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河区图书馆

父亲，杨景旺（1910年至1975），字荫林。有三个哥哥，两个姐姐，亲哥们排行四，叔伯哥们排行七，全村人都称七爷或称老爷。由于战乱，1932年从通辽回家，为了生活做了卖布的小生意，推着独轮车，走村串户，从我记忆里就觉得父亲卖布用的拨浪鼓很好玩，但父亲不让摸，所卖的花花绿绿的布也非常好看，但兄弟和妹妹也从来没有用过这些布做衣服。
  我最难忘1944年冬季的一天，天刚蒙蒙亮，只听有咚咚的敲门声，父亲以为小孩子恶作剧，把门打开后，蜂拥进来五六个鬼子和十来个潘庄据点狗腿子，鬼子举起枪托，狗腿子用长刀背将父亲按倒在地上就打，母亲央求，我们哭喊。狗腿子让我们到街东头去开会，我们都来不及穿鞋，这地冻三尺的腊月天，赤着脚，蹲在街心，蜷缩着用棉袄盖着脚，顾不上冻痛，心里想着父亲，事后回到家里才知道，是前屋三婶子发现父亲倒在地上，叫来三叔把父亲抱到炕上，父亲在炕上躺了好长时间，到行动方便了就一直在外边过夜不敢回家。
  1949年家乡发了大水，颗粒未收，很多人逃荒去了东北，母亲说什么不肯离家，快断炊了，父亲去天津和文景大叔说了情况后，大叔说过几天我发了薪给你解决一点吃的，景文大叔做工养活一家3口，并不富裕。父亲回家后的一天有人喊，从天津给你们捎来一包麸子，总算有点吃的了。父亲每天出船到乡间收些锡铅铜铁、旧家具之类，收集多了让大船捎到天津，倒回本钱再收，到了冬季船不能行驶，便用扁担挑着两个筐走村串街去收，然后再挑到天津去卖。临到年关时，父亲将木条锯成小段，再用斧子劈成小块，挑着去天津卖，劈柴一担100多斤重，每次都是前半夜起身，中午前赶到西广开（现天津西南角）卖完，往返一次需要三四天时间。就这样，为了生存奔忙着，奶奶去世都没见上活面。
  晚年，父亲常闹胃病，自己说十人九胃痛，不要紧，吃药就顶过去。1973年11月29日，我从芦台回家，第二天早晨发现父亲吐了很多血，询问才知道最近屡次发病，但未停止过生产队劳动。我带着父亲到县医院检查，诊断结果是胃癌，12月1日转天津人民医院（现肿瘤医院）。
  父亲自强自立，生活上精打细算，讲究勤俭，脑子好。运用珠算加口算算数，准确无误。土地改革时参加县里组成的分地小组，走遍全县各村庄，不管量什么地形，只要丈量员报出数来，地面的亩数立即可算出，人称“小诸葛”。
  1975年9月5日，父亲去世前一天，说胃疼，有些常识的人说癌症晚期都要疼痛。第二天早起我蹬车到县医院，一连求了3个大夫开了8支杜冷丁，回来时搭上了东棘坨供销社拉货的车，急慌到家进屋后，却听不见父亲的声音了，父亲已经闭上了眼睛。未与父亲见上最后一面，8支杜冷丁也未用上。
  母亲，李庭（1905年至1981年）。旧时代农村女性，有学名的少见，为什么有个学名？族中叔叔告诉我，你母亲这个学名与日本侵略中国有关。
  日本人搞地方治安，给每个中国人制一个良民证，良民证上有姓名、性别、年龄，还要贴一张相片。本村的登记员是玉春大叔，到母亲登记时便打趣地说，老嫂子，你姓李在家庭里料理事务，叫李庭好不，从此母亲有了这个学名。
  1947年，父亲去天津谋生，母亲性情刚毅，带领我们兄妹3个，种地拾柴，自立生活，渡过一个又一个难关，直到解放后肩上的担子才略轻松了些。1962年春，全国缺粮少吃状况好转，5月份工作队准我4天假，半年多未回家了，很想念母亲，母亲见我回来忙活着给我做炒面，让我走时带上。所谓炒面，就是把黄豆、白高粱、玉米等分别炒熟，混合起来，然后用小石磨研碎，用箩子筛细面，这便是炒面，并告诉我，这炒面没水分，不会腐败，放多久都可以吃。吃不饱饭时，早晚沏碗垫垫，省得饿啊！
  一家人吃穿都得母亲一人解决，白天功夫不够用，每天打夜的时间很长，我睡醒一觉了，看见母亲用的小豆油灯还没熄灭，灯光如红枣一样大。后来有了煤油，用铁片卷成一个细桶，穿一根棉絮，通过一个瓶盖，便成为一盏煤油灯。如果晚间自己推小磨或纺线时为省油，就把这盏小油灯熄灭，摸黑干活，说是摸黑干活眼不杂，干得更快更好，如今，我还保存着母亲当年纺线用的锭杆，每每看见就想起母亲当年劳动的情景。
  母亲一辈子宽宏大量，与人亲和。母亲为我们屡迁新居而高兴，我迁往芦台居住，母亲说等我身体好了，去看你们的新居，遗憾的是母亲突然病重去世，来芦台的愿望未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