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河区图书馆

作者简介
  杨占枢，男，中共党员，1939年11月出生，天津市宁河区东棘坨镇杨宇庄人。1962年至1972年在东棘坨公社杨宇庄当小学老师、任东棘坨公社杨宇庄初级农业中学负责人，1972年至1999年在宁河县文教局工作，1999年退休至今。
  耄耋忆旧话家风
  杨占枢（80岁）
  我在东棘坨公社杨宇庄生活工作了34年，吃过多年故土生长的红高粱、贫瘠地上的野菜，也曾吃过美味的小麦饼、白花花的大米饭。喝过雨后积存的苦涩坑水，感受到生活的艰辛，有我无忧无虑的清闲与宁静，也有我最初参加工作的欣喜与奉献。故乡有我的童年和抹不去的乡愁，我犹如一棵生长34年的壮实高大的树，深深地扎在这块土地上，虽然身躯离开了她，但根须拔不断，灵魂移不走，有着深深的眷恋。我想重点说一下父母的言传身教，和我们受到家教，懂得传承不断成长的历程。
  进士皇匾
  据记载，我们杨家始祖在潘庄，传到我这辈已是十八世了，从明末到如今近400年的历史。杨宇庄的祖先是四世杨庆，由潘庄迁至此地落脚为庄。杨庆生三子：杨钺、杨招和杨宇。杨宇乏嗣，逝后立杨宇庄，后人推想是因乏嗣而留纪念之意。
  在建县76年后，即1795年，清朝嘉庆庚辰年间，我十三世高祖杨际隆考中了进士，在僻野乡村出了如此人才，从此远近闻名，杨宇庄也就成了进士村、文化村了。进士老祖没留遗照，想象不出尊容，但一块进士匾在我脑海里至今记忆犹新。童年的我经常到村东的大伯那里去，一进门映入眼帘的便是那块高悬的金字进士匾，有一米半长，半米多宽，黑底金字凸出显得庄重气派，不由得让我肃然起敬，心中倍感荣耀。
  上学后，幼稚的我认为进士匾额不过只是一张毕业证书之类而已，所以在本村上小学（初小四年级）毕业时老师发给我一张毕业证书，回家后把它贴在了墙上，以为可以与进士匾相媲美了。后来家中扫房子给弄丢了，同时还丢了我很多墙上贴的美术作品，这些宝贵的东西都是被人肯定、受过表扬，为此我好难过了一阵子，进士匾丢了也没有这样难过。五六年级称之为高小，要到潘庄去上学，高小毕业证书是黄底黑字红印，毕业证书无论如何不能再丢了，是我徒步往返潘庄二年受尽寒窗之苦获得，所以它一直跟随我到如今。
  慢慢地醒悟，这张毕业证抵不过进士匾，通过读书，我知道明清时期的科举确定为四级：即科试，县级考试，及格者为秀才；乡试，省级考试，及格者为举人；会试，礼部试，及格者为贡生；殿试，天子试，及格称进士。又知道进士匾的来历，先祖去京开始中了进士，但把进士功名卖了，回家后只带来了银子，家人问及原由，回答说考前家人曾说过，考了功名也不做官，可他不知道家长的意思，家长的意思是考取功名当绅士。在封建社会，做过官的告老还乡便成了绅士，仍然保持昔日当官的荣耀，虽然考了官不做官，有了功名便是光宗耀祖之举，做了绅士，门庭也有官的威风。先祖领会了家长的意思，准备再考。次年碰巧赶上嘉庆恩准加考，为了避免与上次重名，改名为杨际隆，这次考中了礼部试贡生，当时有一位宁河县在朝做官的阁老姓杜（杜立德），由他代表天子颁发顺天府宁河县杨际隆进士匾，所以匾上有恩、杜字样（杜立德申报皇帝，颁恩准进士）。因此，杨门还真的荣耀了一时，历任宁河县调换县官，新上任的都来拜谒进士，远近传出好名声。
  上学
  1949年春天，母亲说，过几天你要上学了，听说少武大叔当老师，学校就在咱家的西隔壁杨璋家。杨璋参加八路军多年了，家人怕伪军来报复，都搬到别处去住，4间房空着，村里就当了学校。
