名毁弃，而且搭上了身家性命。
遥忆当年，在下也“牛棚”小住，一位“才”高八斗的专案大人也颇有见地的解析了本人的名字，他说，你若不老老实实低头认罪，也正好应了你自己的名字，戴上“帽子”，关起来，你还委曲。这一来，笔者的“戴冠伟”，便成了“戴—关—委”。
不错，姓名不过就是个符号，但人世沧桑，时势更迭，因之发生的悲欢离合实在令人深思不已。
吻戏背后
眼下演艺圈中大红大紫的孙红雷在他一帮朋友看来，倒不是他的演技、气场、台缘儿让大家钦羡不已，而是他常常与国内一流明星美女们上演的激情戏叫哥们儿垂涎欲滴，所以有人问他：床戏固然是假的，可是那口对口，唇碰唇的吻戏总不是特技完成的吧。
真是不在其位，不知其罪，孙红雷心中叫苦。大家只要承认戏是假的，那吻也就是假的，官方一点说，演戏是工作，戏中的吻是没有感情的，所以孙红雷直言不讳：没有感情的吻无异于受罪。然后，孙红雷又讲了几个令人哭笑不得的关于吻的故事。当年拍《像雾像雨又像风》，他和演员李小冉有吻戏，谁知李小冉拍戏前吃的是韭菜馅的馄饨，如果不是一遍通过了，非得让他呕吐不行。在拍《半路夫妻》时，对手戏是陈小艺，由于演夫妻，自然不少吻戏，这并不重要，要命的是电视剧的导演就是小艺的法定先生惠宁，更尴尬的尚不在此，吻戏实拍时，孙红雷的意思是请惠宁回避一下，可敬业的惠宁执意表示无所谓。颇有点赵本山在小品中饰演拳击运动员，现场监督自己的老婆同别人排练夫妻台词一样，既是如此，孙红雷只有硬着头皮吻下去。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可以想象，当着一个女人丈夫的面去真刀真枪地狂吻这个女人，是艳福还是恶搞。此时此刻，演员自身若无超强的心理承受能力简直就是没有戏。以后的电影《周渔的火车》，与孙红雷演对手戏的是巩俐，彼时，巩俐已是超级明星，而相对还是丑小鸭的孙红雷此时颇有些欲吻不忍，不吻不能的味道了。
如果不是演员本人的申述，万千观众无论如何不会想到银幕中、荧屏上那么风光无限、激情万种的吻戏背后竟有那么多无法想象的苦涩。在观众眼里，那戏中之吻大同小异，可在演员那里却各有各的故事。台湾青春偶像剧《不良笑花》中的两位主演潘玮柏和杨丞琳，他们从少年时代就是朋友，由于彼此太熟悉了，激吻起来，反倒尴尬。开拍前，他们又是刷牙，又是嚼口香糖，唯恐有麻烦带给对方。而林依晨的铁杆粉丝看到自己的偶像在戏中被男演员狂吻时，竟让粉丝们感到心疼和愤怒。就像冯远征演完《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以后，走在大街上，有人挥拳警告他不要打老婆一样。不过有的演员极富个性，对吻戏自有独到的理解。在《命运呼叫转移》中，有人批评范冰冰同王学兵的吻不够投入，范冰冰回应说，对于夫妻，对于情人，吻不过是一种很通常的情感表达方式，太过了会很恶心。口要开多大，镜头用多长，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如果非要定出规格和尺寸来，那就不叫吻了，疑似牙膏。
有歌唱道：妈妈的吻，是甜蜜的吻。演员的吻，是戏中之吻，是工作之吻。孙红雷说，没有感情的吻戏是很难受的。但愿这个哈尔滨的纯爷们儿不是忽悠。不过，我也十分膺服一位明星说过的这样一个观点，戏中的演员是对手，对手即是竞争，因此不论何时何地都要压对手、挺自己，吻时想的也是如何战胜对方，哪里还有什么生理上的感受。
责任编辑：闻灵
深夜铃声
李振起
隆冬的深夜，出奇的冷，万籁寂静，只有住宅小区的路灯眨着困倦的眼睛，散发出苍白的寒光。
“嘀嘀……”突然，卧室的铃声骤然响起。
“谁？”妻从睡梦中惊醒，迅速地抓起电话。我打开床头的台灯看表：凌晨四点！
我的心一下子悬到了嗓子眼儿。大脑里在急剧地搜寻着各种可能。
“单位？”我负责着安全生产，曾叮嘱过单位值班的同志，一旦发生重大事件，要第一时间通知我。
“岳父？”年迈的岳父患严重的心脏病，曾病危抢救，刚刚出院……然而，都不是。
“是四弟，”妻不解而急促地把电话递给我说，“弟说让你接电话。”
“我？”我更紧张了，预感一定有什么大事，拿电话的手竟有些颤抖。
妻以为我冷，给我披上了棉衣。
“哥，是我，我在市里开会。”弟弟的声音，轻轻的，柔柔的。
“啊，有事？”我小心翼翼地问。妻也附耳凑过来听，我用眼睛暗示她，把她轻轻推开——恐她受到惊吓。
“啊，没事。”弟似乎是在敷衍着回答又似乎在漫不经心地问，“哥，上班呢吗？”当我告诉他我每天都在正常上班时，听得出弟在电话的那端轻松地笑了，“啊，哥，没事了，你歇着吧。”
“咯噔”，电话撂了。
“怪事！”我愣愣地拿着话筒，疑惑地望着妻，妻也疑惑地望着我。
第二天晚上，当教师的弟媳下了晚自习就匆匆地赶来了。
“肯定有事！”我和妻目光迅速对视后相信了我们的判断。我和妻立即有了一种说不出的恐惧，马上小心谨慎起来。
“没事，闲串门的，很长时间没来看哥哥嫂子了。”弟媳似乎察觉到了我们的异样，笑着说。
我们越发地不相信起来，于是，就拐弯抹角地提起四弟深夜打电话的事。谁知弟媳听了只是微微一笑，轻轻地“哦”了一声，什么也没说。
弟媳的的神态更加深了我们的怀疑。看来，他们之间有过沟通，而且，一定有事，只是不肯告诉我们罢了。我偷偷地递给妻一个眼神儿，妻明白了我的意思。
“他婶，有事儿，可不能瞒着哥嫂。”妻的语调虽然轻缓，但却透着坚定和执著。
