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河区图书馆 内容
我与道华先生的师生缘
赵建英
认识道华先生是在一九七五年的夏天。那年，我即将从芦台一中高中毕业。一九七五年，“高考”还没有恢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还在如火如荼，身为小镇农业户口的我，既不能到广阔天地去大有作为，也没有资格招工进厂，何去何从，我很茫然。一天，我的班主住崔承枢老师对我说，要我去县文化馆找一位叫陈道华的老师。地震前的县文化馆在芦台镇老中街的一幢类似“四合院"的平房，大门旁有耳房，有门卫。院墙角、窗台下生长着一簇簇“大麦熟”花，粉红的，鲜紫的，开得自由自在，生机勃勃。记得在后层的一间厢房，我见到了陈道华先生。他正在伏案写着什么东西，见到我点点头，指指身后的
一把椅子示意我坐下，然后又埋头继续写。我站在椅子旁静静的观察，只见屋里陈设很简单，一桌、一床、二椅，一只不大的书架挤满了书籍，有些凌乱。一会儿，道华先生写完站起身，见我还站着，忙热情的要我坐下，还没等我说话，先生就拿出一本杂志和一个作文本。原来，临毕业时，我的班主任崔承枢老师把我发表在《天津教育》上的习作和我的作文推荐给了县馆创作组组长陈道华先生，希望我能留在县文化馆创作组作。当时道华先生问了我什么，我怎么回答的，四十多年过去了，现在已记不太清楚了，只记得他最后说，要把我的情况上报到县教育局（当年文化馆隶属于县教育局），让我回家听信儿。我当时既紧张又兴奋，回家的路上，心里还砰砰直跳，茫然中的些，好像一下子前途充满了光明和希望。
最终县文化馆创作组我没有去成。原因是后来道华先生托人转告我的，因为我是农业户口，县教育局没有同意。但从此我认识了道华先生。文学作家的梦想之根从此深深的埋进了我的心底。基于这个梦想，为深入生活，我报名参加了一九七五年至一九八年的“农业学大寨”和党在农村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参与了北方农村从春种到秋收的全部的农业生产劳动过程。坐在老百姓家的炕头上，吃着他们做的各式各样的“派饭”，亲身体会到中国普通农民的喜乐忧愁，也学会了和农民一起劳动、工作，增长了见识也提高了工作能力。工作中，我逐渐发现了自己的幼稚和知识的欠缺，闲暇时间基本都用来读书和学习了，期间也写过一些习作，但不敢拿出去投稿。只记得曾写过一首反映农民学大寨，变冬闲为冬忙，大干苦干，改土治碱的诗歌，发表在道华先生主编的《宁河文艺通讯》上。记得那是一册十六开白
报纸人工蜡板刻印的刊物，到我手里，还散发着浓浓的墨香。现在想想，我那篇幼稚的小诗，能从那么多来稿中被采用，实在是道华先生给我这个文学小青年的鼓励吧。这是我与道华先生的文学初缘。
“恢复”高考了，我报定寻一份“铁饭碗”的决心，报考学了医学。原想，这辈子就用自己的双手和手中的笔来开处方，治病救人了，可冥冥之中，命运又有了新的指引，使我又走进了文学，加入了业余作者的行列，成为道华先生的学生。
当我拿着毕业证书高高兴兴的到县委组织部报到时，等待我的不是介绍去医院，而是去县政府人事局。组织部领导对我说：“国家刚刚改革开放，百废待兴，县里各机关急需补充年轻人，特别是组织人事部门，需要年轻的党员。”一纸介绍信，我的医生梦又破灭了，从此做起了行政工作。
改革开放后，人们焕发出空前的工作热情和干劲，县文化馆牵头成立了“宁河县文学戏剧研究会”，创刊了《宁河文艺》小报，道华先生亲任理事长和主编，从此，他那高而精瘦的身影倍加忙碌，走路大步流星脚下生风。晚上或周日，道华先生经常组织文学研讨会，或请当时市里有名的作家讲课，或亲自讲授自己创作体会，也有学员宣读自己作品让大家研讨。宁河一批文学爱好者、业余作者在这块阵地上锻炼成长。我也有机会常听先生的指导和教诲。
道华先生从不闲谈，我每次去请教，简洁的几句话指出作品的毛病在哪后就没有别的话可说了，告辞前，他总是从书桌里拿出一两本稿纸，嘱咐我多写作品。记得有一次我写了一篇儿童文学小说《甜甜的桂花饼》，怯生生的拿给道华先生请教，没想到不长时间，就在《宁河文艺》小报重要位置发表了，还加了按语，并请美工配了活波又漂亮的插图。更让我兴奋的是，当我自己还没意识到什么的时候，这篇小小说已在当时县文学圈儿传遍了,甚至我工作的行政机关的人们都知道了，从那以后，我再去道华先生那里，他不再给我稿纸，而是将一些书籍推荐给我读，象冰心的《寄小读者》《再寄小读者》，《朝华夕拾》《儿童文学》月刊和《新中国诗选》《朗诵诗选》等书籍，