  上学前，母亲给我用羊肚手巾缝了个书包，用起来方便好带，把书和用具往里一放，只要一抽口，拎着就走，不像有的同学用一块方巾把文具和书包成一个小包，夹在腋下，也有的背一个小木箱，和一个木工一样。总之，盛文具的方式各有千秋，独有我觉得高级气派。父亲从潘庄集上给我买来一支铅笔和两张高丽纸，母亲把纸裁好，给我订了两个白纸本，背着的书兜里有时还装有算盘和砚台。
  少武老师很有学问，他语文、算术都会，用阿拉伯数字算加减乘除，就连混合运算都做得来。周围几个村的老师只会教写字念书打珠算，所以每逢周日这些老师都来听少武老师讲算术课，回去后，他们再教学生。我们学完四年级初小毕业后，就去潘庄上高级小学。潘庄是宁河县第四区区政府所在地，区里仅有一所高级小学，每年招一个班，40个学生。上这个高小要考试，杨宇庄参加考试的有6个学生，从报名的200多人当中选40名，我们6个人都被录取了，周边小村没一个被录取的，被录取的学生中大多是潘庄、塘坨这样的大村庄，可见少武老师的教学质量之高。
  我们的班主任老师叫于克敏，杨村人，是杨村师范学校毕业分配来的，经常到我们的住处来（一年后，我们又换了一个房东）。学生都是十五六岁，老师也不过20岁，如同大哥哥一样，由他指导，我在1955年毕业前夕加入了共青团。1955年高小毕业，于老师对我说，你以后要继续上中学，着手考前的准备。
  考初中是于老师指导报的志愿，他说报考二中，一中是省中，全省都争，芦台二中是县属中学，比较好考。待接到通知书，打开一看傻眼了，是备取生。开学10天过去了，未接到递补通知。没学上了，没心思丢魂了似的，夜间做噩梦，把母亲哭醒。
  母亲最了解我的心，见到少武老师说，大叔得给这孩子找个念书的地啊！大叔也很同情我，就说东棘坨成立了高小班，可只有五年级，要不到那去复习一下功课，准备明年再考中学，我同意了，时处年底，三九天气，冰封雪盖，这个学校都是走读生，一路没有伙伴，头天在茶壶套里放进一个饽饽，早起吃半个，将另半个放进书包里留作中午的干粮，中午放学后同学们都各自回家就餐，我将这半个饽饽放在炉子上，烤热一层剥着吃一层，喝炉子上烧的水。
  1956年，教育是个大发展时期，潘庄、宁河、丰台3个镇都成立初中班，我很顺利地考入了潘庄中学。我小学的基础知识牢固，又是共青团员，可谓品学兼优的学生了，当上了班长，又当上学生会的主席。1958年毕业前夕，老师找我谈，说要保送我上师范学校，我同意了，这是我梦寐以求的事，因为从事了教育事业，我可以一辈子离不开书本了，所以我也未通过考试，学校直接送我到师范学校学习了。
  1959年，当我走进师范学校时，心情喜悦，未见过这么好的学校，是宁汉地区第一座高楼，教学楼大方敞亮，外面红瓦绿窗，室内杏黄门白粉墙，雪一样亮堂，崭新的桌椅泛着油香，若顺着楼梯往上走，真有点飘飘欲仙的感、觉。
  1962年7月，我接过学校发的毕业证：白底、黑字，印有学校公章和校长印。这意味着我将迈上了教育事业的征程，我被分配到本村任教了。1972年，调我到县文教局工作，直到退休。
  父亲母亲
  父亲，杨景旺（1910年至1975），字荫林。有三个哥哥，两个姐姐，亲哥们排行四，叔伯哥们排行七，全村人都称七爷或称老爷。由于战乱，1932年从通辽回家，为了生活做了卖布的小生意，推着独轮车，走村串户，从我记忆里就觉得父亲卖布用的拨浪鼓很好玩，但父亲不让摸，所卖的花花绿绿的布也非常好看，但兄弟和妹妹也从来没有用过这些布做衣服。