“真的没有什么事呀。”弟媳望着我和妻及全家人探询的目光，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又说，“只是，他做了梦，梦见三哥病了。”
“啊？”我愣住了，妻，也愣住了。
“他睡不着，连夜给我打电话，问我最近见没见到三哥，当我告诉他没有时，他就急了。”弟媳的话语象小溪流水那般轻盈，但却如春雷般震撼了在场的全家人。客厅顿时静了下来，静得能听到人的喘息声。我直觉得浑身发热、鼻尖发酸，我俯仰身子，靠在沙发上合上眼睛想稳定一下激烈的心跳，谁知欲罢不能，一件往事却又被脑海里那骤然响起的铃声催唤出来。
那是八十年代初，我还在乡下。不知什么缘故，大腿根部忽然肿起一个硬块儿，且越长越大，令我举步艰难、疼痛难忍，使我着实领教了疾病的蓄谋已久和猝不及防。当时，在村合作医疗卫生室任司药的叔伯四哥戴上老花镜，连夜查找医书后慌了，紧张得说话都结结巴巴，说我得的是一种叫“疽”的毒疮，很危险。负责给我治疗的是全乡有名的村医，在注射了近百支水制青霉素后仍不见好后，也慌了，他脸色凝重地通知我的家人：赶紧转院！于是，乡政府仅有的一辆轿车被党委书记指令为我专用，十万火急地把我转送到天津肿瘤医院。
到了医院，众人簇拥着我楼上楼下地检查、化验，都累得气喘吁吁。当办理住院手续交纳住院押金时，我瞧见了我的哥哥、弟弟和一同陪去的亲友们都争先恐后的大把大把往外掏钱。我愕然了，他们怎么都带了那麽多的钱呀？难道，我的病很重吗？几天后，诊断证明出来，我的病被确诊为结核性肿块。一直闷闷不乐的亲友们，脸上马上浮现出很灿烂的笑容。
两个多月后，我的病好了。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跟嫂子谈起我住院时人们争相掏钱的情景，嫂子的眼圈一下子就红了，亲昵地点着我的脑门说，你这个傻兄弟呀，那会儿，可吓死我们啦！我莫名其妙，追问之下嫂子才告诉了我真相：当时，都以为我得了不治之症，在我转院的前天晚上，人们巧妙地支开我的妻子，连夜召开了家族会议。大家都做了充分的心理准备和行动安排，假如真的……治疗费用将由家族集资；责任田将由大哥负责种植；日常生活费用将由二哥负责；年幼的孩子们将转到县城弟弟处去上学。
啊，大爱无声，大爱有形！我如梦初醒，那么贫困的年代，在医院里，我的亲友们为何那般富有；诊断结果出来，亲友们为何那般欢呼雀跃；那使我和妻子都蒙在鼓里的家族会议、那血浓于水的亲情……想着想着，我的泪水从眼角里溢出来，怕人瞧见我的失态，我装做伸懒腰，顺势将泪水用扬起的双臂抹掉。
许多年过去了，许多往事也淡漠了，惟有那深夜的铃声在我的脑海里久久不能消逝。它使我时时忆起亲情、友情、乡情；使我时时刻刻记住感恩；使我学会关爱亲友、同事、他人。
责任编辑：戴雁军
年少纪事
童乃望
人生只有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转瞬走到“今天”，梦境中总是不时地映现出像似“昨天”发生过的故事。而今，除了从梦境和记忆中再现从前，再在也没有机会去体会那些同龄人在年少时所经历过的人和事了。唯一的途径只有用那洁白的纸张和浓重的笔墨勾画出五彩斑斓的年少图画了。
上学
八岁开始上学，那时的农村小学校，能有几间简陋的土坯房挡风遮雨做教室已经相当不错了。第一次背起书包的自豪感不亚于现在考上名牌大学的心情。每个新生在家长带领下，穿上一身虽有补丁但也干净的衣服，自带马扎、小板凳到学校报到。一排排非常整齐的坐在木板拼接成的课桌前，在老师带领下从汉语拼音bp,m,f开始入境，然后开始学汉字。
那时学拼音、写汉字，老师为了让学生能够记的扎实、写的正确，总是会想出好多好多的象形物和顺口溜来教你加深认识、书写拼音和汉字的印象。学汉字是根据汉语拼音从笔画较少的字学起的，然后再学笔画多的汉字。
学拼音的象形物让我记忆最深刻的是“赢”字，虽然笔划繁多，可它是由五个笔画较少的汉字组成的，老师开口一念：亡、口、月、贝、凡，这个字念赢，两遍念下来就记住了。
现在上学，英语是必修课，可那时受“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的影响，除了b,p,m,f背的滚瓜烂熟外，英语是无人敢问津的，现在想来，如果那时把学汉语拼音的劲头也放在英语的学习上，说不定现在的同龄人也会有更多的翻译家、外交家了。
那时的学习成绩好坏不重要，只要哪个学生能够在班上唱一段完整的样板戏，能够在学校的稻田里插秧而秧苗漂不起来，能够在“破四旧、立四新”的年代挖掘坟墓时不害怕、卖力气，那么就能当上红小兵、戴上红领巾了。也肯定就是全校、乃至全家的荣耀了。
淘鱼
我从小喜欢淘鱼，但是不会看锅儿（站在沟边往水里看就知道水里有没有鱼）。可发小儿李庆生那时可是个看锅儿能手。不管冬天还是夏天都是我俩一起去淘鱼，但是从没因淘鱼而旷过课，逃过学，更没因分鱼不均而闹过意见。
那时的家里，生活条件虽然艰苦，但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里，淘来再多的鱼也不敢拿到街上去卖，每次淘鱼有了收获，回到家里最大的欣慰就是受到父母的一番表扬。
