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河区图书馆

作者简介
  单乃泉，中共党员，高中文化，1947年4月出生，天津市宁河区丰台镇人。1970年4月参加工作，1968年8月至1971年7月在镇斗批改工作队、县斗批改工作队工作。1971年8月至1984年5月任丰台供销社副主任、主任，1984年至1985年7月任宁河县咨询委员会秘书。1985年7月至1993年4月任宁河县大辛乡党委副书记，宁河县岳龙乡党委副书记、乡长，丰台镇镇长、党委书记。1993年4月至2007年6月任宁河县贸易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宁河县经济协作办公室主任、调研员（正处级），2007年6月退休至今。
  鬼子又来东丰台
  ——记一个来忏悔的日本老兵
  单乃泉（71岁）
  1992年，我在丰台镇任党委书记时发生过一件事，一位年逾七旬的日本老人漂洋过海，来丰台镇寻找50年前的熟人和老友，令我难以忘记和思考至今。
  不速之客
  夏天里的一个周日下午3点多钟，我们研究完工作，正在政府值班室门前聊天，忽见一辆崭新的日产本田轿车驶入院内，那时乡下还很少见到这样的高级轿车，没有听说上级说要有人来呀，正在纳闷时，就见从车内陆续下来4个人，一名高个男性司机，一个30来岁的年轻美女，还有一男一女个子都不高的两位老人。那个司机和年轻的美女带着两位老人走到了我们的跟前，美女很有礼貌地向我们打招呼，一口标准的北京话，询问我们这里是不是丰台镇。当得到确认后，美女向两位老人说了几句我们听不懂的话，这时就见两位老人，一个劲儿地朝我们点头哈腰，特别是那个老头，几次鞠躬都够九十度。我们对视了一下眼神，猜测到美女可能来自北京，这两个老人可能是日本人。
  果然，我们没有猜错。那个美女做了自我介绍说，她是国家司法部的律师兼翻译，两位老人是一对日本夫妇，男的名字叫佐滕斋五郎，年龄75岁，女的名字好像是什么芳子，没有记清。通过那个女律师介绍，我们知道她们一行人，早晨6点就从北京出发了，跑了武清、宝坻等处，寻找丰台镇，直到下午3点多，这两位老人不死心，才又到了宁河。从丰台西村一进入，佐滕斋五郎就兴奋地大呼，这里，是这里，就是这里！于是，她们一行就找到了丰台镇人民政府。
  有外国人来镇政府，我自然得首当其冲地接触了，尽管那时改革开放已成了大气候，但接待外国人还是个很敏感的事，特别这突如其来的日本人，还是叫我们很担心。大家都瞅着我，我知道没有选择了，就很谨慎，也很客气地把这些人让进了会议室，都落座后，我对女律师说，我是这里的主要领导，有什么事可以对我说。女律师把我的话翻译给那个日本老头，那个老头马上朝我又是作揖又是鞠躬，然后递给我一张放大了的照片。我拿过照片，和单位的同志们一起观看，只见照片上共有11个人，分两排座，前排一位很帅气的年青日本军官，手杵着军刀，非常挺拔地端坐中间，其余10人都是中国人。日本老头指着前排中间的那个日本军官，又指指自己，告诉我们这个军官就是他。
  北京的女翻译向我们介绍了这个日本人和他们寻来丰台的原委。50多年前（现在说应该是70多年了）侵略中国东北的日本军队占领了冀东一带，宁河县丰台镇驻有11个日本兵，是一个小队，小队长就是佐滕斋五郎，那时这个日本小队通过伪军和汉奸们统治着宁河、宝坻、丰润、丰南，也就是与丰台镇相邻的96个村。这次这个日本老人来丰台镇，一是为侵略中国谢罪，表示忏悔；二是来这里想找几位当时熟人（也就是当时的伪职人员）。
