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河区图书馆

作者简介
  董如昆，男，1944年出生，天津市宁河区东棘坨镇躲军淀村人。1958年考入天津市机电工业局技校，1960年分配到天津市起重运输设备厂工作，1962年响应国家号召回乡参加农业生产，1970年在公社修配厂工作，1980年受聘于芦台新生锅炉附件厂工作，1983年在潘庄镇锻压厂任副厂长，1985年在东棘坨乡丰源服装厂、津汉食品厂任厂长，1987年受聘于赵庄乡大赵村汽车水泵配件厂任厂长，1994年任泛马机械有限公司机加工主管、技术顾问，1996年任陈荷机械有限公司机加工主管、工程师，2005年任昌昊实业有限公司工程师，2014年退休至今。
  乡村生活散记
  董如昆（75岁）
  读《百老话沧桑》丛书时，忽然想起在生产队时的几件往事，虽然都不是什么大事，但自忖毕竟是发生在几十年前，留有那个时代生活和发展的印痕，所以还是决定记述下来，与上岁数的人一起忆旧，与年轻人一起分享。
  榨油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农村老百姓根本无油可供，只能是房前屋后收些大麻籽，自己榨点油，一家几口人一年也只有三五斤油罢了。用肉皮擦锅，熬一大锅白菜只滴几滴油的事都不是说笑话。那时生产队为解决社员的吃油困难，每年秋后，就会派人赶着马车或牛车，拉着自产的黄豆去唐山的胥各庄榨油，回来按工分多少分给社员食用。
  一年旧历九月底，队长叫我和董书玉老叔去榨油。吃完中午饭，我俩就到了马号，因为我俩都不是车把式，为了安全，就选了头老实且腿脚快的牛。套了车到生产队库房，装了十几麻袋黄豆，早早吃了晚饭，带上干粮就出发了。为啥要晚上出发呢，因为从我们村到唐山附近的胥各庄，要途径小海北、马丛庄、大王御史、芦台、皂店、董代庄、新河庄，大约150里路，晚上出发为了争取在第二天天黑前到达，这样就免去了路上住店，再加上人吃马喂的，能给队里省下好几块钱呢。
  从韩太庄村南上了205国道，奔了唐山方向的胥各庄出发。都说秋寒如虎，一点不假。一开始，我们还美哉悠哉地趴在牛车上兴奋地聊天，到了后半夜，就不说话了，冻的光打哆嗦了。董书玉老叔说，三九冻不死出力的人哪，咱跟车跑吧。为了抵御寒冷，我们爷俩就跟着牛车像原地踏步那样小跑。到芦台时太阳出来了，浑身觉得那个暖啊。路边讨了点热水吃了点干粮，傍晚时到了胥各庄，现在汽车一小时多一点的路程，牛车走了差点24小时啊。
  卸了黄豆，榨油的人先将黄豆预热。大大的火炕，锅底架着树枝干柴，把黄豆散铺在炕上爆一宿，以提高出油率。第二天开榨时，将炕上爆热的黄豆装入一个直径一尺半左右，厚度二寸多，圆铁环内圆环、中间略微铺点稻草，五六个摞在一起为一榨。四五个青年小伙子赤身裸体，用力搬动螺旋榨机的大圆盘，借着多头丝杠和圆盘的冲击力将油挤出。
  为了节省开支，我们就住在油坊的库房内，库房门口很大，挂着稻草帘子挡风。我们没有带被褥，夜里就盖麻袋，尽管麻袋不搪风，好在卸了黄豆麻袋多，多盖几层呗，这样住了两宿。
  榨完油的豆饼像小磨盘子似的，一块有20多斤。油房有专门收购豆饼的，因为队长有话，价格合适可以卖掉。我们以黄豆质量好为由，据理力争，人家也不肯给涨一分钱，为了给生产队多卖点钱，我们就决定自己串村去卖。最后到了边各寨村，有个生产队要买，算账时对方少算了三块多钱，我说不对，那个会计好像瞧不起我们似的，把算盘扔给了我们，其实我们真不怕，因为董玉书老叔就是会计，不过他没有接算子，只是用眼神示意了一下我。我上学时珠算最好，父亲又是区里的老财粮委员，我就用倒扒皮的方式证明了他们少给了钱，结果他们都不好意思了。
  回家是凌晨，卖了豆饼卸了载，车一下子轻了许多，牛也奔家心胜，不待扬鞭自奋蹄，前半夜时就到了家。早晨大喇叭就喊分油，分油是件欢天喜地的大事，家家有人来排队，人人都喜笑颜开。有的人家把油分回家，会熬上锅香喷喷的大白菜，焖一锅高粱米饭饱餐一顿；有的大方人家，会炸点油饼之类给孩子们解馋；但更多人家是节俭食用，以维持一年的用油。