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夏天，因为水太深，淘干水、捡完鱼已是晚上九点来钟，端着鱼回家时，母亲背靠土墙站在自家门前用那焦急的眼神等我回家，当我浑身的泥巴端着满满的一盆鱼站在母亲面前时，母亲对我说：小望子，以后不能这么晚回家了，妈心里惦记你啊。快进屋去吃饭吧，妈还给你留着一块“猪肝儿”呢。
所谓的“猪肝儿”其实就是用屉布裹着的一个近似猪肝儿颜色的红高粱面饼子，得到如此的“奖赏”，内心别提多高兴了，一下子把我对母亲的感激和母亲对我的偏爱交织在一起，将来报答母恩的决心更加深深的藏在了我的心里。当我走进屋时，看到我满身被蚊子叮咬的大包时母亲无声的哭了。眼泪掉在鱼盆里，就连那活蹦乱跳的鱼儿看见母亲如此的神情，明知将会成为人们的盘中餐也安静下来不再动弹。
我洗净满身的污泥，躺在那温暖的土坯炕上，带着高粱面饼子的香甜进入了充满理想和抱负的梦乡。如今自己也做了父亲，回想起那段往事，才真正体会到母亲当时的神情和眼泪，那是人世间最真挚的母爱。
母爱如山。
割草
也许是受“红灯记”里“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的影响，那时，每家的孩子虽多，但没现在的孩子们金贵，也成熟较早，十来岁就会为父母干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了。我们村当时已经有存栏几十头大小牲畜了，村支书每天都用他那声嘶力竭的声音，用那方圆几里都能听的到的大喇叭，告戒孩子们坚决不能割本村“社会主义的草”，还要喊上几遍：为了集体牲畜的生存，队里每天收购青草每斤一分钱，干草每斤三分钱的广告。所以我们这些孩子们每天不是起早就是贪黑搭帮到邻近的村庄去偷割青草，一个月下来积攒那么几元钱帮着父母养家。
草能卖钱的吸引力增加了割草大军的人数，随之而来的也就引起临近村队的警觉，日夜派人看护把守，割草的孩子们经常被邻村的治保主任“遣送”回村，以一种交接“政治犯”的形式与我们村支书进行人员交接，接下来村支书派本村治保主任把孩子“押送”到学校里，交由全校的老师同学进行批判教育，停课、罚站、写保证。
被“遣返”的孩子不但城门失火，还要殃及池塘。孩子家长还要带上几元钱的罚款，到校旁听针对自己孩子的批判和教育。碰到脸皮薄的父母，还要当着全校师生的面违心的揍上自己的孩子一顿，口里还要嘟念着：“为什么那么多孩子割草偏偏让人把你抓住？”
虽然那时大多数的人头脑一根筋，但偶尔也有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时候，在“孩子头儿”的带领下，兔子也有机会冒险把自己的“窝边草”吃光。第二天黎明，队长出工哨音响起的同时，也发现自己所管辖的范围内，除了绿油油的蔬菜和庄稼，沟壕埝岭再也找不到那茂盛的留给自己生产队牲畜的“口粮”了。可孩子们宁可被那三分钱一颗近乎纯冰的冰棒馋的流口水，也不敢把草拿出去卖，只好把草藏在自家院子里晒干，待到冬天时卖上五分钱一斤的好价钱。
游戏
儿时的游戏根本没有现在丰富。那时的孩子们夏天穿着小裤衩，冬天穿着补丁罗补丁的棉裤棉袄，星期天和闲暇之余只能玩些传统的而今很少再能见到的游戏。
其中最危险也是最能体现忍耐力的游戏就是“蹿马”了，但是危险系数很大，二十几个人分成两拨儿，每拨儿选出体质较差的一位伙伴儿靠墙直立，另一伙伴儿弯腰撅起小屁股，把头放在直立伙伴儿的双腿之间仅仅夹住，其他伙伴以此类推的把屁股撅起，把头放到第一个撅起屁股的伙伴儿双腿之间，以此排成长龙状，然后等待对方伙伴儿逆向跑出几十米之外逐个狠狠的跑回来往上蹿，如果没等对方伙伴儿全部蹿上，这条长龙就坍塌的话，那就算输给对方了，接着还要重来。反之如果能顶住对方十几个人的重压就算胜利者，蹿马方就要摆好同等姿势等待对方用同样的方式往上蹿了。
但是每次玩这种游戏的时候只要让任何一位家长看见，肯定就会有几个小伙伴儿不是被家长挨顿揍就是挨顿臭骂。因为有个小伙伴的腿曾经被摔断，受尽了痛苦不说，还导致休学三个月。有了教训，挨过打、受过骂的伙伴儿们再也不记恨自己的父母。
那时孩子们手里的玩具除了“毛片儿”就是“玻璃球”，再有就是“嘎儿”（陀螺）了。毛片儿是用火柴盒积攒起来的，那时的伙伴儿们谁的手里积攒的毛片儿最多那就是最大的荣耀了，可是通过游戏过程，积攒再多的伙伴儿也有输个精光的时候，积攒再少的伙伴儿也有成为赢家的机会。
游戏规则是，几方各拿出十几二十几张毛片儿来码放在一起，上面压上土块儿瓦片之类的东西，以剪子、布的形式来抽取第一名的上阵着，第一名上阵者手拿一张毛片儿，对准码放整齐并被压住的毛片儿底部，凭借惯力及巧劲儿使劲儿一扇，翻过来的部分当然就归自己所有了，如果巧劲儿用好了，从底部一下子全都翻过来的话也就没有下一个伙伴儿赢得的机会了。可也有个别的倒霉蛋儿，一不小心，把手打在地上，不但毛片儿被打飞，小伙伴儿肯定还会为你跳上几分钟的“街舞”，五个手指最少四个都会鲜血直流，除了要赔偿被他打飞的毛片儿外，回到家里又要挨上父母的一顿臭揍。
弹玻璃球的游戏规则是，首先区分球儿的好坏，最好的球儿就是大菊花瓣了，极圆的玻璃球儿内有着赤、橙、黄、绿、青、蓝、紫如同花瓣状的条纹，看上去极其鲜艳漂亮。里边即没花瓣儿、而外表又没有损坏并极其光滑的玻璃球儿稍为次之。
