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河区图书馆

作者简介
  王春苔，笔名红晨，1936年9月24日出生，天津市宁河区宁河镇南沽村人。1943年在黑龙江省绥化市庆安县城东小学读书，高小毕业在自家店铺做工，解放后经人举荐，在绥化市田生县林业局工作。1952年响应党的村号召，去内蒙古自治区牙克石林管局工作，曾被内蒙古自治区《林海日报》特邀评论员。1961年精简还乡回村务农。2006年10月3日病逝。
  爷爷两次闯关东
  王春苔（71岁）
  我爷爷叫王德儒，字雅轩，清光绪十五年（即1889年）6月出生在宁河镇南沽村，哥仨，爷爷行二。大爷英年早逝，大奶奶改嫁本村于家。三爷叫王德芳，一直生活在汉沽区寨上。爷爷自小家境贫寒。老太爷叫王永护，自幼弱视，左眼几乎失明，右眼视力仅有二成，为了一家人生存，老人依然去外边做一些苦力。爷爷长大后，靠打工和祖业留下的三亩薄地养活全家，一生有两次闯关东的经历。
  初闯关东
  第一次闯关东是在1907年，那时爷爷未满18岁。导火索是老太太在大庭广众之下，因拒绝购买小鱼而遭到小商贩的挖苦讽刺，爷爷见母亲受辱一怒之下离开父母，去了东北的黑龙江投奔舅舅，发誓一定要闯出个人样来。
  南沽村距舅舅落户的黑龙江省绥化市庆安县城有1000多公里，路途遥远，交通不便，又因为家里穷付不起路费和盘缠，爷爷就是靠着双腿徒步去的东北。临行前准备好了“八股绳”，也就是旧社会沿街叫卖用的货郎担子。等到春暖花开的4月，他就告别家人，挑起货郎担子出发了，一路风餐露宿，风雨兼程。一边顺道上货，一边沿途叫卖。渴了喝坑水，饿了讨口粮或买一些东西充饥，困了就钻草垛倚墙角睡觉。大约走了4个月，到8月份才来到庆安县城，当舅舅看到像乞丐一样的货郎，竟然是自己的亲外甥时惊呆了，知道原委后舅舅和舅妈都感动得流下热泪，18岁的孩子是靠着一副货郎担，步行这么远的路啊。安顿下来后，爷爷在舅舅开设的绢花店铺里当了学徒工，学习制花，一干就是4年，练就出一门精湛制花手艺。但因为那些年，东北兵荒马乱，舅舅的门市一直经营惨淡，收入勉强维持一家人生活，爷爷除学了一手制花的手艺，没有攒下多少钱。
  离家这么多年，不但没混出个人样来，连养家糊口都没啥指望了，这怎么能行啊！爷爷忽然想起自己当初来东北，一路挑担叫卖的情景，分析到货郎担子在县城和村子里还有一定的市场，特别是受老人和孩子们青睐。第二天就把自己想重挑“八股绳”串街卖货的想法告诉了舅舅，得到舅舅认可与支持，于是在1911年的秋天，爷爷又挑起“八股绳”，当起了货郎。
  爷爷瞄准了庆安县和望奎县，每天步行百十里路，往返于两地之间，白天走街串巷，沿途叫买，晚上住在店里做花。当时社会上流传“老太太戴花，不戴不发”的习俗，加上爷爷自己做花成本又低，那时候老百姓手中无钱，但手中有山货，这样以物易物，极易成交。一天下来，小买卖做得挺顺当，最多时一天可赚得一二块银元，在那时可是不小的收入，再加上省吃俭用，两年的时间，爷爷除给家里寄一些，手头还积蓄下来一些资金。1913年爷爷与好朋友吕掌柜合伙，在庆安县城东街拐角处开设店铺，专营日用杂货。
  为了降低成本，爷爷利用前店作门面开张经营，院内设加工作坊，腌制小菜，制作大豆酱，扎制绢花。把销售与加工、批发商品结合，减少了流通环节，产品产销对路，买卖得以迅速发展。一年以后，在原门市铺面的基础上，又增建糕点加工制作和销售，部分批发外销，部分产品入店零售。诚信守义，货真价实，小买卖做得顺风顺水，也积攒了一些积蓄，在老家置了一些土地，那时候家乡人都风传爷爷在东北做大买卖发财了。
  1915年爷爷与奶奶在老家完婚。奶奶叫唐殿容，是本县苗庄乡杨庄村人。1917年奶奶带父亲赴庆安与爷爷一起生活，奶奶在柜上帮助爷爷打理生意。
  遭遇绑票
  庆安县，位于黑龙江省中部松嫩平原与小兴安岭余脉交汇地带，在呼兰河流域的中上游，自古匪患猖獗。那时，当地比较有名匪首“驼龙”“黑龙”“刀疤三”等，经常带着土匪祸害周边百姓。