  我最难忘1944年冬季的一天，天刚蒙蒙亮，只听有咚咚的敲门声，父亲以为小孩子恶作剧，把门打开后，蜂拥进来五六个鬼子和十来个潘庄据点狗腿子，鬼子举起枪托，狗腿子用长刀背将父亲按倒在地上就打，母亲央求，我们哭喊。狗腿子让我们到街东头去开会，我们都来不及穿鞋，这地冻三尺的腊月天，赤着脚，蹲在街心，蜷缩着用棉袄盖着脚，顾不上冻痛，心里想着父亲，事后回到家里才知道，是前屋三婶子发现父亲倒在地上，叫来三叔把父亲抱到炕上，父亲在炕上躺了好长时间，到行动方便了就一直在外边过夜不敢回家。
  1949年家乡发了大水，颗粒未收，很多人逃荒去了东北，母亲说什么不肯离家，快断炊了，父亲去天津和文景大叔说了情况后，大叔说过几天我发了薪给你解决一点吃的，景文大叔做工养活一家3口，并不富裕。父亲回家后的一天有人喊，从天津给你们捎来一包麸子，总算有点吃的了。父亲每天出船到乡间收些锡铅铜铁、旧家具之类，收集多了让大船捎到天津，倒回本钱再收，到了冬季船不能行驶，便用扁担挑着两个筐走村串街去收，然后再挑到天津去卖。临到年关时，父亲将木条锯成小段，再用斧子劈成小块，挑着去天津卖，劈柴一担100多斤重，每次都是前半夜起身，中午前赶到西广开（现天津西南角）卖完，往返一次需要三四天时间。就这样，为了生存奔忙着，奶奶去世都没见上活面。
  晚年，父亲常闹胃病，自己说十人九胃痛，不要紧，吃药就顶过去。1973年11月29日，我从芦台回家，第二天早晨发现父亲吐了很多血，询问才知道最近屡次发病，但未停止过生产队劳动。我带着父亲到县医院检查，诊断结果是胃癌，12月1日转天津人民医院（现肿瘤医院）。
  父亲自强自立，生活上精打细算，讲究勤俭，脑子好。运用珠算加口算算数，准确无误。土地改革时参加县里组成的分地小组，走遍全县各村庄，不管量什么地形，只要丈量员报出数来，地面的亩数立即可算出，人称“小诸葛”。
  1975年9月5日，父亲去世前一天，说胃疼，有些常识的人说癌症晚期都要疼痛。第二天早起我蹬车到县医院，一连求了3个大夫开了8支杜冷丁，回来时搭上了东棘坨 供销社拉货的车，急慌到家进屋后，却听不见父亲的声音了，父亲已经闭上了眼睛。未与父亲见上最后一面，8支杜冷丁也未用上。
  母亲，李庭（1905年至1981年）。旧时代农村女性，有学名的少见，为什么有个学名？族中叔叔告诉我，你母亲这个学名与日本侵略中国有关。
  日本人搞地方治安，给每个中国人制一个良民证，良民证上有姓名、性别、年龄，还要贴一张相片。本村的登记员是玉春大叔，到母亲登记时便打趣地说，老嫂子，你姓李在家庭里料理事务，叫李庭好不，从此母亲有了这个学名。
  1947年，父亲去天津谋生，母亲性情刚毅，带领我们兄妹3个，种地拾柴，自立生活，渡过一个又一个难关，直到解放后肩上的担子才略轻松了些。1962年春，全国缺粮少吃状况好转，5月份工作队准我4天假，半年多未回家了，很想念母亲，母亲见我回来忙活着给我做炒面，让我走时带上。所谓炒面，就是把黄豆、白高粱、玉米等分别炒熟，混合起来，然后用小石磨研碎，用箩子筛细面，这便是炒面，并告诉我，这炒面没水分，不会腐败，放多久都可以吃。吃不饱饭时，早晚沏碗垫垫，省得饿啊！
  一家人吃穿都得母亲一人解决，白天功夫不够用，每天打夜的时间很长，我睡醒一觉了，看见母亲用的小豆油灯还没熄灭，灯光如红枣一样大。后来有了煤油，用铁片卷成一个细桶，穿一根棉絮，通过一个瓶盖，便成为一盏煤油灯。如果晚间自己推小磨或纺线时为省油，就把这盏小油灯熄灭，摸黑干活，说是摸黑干活眼不杂，干得更快更好，如今，我还保存着母亲当年纺线用的锭杆，每每看见就想起母亲当年劳动的情景。