如果说，后来我参加天津市文化杯文学大赛，获过散文，诗歌、报告文学的奖励，都该归功于道华先生的无私培养、扶持和鼓励吧。
道华先生为培养宁河文学爱好者和业余作者倾尽了自己全部心血，像爱护幼苗一样地呵护，为使我们阔眼界开，多学东西，有一点点机会也要争取。一次，著名作家理由（报告文学《扬眉剑出鞘》的作者）来天津工人文化宫讲座报告文学的写作，道华先生千方百计争取到几张听课票，亲自带领我们去听讲座，那时去天津不像现在这样方便，虽有公交车，但车次很少，坐火车人多拥挤票难购，道华先生硬是提前为我们准备好了车票，听完讲座，又自掏腰包请我们在“利民饭店”吃饭。现在想来，那时的我们多幼稚和痴傻，怎么能让年近50岁的老先生为我们一群年轻人奔波花钱，怎么不知道请请先生呢，这遗憾留在心里久久不能释怀。
道华先生离开我们两周年了。他的音容笑貌和他每遇高兴之事仰头大笑、脖子上的喉结上下移动着发出的呵呵呵笑声还时常萦绕在我的眼前，让我不能忘怀。道华先生
王福政
道华先生是2018年9月23日去世的，时间过得真快，一晃到今年9月23日先生已经去世两周年了。
认识道华先生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那时我刚刚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县委党校任教师。当时县委党校坐落在汉沽捉场闫庄村东还乡河畔，是原县“五·七”干校的旧址。我去县委党校报到上班是骑着自行车沿着还乡河北堤走的。堤岸上槐树成林成片，已是初秋季节，槐花早巳谢了，只有一片绿在秋风中摇曳，田野里的水稻、玉米、高粱迎风起伏，玉米、高梁的叶片被风吹得哗啦啦的响着，几排红砖瓦房被掩映在树荫之中。走进院子，院里的美人蕉、茉莉、海棠、芍药、月季飘着馨香。在清净和有些寂寞的环境下，开始了我的教学生涯，每天司暇时，我会在河堤上走走看着满田野的绿色，想着大城市的那种喧司及和同学们在一起学习和生活的日子。
过了不长时间，学校举办了全县青年干部培训班，其中一位姓张的同学是县文化馆的干部。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他的宿舍里见到一张对开版小报《宁河文艺》。我拿在手上，看着上面的文章，每篇都很质朴，带着浓浓的乡土气息和文学蕴味，我为之一动，并被深深吸引和感染了。随后，我将刚刚写完不久的一篇散文《校门前的一条小河》抄写工整让他转交《宁河文艺》编辑部。交给张同学后我并没有往心里去，只想试试，没想到张同学很快给我回话，让我周日下午去文化馆，说道华先生要和我谈谈。我听了心里一震，这么快，主编老师和我见面。
星期天，我怀着忐忑的心情来到文化馆。当时的文化馆，还在震后的芦台老中街。对面是刘子合食品店。文化馆的老房子都倒塌了，办公的地方是临时搭起的、用砖石垒砌的简易房。走进院门口和门卫打过招呼，门卫告诉我，陈道华先生住里面的一间小屋。我走进去，拐来绕去，走到院子的最后面，见有一间独立的小屋，我想，先生一定住在这里。敲门进屋后，见先生正和一位同志谈作品。我自我介绍说我是王福政，先生让我坐下等一会儿。我坐在椅子上仔细打量着先生。先生看上去四十大几岁的样子，高高瘦瘦，面长鼻直，皮肤较黑，戴一副近视艰镜，正和坐在对面的人谈着他的作品，说话较慢，说话间停顿的很有技巧，用话语间的停顿把结巴给掩饰掉了，如果你不仔细听，根本就听不出来先生有些结巴。那人走后，先生转过脸来对我说：“这个人是芦台一中的老师，他的稿子这期发，这期《宁河文艺》的稿子已经排满了，你的下期发。”先生和我说完这几句话，就没什么可说的了，也没有说你的稿子好还是不好，还有哪些地方需要修改，今后努力之类的话，更没有问你在哪儿工作等等一些司话。我当时挺紧张，更不知说什么好。我们俩对视了几秒，先生站起转过身，在书柜里拿出几本稿纸递给我：“今后要多写。”我答应后站起身，谢过先生就告辞了，在回来的路上，我的心还在一个劲儿的跳，不知道是兴奋还是感动。这就是我和先生的第一次见面。先生一点都没有客套，好像我们已经认识了很久，是老熟人似的。