  1918年春季的一个深夜，人们已经进入梦乡。突然，街面上枪声大作，众土匪在庆安县城摇晃火把，喊声连天，人们在睡梦中惊醒，惊恐万状，都躲藏在家中不敢出来。土匪们把市面上的店铺洗劫一空，还绑架了在店铺里值夜班的爷爷。爷爷被绑票后，吕掌柜在清理店面现场时，发现了土匪留下来字条，上面写着限期一个月交钱赎人，否则撕票，撕票的意思就是把被绑架的人杀掉。那次被绑票的并非爷爷一人，小城上下，街头巷尾，不时传来土匪各种各样撕票信息，还夹杂着邮寄送还残肢、人体器官的恐怖传言，一时间，城内人心慌慌。我们一家人也陷入极度恐慌之中，奶奶整天以泪洗面，哭哭啼啼要家人赶紧凑钱赎人。可店铺已经被土匪洗劫一空，家里家外都拿不出钱来去赎人啊。在危难之中，当时柜上的业务采办杨庄村的唐树勋表爷（即爷爷的内弟，奶奶的叔伯弟弟），挺身而出，把柜上唯一一把德国造手枪往腰间一插，说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我试一把吧！他不顾个人安危，混上山去入伙做了“土匪”，伺机救下了爷爷。经土匪这样一折腾，家里的买卖已经做不下去了，于是爷爷处理了店铺，返回了老家南沽村。
  在一次又一次的磨砺中，爷爷的气质，性格渐渐发生变化，开始少言寡语，做起事来也越来越有定律，即使后来社会、生意、家庭发生了很多变故，依然淡定；接物待人也越来越宽容，周到，真诚，憨厚。特别令人惊异的是，也不知道爷爷从何时起喜欢上中医。只要有时间，就坚持阅读一些中医方面书籍，研究经络、针灸、穴位等，以自己身体试针，揣摩行针的感觉与功效，有时也在奶奶身体进行试验。街坊邻居有头疼，牙疼，风寒，中风等患者都会求爷爷扎上几针，甚至一些十里八村人也上门求医。老人行医一直是一种业余爱好，并非职业，所以从始至终未收取任何报酬，有人非要酬谢，爷爷就笑着拒绝说，几根银针，承蒙信任，无需客气。老人去世后，那些用过的银针一直保存在王春科家里。
  爷爷是我们王氏家族近代兴家治家之人，是整个家族的“顶梁柱”。在街坊邻居眼中爷爷又是一个买卖人，一个仗义行侠的医生，一个位慈祥的长者。爷爷一生，乐善好施，身体力行，特别是注重亲情，大辛乡洛波汀村大姑奶家翻建住宅，缺少资金，爷爷慷慨解囊，帮其建造出全村一流的混砖“四合院”。而当时自己家老宅，才是一层石头三层砖的土坯房。
  再下关东
  回家几年后，爷爷又一次决定闯关东，原因是自然灾害。在我们老家后院不远就是蓟运河，河道蜿蜒曲折、地势低洼，素有“九河下稍，十年九涝”之说。爷爷回家正赶上蓟运河连续几年泛滥洪水，家中几十亩田地，连续几年颗粒未收，村里人纷纷出门讨要，或离家出走，又兴起闯关东的热潮。那时候家中虽有一些积蓄，但总没收成，日子也难熬，一家人填饱肚子都成了最大难题。与其坐吃山空，坐以待毙，不如再下关东，这样爷爷决定再闯关东。
  经本村家族王德彬周旋，由家族王守五出资700现大洋，爷爷又回到了东北庆安县城，重操旧业，创办了“大成祥”商号。店铺开张前几年，由于爷爷有经营经验，效益不错，爷爷和家人满心欢喜，可好景不长，风云突变，日寇的入侵东北，成立“伪满洲国”，表面上伪满统治地区一些地方长官，由“满洲国”任命，实际上各地方权力由日本人掌控，中国人成了亡国奴。在庆安县城街面上，经常有日本人浪人招摇过市，欺男霸女，骚扰商铺，无恶不作。更没有想到的是，爷爷的店铺成了他们的目标，隔三差五来店里说要买东西，却又不给钱。一次黑夜，店铺的大门被敲得山响，吓得店员都不敢开门了，爷爷壮着胆子把门打开，闯进来几个日本兵，说是巡逻饿了，要来吃点心。逼得爷爷不得不取消这种“易耗品”的经营，但在国难当头，民不聊生的年代，浸满爷爷心血和希望的“大成祥”商号，终于在1938年倒闭了。过了几年后年重新组合了“德成祥”，但开张营业了不几年，因动乱年代，活命难，维持生计更难，至1946年许多家商号倒闭，“德成祥”也未能幸免。
  在东北，我最小的弟弟王常义患上一种怪病——“肛肠脱落”，由于当时医疗条件差，家里也不富裕了，会一些中医的爷爷也束手无措，弟弟的病没有得到有效治疗，年仅4岁就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弟弟死后，母亲一直悲痛欲绝，终日放不下，为了改变生活环境，爷爷决定让母亲带上二弟王春明，小妹王淑玲重新返回老家——南沽村。母亲走后，爷爷一方面惦记老家的孤儿寡母，无人照顾，另一方面买卖也实在难做，加之自己已经年迈，思乡之情越发浓烈，一年以后爷爷和奶奶就登上返乡的列车，结束了闯关东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