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河区图书馆

作者简介
  袁一飞，男，1935年12月出生于天津南市建物大街瑞福里。1951年初参加工作，同年4月加入中国新民民主义青年团，195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宁河县委交通员、收音员，县政府文化科科员、新华书店业务主管，宁河县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干部，芦台影剧院党支部书记、县文化局文化出版文化市场管理科科长、县文管办副主任、局调研员，1996年5月退休。
  往事回忆
  袁一飞（83岁）
  当交通员
  我原籍天津。1950年抗美援朝初期，部队要征一批新兵。当时在宁河县一区武装部工作的舅舅动员我来宁河找他报名参军，舅舅领我找到时任县武装部长的康兴同志，康部长看我刚满15岁，就和舅舅说，把外甥留在武装部当个通讯员吧。几天后县委办公室主任寓农同志来武装部找康部长谈公事，见到我，便向康部长问道：“这小鬼是谁？”康部长便介绍了我的情况。寓农说：“我看这小鬼挺机灵的，留下给县委当交通员吧。”就这样我到县委当了交通员，因为年龄小，老同志们都叫我小鬼。
  解放初期，社会复杂，工作量大，当时没有别的通讯设备，只有手摇电池电话，还经常遇到线路故障叫不通。那时每天都有机密和绝密文件要交通员不分日夜地取送。特别是在1951年至1953年“镇反”“三反”“五反”时期，我们的工作特别紧张，每天天不亮就起床赶路送文件，来回都要骑上100多里或200多里的自行车。那时宁河县的面积很大，包括现在的汉沽区、塘沽区、北郊区的一大部分村镇、芦台农场的大部分村镇和汉沽农场、东丽区（时属宁河县六区）都属宁河县管辖。那时都是土路，一下雨就泥泞难行。在雨季我们是经常穿着雨衣，光着脚在连泥带水的道路上走几十里路去丰台（三区区委）和潘庄（四区区委），脚上经常会磨出血泡。在冬天要经常顶着北风，冒着大雪送文件，骑不动车就推着走。后来县委领导了解到这种情况，就找部队给我们借来两匹军马，每逢特殊天气就骑马送文件。有时我们经常是白天累了一天，晚上还要连夜去天津地委（在杨柳青）取送文件，在火车上多困也不敢睡觉，因为身上带着机密文件和手枪，夜间出发送文件
  作者（左一）当交通员与同事合影
  还要顶上子弹。当时县内没有一座桥梁，过河都靠摆渡，夜间去送急件就得喊好长时间才能把对岸的摆渡喊过来。赶上冻河快开化时就得踩着离岸近的薄冰过河，有几次都是在岸边薄冰的地方掉了下去。
  我们参加工作时叫脱产干部，实行的是供给制，没有工资，按小米计算，机关统一供伙食，发给制式的灰色服装。工作、生活虽然很艰苦，但同志之间，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十分融洽，真是以诚相待。记得当时任县委书记的王友林同志怕我睡觉冷，还特意送给我一条褥子，时任县委组织部长的杨志恒同志还叫其爱人刘凤屏送我一条棉毯。一晃几十年过去了，每每忆起仍觉有一股暖流在我胸间涌动，也勾起我对这些老领导的无限怀念。
  当时县委有6名交通员，不仅每天要取送文件，还要做好县委机关的保卫、通讯联络工作，参加1951年春季“镇反”的统一行动的护路工作。即每次毛主席、周总理等党中央主要领导要乘坐火车过往芦台段的铁路线时，不论是白天和夜间都要抽出我们交通员和公安局的同志一起在铁路线上守护。
  当收音员
  1953年国家开始实行低工资制，每个干部根据职务都定级别，交通员的级别是最低的26级。实行工资制不久也就是1953年下半年我被领导安排做收音工作，当时还上调了一级25级。工资是30多万元。（相当于现在的30多元），虽然干部们的工资都不多，但还是有工资啦。发第一个月工资时大伙别提多么高兴啦。我记得当时许多同志都买苏联出产的手表，价钱是每块12万元（相当于现在的12元）。当时中国和苏联的关系是非常友好的，县委还设有“中苏友好协会”，县委工作的每位同志除戴有县委机关的徽章外，还戴中苏友好协会的小徽章。中国称呼苏联为老大哥，当时有一首流行的歌曲是“伟大的苏联咳嗨，咱们的老大哥，老大哥头一个来承认（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头一个来道贺……。”当时也号召广大的干部职工来买苏联的花布，我记得县委机关的同志都买了苏联的花布来做上衣穿。1953年苏联的领导人斯大林去世时，县委机关的全体同志还都戴上黑布箍表示悼念。