从此认识了先生。文化馆有什么活动，如召开作品研讨会，部署安排下一段要写的稿子，请本籍在外地工作的作家或天津的作家来做辅导报告，总会通知我参加。在讨论稿子的会上，先生从来没有让我念稿子让大家讨论，但先生认为好的，总会在《宁河文艺》和后来的《风帆》上发表。先生也从来没有当面评论过我的稿子，也没提意见让我修改过。只有一回，先生对我说：“你的作品观察的很细，细节写的很好。”这篇作品是《细雨桃花片片红》，这篇作品发表后，后来在天津市文化杯散文大赛上获奖。我知道，文学作品一要有生活，二要有细节，这样的作品才有生命力。这是先生在我的文学作品上对我说过的唯一一句话，也许就是表扬和认可吧。
记得有一天，我到文化馆里先生的办公室交校对过的稿子，屋里没有别人，先生对我说：“如果你愿意到文化馆创作组来，手续我帮你去办。”我听后一愣，因为我没有一点思想准备，也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先生见状，说“你再想想”。我点点头。回到党校后，我在还乡河河堤上榆树荫低下走来走去，后来我怎么跟先生说的，我现在再也想不起来了。这件事距现在已经过去了四十多年啦！现在回想起来，我一直有些遗撼，觉得对不住先生的厚爱，最主要的是我失去了与先生一起工作和向先生学习请教的机会。如果不是现在这样的选择，也许我的人生会是另一种样子。先生和我在后来几十年的交往中，再也没有提起过这件事。
先生是宁河文学圈儿的一面旗帜。他把一生的精力和学问都奉献给了宁河的文学事业，奉献给了宁河的业余作者。在宁河无论是有些成就的作家，还是成就不突出的业余作者，基本上都出自他的门下。他用无私的热情引燃着业余文学作者们的写作热情。当人们在盛夏的夜晚摇着蒲扇、喝着茶，乘凉聊天的时候，先生正在陋室守着孤灯审阅着业余作者的文稿；当三五知己围着火炉，喝着美酒，涮着羊肉，大谈人生多么不如意的时候，先生却在文化馆小会议室里讲文学课，辅导业余作者写作。先生对业余作者和文学爱好者总是倾力相帮，辅导都是掏心窝子的真话，绝不敷衍，从不讲套话，把自己的写作经验和切身体会无私的传授给学生和业余作者，先生是一位有着高尚品德的人。
先生坦诚率真，十分怜才。只要学生有一技之长，他就极力扶持推荐，鼓励宣扬。在宁河受益于先生者众多。
先生看上去挺严肃，其实，先生是一位感情十分丰富的人。有时候先生讲到兴奋之处，会扬起大手比划起来，遇到可笑之事，会哈哈仰头大笑。先生腿长，走路特快，很轻盈。熟了你就会感到先生很亲切，没有一点架子。
先生一生安贫乐道，淡泊宁静，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对工作兢兢业业，对创作孜孜不倦。我知道，先生在调来文化馆工作前，是宁河芦台二中的语文教师，那时，先生就已经小有名气，写散文、散文诗、创作剧本。我曾看过先生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一篇散文，写的很美，很有意境。记得有一次在天津作家协会开会，协会副主席黄桂元听说我是宁河人，他对我说：“你们宁河出了很多有名的作家，像丁一三、柳萌、工人作家万国儒，宁河籍台湾作家罗兰。还有一位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经常发表作品的陈道华，他的散文、散文诗写的很漂亮。”我说：“是的，道华先生是我的老师。”
先生后来把自己的精力全部放在宁河的文化事业上，放在培养业余作者上。人的一生怎样渡过更有意义，也许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不同答案，先生有先生的选择。我想，先生的人生选择是更有意义的。先生为宁河培养了一批文学人才，打造了宁河的文学基础，我想，这是宁河人不应该忘记的，特别是文学爱好者和业余作者，更不应该忘记道华先生。我每每想起先生，总有感激之情和怀念之情，在先生过世两周年之际，特写此文，为之纪念。
人口普查身边事
张鑫
2019年11月，经李克强总理签批，国务院印发《关于开展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通知》。每逢以0结尾的年份，我们都要进行人口普查，人口普查是国家对我们人民负责的表现之一。