每个人拿出各自同等质量的玻璃球后开始比赛，首先找一块即硬又较光滑的砖块、瓦片之类的东西，斜放在墙根下，然后逐个从离地面约1、5米的高度对准斜放物往下丢，丢球最远的一个首先开球，开球者用大拇指和无名指夹住球，可以对所丢下的任何一个球儿进行攻击，凡被击中目标者这个球儿就毫无疑问的归攻击者所有。
有的小伙伴儿虽然学习不好，可弹起球儿来弹无虚发，大拇指一动手中的球就象现代的激光制导“导弹”般击中两三米开外的目标，甚至不管远的、近的一气呵成全部拿下，尽收囊中。然后重新丢球儿。当然也有的小伙伴儿学习虽好，但该他攻击时，离对方的球儿只有半米远，可射出的“导弹”非要偏离对方目标半米左右，所以这类的伙伴儿只能充当免费的“军火”运送商了。
虽然玩弹球既文明又能体现过硬本领，但也有让家长着急的时候，有个伙伴儿不小心把球儿吞进肚子里，全家人等了两天两夜才从肛门里把它“接”出来。从此以后，伙伴儿们再也没人敢把球儿放进嘴里含着玩儿了。
最安全、最稳当的要数抽“嘎儿”了，只要掌握了技巧，手拿一个细细的长鞭，把细细的鞭绳缠在嘎儿上用力一抖，嘎儿就会飞快的在地上旋转起来，并且边转边抽，越抽越快，小孩抽嘎儿，家长看热闹。围观者越聚越多，越看越爱看。现在想想，当时围观伙伴儿们表演抽嘎儿的家长们，在赞赏自己孩子完美表演的同时，从嘎儿的转速上肯定能感悟出时间的无情飞逝，从内心上更有一种“少年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真实感受。
责任编辑：戴雁军
散文二题
冯友民
我家的自留地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在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下，生产队开始给社员分自留地。记得最早我家有三块自留地，分别在村的北园子和村的南洼子。
北园子两块自留地挨得很近，东西仅一家之隔。西边的那块较大，约有半亩多，西靠老董家，东临老何家，地的南头有个水坑，给园子打水的斗儿坑就设在这里。斗儿坑东侧长着两棵又粗又高的柳树。这块自留地给我的印象很深，最早它是用来种麦子的。
阳春三月，妈妈、哥哥、还有我来到园子，先是将随身带的东西放在南边地头，然后一人把看一条垄，从苗间往外拔蜘蛛草。我拔一会儿、玩一会儿，玩一会儿、拔一会儿，在沟壕、垄间窜来窜去。以后这块地又改种过玉米，地间小垄沟两旁有时栽葱，有时种甘蔗，园子周边则种上向日葵。8月的一天，我惊奇地发现半人来高的玉米地里长出一棵瓜秧，我如获至宝，赶紧回家告诉爸爸并请求不要在除草时除掉。从此，我常常去园子看它，有时施点肥，有时浇点水，瓜秧一天天长大，开花，结果。我盯得更紧了，唯恐长出的瓜被人偷去。在我的期盼下，瓜终于熟了，足有一斤多，白里透黄。我把它摘下，抱回家，一家人尽情品偿，都说这瓜好，酸甜的，却不知道是什么瓜。
园子的东边是我家另一块自留地，与大伯家相依，主要种葱、茄子和辣椒等。记得曾和妈妈一起走街串巷卖过这些蔬菜，妈妈称秤，我收钱，一块小小的自留地，成了我家的小银行，也成了一家人的希望。
在那个经济不能自给的年代，自留地有效地调剂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但，自留地也使我父亲，尤其是体弱的母亲和年纪尚小的哥哥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罪。听妈妈讲，那时白天大人们都到队里集体去劳动，只有晚上才能抽出空儿来料理自家的地，这对我家无疑是个沉重的负担。就拿往园子上打水来说吧，只有两个壮劳力才能行，且还需要一定的技巧。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没依没靠的爸爸只好让妈妈和哥哥帮忙一道来完成，一斗、二斗、三斗……打水打到深更半夜或通宵达旦是常有的事。记得有一次，爸爸、妈妈和哥哥又去园子打水，留我一人在家，天黑了没人玩，就跟大伯到河西第一生产队里去分鱼，回来夜已深，对面屋大伯家已睡下，唯我独自一人孤伶伶地偎在空荡荡的炕上，看着墙上的画，害怕；听听屋门响，也害怕。盼着、哭着，哭着、盼着……何时睡着的，爸爸、妈妈和哥哥啥时归来的，都不知道了。
爸爸精明能干，脾气却又犟。有一次和妈妈闹了意见，赌气一人不声不响地到园子去干活。妈妈惦记着爸爸，放心不下，但又胆小怕黑，不敢独自夜行，待妈妈领着哥哥赶到自留地找到爸爸时，东方天空已露出了鱼肚白。爸爸看着妈妈憨憨地一笑，妈妈也一笑，一切就都过去了。
自留地上有我父母和兄长流下的汗水，有他们深深的足迹，我虽然未在这块地上受过苦和累，但却是我一份永远的记忆。
高一的我
期待、憧憬，我再次踏入久违的校门，结束了缀学的日子。
