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河区图书馆

在走集体化的年代，农村的收益分配，一直是各级领导和群众关心、关注的大事儿，也是乡村干部头疼的事。那时要强调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正确处理积累和分配的关系。但由于当时农民基本靠天吃饭，风调雨顺收成好些，收益大些；年头不好时常歉收，有时入不抵出。大辛、端庄子等村还出现过“倒分值”，即收入没有开支多，挣工分多的多赔，工分少的少赔，严重挫伤社员劳动积极性。每年年终，县召开的分配工作会议上，县里要多扣，公社要多分，上下各陈理由，一吵就是五六天，结果还是不公平，不合理。
  1972年至1974年我在大辛公社时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结合我在任凤稻田区和大辛旱田区工作的实际，找出症结的所在，就是按总收入计算造成的弊端。而这是中央《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即“六十条”规定的。能不能、敢不敢突破这个禁锢，不仅要有勇气，而且要有“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的理论支撑。于是，我暗自制定了以纯收入为基础，正确处理三者关系、积累和分配关系的“七道杠”，并完善了配套措施。经过1972年至1974年渐进调整，3年全部到位。这个“七道杠”也体现了我积蓄10年的“以丰补歉”的指导思想，即“丰年多扣，平年少扣，歉年不扣，灾年倒补”，一句话，就是让社员分配逐年提高，生活逐步改善，有奔头，绝不搞大起大落，甚至“倒赔”挫伤社员生产积极性的蠢事，而是要通过收益分配这个杠杆，不断激发社员参加集体生产积极性。这个对号入座的“七道杠”既有限制性，也有灵活性，在公平合理的范围内，使收益分配达到了规范化，三年调整到位后，效果良好。
  1974年9月，天津市召开经营管理工作会议，作为天津市农村经营管理21个先进社队首席的大辛公社，由副主任甘士骥第一个发言，题目是《以三项指示为纲，搞好经营管理》，其中介绍了“七道杠”发言引起很大反响。宁河县带队的领导易新评价：“材料写的好，内容好，说的也好。”第二次，在市农委召开的“收益分配座谈会”上，我详细介绍了“七道杠”生产的指导思想、依据、配套措施及好处，引起很大轰动，时任蓟县县委农村工作部部长王存说：“这个法儿好，我回去即推行，边实施。边完善。”市计委一名处长说：“这套办法无懈可击，值得推广。”1975年7月市农委组织召开经营管理现场会议，各区县有100多人参加。会议在大辛公社会议室开幕，采取一查、二看、三汇报，先查看了大辛公社存档各村队的财务月报表、公社财务联查台账、《解决联查中发现问题的处理规定》、财务评比指标表格上墙等内容；后到小辛村看账目管理、江洼口村看财务公开和库房管理；后由公社副书记甘士骥作了农村财务管理及收益分配工作的汇报；对陈列报表等实物，专业人员与我现场交流询问、索取。之后去宝坻县小靳庄，最后回到宁河县委大会议室结论。会上，市领导对大辛公社财务管理和收益分配“七道杠”给予了肯定。随后，不少区县又组织专业人员到大辛公社参观访问。1978年秋，县委以大辛公社收益分配“七道杠”为蓝版，组织抽调公社精锐人员测算后，制定出全县的“十道杠”收益分配方法，解决了多年难以化解的难题，同时也被一些兄弟区县接受和仿效。
  1977年2月1日，我终于在大辛公社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没有预备期，直接成为正式党员。介绍人是社长甘士骥、组织委员王宝兴。在公社、工作队联合举行的新党员入党宣誓大会上，让我代表新党员发言，我在陈述追党25年，始终坚贞不渝，今朝夙愿得偿的艰辛历程时，心潮激动得有些口吃，使在场新老党员很受感动。
  我在农村基层工作的29年，虽然经历了诸多坎坷和磨难，但也有一种满满的成就感，为农村经济发展、农民生活改善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没有虚度青春年华，每当提起自己还是感到很欣慰的。
  （梁洪军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