  卖瓜
  公社化时，队里每年都要种上七八亩甜瓜，三五亩西红柿，除给社员分以外，要卖掉部分以维持生产队的正常开支，我每年这个季节都要当一把小商贩。队长每次找我时总是说，你会算账，大伙儿放心呢。早晨，队长会安排人摘好瓜和西红柿，早饭后就带上干粮，赶着装满西红柿、甜瓜的毛驴车出发了。一般是往俵口、东西塘坨等较大村队走街串巷去卖。一个车两个人，一个人负责约秤，一个人负责吆喝并算账收钱。有时忙得顾不上吃干粮，但只要有人买瓜就高兴。卖瓜的时节大都是七八月份，中午的太阳特毒，把人晒得满头大汗，有时卖的不顺利，没带干粮，又渴又饿，但满车的瓜果也不轻易吃，很有自觉性。
  除了下村串街卖外，每年都要在立秋前的一个集日去芦台卖瓜，因为芦台人有咬秋的习惯，立秋节前的芦台集也是销售瓜果的旺季，特别是甜瓜和面瓜（俗称老太太乐），很受芦台人欢迎，只要喊出我们的瓜是躲军淀或韩太村的，人们就蜂拥而上。现在由于外地的哈密瓜、芒果、火龙果等充满市场，本地种甜瓜的也少了，所以很多人淡忘了咬秋的习俗，也有的以买西瓜为咬秋瓜了。
  那时赶大车去60里外的芦台赶集卖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头天就要做好准备，晚饭后赶着牛车上路，要赶在天亮之前到达集市。现在60里路开汽车只用半小时，也就是踩一脚油门的事。那时就得折腾一宿，弄得是人困马乏。秋夜露水打湿了全身，满车的甜瓜面瓜，都怕压，车上没处躺，车辕子也没处坐，因为赶车的人都知道“压马、吊牛、逛荡驴”的俗语，意思就是马车可以坐辕子，重点儿没事；牛身子重，车辕子轻一些才好；毛驴是车辕子重了不行，轻了也不行，最好是不轻不重，我们只好跟着牛车缓步前行。
  在集市上卖瓜，可不像在乡下串村卖瓜那么轻松，很累人。那时集市在芦台街里，买瓜的人忒多，脑瓜挨脑瓜的，有性急的还大呼小叫的，忙活得我俩汗顺脸流都顾不得擦，但卖得快心里高兴啊！我们那时卖瓜，从不看着人头多就乱涨价。卖完瓜，我和董学志也已是精疲力尽，董学志由于瘦小体质差，看上去更是疲惫不堪。傍晚，我们就住进张家马车店（现在区医院西侧靠南边），一切安置停当后，店主说电影院正放映南征北战电影，卖瓜的钱又没有数，你们不看看去呀！说实话，真想看，可舍不得自己的钱，又不能花卖瓜的钱，就没去。那时一盒“大婴孩”香烟才一毛多钱，也是掏自己的钱买的，集体的便宜不能占啊。睡觉时，因为随身带着卖瓜款，不敢两个人同时入睡，包不离手，手不离包，生怕有什么意外，其实那个年代很安全，我们的担心是多余的。
  天刚蒙蒙亮，我们就回家了，这回我们可以在车上放心大胆的睡觉啦，任其老牛在205国道上前行。人都说“老马识途”，老牛也识途，早起饮点水，喂点料，上路后不用人管，它会按照来时走过的路，一点不差的走回家。
  买猪秧
  七十年代初，上级号召大造农家肥，公社出台政策，提倡社员养猪，猪粪沤肥交生产队，以肥换工分，社员们纷纷报名养猪，因为积肥挣工分，一头猪抵得上半个劳力呢。
  让社员养猪，就得买猪秧。为了方便群众，生产队采取了猪秧款队里垫付，秋后结算还款和队里派人统一买猪秧的办法，很受社员欢迎，因为买猪秧个人去要误工，有的人还犯怵出门。我是经常被派去买猪秧，一是我在城里当过工人，所谓的见过世面；二是队长信任，说我规矩，不耍滑占便宜。其实，最重要的是我家里有一辆大水管加重自行车，因为买猪秧队里不给派车，谁去谁自备交通工具和盛猪秧的家把式。