校园、教室、老师、同学，是那么的亲切。数学、语文、物理、化学，都变得那么生疏。课前预习，课上听讲，课下巩固，温故而知新，上下而求索。当时已成为班委的我还组织一个马列主义学习小组，与大家一起学习、一起交流，甚至晚上躺在被窝儿还要看看书，有时睡着了，书还捧在手中。各科中，我最钟爱的是语文，也深得语文老师偏爱，每每课上，她总少不了点名让我分析分析课文、阐述一下中心思想什么的，有时还让把这些东西写到黑板上供同学们背记，甚至还当作过卷子上的“标准”答案，有的还成为“范文”。在那个“白卷英雄”、“反修教育路线回潮”的年代，也算称得上“读圣贤书”吧。那时，讲开门办学，学生不仅要向书本上学，还要向社会实践中学。记得我和六名同学组成的土壤普查小组去过北淮淀的北洼儿、南洼儿及南淮淀的圈里，在那儿，大家量尺、挖坑，取土样儿、水样儿，贴标签、作笔录，干得认真、仔细，很得老师称道。学校还请来了“五八三”驻军教官给我们上军训课。白天，学军事、练队列，立正，稍息，耳提面命。晚上，军学联欢，天津快板、山东快书，欢声笑语。军营里，高射机枪令我们流连忘返，整齐的内务让我们赞叹不已。吃着自带的干粮，喝着炊事员熬的粥，别有一番情趣。
这年，我入了团。
校园不是空中楼阁。1976年初春，一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席卷而来，大字报、小字报铺天盖地，连老师宿舍墙都贴上了。罢课、罢学，批判声、声讨声，甚嚣尘上。今天传指示、明天谈体会，大会、小会，搞得大家慎言谨行，无所适从。记得一天上午，公社工作队领导又来给我们讲形势、作报告，他在上面高谈阔论，我在下面埋头看我的《连心锁》，可能太专致了吧，连他什么时候来到我的面前都不知晓，书，自然被没收了，也可能顾及到我的面子，当场未上纲上线。听说他下午还要组织开会，这下我就有些紧张了，会不会要批我？我这样揣摸着，心里忐忑不安。铃一响，当这位领导走进会场宣布会议内容后，我这颗悬着的心才算放了下来。原来是上边又来了最新指示。在那时，又有多少学生能学到知识呢，“闲情”的我读了一些小说，象《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欧阳海之歌》、《烈火金刚》、《红岩》、《草原风火》、《红旗谱》、《征途》、《激战无名川》、《金光大道》等中的、长的，不下二、三十部。
高中的学习又是可幸的，它改变我生活的同时也改变了我的命运。这一年，总参某部要从我们高一年级“招兵”，说是上“军官学校”，大家争着入伍，当时给我们村仅一个名额，“粥少和尚多”，几经周折，最后选拔上了我，那年代讲政治身份。记得临行前，学校特意为我们举行了欢送会，还让我代表新入伍的同学发言，当时具体讲了些什么记不清了，但有几句至今我还记忆犹新：我们是新时代的接班人，肩负着父老乡亲的重托，决心在解放军这所大熔炉里百炼成钢。
带着美好愿望，当我踏上新征程那一刻，短暂的高中学习生活从此结束了。
责任编辑：柯岩
故乡纪行
卜一
我的出生地是宁河镇，已经没有亲属。老伴的出生地是离宁河八里地的谷庄。她有两个弟弟，排行老二、老三，他们各有两个儿子，都已成家立业。老三的大儿子小龙，房子宽绰，院子也大，我们每次回去都在他那里落脚。今年夏天我和老伴又回到家乡。小龙把我们从天津机场接回来，已经是夜里十一点钟了。
第二天起床较晚，我听外面静悄悄的，心想，幸好还没有人来，不然就不礼貌了。谁知，我开房门一看，厅里已站满了人。我嗔怪小龙说：“怎么不叫醒我们呀！”小龙说：“大家都不让叫，让你们多歇一会。”就这样，陆续来看我们的，一直延续了三、四天。然后让小龙带到我们各家走走，一方面对亲友们进行回访，另一方面也看看村子的面貌。走出小龙家的大门，向北一望，一条崭新的大街，赫然映入我的眼臁，一水的红砖红瓦高门大院的新住宅，拔地而起。房子一家比一家大，装饰一家比一家好。农民富了，我打心眼里高兴。
我们进了几家院子仔细地看了看。有的已经住人，有的尚在装饰。一般为三到四间住室，厨房洗澡间连成一套，足有三百多平方米。住室宽敞高大，双层塑钢玻璃窗，显得室内明亮而温暖。天花板立体造型，悬挂着彩灯，瓷砖铺地，木板墙裙，沙发，衣柜，彩电，音响，虽很少名牌，却也光彩富丽。洗澡有太阳能，取暖有土暖气，个别住户还安装了空调，用上了电脑。我自语道：“不是城市胜似城市啊！”我们从街西头走到东头，正好到了小龙堂兄广义的宅院。在他门前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大荷花池，池里荷叶苍翠如盖，蓓蕾稚嫩娇美。待到荷花盛开时，将是一处亮丽的景观。把废弃的水坑种上荷花，反映了农民富裕之后。对文化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广义家对门有一个小铺，我每次来都要光顾。很简陋，用旧式躺柜当柜台，卖点油盐酱醋。从广义家出来，我们径直进了小铺，谁知铺容已经大变了。铺面扩大了很多，商品按照超市的格局摆放。服装鞋帽，食品饮料，米面蔬菜，以及日用杂品应有尽有。商店的扩大，反映了农民购买力的提高，对商品需求的增加。在回小龙家的街道上，停放着几辆小汽车。我问小龙：“这车是机关企业的吧？”小龙说：“这都是本村个人买的，主要用做出租，谁家有人进城看病办事，或者走亲戚，随叫随到，很方便。”这时有一群小学生，背着书包骑着自行车，有说有笑地从身旁走过。小龙说这是学生们回家吃完午饭又回学校。我说：“我真羡慕他们啊！我小时候上学，别说自行车，书本文具就是用一块布裹着。”小龙说：“别说你那时候，就是我上学的年头也不行啊，现在学生们骑车要带换档的，穿衣穿鞋要名牌，比着赛着的。”
