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河区图书馆

作者简介
  李桂芬，女，1931年9月12日出生，天津市宁河区东棘坨镇王洪庄村人，现年86岁。念过两年私塾，14岁在村当儿童团团长，20岁嫁到宁河县高景村。改革开放后，积极投身经济建设，和儿子一起创办手套厂、服装厂，现在天津滨海新区生活。
  我的父亲李玉轩
  李桂芬（88岁）
  侄女来电话说，宁河区档案局和地方志办公室正在编辑《百老话沧桑》，要我回忆一下她的爷爷，也就是我的父亲李玉轩积极协助八路军打鬼子的事。自打接到侄女的电话，我的心情就一直不能平静，也觉得应该把过去的事说出来，让后人知道一些事情的真相，给长眠地下的父亲一个交代。
  经营粮食
  我的父亲叫李玉轩，1909年生人，差不多有1米9的身高，长得非常魁梧。爷爷叫李永年，是老实巴交的农民，有3个女儿，3个儿子，父亲在兄弟中排行老三。那时家里几十口人在一起生活，为了养活一大家子人，父亲19岁就开始从乡下往城里倒卖粮食，蹚出路来后，就和胡晋村的李勇、西棘坨村的杨玉璞、东棘坨村的钱作雨，以及周边的乡亲们一起倒卖粮食。每到秋后，从粮食价格低的地方收购，然后到粮食价格高的地方去卖，挣个差价钱，回来捎带脚拉些农村常用的物品。
  我家有一挂双套骡子胶轮大车，父亲几乎常年赶着往返于天津、芦台、唐山一带来回拉货，沿途大小商户都混熟了，再加上父亲豪爽好客，信奉“多个朋友多条路”的古训，为人处事又很讲信用，所以在各商号都可以赊账，甚至连沿途据点的伪军，只要看到这双套骡子车，都知道是父亲的车要路过，不论是不是父亲亲自赶车都放行，从不认真检查。
  倒腾粮食挣了钱，父亲就置办些土地，交由我二伯在家负责经营种植，慢慢土地越来越多，就雇有两个长工，忙不过来的时候，再顾几个短工。
  父亲的精明能干，在四外八庄是出了名的。除了倒腾粮食外，还和人合伙在天津卫的西马路开了个杂货店，由毛毛匠村的运赫亭当掌柜的；在宝坻县黄庄街头租用老吴家门脸房开了酱醋坊；父亲的干爹崔荣久是芦台商会会长，父亲就在芦台老街开了个粮店；后来，父亲又出资在后辛庄买了船，由马玉兰给打理着往唐山、天津等地跑运输，这样，父亲在城乡结交了很多朋友。
  接济乡邻
  因父亲的能干，日子越来越好，村里贫困人家经常受到我家地接济。村外有要饭的，赶上饭口，都会让他进屋内吃饱喝足，甚至看着可怜的老人小孩，还要给他们带点干粮回家。父亲时常告诉我母亲，乡里乡亲的要多做善事，给子孙后代积德啊。母亲侯凤坡是小芦庄村人，很佩服父亲的为人，也很听父亲的话。记得我弟弟刚出生不久，有个潘庄要饭的妇女带着一个孩子要到我家门口，母亲不但给吃给喝，还看着那个小女孩穿得破破烂烂的，就翻箱倒柜把我穿过的衣服找出来给她穿上，妇女感激的不知道如何是好。那时母亲身体不好，没什么奶水，妇人看着躺在炕上，因没奶吃正哇哇大哭的弟弟，就对我母亲说，老姐姐，我刚生完孩子，要是不嫌弃，我给孩子吃口奶吧！母亲很高兴。时间长了，为了报答喂奶之恩，母亲让我弟弟认了她为干妈。
  还记得村里老晋家婶子（晋廷贵的母亲）丈夫死的早，家里孩子多，一到春天就断顿，她不好意思老让我家接济，就去要饭，一出去一天。我母亲知道后怕她的孩子们挨饿，就用簸箕端着饽饽，有时还带上一碗荤油，放到她家锅里，告诉孩子们饿了，自己拿着吃。
  乡亲信赖
  父亲深受村民的信赖，村里谁家有大事小情都找他。如谁家有了钱置办土地，需要写地契，甲乙双方就会找我父亲做中间人。当时交通不方便，村里人出门办事费劲，都委托我父亲帮忙，父亲总是有求必应。
  村里谁家有红白喜事父亲都要去操持，也就是现在人们说的大操或大值宾。记得那年村东头老李家死了老娘，祭奠时，因有人大意了，抢在娘家人前行了奠（也就是吊唁，当地风俗是为了表示尊重，行奠必须娘家人先开始），李老太太娘家人是远近出了名的难缠。果然这家娘家人不依不饶了，刁难事主，挡在棺罩前说啥也不让出殡，孝子们齐刷刷跪在地上咋求情也不行。我父亲一看马上要晌午了（我们这的习俗是下葬必须在头晌午前，否则后代人运气不昌），于是大步来到娘家带队的亲娘舅面前，拱手作揖，撩起大襟，咕咚跪下，口中高喊：老舅爷，我李玉轩给您磕头啦！马上要晌午了，快让二奶奶入土为安吧！这事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您大人大量，给外甥我个面子，我这里给您行大礼啦！当时父亲在十里八村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李家舅爷一见是我父亲跪下了，急忙扶起我父亲连声说，没事了，没事了，下葬吧！下葬吧！