  对于向中国人认罪忏悔，我们可以接受，你日本鬼子侵略中国，屠杀中国人，理当谢罪；但想找熟人或其后代，我就犹豫了。因为我是丰台镇人，知道这里的人们特别憎恨日本人，还在小时候就常听老人们讲日本鬼子残暴的事，后来又从有关史料上知道，早在1933年，入侵东北的日军就来过飞机轰炸过丰台镇，那是长城抗战失败后，参加抗战的东北军何柱国的部队撤至了丰台镇，分别住在了东村的万泰店、南村的宋家店、北村的云应寺。有一天，3架日本双冀飞机在丰台镇轰炸了一个多小时，造成老百姓房屋被炸毁，人员伤亡。特别是1938年，日本鬼子围剿抗日的红枪会，许多老人记忆犹新。好像是那年的夏秋之交季节，活跃在宁河大八亩坨的红枪会员和当时侯大光率领的抗日的“红军”，把日本鬼子打得够戗，鬼子恼羞成怒，集合了大队人马乘坐小汽船，在丰台东村小东园子登陆，对集合在城里的红枪会人员进行报复。日本鬼子先是占领了东大桥，架起重机枪和小火炮，对准东门进行轰击。攻进城内，疯狂枪杀红枪会员和无辜老百姓。特别残忍的是，当活着的红枪会员们突围后，进城的鬼子挨个查看倒在血泊里的红枪会员，活着的当场用刺刀挑死或再补枪打死，可街筒子到处是鲜血横流，惨无人道的日本鬼子还逼着丰台商会雇人，把100多具红枪会员的尸体投入还乡河中，使纵贯丰台镇的还乡河里，到处漂浮着尸体，惨不忍睹。我的犹豫其实是因为担心，当时我想到，如果领着这个日本老头去找人，一旦这个小日本手上有血债，只要有一个人把他认出来，他可能就活着走不出丰台镇，老百姓们说不定会把他打死，造成国际事件那就麻烦了。
  痛哭忏悔
  我把想法如实地说给了女翻译，女翻译直点头，原来她也正担心这一点呢。她向我介绍，佐滕斋五郎夫妇，是从日本随团来中国旅游的，到中国后找了有关部门，非要申请来他50年前呆过的丰台镇谢罪和寻找老友，如找不到老友，找到他们的后代也行，对老友的后代表示“忏悔”。
  他说，50年前在丰台镇驻防，给老友或是老友的后人惹了不少麻烦。女翻译还告诉我说，国家有关部门不同意佐滕斋五郎来丰台镇，怕发生意外，可这个老人却非要来不可，因此国家有关领导就责成司法部派了当律师的她担任翻译，因为她的口才非常好，又熟悉法律，一旦遇上突然情况，能从法律角度说服有关人员和佐滕斋五郎，以确保佐藤斋五郎的安全。
  佐藤斋五郎见我和女翻译说的时间长了，可能有些着急，就用日语和女翻译说话。他们说完话，女翻译就告诉我佐藤斋五郎请求马上帮他寻找熟人，问我怎么回答他好，我想了想，就让女翻译把我的担心告诉他，劝他不要自找麻烦。谁知女翻译把我的话说给了佐藤斋五郎后，就见他很着急地和女翻译叽里咕噜地说了一大段日本话后，连连朝我和女翻译作揖，忽然“噗咚”一下子趴在了桌子上，脑袋撞着桌子，双手作着揖，一个劲儿哇哇叫，把我们都闹懵了。女翻译似乎也没有料到，就告诉了我们真相。原来佐藤斋五郎听了翻译传达的我的话，就有些情绪激动，对女翻译说，他来宁河最早，呆的时间也不太长，手上没有血债的。佐藤斋五郎怕女翻译不相信，就分辨说他那时手下就十个日本兵，管着很多很多村子，根本没有力量去扫荡，去烧杀抢掠，也不敢离开丰台，怕叫抗日力量把窝给端了。他本来是求女翻译把他的话翻译给我，但是一着急，就先趴在桌子一边哭着表示谢罪，一边作揖拜托我们帮他寻找熟人和好友。