不知不觉，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开始了。虽然早早就得到了小区普查员的通知，但是我的内心却依旧没来由的一阵兴奋，大抵是把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当做了什么节日似的，庄严又神圣。就拿我们天津来说吧，天津一共十六个区，每个区里又是各种各样的小区居民楼。而每一个小区里啊，都必须有至少一位普查员。普查员必须要是认真负责、态度良好、性格温和的工作者，这样才更有利于邻里和谐，也更容易将任务进行下去。
作为一名普通老百姓，前几天我就收到了居委会的通知，知道今天是人口普查员来我们单元的第一天，我要做到积极配合普查员工作，自觉的进行人口普查，不能把人拒之门外，更不能对人恶言相向。俗话说得好：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你在伤害别人的同时，也拉低了个人的素质，丢了家庭的脸面。普查员响应国家下达的工作已经很累了，我们虽然帮不了他们什么忙，但是如果能给他们递一杯温水，哪怕说一声谢谢或者辛苦啦，我相信普查员心中一定会非常感动的。
时间在我焦虑又有些兴奋的等待中过去，“咚咚咚”敲门声响起，我大声的喊着“来啦来啦”，去开门。“您好，您的快递。”嗨，白高兴一场，我还以为是来人口普查的呢！左等右等，也不见第二个人来敲门，我不禁疑惑，不是说上午就来吗？这都11点了，咋一点动静都没有呀？想到这，我就忍不住想出门看看。刚打开门，就听见了楼下的争吵声。我一寻思，都是街坊邻里的，我可得去劝劝架。
刚到楼下，我就明白是怎么回事儿了！一位相貌温和的大姐，正隔着门和里头“谈判”呢。大姐一遍又一遍的耐心解释：“我们是人口普查的普查员，就问问你们家这儿几口人儿……”里头喊的震天响：“什么普查员！俺儿说了，不给陌生人开门！”得嘞，一听就是位不好惹的主。我赶紧上前调和：“大爷呀，居委会一个月前就通知了，这人口普查可是国家发布的任务，咱们要支持共产党的工作呀！”大爷一听见共产党三个字，立马问我：“那，我配合她，算不算我完成任务？”最终在大家伙共同的劝解下，老人才颤巍巍的开门，配合完成了工作。普查员对我们不停的说感谢，其实有什么感谢的，真正该说感谢的，是我们。
在这里，我也希望正在看这篇文章的你，可以打个电话给家中的老人，让他们知道第七次人口普查开始了，会有普查员上门查访，普查员会有相关的证件，同时也不会收取任何费用，只需要配合他们工作就可以。让老人不要那么小心翼翼手足无措，是我们每个做子女的责任。
大国点名，没你不行。我希望咱们每个人都能积极的完成国家下达给我们的任务，这样才便于国家了解各地的真实情况，进而完善相关政策，才能更好的帮助我们自己。我相信，只要紧跟中国共产党的步伐，落实党的方针，我们的祖国会越来越繁荣昌盛，我们的生活会越来越幸福美满！
谈吃
董建玲
我生在鱼米之乡，爱吃大米饭就着炒河虾，还爱吃饽饽熬小鱼。鲫鱼春天吃，鱼籽多，甩了籽就不肥了。夏天吃白条，一拃长，肉细嫩，刺多，后味有些苦，鲜香去了一半的成色。秋天吃麦穗，鱼小肉瓷实，连头带尾一起嚼。嘿！又酥又香。还没觉着饱，一个饽饽顺着嗓子眼下去了，赶紧来碗玉米粥“灌缝儿”。
我们这个地方的人容易满足，对吃不讲究。不像南方人那么精致。菜有菜品，凉菜热菜拎得清。前年去浦江，在一家馆子吃早点，一碗一碗从头数到尾，不重样，整整数了半个小时。包子有豆腐馅的还有豇豆馅的，我没吃过觉着新奇就一样点了一个。也许是吃家乡的包子吃惯了，尽管细嚼慢咽也品不出特殊的味道来。北方人对吃饭的确不讲究。据说老北京人臭豆腐滴几滴香油，可以待姑奶奶。这还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别说姑奶奶，就是舅爷爷，最好的待亲吃食，不过是烙饼炒鸡蛋，再来一海碗白菜炖粉条，赶上年节，里面滚着几个肉丸子。不像南方，每个地方都有道名菜，苏北有“朱砂豆腐”，南京有“板鸭”，金华有“火腿”。天津也有名菜，“美宫山药”、“水晶虾饼”一个是宫廷菜，一个是公馆菜，作为普通人只能闻看不到。
现在生活条件提高了，吃的档次也在提升。鱼虾吃腻了就吃海鲜，守着渤海湾就有这个便利条件。每逢节假日，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席已摆好。黄瓜拌海蜇，酱鱿鱼墨斗，油爆大海虾，嫩葱拌蚶子，煮皮虾，蒸海蟹。春天吃春韭掐的包子，放鸡蛋，蟹黄，虾仁，术耳，皮薄馅大，筷子一扎汁水就流出来，一小口一小口地吸，鲜香无比。冬天包猪肉白菜饺子，逢周末就嚼点蒜瓣，不辣出汗和眼泪不罢休。
忙忙碌碌一年，吃还是最主要的，胃口喂得美，精神头也上来了，工作，学习，打工挣钱，才有劲头呀！
