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河区图书馆

作者简介
  杨钫，男，1933年10月生，中共党员，农业经济师，天津市塘沽区人。1949年10月参加工作，1951年9月至1958年8月任宁河县六区一疙瘩（今属塘沽区）供销社会计、统计，南涧沽供销社、茶淀供销社主管统计；1958年9月至1965年3月任任凤（大）公社办公室负责人、任凤（小）公社秘书；1965年4月至1979年6月任大辛公社经营管理员；1979年7月至1983年12月任宁河县公安局办公室副主任（主持工作）、主任；1984年1月至4月任宁河县打击经济犯罪办公室负责人兼宁河县委纪检委办公室主任；1984年5月至1987年4月任县纪检委常委兼办公室主任；1987年5月至1991年5月任宁河县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兼农林局副局长；1991年5月任宁河县人大常委会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1993年10月退休至今。
  乡村往事
  杨钫（85岁）
  我已是耄耋之人，青壮年时期一直工作在农村基层，曾在乡村供销合作社担任会计、统计，在乡（公社）从事文秘、财政、经营管理等工作。对那29年的亲历亲为、所见所闻，至今仍记忆犹新，历历在目。愿借助区档案局“百老话沧桑”这个平台与大家分享。
  统计互助
  我的籍贯是现在的东丽区军粮城镇郑庄子村，当时军粮城为宁河县六区所在地。1949年10月参加工作，1951年9月我与王玉玺分配到县六区一疙瘩（今属塘沽区）供销合作社工作。这个社是1951年7月由一疙瘩、郑庄子、于庄子、三川桥、苏庄子等5个村联合兴办，坐落在一疙瘩村主街的西头儿，临街5间大房做门市，院有1间小棚子当厨房。我们去之前已有4人，主任韩万才（原任一疙瘩村副村长）、会计闫文斋、业务员韩万起、售货员崔永华，我到那担任统计兼管会计商品账。
  这个社经营范围很广，有日用百货、粮油、杂货、豆饼化肥，还搞代购代销。可以说是上自绫罗绸缎，下至葱姜大蒜无不经营。到岗不多日子，就为军粮城区粮站代购稻谷。由于人手少，领导让我和王玉玺担纲，他管验质、定价、过磅、开“飞子”；我负责审核、付款、制表。我白天有时间还要打点门市，晚上核对“飞子”与款是否相符，再分出五六个等级，分别作表登录，并要代扣税款。每天都干到夜间两三点钟，有时到4点多，困了就用凉水浇头洗脸。第二天还要起大早，把稻谷装上胶皮大车，由韩万起押送到军粮城粮谷加工厂，交粮领麻袋，银行营业所结算粮税款，表交区粮站，而后到区供应站进货。就这样整整干了一冬，那时冬天特别冷，有时手冻的都是大裂子。我因为熬夜上火，嘴唇干裂，甚至下唇溃烂粘在一起，吃饭用筷子捅开小洞往里送。这一季下来，我俩代购的数量上没错过斤两，账款上没差过分毫，得到领导和同事们的赞许。
  1952年7月至9月，杨家泊供销合作社的统计去专区社学习，本社会计不会制统计报表。为了保证全区报表的及时，区办事处统计鲁文华捎信儿让我去帮忙。这个社与我工作的地有10多里，那时没有交通工具，就起大早步行去，天快黑时才返回。这样使这个社3个月的报表及时报送，没拖全区的后腿，因此，我受到了县社和专区社的通报表扬。
  当时，统计互助的做法在全国只有两家，北京顺义县第一家，我社是第二家。县里年底召开统计评比表彰大会，我被评为统计模范，第二名是后米厂供销合作社的李松柱，第三名是任千户供销合作社的王君衡。县社在全县按区建立了6个统计核心互助组，设组长、副组长，王君衡和我分任二区、六区组长，每月5日统计携表上站，交流经验和学习，而后组长到县开会，推进了全县统计工作齐头并进。这年11月，我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介绍人是村长芦振元，村妇女主任边洪霞。1954年7月我被调到南涧沽供销合作社任统计。这个社是宁河县五区所在地，经济辖区南涧沽、西孟庄、后沟楼沽、任凤庄4个小乡，3个门市部、3个分销站。由于前任统计闹病，已经有两个月没有报表了，县社计划科和本社主任非常着急。我到那后起早贪晚，跑遍了各个报表单位，连续突击了10天，干完了包括本月共3个月要天天干的“活儿”。
  小社并大社
  1958年9月，全县“小社”并“大社”，撤销了芦台镇及15个乡机关，成立了五一、红星、红旗、卫星、东风等5个人民公社。当时成立红星人民公社，9月份为筹办期，县定党委负责人刘金庆（南涧沽乡党委书记）、管委负责人王劭文（俵口乡党委第一书记）、办公室负责人是我，筹办大公社成立事宜。筹备妥当，召开成立大会后，县委按上级指示，确定5个大公社党委书记分别由县委副书记、副县长、或县委常委担任。我所在的红星人民公社由县委副书记杨秉亨担任党委书记，办公地点在任凤；五一人民公社由县委常委王治安担任党委书记，办公地点在芦台；东风人民公社由副县长郭景福担任党委书记，办公地点在潘庄；红旗人民公社由县委常委、检察院检察长张福桐担任党委书记，办公地点在丰台；卫星人民公社由县委常委、组织部长吴景文担任党委书记，办公地点在高景（后迁至宁河镇）。