  不好意思再拒绝一个日本老人的要求了。我们不完全相信佐藤斋五郎的话，但分析认为他的话有一定道理，如果他真的血债累累，借他个胆子也不敢自来找死的，就叫翻译告诉他我们答应帮忙寻找，佐藤斋五郎高兴得又是一个劲儿的作揖。为了慎重，我安排了机关的几个工作人员先去镇里，找几个年龄在70岁以上的老人来辨认照片，对外一律不提日本人的事，更不能提当年的日本小队长佐藤斋五郎来了。事后还真证明了我们这样做是对的，因为要是公开了，老人们还真没有愿意来指证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呀，更没有人愿意为一个日本小队长找麻烦啊。
  找人时，有一位姓鲁的老人非要问到镇政府去干什么，机关的这个同志和姓鲁的老人是亲戚，就忍不住透露了内情，这个姓鲁的老人当时就说，这个小队长我认识，但我不能去，我那时在他那儿当杂勤，因为这个事当年工作队找过我，我也交代就是给日本人干苦力的，没咋挨整，这回要是当熟人或老友去见面，我就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所以这位老人没有去镇政府。我把找来的人单独集中在另一间屋里，拿出照片叫他们辨认，还真有个老人一眼就认出照片中的好几个人来，如当时反动的“肚皮队”队长，丰台镇东村的崔仰庭（解放后收监，病死狱中）；当时的日本翻译官乔五喜，丰润县乔庄子人（离丰台十几里路）；还有就是50年前丰台镇的日本小队长——佐滕斋五郎。佐藤斋五郎闻讯又趴在桌子上痛哭了一阵子表示谢罪。
  寻找熟人
  这里要说的是，左滕斋五郎找的是当时伪镇长刘某某，其实是他记错了，这个刘某某当时是商会会长而不是伪镇长，丰台镇东村人，已经去世了，家人也都离乡背井的到了山西，只有一个孙女在当地的一个乡镇学校当教师。我们把实情告诉佐藤斋五郎，并告诉他因为这段历史，会长和他的家人在运动中遭受了很大的打击，人也死了，家人也带着儿女远走他乡，不知去向了。当听到刘会长和家人，因为认识他的原因遭受了很多苦难，佐滕斋五郎又一次趴在桌子上哇哇大哭，为自己给老朋友带来的遭遇又一次表达了深深的忏悔。
  其实，在场的老人们都知道，照片中的人及他们的后代，有的还活着，但都离开家乡搬迁在外地。比如翻译官乔五喜，解放后在清河农场监狱服刑，刑满释放留场当了工人，并在清河农场安家。就住在清河农场。因为这段历史对这些人而言不是啥光彩的历史，而且或轻或重都因此受过株连，而女翻译也暗示，这些不要跟左滕斋五郎说了，免得他再要求到处去找，更怕找到后像姓鲁的老人那样怕惹是生非拒绝见面，反而会伤害日本老人的心。
  佐藤斋五郎虽然有一些遗憾，但毕竟找到了50年前的故地，也有人认识他，而且知道了那些熟人的情况，似乎挺满足。他在丰台镇人民政府停留了近两个小时，趴在办公桌上哭了3次，对他们的入侵中国表示了谢罪，对50年前跟他一起共事中国人以及他们的后人，招来了很多不利和麻烦，表示歉意。最后，他通过女翻译提出跟我们在场的人合影，作为永久的留念，我们答应了他的要求，在镇政府门前与他们夫妇俩合了影，至今无信，也未寄回合影的照片。
  这件事情过后，我们很感慨，如果不是这场侵略战争伤害了两国人民的感情，一个日本老人50多年故地重游，寻找熟人和老友，该是一件多么令人感动的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