赵建英
认识道华先生是在一九七五年的夏天。那年，我即将从芦台一中高中毕业。一九七五年，“高考”还没有恢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还在如火如荼，身为小镇农业户口的我，既不能到广阔天地去大有作为，也没有资格招工进厂，何去何从，我很茫然。一天，我的班主住崔承枢老师对我说，要我去县文化馆找一位叫陈道华的老师。地震前的县文化馆在芦台镇老中街的一幢类似“四合院"的平房，大门旁有耳房，有门卫。院墙角、窗台下生长着一簇簇“大麦熟”花，粉红的，鲜紫的，开得自由自在，生机勃勃。记得在后层的一间厢房，我见到了陈道华先生。他正在伏案写着什么东西，见到我点点头，指指身后的
一把椅子示意我坐下，然后又埋头继续写。我站在椅子旁静静的观察，只见屋里陈设很简单，一桌、一床、二椅，一只不大的书架挤满了书籍，有些凌乱。一会儿，道华先生写完站起身，见我还站着，忙热情的要我坐下，还没等我说话，先生就拿出一本杂志和一个作文本。原来，临毕业时，我的班主任崔承枢老师把我发表在《天津教育》上的习作和我的作文推荐给了县馆创作组组长陈道华先生，希望我能留在县文化馆创作组作。当时道华先生问了我什么，我怎么回答的，四十多年过去了，现在已记不太清楚了，只记得他最后说，要把我的情况上报到县教育局（当年文化馆隶属于县教育局），让我回家听信儿。我当时既紧张又兴奋，回家的路上，心里还砰砰直跳，茫然中的些，好像一下子前途充满了光明和希望。
最终县文化馆创作组我没有去成。原因是后来道华先生托人转告我的，因为我是农业户口，县教育局没有同意。但从此我认识了道华先生。文学作家的梦想之根从此深深的埋进了我的心底。基于这个梦想，为深入生活，我报名参加了一九七五年至一九八年的“农业学大寨”和党在农村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参与了北方农村从春种到秋收的全部的农业生产劳动过程。坐在老百姓家的炕头上，吃着他们做的各式各样的“派饭”，亲身体会到中国普通农民的喜乐忧愁，也学会了和农民一起劳动、工作，增长了见识也提高了工作能力。工作中，我逐渐发现了自己的幼稚和知识的欠缺，闲暇时间基本都用来读书和学习了，期间也写过一些习作，但不敢拿出去投稿。只记得曾写过一首反映农民学大寨，变冬闲为冬忙，大干苦干，改土治碱的诗歌，发表在道华先生主编的《宁河文艺通讯》上。记得那是一册十六开白
报纸人工蜡板刻印的刊物，到我手里，还散发着浓浓的墨香。现在想想，我那篇幼稚的小诗，能从那么多来稿中被采用，实在是道华先生给我这个文学小青年的鼓励吧。这是我与道华先生的文学初缘。
“恢复”高考了，我报定寻一份“铁饭碗”的决心，报考学了医学。原想，这辈子就用自己的双手和手中的笔来开处方，治病救人了，可冥冥之中，命运又有了新的指引，使我又走进了文学，加入了业余作者的行列，成为道华先生的学生。
当我拿着毕业证书高高兴兴的到县委组织部报到时，等待我的不是介绍去医院，而是去县政府人事局。组织部领导对我说：“国家刚刚改革开放，百废待兴，县里各机关急需补充年轻人，特别是组织人事部门，需要年轻的党员。”一纸介绍信，我的医生梦又破灭了，从此做起了行政工作。
改革开放后，人们焕发出空前的工作热情和干劲，县文化馆牵头成立了“宁河县文学戏剧研究会”，创刊了《宁河文艺》小报，道华先生亲任理事长和主编，从此，他那高而精瘦的身影倍加忙碌，走路大步流星脚下生风。晚上或周日，道华先生经常组织文学研讨会，或请当时市里有名的作家讲课，或亲自讲授自己创作体会，也有学员宣读自己作品让大家研讨。宁河一批文学爱好者、业余作者在这块阵地上锻炼成长。我也有机会常听先生的指导和教诲。
道华先生从不闲谈，我每次去请教，简洁的几句话指出作品的毛病在哪后就没有别的话可说了，告辞前，他总是从书桌里拿出一两本稿纸，嘱咐我多写作品。记得有一次我写了一篇儿童文学小说《甜甜的桂花饼》，怯生生的拿给道华先生请教，没想到不长时间，就在《宁河文艺》小报重要位置发表了，还加了按语，并请美工配了活波又漂亮的插图。更让我兴奋的是，当我自己还没意识到什么的时候，这篇小小说已在当时县文学圈儿传遍了,甚至我工作的行政机关的人们都知道了，从那以后，我再去道华先生那里，他不再给我稿纸，而是将一些书籍推荐给我读，象冰心的《寄小读者》《再寄小读者》，《朝华夕拾》《儿童文学》月刊和《新中国诗选》《朗诵诗选》等书籍，