  母亲一辈子宽宏大量，与人亲和。母亲为我们屡迁新居而高兴，我迁往芦台居住，母亲说等我身体好了，去看你们的新居，遗憾的是母亲突然病重去世，来芦台的愿望未能实现。
  家风传承
  我们的家风用“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来形容较为合适。
  先说忠厚。常听父亲讲，“庄稼佬，纳贡粮，逍遥自在王”。这句话的涵义是首先想到国家，其次是个人家庭。贡粮是交给国家税收，余下的粮食自己支配，所谓庄稼佬即是农民，农民要向国家交公粮，把第一簸箕好粮食交给国家，国家没粮食怎能行，军人没粮食怎能打胜仗，保住江山才有人民的自由。庄稼人把交公粮视为精忠报国效忠君王。这话有其历史的局限性，但也蕴含着一个道理。
  心里想的是国家，行动为国家，是中华民族每个人的美德。忠厚是中国人的天性，因此，在抗日战争中我族中兄长杨占茹报名参军，转战在抗美援朝的战争中，伯父首先接到的是战功喜报，最后又接到的是牺牲通知书，杨占茹长眠在异国——朝鲜的土地上，尸骨也没回归故土。国家实行了义务兵役后，我堂弟杨占陆辞掉了教师职务，报名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部队作为一名随军记者一直干到退休。
  再说诗书。从记忆起，家庭的传统观念是学而优则仕，经常给下一代灌输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思想，宣传读书是做人的根。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闻，要知天下事，首先要做秀才，而做秀才必须要读书。这些理念今天看来是不完全正确，但教育下一代多读书，长知识，做好人是没有错的。
  我们家世代读书，不管是什么时代也不忘掉书本。在“文革”时红卫兵把我们几代的藏书视作“四旧”全部烧光，但未阻挡住我们读书的热情。因此我父辈4位（包括3位伯父）以下的子女，具有大学学历者22名，中专学历者8名，未取得职业学历者也均达到了国家普九水平。现在学有成绩者遍布社会的行政，政法、财经、教育、工业、卫生、商业各个部门，都在为国家作着贡献。
  我们家世代相传一句口头禅，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国法不能冒犯，家规要遵从。所以我们家世代有个不成文的规矩，每个家庭成员不满30岁不准吸烟、喝酒，更不准参加赌博，不准把外边的不良的东西带到家来，不准口出脏字。
  人常讲，树大分枝，我们家中上几代都是四世同堂，而后才分家。兄弟、妯娌之间和气相容，相互都以身位相称，没有张口称你、我、他的称呼，如兄长称弟媳为你老（您的意思）或指下辈称婶、奶，称妹为姑、姑奶。人与人之间的互尊上行下效，世代相传。
  我不止一次听人说，你们那门人（家族）不会骂人，也从未听到过有人骂街，这对我们的赞誉。不光是我们这一门，全村人都很少听到有骂街的。人与人之间要相互尊重，在尊重别人的同时自己也受到尊重。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一向是爱国守法，尊纪友善，公平公正，相互礼让，相互包容的。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风正了，社会风气也就好了，这是强国梦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