今天早晨起来，我望望天空很晴朗，就叫小龙领我们到地里看看庄稼。这个村种的都是棉花，棉苗已经长到三尺高了，绿油油的一望无际。小风一吹，枝叶摇动，宛如波浪起伏，我蛮有兴致地说：“这简直就是绿色的大海呀！”忽听离我们不远的地方有人说话，“这里的大海只能激发你的诗意，却不能行船。”仔细一看，说话的是本村的张福，今年七十多岁，曾任过公职，退职后一直在农村务农。我说：“我正在纳闷，天到这般时候，咋还没人下地干活，是过啥节还是有啥说道。”老张苦笑着说：“我们农民那有什么节，只知道起早贪黑的干活，连今天是初四还是初五，也没空理会。”我说：“那我刚到地里时咋看不到人呢？”老张说：“种棉花这个活，除了打农药摘花，不是弯腰头朝地，就是蹲在地下干。出苗后，抠膜、培土、去根叶、打余枝、掐尖等等，都得蹲下干。”我问：“咋没看到你们用啥工具呀！”老张举起两只手，风趣地说：“看到没有，两把锋利的五齿钢叉。”他接着说：“一亩地大约三千株棉苗，这道活一株一株的摸弄完，另一道活又开始了，周而复始，一直到摘花。”
自从我们来了以后，小龙每天从地里早回家做饭，他在部队当过炊事员，烧得一手好菜。这天大家围坐在餐桌旁吃饭，我说：“地里活挺多的，小龙不要早回来，每顿饭也不要炒那么多菜，随便吃点就行了。”老三说：“你们不来，我们也要炒菜。过去手头紧，是咸菜当家，如今富裕了，是炒菜为主。”老三文化不高，但人很精明，也很稳重，合作化时当过生产队长。我问他：“我看地里棉苗行距很大，不能套种点什么吗？现在讲科学种田，你们没想过种些比棉花效益更高的作物吗？”老三说：“咱们这一带属重壤粘土，适宜种粮棉，至于能不能种别的，一家一户的，缺少科学知识，万一试验不成，担不起风险。再者说各家的地条块交叉，种的庄家不同，用的肥料、农药和干湿都不同，相互干扰，免不了打唧唧。你说的套种问题，套种点早熟矮脚作物，还是可以的。不过光种棉花已经精疲力尽了，那还顾得上套种啊！”
一晃在村里住了近两个月，乡亲们听说我们明天就要回青岛，晚饭后来了一屋子人话别。真是道不完的珍重，表不完的惜别之情。我说：“我们每次来了，大家总是亲切热情，无微不至的关怀我们，好像久别的游子回到母亲身边，乡亲们的深情厚意，使我们对乡土眷恋之情愈加浓厚。只要健康状况允许，我们还是要再来看望乡亲们的。”广义说：“要来可趁早，时间久了，在谷庄可能找不到我们了。”人称小灵通的老王说：“听说镇里正在做规划，要在离这里二十多里的地方盖大楼，全镇的农户都要搬到那里住。”这个话题一扯出来，大家七嘴八舌的就说开了。“人住楼房，那猪住啥地方？”“还有拖拉机放在那里？”“每天扛着锄头跑二十里开外去种地，一天能干多少活呀！”“楼房恐怕不会白住吧！旧房咋处理？”张福说：“我从报纸上看到，不少的地方把土地、猪羊还有机器集中起来，成立了农业合作社，养猪合作社，还有机耕队，农户集中住楼房，这就是搞城镇化。”“照你的说法，那不是归大堆了吗？土地承包责任制还算不算数？”张福对我说：“你是老干部，对党的政策理解得比我们深，你给说说吧！”
我说：“我和大家一样，可不敢说理解得深。这几年谷庄的变化确实很大，生产发展了，农民富裕了，这是事实。但我也有些看法，农村进步不能光看经济收入多少，还要看生产效率，劳动条件和生活质量如何。使我感触最深的是，社会发展已经进入信息时代的今天，大多数农民仍处在面朝黄土背朝天，超强度的体力劳动的境地。这种落后的生产方式，无论是人力，无论是地力，都已经到了极限。大家知道，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上不去，不仅农民的生活，不能从根本上改善，而且必然拖整个经济建设的后退。发展生产合作社，建设新农村，实行城镇化，是国家发展农业的重要政策和举措。农业孕育了工业，支持了工业的发展，工业发展了反哺农业。实行合作生产经营，实际上就是借鉴工业集约化、产业化的生产模式，来发展农业。国家出台了‘农业合作法’和‘专业合作社法’，对如何进行合作生产，都有明确具体地规定。个人的土地也好，牲畜也好，机器也好，是以入股或租赁的形式，转让生产经营权，决不是归大堆。农民既是合作社的主人，又是合作社的工人，受法律保护，享受劳保待遇。只有规模化生产经营，才能开发高端农业，生态农业，采用新技术，广泛地使用机器，对农产品进行深加工，形成产业链，最大限度地提高经济效益。当然成立合作社是一个新事物，有一个认识过程，而且要分时间分步骤地进行。但发展生产合作社，实行城镇化，是发展农业的重大举措，是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
天刚蒙蒙亮，我们就起身收拾行李。我对老三和小龙说：“我们早点走，省得惊动乡亲们。”谁知送行的人早已在门外等候。上车之后，我从车窗望着挥动双手送行的乡亲们，一直到从视线中消失。
责任编辑：闻灵
人生记忆
丁东云
桔香在冬季
喜欢桔树由来已久，总是忘不了第一次亲手掰下桔叶放在鼻子下闻的情景，薄薄地桔叶竟释放出浓浓的桔香，那感觉纯纯的，由鼻入口沁人心肺，余香绕指久久不去。
这桔树还是父亲健在的时候，从花鸟鱼虫市场买回的。当时，出现在眼前的只是一株小小的桔子树苗，弱弱地不像树倒像一根草。
父亲将小桔树苗放在在花盆中，“衣食住行”均享受“专业”的照顾，这棵桔树就这样一点点地成长着，那时候心里就想，即使这桔树将来长成参天大树，这时也绝对是个微缩景观。