如果说，后来我参加天津市文化杯文学大赛，获过散文，诗歌、报告文学的奖励，都该归功于道华先生的无私培养、扶持和鼓励吧。
道华先生为培养宁河文学爱好者和业余作者倾尽了自己全部心血，像爱护幼苗一样地呵护，为使我们阔眼界开，多学东西，有一点点机会也要争取。一次，著名作家理由（报告文学《扬眉剑出鞘》的作者）来天津工人文化宫讲座报告文学的写作，道华先生千方百计争取到几张听课票，亲自带领我们去听讲座，那时去天津不像现在这样方便，虽有公交车，但车次很少，坐火车人多拥挤票难购，道华先生硬是提前为我们准备好了车票，听完讲座，又自掏腰包请我们在“利民饭店”吃饭。现在想来，那时的我们多幼稚和痴傻，怎么能让年近50岁的老先生为我们一群年轻人奔波花钱，怎么不知道请请先生呢，这遗憾留在心里久久不能释怀。
道华先生离开我们两周年了。他的音容笑貌和他每遇高兴之事仰头大笑、脖子上的喉结上下移动着发出的呵呵呵笑声还时常萦绕在我的眼前，让我不能忘怀。道华先生
王福政
道华先生是2018年9月23日去世的，时间过得真快，一晃到今年9月23日先生已经去世两周年了。
认识道华先生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那时我刚刚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县委党校任教师。当时县委党校坐落在汉沽捉场闫庄村东还乡河畔，是原县“五·七”干校的旧址。我去县委党校报到上班是骑着自行车沿着还乡河北堤走的。堤岸上槐树成林成片，已是初秋季节，槐花早巳谢了，只有一片绿在秋风中摇曳，田野里的水稻、玉米、高粱迎风起伏，玉米、高梁的叶片被风吹得哗啦啦的响着，几排红砖瓦房被掩映在树荫之中。走进院子，院里的美人蕉、茉莉、海棠、芍药、月季飘着馨香。在清净和有些寂寞的环境下，开始了我的教学生涯，每天司暇时，我会在河堤上走走看着满田野的绿色，想着大城市的那种喧司及和同学们在一起学习和生活的日子。
过了不长时间，学校举办了全县青年干部培训班，其中一位姓张的同学是县文化馆的干部。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他的宿舍里见到一张对开版小报《宁河文艺》。我拿在手上，看着上面的文章，每篇都很质朴，带着浓浓的乡土气息和文学蕴味，我为之一动，并被深深吸引和感染了。随后，我将刚刚写完不久的一篇散文《校门前的一条小河》抄写工整让他转交《宁河文艺》编辑部。交给张同学后我并没有往心里去，只想试试，没想到张同学很快给我回话，让我周日下午去文化馆，说道华先生要和我谈谈。我听了心里一震，这么快，主编老师和我见面。
星期天，我怀着忐忑的心情来到文化馆。当时的文化馆，还在震后的芦台老中街。对面是刘子合食品店。文化馆的老房子都倒塌了，办公的地方是临时搭起的、用砖石垒砌的简易房。走进院门口和门卫打过招呼，门卫告诉我，陈道华先生住里面的一间小屋。我走进去，拐来绕去，走到院子的最后面，见有一间独立的小屋，我想，先生一定住在这里。敲门进屋后，见先生正和一位同志谈作品。我自我介绍说我是王福政，先生让我坐下等一会儿。我坐在椅子上仔细打量着先生。先生看上去四十大几岁的样子，高高瘦瘦，面长鼻直，皮肤较黑，戴一副近视艰镜，正和坐在对面的人谈着他的作品，说话较慢，说话间停顿的很有技巧，用话语间的停顿把结巴给掩饰掉了，如果你不仔细听，根本就听不出来先生有些结巴。那人走后，先生转过脸来对我说：“这个人是芦台一中的老师，他的稿子这期发，这期《宁河文艺》的稿子已经排满了，你的下期发。”先生和我说完这几句话，就没什么可说的了，也没有说你的稿子好还是不好，还有哪些地方需要修改，今后努力之类的话，更没有问你在哪儿工作等等一些司话。我当时挺紧张，更不知说什么好。我们俩对视了几秒，先生站起转过身，在书柜里拿出几本稿纸递给我：“今后要多写。”我答应后站起身，谢过先生就告辞了，在回来的路上，我的心还在一个劲儿的跳，不知道是兴奋还是感动。这就是我和先生的第一次见面。先生一点都没有客套，好像我们已经认识了很久，是老熟人似的。
从此认识了先生。文化馆有什么活动，如召开作品研讨会，部署安排下一段要写的稿子，请本籍在外地工作的作家或天津的作家来做辅导报告，总会通知我参加。在讨论稿子的会上，先生从来没有让我念稿子让大家讨论，但先生认为好的，总会在《宁河文艺》和后来的《风帆》上发表。先生也从来没有当面评论过我的稿子，也没提意见让我修改过。只有一回，先生对我说：“你的作品观察的很细，细节写的很好。”这篇作品是《细雨桃花片片红》，这篇作品发表后，后来在天津市文化杯散文大赛上获奖。我知道，文学作品一要有生活，二要有细节，这样的作品才有生命力。这是先生在我的文学作品上对我说过的唯一一句话，也许就是表扬和认可吧。