  说起来还有个乐子事儿，那年村西头李玉石结婚，定好由我父亲当大操，不料父亲出门买卖粮食，回来的路上赶上下大雪，“压腰”那天没能提前赶回来（我们这里的习俗是结婚的前一天叫压腰或叫打车），李玉石这下可毛了脚，送嫁妆的新亲来了不知道如何接待，叔叔大爷谁陪新亲也不知咋安排……，正愁得团团转时，我父亲风风火火赶回来了，李玉石喜出望外，老远就迎上前去说，哎呀我的妈呀！你可回来了。在场的一个人就笑说，瞧，李玉轩不在家，李玉石没有妈！这个磕儿一直到现在还有老人们记得呢。
  “白皮红心”
  日本鬼子侵略中国以前，父亲就被推选为乡长，干了两年后，日本鬼子来了，他不想干了，可是退不下来了，主要的原因是鬼子那头有个汉奸叫吴乃斌，是艾林庄人，艾林庄离我们村很近，他知道我父亲的能力和威信，就跟鬼子说李玉轩这个人不能撒手，就让他干乡长。鬼子听了吴乃斌的话，威胁我父亲说，如果不干乡长，全家死啦死啦的。为了应付日本鬼子，当时的区长马良、区委书记佐天（李志）也同意我父亲干这个伪差事。佐天对他说，你干吧，这样对抗日也有利。父亲有顾虑，怕以后说不清。佐天说，你要是真心抗日有啥说不清的，我们相信你会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就这样，父亲出任了伪乡长。明着应付伪军和日本鬼子，接待来村的汉奸，给鬼子提供一些假情报，暗地里给八路军通风报信，掩护共产党八路军的干部和工作人员。
  我们王洪村抗日战争时期化名“大画”，是八路军的堡垒村。记得那时我家经常有区委、县大队的主要领导和工作人员吃饭、落脚。不管家里来了日本鬼子、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我奶奶是位特别能干而又封建的女人，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都是让年轻的媳妇和闺女们，哪怕是我们这些女孩子躲到后院，不许露苗，全由她一个人伺候外人吃喝。
  父亲利用伪乡长这个身份，为八路军区小队干了不少事，还救过很多人。记得有一次日本鬼子来村入户突击抽查，父亲陪着，来到西头李玉刚（李作功的父亲）家，他漂亮的媳妇没来得及躲藏被堵在了屋里。日本鬼子起了坏心，上前就开始动手动脚，李玉刚的媳妇就和鬼子挣扎起来。我父亲见事不妙，上前拦住日本鬼子说，这是家里的嫂子，真出了事我这面子往哪搁呀！日本鬼子见我父亲一脸正气、不卑不亢，也不敢太过分，就收敛了，李玉刚媳妇逃过一劫。
  有个地下党被鬼子抓去了，区长马良指示我父亲必须把人救出来，父亲也着急，一是他知道鬼子杀人不眨眼，二是怕鬼子不给他面子，就想到了给鬼子当翻译官吴乃斌，找到吴说那个人是我的亲戚，被人诬告了，根本不是什么地下党八路军。吴乃斌一看我父亲来找他，就帮着去说好话，鬼子一看这俩人都担保了，也没审出什么破绽，就把人放了。
  县大队侦察班长赵连敏，是东棘坨村人，化名德明，被日本鬼子打伤，因为是枪伤不好治疗，又怕走漏风声，父亲就把他接到家中养伤，对外说是自己山里的亲戚，打猎误伤了自己。父亲还亲自到芦台为他找大夫买药，赵连敏一直把伤养好才离开我家，多少年以后，赵连敏提起此事，仍对我父亲感恩不尽。
  父亲不光从鬼子那边救人，也给不是坏人的人在八路军这边求情。记得前面提到的在天津开杂货店的运赫亭就是我父亲救下的。运赫亭家是毛毛匠村的，家里是地主成份，但没有做过什么坏事，1947年土改的时要镇压他，他家里人找到父亲，父亲就找到了区长马良，把这个人的情况说了，经父亲做保把他放了。还有李成村的肖志宏、东棘坨村马宝珠的孙子等人都是父亲出面救下的，因为共产党八路军相信他。
  积极抗日
  父亲李玉轩有了乡长身份的掩护，再加上自己一直跑芦台、跑天津倒卖粮食，就有了为共产党八路军购物和购粮、送粮食的机会。记得有天半夜我醒来，看见父亲正和两个八路军模样的人从屋里往外面的马车上装粮食，我悄悄问母亲是干啥，母亲吓唬我说：“小孩子瞎打听啥！睡觉！”过去很多年后，母亲告诉我那天晚上的粮食是给八路军送的军粮。还有一次，大概是1944年秋后的一天晚上，父亲赶着双套的马车出去了，到第二天早晨才回来，一身的疲倦，回家连早饭也没吃就睡觉去了。后来我才知道，父亲是去了东棘坨村帮着地下党李振潮他们去黄庄给八路军送公粮了。