这个冬天，为了保证桔树的安全，我早早地将已经高升到桶里的桔树搬进屋里，让它避免与不喜欢的冬季寒风打照面。桔树嫩绿的叶子水分充足一直生长如初，倒使我忘记了季节的轮回，而我也因为这份欣赏而充实快乐，偶有客人来访，也大多驻足评价一番。让我的虚荣心倍加泛滥，疲惫的心灵获得难得一遇的快感！
前些天，去市场买些贡桔回来，看这些贡桔有枝有叶，长的秀气耐人，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将这些贡桔或穿或插于桔树枝叶间，完成了一幅得意的桔树丰收图。几分钟的工夫，十几个桔子的加入，让平淡的桔树瞬间就充盈起来，仿佛真的是在冬季的严寒中盛开着一树的贡桔。黄灿灿的果实，绿油油地树叶，伴随着外面的漫天雪景让人惊叹于桔香飘荡。
有同事来访，我实言告知，提醒说千万别摸，一摸就掉。同事笑我小气，舍不得给他吃，还追问我是不是第一年结果啊？我说这棵桔树和贡桔虽然都姓桔却根本就不是一个品种，你眼中看到的只是个花架子，同事不信，用手一摸掉了一个，才明白我说得都是真的。
生活中本来就是平平淡淡的，就像这暂时还未开花结果的桔树，如果我们怀着一种善意，将它修饰一番，一份惊喜会感染着你也会感染他人。身边的美是可以随意创造的，也是可以延伸和传递的，就让我们用多情的双手，快乐的情绪以及一点点小聪明去放眼身边，修饰美丽的家居。生活难道不能因朴素而快乐？站在屋里，看着外面的雪景，吃着从桔子树上拿下的桔子，那份甜蜜将使我拥有一冬的快乐！
从粗粮到细粮
说起饮食的变化，还真勾起我许多或快乐或烦恼的回忆，那些回忆就这样自由地在我的大脑里穿行，将一个个鲜活的饮食小事串起来，使我沉浸在回忆中。
生在汉沽长在汉沽的我，也许随着年龄的增长，对于许多往事都淡忘了，唯独对于年少时的饮食，却一直不能也不敢忘记。好心的邻居奶奶、好心的邻居大伯，虽然早已故去，但那种纯朴的善良与爱心，我将永远记在心里。多年间我不知道吃了几位老人家多少好饭菜，滋养了家贫年少体弱的我，使我长成如今强壮的模样。
儿时的饮食能够储存在记忆中的只有冬季的大白菜，条件稍微好些时就买一麻袋海蚶子剥肉，弄咸了烩白菜吃。那时家庭收入低，只有父亲一个人工作，海蚶子虽说一分钱一斤，也够价。餐餐吃得是粗粮，玉米面、高粱米可没少吃，这样的好处是没有脚气、便秘什么的疾病，就是对好吃的有着特强烈的渴望。至于什么是好吃的，粗浅地理解为：鱼、肉、大米、白面。
只有过年时才可以吃点供应的带鱼和猪肉，买点细粮，平时就免了，即使供应有限，父母也尽量不买。可怜的那点油还存一些留着过年时炸年货，平时炒菜简直就是干炒，有点油味就不错了，而且吃得津津有味，换现在根本是不可想象。
我记得家里的玉米面是我参加工作后才逐步走出餐桌，多年间玉米面的吃法倒是开发出许多种，那时已经是八十年代中期了，从那时开始，餐桌上才一点点地丰富起来，市场上的副食品也逐步多起来，有钱就可以尽情地吃个够。
因为小时候对三分钱一块的西瓜有着特殊的感情，导致我参加工作后第一次开工资就想买，可惜冬季里没有西瓜，只好买了一大盘香蕉代替，那是怎样的一种欲望满足。更应该理解为是多年压抑的深层次释放，是过度贫穷引发的饮食地震。
生活好转了，饮食一点点向精细发展，每餐都要有肉，都要吃鱼，市场也多了，许多自发形成的市场盘踞在城市的各个角落，方便了市民的饮食购物。各种副食海鲜牛羊肉水果应有尽有，不分冬天夏天，保鲜手段越来越丰富，吃得人们天天都好像在过年，脚气、便秘什么的又流行起来。过年时，再也找不到儿时的感觉，那时对细粮饮食是一种渴望，现在对饮食是一种平淡的感觉。只是，饮食粗粮化再也不会出现在餐桌上，过多地出现在专家健康讲座中，在那里号召人们多吃粗粮，改变食不厌精的习惯，做好健康防病工作。如今的新闻传媒，尽管各种治病的广告满版飞，都是善意地提醒大家病从口入少吃为佳。
从粗粮到细粮是一个过程，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而从细粮到粗粮则是饮食的革命，是健康的需要，是人们谈谈可以却绝对不愿重返的境地。
记忆中的荷花池
那天在网上浏览博客，无意中走进几个陌生朋友的博客，看见一幅幅美丽的荷花照片醒目地挂在那里。有萌山湖荷花的轻柔，有清华近春园荷花的典雅，也有西湖荷花的艳丽，以及东北大庆荷花的纯朴。欣赏后，总觉得还是缺少了些什么？脑中灵光一闪蓦然想起我们汉沽河西公园的荷花池。
家乡的荷花是鱼米之乡的历史见证，美丽富饶的汉沽人杰地灵，就连荷花都沾染并铭刻了对家乡的记忆。家乡的荷花大方而不俗，美丽而不娇嫩，一朵朵超凡脱俗，在家乡建设的日新月异中随季节轮回。还是家乡的荷花能称得上是荷花中的上品，具有傲世的风骨！
现在，本应该是荷花盛开的季节，但随着荷花池的干枯，那些有关家乡荷花的内容只能是长存于记忆中了。
在记忆中，离家很近的河西公园有一个很漂亮的荷花池，从汉沽大桥经过就可以看见。站在荷花池旁，微风吹来，空气中便飘荡着淡淡地荷香，微雨中的荷花池更有一番别致的韵味，宛如神采轻盈美丽的舞娘，随风舞动中带来的是满眼醉人的风景。偶尔，荷花池中投放的红鲤鱼游着游着会突然从水中窜起表演一个鲤鱼闹荷的小节目，不单是游人，就连荷花池中荷花也笑弯了腰。宋代诗人杜衍的名诗《莲花》对荷花作了精妙的描述：凿破苍苔作小池，芰荷分得绿差差。晓来一朵烟波上，似画真妃出浴时。形象逼真地刻画出荷花的美丽和不俗。