记得有一天，我到文化馆里先生的办公室交校对过的稿子，屋里没有别人，先生对我说：“如果你愿意到文化馆创作组来，手续我帮你去办。”我听后一愣，因为我没有一点思想准备，也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先生见状，说“你再想想”。我点点头。回到党校后，我在还乡河河堤上榆树荫低下走来走去，后来我怎么跟先生说的，我现在再也想不起来了。这件事距现在已经过去了四十多年啦！现在回想起来，我一直有些遗撼，觉得对不住先生的厚爱，最主要的是我失去了与先生一起工作和向先生学习请教的机会。如果不是现在这样的选择，也许我的人生会是另一种样子。先生和我在后来几十年的交往中，再也没有提起过这件事。
先生是宁河文学圈儿的一面旗帜。他把一生的精力和学问都奉献给了宁河的文学事业，奉献给了宁河的业余作者。在宁河无论是有些成就的作家，还是成就不突出的业余作者，基本上都出自他的门下。他用无私的热情引燃着业余文学作者们的写作热情。当人们在盛夏的夜晚摇着蒲扇、喝着茶，乘凉聊天的时候，先生正在陋室守着孤灯审阅着业余作者的文稿；当三五知己围着火炉，喝着美酒，涮着羊肉，大谈人生多么不如意的时候，先生却在文化馆小会议室里讲文学课，辅导业余作者写作。先生对业余作者和文学爱好者总是倾力相帮，辅导都是掏心窝子的真话，绝不敷衍，从不讲套话，把自己的写作经验和切身体会无私的传授给学生和业余作者，先生是一位有着高尚品德的人。
先生坦诚率真，十分怜才。只要学生有一技之长，他就极力扶持推荐，鼓励宣扬。在宁河受益于先生者众多。
先生看上去挺严肃，其实，先生是一位感情十分丰富的人。有时候先生讲到兴奋之处，会扬起大手比划起来，遇到可笑之事，会哈哈仰头大笑。先生腿长，走路特快，很轻盈。熟了你就会感到先生很亲切，没有一点架子。
先生一生安贫乐道，淡泊宁静，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对工作兢兢业业，对创作孜孜不倦。我知道，先生在调来文化馆工作前，是宁河芦台二中的语文教师，那时，先生就已经小有名气，写散文、散文诗、创作剧本。我曾看过先生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一篇散文，写的很美，很有意境。记得有一次在天津作家协会开会，协会副主席黄桂元听说我是宁河人，他对我说：“你们宁河出了很多有名的作家，像丁一三、柳萌、工人作家万国儒，宁河籍台湾作家罗兰。还有一位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经常发表作品的陈道华，他的散文、散文诗写的很漂亮。”我说：“是的，道华先生是我的老师。”
先生后来把自己的精力全部放在宁河的文化事业上，放在培养业余作者上。人的一生怎样渡过更有意义，也许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不同答案，先生有先生的选择。我想，先生的人生选择是更有意义的。先生为宁河培养了一批文学人才，打造了宁河的文学基础，我想，这是宁河人不应该忘记的，特别是文学爱好者和业余作者，更不应该忘记道华先生。我每每想起先生，总有感激之情和怀念之情，在先生过世两周年之际，特写此文，为之纪念。
人口普查身边事
张鑫
2019年11月，经李克强总理签批，国务院印发《关于开展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通知》。每逢以0结尾的年份，我们都要进行人口普查，人口普查是国家对我们人民负责的表现之一。
不知不觉，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开始了。虽然早早就得到了小区普查员的通知，但是我的内心却依旧没来由的一阵兴奋，大抵是把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当做了什么节日似的，庄严又神圣。就拿我们天津来说吧，天津一共十六个区，每个区里又是各种各样的小区居民楼。而每一个小区里啊，都必须有至少一位普查员。普查员必须要是认真负责、态度良好、性格温和的工作者，这样才更有利于邻里和谐，也更容易将任务进行下去。