  父亲帮八路军智取艾林庄炮楼的事情是这样的。艾林庄是日本鬼子的一个重要据点，修有炮楼。1944年的冬天，转战在外的大武宏部队回到了宁河四区，人们纷纷要求把艾林据点拿下。大武宏和当时的区长@分析认为这个据点的敌人已成为惊弓之鸟，打下来不成问题，不过战斗过程部队肯定会有伤亡，最好的办法是智取。他们知道我的父亲和伪军很熟，就找到我父亲和胡晋村的伪保长李勇，我父亲和李勇听说打炮楼很高兴，当即就表示积极配合。第二天就以慰问的形式去炮楼，找伪军的队长李连第做工作。李连第也觉得日本鬼子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但仍有些犹豫。父亲把这个情况向区长@和武宏大队长做了汇报。
  于是，在一天晚上，根据商量好的方案，父亲把伪队长李连第、李少磨等三个头目请到家里吃饭，胡晋村的伪保长李勇作陪。席间，父亲再次劝说，李连第说出了心中的顾虑，这时，武宏队长和区长@突然出现，郑重表示，只要放下武器，绝对不受伤害，而且既往不咎，回家后也会受到保护。
  在武宏队长和我父亲做伪队长工作的空儿，区长@乘机离开，独自去了艾林炮楼，和早已联系好的伪班长刘宝海见面，把伪军召集在院子里，这时大武宏和伪队长李连第等随后赶到，伪军交出了全部武器。一枪没打和平的把炮楼拿下了！这件事武宏将军和宁河区政协、宁河区档案局、宁河区党史研究室编写的革命历史资料中都有记载。
  鬼子后来有所察觉，就把我父亲抓了起来，鬼子军官用手中的煤锨照着他的脑袋拍去，他用胳膊去挡，把胳膊打了个血淋淋的口子。父亲拿定主意，对日本鬼子说：“你们也要我的脑袋，共产党也要我的脑袋，我就一个脑袋，你们随便要吧！”日本鬼子没有什么真凭实据，考虑到父亲在当地的影响，就把我父亲放了。
  复查遇难
  1948年搞复查，因我家是地主成分，有人举报说李玉轩为啥在日伪军那边也吃得开，这不就证明他给共产党办事是假吗，这个人必须得镇压！当时区长马良和区委书记佐天已调离本地。得到要抓他的消息，父亲就带着全家老小到芦台县城躲避。临近年关，东棘坨村的钱作雨找到我父亲说，快过年了，出去做点买卖，弄个年爆，孩子大人好过年呀！于是我父亲和钱作雨两个人各赶了辆大马车就出了门。结果在汉沽地界被抓住了。当时没人看押，钱作雨说，咱俩跑吧。父亲心里坦然，没有跑，被送到七里海打苇子。那时看管并不严，一起劳动的人说，你怎么不跑呀？父亲说，跑啥呀，马良、佐天、大武宏他们都知道我是啥样的人，会保我的。后来父亲被要回村，由村里的民兵李玉宗看守，一天晚上，他悄悄地对我父亲说，看来，要动真格的了，今晚你就跑吧！我父亲挺受感动但拒绝了逃跑，拉着李玉宗的手说，这么多年我没干伤天害理的事，我相信马良、佐天不会眼看我死的，他们会保我的。再说，我跑了会连累你的。
  1948年二月初六，父亲被带往村西头我家坟地，他这才明白自己必死无疑了，但没有害怕，他大声对乡亲们说，我李玉轩这辈子没做亏心事，对得起老少爷们儿□没过几天，上面就来了政策不许镇压，但晚了了。
  父亲被杀后，马良、佐天来看过我的爷爷、奶奶，对我爷爷说，我们来晚了，我们对不起玉轩啊！那天，我的侄女遇见了后大安村一位老人，偶然提起了我的父亲，那个老人连声说，李玉轩，好人，好人！他死的冤枉啊！侄女闻言就落泪了，上前询问知是老人叫王作祥，已经88岁了。侄女回家告诉我这件事时，我心里很激动，70多年过去了，还有乡亲们在想念父亲，父亲这辈子值了！
  侄女还告诉我，她去区档案局查阅档案，碰见了“武宝宁三只虎”之一田铁军之子田芳，田芳一听说到李玉轩，马上对在场的人说了一件事，1980年农历三月，在湖北武汉任法院院长的马良到天津看望佐天，他陪父亲田铁军去津与马良、佐天见面，闲聊中提到了李玉轩，马良和佐天都说，我们要是不调走，李玉轩是不会死啊！
  父亲被错杀，我们全家不怨恨任何人，更不怨恨党和政府，特别是如今有了党的好政策，好领导，我儿子才能自己创业，侄子、侄女都有自己的事业，才有我们在那个年代想都不敢想的幸福生活，再次感谢党、感谢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