因为当初修建汉沽大桥加高了路基，造成荷花池的地势很低，反倒方便了赏荷。好在荷花池离家很近，使我一次次地远距离近距离欣赏着荷花，感受着荷花池的满眼绚丽。当年我和朋友们不知多少次来到荷花池赏荷，留下许多佳话。尤其是那次细雨濛濛的午后，我和一位写诗的文友酒后一起去观赏荷花，他一口气创作了10首荷花诗，带着轻微的酒气朗诵着荷花诗，吸引了许多游人围观。连带着我也陶醉在诗情画意中，久久不愿离去，在我眼里，朋友成了护花使者，尽情诠释着荷花在世间存在的意义。
和蓟运河西岸大部分地方一样，这个荷花池的前身也是农民的良田，不过是种植蔬菜。当年调皮的我还和三两同学一起，在这菜田中偷吃过农民老大爷种植的胡萝卜，转眼之间已是25年前的事情了。
现在，由菜地挖成的荷花池经过了这些年的风风雨雨似乎也完成了它的使命，在汉沽区经济腾飞的时刻，“荷花一去不复返，空留游客回忆中”。好在公园深处的浅水中还零零星星的残存有一些荷花，虽然早已失去了往日荷花族群的静谧与艳丽，也多少算是为荷花池保留了一点血脉。
责任编辑：戴雁军
学会放得下
闫焕成
“拿得起”和“放得下”是一对矛盾。“拿得起”就要“放得下”，“放得下”是为了“拿得起”。放得越干净，则越有利于拿得更多。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只注重“拿得起”，而漠视了“放得下”。事实上，人们时刻都在“拿得起”与“放得下”中选择，又总是渴望着“拿得起”，拒绝着“放得下”。“放得下”绝非易事，它需要勇气，更需要智慧和胆量。“弱水三千”，而我只需要一瓢水，其余的何不放下呢！
“拿得起”即为占有，诸如功名、利禄、金钱、地位、房子、车子……，占有的多了，必为物所累。为了争得这些身外之物，就要绞尽脑汁，为了职称而睡不着觉，今天琢磨给哪位领导送礼，明天又要为哪位领导递好话，这不累人吗？有的人因没有评上职称而大病一场，甚至殒了命，这是何苦呢！何不看得开些，“放得下”，轻松愉快生活。
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腰缠百万、千万、亿万元的款爷大有人在，功名、地位、车子、房子，该有的、不该有的都拿到了，他们希望过上富足自由自在、轻松愉快的生活。可是，他们轻松吗？愉快吗？他们睡不着觉，担心着别人的暗算，家里处处都是探头，出门离不了保镖，这种人何谈轻松、愉快、自由！
佛经里有这样一个小故事，说有一老一小两个和尚出门化缘，来到一条河边，见一年轻貌美女子，在河边踟蹰不前。老和尚上前问道：“施主有何难处？”女子皱眉答曰：“这河水深浅不知，奴家欲去对岸而不得，师傅可否帮我？”老和尚就背起女子，涉水而过。走出了二十里，小和尚不解地问道：“师傅，我们是出家人，你刚才却背了那女子，这是何故？”老和尚头也不回地前行说：“什么女子？我早就‘放下’了，你却背了二十里。”
该放下时且放下，轻松前进；小和尚虽没背小女子，却背了二十里的“想不通”，思想上多受了二十里的煎熬，这是更累的包袱。常听人说“我活得好累，活得心累”，为什么会累？就是因为有了太多的“想不通”，“放不下”。自己捡了许多包袱往肩上加码？能不累吗？什么金钱、房子、车子、儿女、孙子、疾病、健康等，用乐观的态度去看待，前途光明；用悲观的态度去看，则个个都是问题、包袱，你背什么就有什么，压得人喘不过气来。要改变这种状况，关键是要改变自己的心态，放下世俗“我”的占有之心、功利之心，就会从“放不下”中解放出来，一切“放得下”，烦恼就会远离我们，就会活得轻松自在。
还有一个例子，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整日地醉心于写作。然而他简洁的叙事风格当时不被人认可，编辑称他的小说是“速写录”、“短文”，甚至是“软事”，根本不认可他是搞文学创作。1922年冬天，他赴洛桑参加和平会议时，妻子哈德莉在火车站不甚把装满手稿的提箱丢了，使海明威倍受打击，然而他没有消沉，丢掉了旧稿，就重新写起，终于写出了一篇篇成功的小说，并凭借着《老人与海》这部中篇小说，一举夺得1954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海明威也成了二十世纪美国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试想，当初如果没有把那一箱手稿丢掉了，他一定还在自己编织好的网里挣扎着，正是因为他丢掉了，“放下了”旧的束缚，他才能在广阔的天地里遨游，才能冲破固有思想的藩笼，闯出一片新的天地，成就了他的事业。
明人有著名的一联说得好：“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多么潇洒，为人做事能视宠辱如花开花落般寻常，才能不惊；视富贵死生的来去如云卷云舒般自然，才能无意。只要能做到心无挂牵，才能什么都看得开、放得下，何愁心中没有泉水淙淙，春莺啼鸣呢！
该“放得下”时且放下，免受其累；走出自己编织的藩笼。享受一片蓝天。
退一步，海阔天空。
责任编辑：柯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