作为一名普通老百姓，前几天我就收到了居委会的通知，知道今天是人口普查员来我们单元的第一天，我要做到积极配合普查员工作，自觉的进行人口普查，不能把人拒之门外，更不能对人恶言相向。俗话说得好：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你在伤害别人的同时，也拉低了个人的素质，丢了家庭的脸面。普查员响应国家下达的工作已经很累了，我们虽然帮不了他们什么忙，但是如果能给他们递一杯温水，哪怕说一声谢谢或者辛苦啦，我相信普查员心中一定会非常感动的。
时间在我焦虑又有些兴奋的等待中过去，“咚咚咚”敲门声响起，我大声的喊着“来啦来啦”，去开门。“您好，您的快递。”嗨，白高兴一场，我还以为是来人口普查的呢！左等右等，也不见第二个人来敲门，我不禁疑惑，不是说上午就来吗？这都11点了，咋一点动静都没有呀？想到这，我就忍不住想出门看看。刚打开门，就听见了楼下的争吵声。我一寻思，都是街坊邻里的，我可得去劝劝架。
刚到楼下，我就明白是怎么回事儿了！一位相貌温和的大姐，正隔着门和里头“谈判”呢。大姐一遍又一遍的耐心解释：“我们是人口普查的普查员，就问问你们家这儿几口人儿……”里头喊的震天响：“什么普查员！俺儿说了，不给陌生人开门！”得嘞，一听就是位不好惹的主。我赶紧上前调和：“大爷呀，居委会一个月前就通知了，这人口普查可是国家发布的任务，咱们要支持共产党的工作呀！”大爷一听见共产党三个字，立马问我：“那，我配合她，算不算我完成任务？”最终在大家伙共同的劝解下，老人才颤巍巍的开门，配合完成了工作。普查员对我们不停的说感谢，其实有什么感谢的，真正该说感谢的，是我们。
在这里，我也希望正在看这篇文章的你，可以打个电话给家中的老人，让他们知道第七次人口普查开始了，会有普查员上门查访，普查员会有相关的证件，同时也不会收取任何费用，只需要配合他们工作就可以。让老人不要那么小心翼翼手足无措，是我们每个做子女的责任。
大国点名，没你不行。我希望咱们每个人都能积极的完成国家下达给我们的任务，这样才便于国家了解各地的真实情况，进而完善相关政策，才能更好的帮助我们自己。我相信，只要紧跟中国共产党的步伐，落实党的方针，我们的祖国会越来越繁荣昌盛，我们的生活会越来越幸福美满！
谈吃
董建玲
我生在鱼米之乡，爱吃大米饭就着炒河虾，还爱吃饽饽熬小鱼。鲫鱼春天吃，鱼籽多，甩了籽就不肥了。夏天吃白条，一拃长，肉细嫩，刺多，后味有些苦，鲜香去了一半的成色。秋天吃麦穗，鱼小肉瓷实，连头带尾一起嚼。嘿！又酥又香。还没觉着饱，一个饽饽顺着嗓子眼下去了，赶紧来碗玉米粥“灌缝儿”。
我们这个地方的人容易满足，对吃不讲究。不像南方人那么精致。菜有菜品，凉菜热菜拎得清。前年去浦江，在一家馆子吃早点，一碗一碗从头数到尾，不重样，整整数了半个小时。包子有豆腐馅的还有豇豆馅的，我没吃过觉着新奇就一样点了一个。也许是吃家乡的包子吃惯了，尽管细嚼慢咽也品不出特殊的味道来。北方人对吃饭的确不讲究。据说老北京人臭豆腐滴几滴香油，可以待姑奶奶。这还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别说姑奶奶，就是舅爷爷，最好的待亲吃食，不过是烙饼炒鸡蛋，再来一海碗白菜炖粉条，赶上年节，里面滚着几个肉丸子。不像南方，每个地方都有道名菜，苏北有“朱砂豆腐”，南京有“板鸭”，金华有“火腿”。天津也有名菜，“美宫山药”、“水晶虾饼”一个是宫廷菜，一个是公馆菜，作为普通人只能闻看不到。
现在生活条件提高了，吃的档次也在提升。鱼虾吃腻了就吃海鲜，守着渤海湾就有这个便利条件。每逢节假日，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席已摆好。黄瓜拌海蜇，酱鱿鱼墨斗，油爆大海虾，嫩葱拌蚶子，煮皮虾，蒸海蟹。春天吃春韭掐的包子，放鸡蛋，蟹黄，虾仁，术耳，皮薄馅大，筷子一扎汁水就流出来，一小口一小口地吸，鲜香无比。冬天包猪肉白菜饺子，逢周末就嚼点蒜瓣，不辣出汗和眼泪不罢休。
忙忙碌碌一年，吃还是最主要的，胃口喂得美，精神头也上来了，工作，学习，打工挣钱，才有劲头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