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河区图书馆

我原籍天津。1950年抗美援朝初期，部队要征一批新兵。当时在宁河县一区武装部工作的舅舅动员我来宁河找他报名参军，舅舅领我找到时任县武装部长的康兴同志，康部长看我刚满15岁，就和舅舅说，把外甥留在武装部当个通讯员吧。几天后县委办公室主任寓农同志来武装部找康部长谈公事，见到我，便向康部长问道：“这小鬼是谁？”康部长便介绍了我的情况。寓农说：“我看这小鬼挺机灵的，留下给县委当交通员吧。”就这样我到县委当了交通员，因为年龄小，老同志们都叫我小鬼。
  解放初期，社会复杂，工作量大，当时没有别的通讯设备，只有手摇电池电话，还经常遇到线路故障叫不通。那时每天都有机密和绝密文件要交通员不分日夜地取送。特别是在1951年至1953年“镇反”“三反”“五反”时期，我们的工作特别紧张，每天天不亮就起床赶路送文件，来回都要骑上100多里或200多里的自行车。那时宁河县的面积很大，包括现在的汉沽区、塘沽区、北郊区的一大部分村镇、芦台农场的大部分村镇和汉沽农场、东丽区（时属宁河县六区）都属宁河县管辖。那时都是土路，一下雨就泥泞难行。在雨季我们是经常穿着雨衣，光着脚在连泥带水的道路上走几十里路去丰台（三区区委）和潘庄（四区区委），脚上经常会磨出血泡。在冬天要经常顶着北风，冒着大雪送文件，骑不动车就推着走。后来县委领导了解到这种情况，就找部队给我们借来两匹军马，每逢特殊天气就骑马送文件。有时我们经常是白天累了一天，晚上还要连夜去天津地委（在杨柳青）取送文件，在火车上多困也不敢睡觉，因为身上带着机密文件和手枪，夜间出发送文件
  还要顶上子弹。当时县内没有一座桥梁，过河都靠摆渡，夜间去送急件就得喊好长时间才能把对岸的摆渡喊过来。赶上冻河快开化时就得踩着离岸近的薄冰过河，有几次都是在岸边薄冰的地方掉了下去。
  我们参加工作时叫脱产干部，实行的是供给制，没有工资，按小米计算，机关统一供伙食，发给制式的灰色服装。工作、生活虽然很艰苦，但同志之间，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十分融洽，真是以诚相待。记得当时任县委书记的王友林同志怕我睡觉冷，还特意送给我一条褥子，时任县委组织部长的杨志恒同志还叫其爱人刘凤屏送我一条棉毯。一晃几十年过去了，每每忆起仍觉有一股暖流在我胸间涌动，也勾起我对这些老领导的无限怀念。
  当时县委有6名交通员，不仅每天要取送文件，还要做好县委机关的保卫、通讯联络工作，参加1951年春季“镇反”的统一行动的护路工作。即每次毛主席、周总理等党中央主要领导要乘坐火车过往芦台段的铁路线时，不论是白天和夜间都要抽出我们交通员和公安局的同志一起在铁路线上守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