  记得是1963年春，队长派董学志（已故）、董如善和我去赶玉田县鸦鸿桥集买猪秧。我们每人骑一辆加重自行车，后架上绑着两个用来盛猪秧的大筐，一百五六十里，坑坑洼洼的沙泡路，很是费劲。提前一天赶到鸦鸿桥住店，第二天大早赶集。那时候去外地赶集也不容易，要提前到本地粮站换好粮票，跨省市要用全国粮票，因为那时卖馒头大饼的都要粮票。集市那天一早，我们就直奔集市，把卖猪市场遛了几遍，基本物色好了卖主。买猪秧不但要看猪秧好不好，还要看猪拉稀不拉稀，可不能买了病猪啊。我们买猪不是单个挑，一买就是一窝，这样连窝端买好砍价，我们也省时间。一共选了4窝30多只猪崽，就开始谈价，几经周折谈妥了价格，却不着急抓猪过秤付款。这里有说道啊，因为卖猪的在卖前把猪喂得滚瓜溜圆，那都是钱呀！我们就故意磨磨蹭蹭，等看到猪尿也尿了，屎也拉了，好，过秤算账。装筐封好盖，骑车往家返，当天晚上住进了丰台东村供销社马车店。住店后，把猪崽放入猪圈内，喂食喂水后休息。
  第二天继续往家赶，上午9点钟左右，江洼口过了摆渡后就开始刮风，有五六级，步步顶风啊，每个人还驮着100多斤的小猪崽，那个汗出的，袄都湿透了，风一吹，冰凉呱唧的。特别是江洼口至大月河的路，是一条高出地面两米的大道，别说骑车，就是推车也要使出全身的力气，否则自行车会被风吹倒。折腾的人气喘吁吁，小猪崽也吱哇乱叫。我们3人轮换着打头，后面俩个人会稍微省些力气。就是这样，还是遇上事了。董学志摔跤把小猪摔出筐外，跑出去两头，这可坏事了！我们留一个人看猪，另俩人漫野地和小猪展开了一场追逐的拼搏。沟沟坎坎，上上下下，连滚带爬，帽子丢了，鞋跑没了，连裤腰带都跑断了，狼狈不堪呀！多亏了大月河村耪地的社员们帮忙，才将两只猪崽逮着。
  分猪秧用的是最传统最省事的法，那就是抓阄。农村历来有“万贯家财勾上死”之说，把30多头猪排成号做成阄，对号领猪，满意的欢欢喜喜，不满意的也只埋怨自己手臭罢了。
  书法课
  书法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就有书法课，每周一节课专门学习书法，我们也叫做大仿课。每到上书法课时，我们就手托着五花八门的砚台，有方的，有圆的，也有用个小碗的。那时没有墨汁，用的基本上都是一种叫“金不换”的墨块，在砚台里放上适量的水研磨。碗不行，太光滑，研不了墨汁，那时同学们极友好，会给带碗的同学倒些墨汁用。有的人家没有墨了，就用锅底灰，遇上家长有耐心的，还会细心地把火灶头那块砖上的黑烟子刮下来，比锅底灰写字黑一些，只是锅底灰和灶门的烟灰不爱溶于水，要反复搅拌才行，而且用烟灰写的字不能摸，弄不好会抹得黑乎乎的一片，老师判作业也是小心翼翼的。常常是一节大仿课下来，学生们嘴上、手上、桌子上，甚至衣服上都是黑乎乎的。那时教书法的是吴玉鼎老师，大海北村人，右眼有点残疾（“玻璃花”），字写得好，脾气也好，说话慢条斯理、细声细气的，他看我们黑乎乎的模样，说过一句幽默的话：“喝墨水灵啊！”
  那时，一支毛笔要用一两年。记得有一次笔头掉了，我用松香点燃后把笔头又安上了，继续用了很久。还记得，写字认真不认真老师很重视，但更重视的是坐姿和握笔的方法，老师每节课都对这方面给予强调和纠正。开始写大仿就是描红，那时没有田字格纸，只有从串学馆的小贩手里买大仿纸，回家后让大人给裁好订个本。大仿纸底下有正楷字的仿影，按照透过来的字体认真去描就行了，到五六年级就不让描了，但可以照着临摹。每节课都有课堂作业，下课就得交作业，由老师给判，较好的字，老师会给画个红圈。因为父亲是区政府的财粮委员，毛笔字写的很好，受父亲熏陶，我的毛笔字写的不错，老师总夸奖，就爱上书法课，我又是班长，每次发书法作业本，我的红圈得的特别多，心里就特别美。
  后来我考上了市里中专技校，由于字写得好，就被推选为班干部，负责布置板报，偶尔有用毛笔抄写什么的，都是我的活，连老师都肯定我的毛笔字写得不错。回乡务农后，每年春节都给乡亲们写春联，从腊月十几开始，要写到大年二十九贴春联那天，都是尽义务，但很高兴。1995年我还加入了天津市书法协会，经常参加各种书法展出活动并获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