  收音工作是建国初期根据河北省委的安排，每个县都由地委发给县委一部特制的收音机和几节半尺多高的大电池，用来直接通过河北电台收听省委省政府机关有关领导部署，传达一些工作的指示、通知等，每天收音员都要按时打开收音机的固定频道收听信息。把信息中通知的内容包括什么时间、哪位领导、要传达哪些工作用笔记下来，向县委办公室主任汇报后，再及时地通知有关部门的领导，按时到收音室来收听省里有关领导的讲话精神，要求有关部门的领导在收听时要把重点记下来。
  通过做收音工作，使我深深地感受到我的文化水平太低啦。当时我只有小学文化，我在收听做记录时有许多字不会念，我只能用同音字或只有我自己知道的记号先记下来，过后我再用同音字典来查这些字怎么写，再把记录重新抄写一遍，再用透蓝纸复写两份。一份用来通知有关部门，一份用来存档。
  夜校学习
  建国初期，为提高干部的文化水平，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县里成立了干部夜校，我记得当时先后调进来宋老师、李老师、黄老师、徐老师（具体名字记不清了）等到干部夜校任教。那时报名上夜校的干部不少，我也报了名，领取了课本、学习作业，每天晚饭后7点准时到夜校学习，学习室是利用学校晚上不上课的教室。我们是先从初中一年级的课本来学，当时两个教室的人都满啦，同志们的学习情绪都很高，教师讲的很认真，很有耐心。学生们不明白就问，教师给留的作业学生也都按时的交给老师来判。我记得当时的县委、县政府的一些领导也参加了学习，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县委书记杨志恒同志学习的态度最认真，他没有特殊原因从来不请假，按时交作业。他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老师对他的评价都非常好。
  干部夜校的学习我先后用了5年的晚上时间，在学习初中三年级的课程中我被安排到天津地委党校学习了半年，回来后又被抽出到农村做中心工作一年，回来后才又接着到夜校学习，直到1959年我才初中考试合格，拿到了干部夜校的毕业证。夜校的学习使我们在文化上有了很大的进步，也确实对我们的工作有很大的帮助，提高了我们的写作能力，我们在工作中也养成了写笔记的习惯。
  当文化干部
  1955年县政府文教科分家，分为教育科和文化科。我被调到文化科工作，当时县直机关除公安局、粮食局、商业局称局，以外的机关都在县政府里为各科，如财政科、水利科、民政科、工业科、卫生科……，那时每个科里都只有几位同志，当时文教科科长是殷增起同志，分开后教育科科长殷增起同志兼任文化科科长，由文化馆馆长王音同志任副科长，我和韩兆民同志为科员。文化科所属有文化馆、图书馆、新华书店、电影放映队和剧团等部门。
  文化馆，在星期日经常组织舞会，社会上能歌善舞有文艺才华的青年和文化馆的同志一起为群众演出。文化馆的同志还经常到各区村镇，组织辅导农村的文艺骨干排练一些节目，在本村和串村演出。图书馆，每天看书看报的人比较多，有些读者还经常抄写书报里的一些内容。新华书店除坚持每天开门售书外，还经常抽出两名男同志骑自行车，带上200左右斤的各类图书到清河农场各分厂、芦台农场和大村镇去售书。每年春节前还要加班加点地分发销售大量的年画，当时年画的销售量是很大的。电影放映队，坚持长期下乡到各区农村去放映，他们的工作、生活是比较艰苦的。剧团，每天都在下午和晚上演出评剧，看评剧的人很多，有许多是从农村远道来的，剧团也经常抽出时间到各区去演出。有一次在六区军粮城演出时，剧团团长李筱舫来电话说又新请来一位女主演，明天下午在军粮城剧场演出，如果我们有时间可以看看她的演唱水平。第二天上午我跟王音同志便去军粮城，下午看她的演出，简易的小剧场基本上是满员的。她演唱时间不长群众呼喊便轰她下台。当时王音与李筱舫商量，决定叫王曼玲马上化妆上台演《刘巧儿》，王音也马上到台上向观众说明换王曼玲演出《刘巧儿》，观众才平静下来，当王曼玲上台演唱时，立刻得到观众热烈欢迎的掌声。
  当时宁河县的文化活动工作开展的是比较好的，曾得到河北省文化局给予宁河县文化活动工作二等奖的表彰，得到天津专署对宁河县文化工作者一等奖的表彰，并奖给飞鸽牌自行车一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