  庆祝红星人民公社成立大会是10月1日召开的，地点在任凤庄杨虎子河七孔闸以南西堤的大广场上，在西堤上搭建宽大的主席台，上端横幅“红星人民公社成立大会”，左右竖幅“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红星人民公社规模较大，人口较多，是由原南涧沽乡、北淮淀乡、俵口乡、大北涧沽乡合并而成，总人口约4万人。大会那天，人们早早地就如同潮水般地涌向大会会场，足有万人之多。会场上彩旗飘扬，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人们如同过年一样，穿新衣，戴红花，喜笑颜开。大会上午11点正式开始，由李荣庭（前南涧沽乡党委副书记）主持。大会的主要议程是：党委负责人刘金庆作主体报告，主要讲人民公社的性质、特点、作用和优越性等；管委负责人王劭文布置当前工作，主要是农业秋收、深翻种麦、积极投身密云水库建设、全民动员大炼钢铁等；村代表独立村党支部书记马志华作表态发言；来宾北京市清河农场工会主席龙替发表祝贺讲话。会场一次次热烈掌声，“人民公社好”的口号此起彼伏。
  会场显著位置还竖有两幅大型牌匾，图文并茂。一幅是淮淀乡的南淮淀、北淮淀、乐善庄三村联社，将自有的40万元公共积累交给人民公社；另一幅是大八亩坨四联火炬高级社把自有的25万元公共积累交给人民公社。40万元、25万元，现在一个村听起来都不算啥，但在当时那可是个“准天文”数目呀！李自沽一名乡村画家还送来了一幅油彩巨作，上面画有人民公社好，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齐欢庆的图案。大会还在会场上安排了两项娱乐活动，一是北京清河农场京剧团演出；二是晚上看电影。记得当时演了两场戏，一场武戏一场文戏，武戏是《三岔口》、文戏是《凤还巢》。清河农场京剧团在当时有着强大的演员阵容，“四大名旦”之首梅兰芳的外甥女赵慧娟主演《凤还巢》中的程雪娥；“四大老生”之首马连良的女婿黄元庆饰演穆居易，演出不时博得一次次叫好声和掌声。
  在村蹲点
  1961年5月我在任凤小公社当秘书时。公社派我们7人到村蹲点，每个人一个村，我负责北移民村。白天忙活公社的日常工作，晚上下到村。北移民是仅有38户190人的小村，支书陈凤池，50多岁，是位老党员，很会做思想工作；大队长孙相廷是个“大老粗”，实干能力强；会计傅耀山，在班子里当参谋。我充分发挥他们的优点，使村的水稻面积和产量都有很大发展和提高。在这个村，我连续4年对收益分配进行摸索研究，初步形成了以丰补歉的工作思路，摆正三者关系，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发展。1963年获得大丰收，向国家交售征购粮人均居全县首位。
  1963年冬至1964年春，大搞农田建设，通过小段包工到组，定额到人的办法，一年干了两年活，把1000亩盐碱地大条改小条，东西向改为南北向，建成高标准条田，加以县农林局派技术员吴志超在这村搞塑膜育秧，小苗插秧实验，使千亩水稻田全都插上“立夏秧”增加了有效分孽、生长期和千粒重，实现亩产超千斤，向国家交售征购大米19万斤，折稻谷27万斤，人均1000斤大米，折稻谷1400多斤，居天津地区首位。还清了5万元的老贷款，人均口粮标准450斤（大米），是全县唯一一个吃粮标准最高，而且全部按大米计算的村（当年全县余粮队吃420斤自足队吃380斤，缺粮队吃360斤）。公社武装部长刘梦悦说：“北移民这个低洼盐碱地区的典型，看的见，摸的着，真正是学大寨的榜样。”1965年春季，河北省召开农业表彰大会，树起了28面红旗——农业学大寨先进单位，北移民就是其中之一。
  1965年4月，我被调到大辛公社任经营管理员。报到那天，我铺盖卷没放下，就和公社书记高连奎去了落后的江洼口一队蹲点。那时蹲点要和老百姓“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由于1964年发大水，严重歉收，在老百姓家号饭吃的是拉丝高粱饽饽、“菜娘娘”；还有两次拉了半天耠子种高粱，中午竟然无人叫吃饭，找队长一问，说是忘号饭了，只得到供销社买饼干就开水，后一探听，是号不出饭。县委书记邢国俊在蹲点会上批评我们“登百家门，吃百家饭，让群众当客待”；要求“一律一人蹲一个户吃饭，访贫问苦，扎根串连，练基本功”。高连奎找大队支部书记商议，采取“蹲死户按顿补工分”的办法解决了吃饭问题。住的是同一个大土炕；白天和老百姓一样下地干活，晚上还要组织开会、学习。我在江洼口一队一个农户家连续住了7天，愣不认识每天夜里一起住宿的房东老大爷（因我早出晚归，就没和老大爷醒着见过面）。一个春秋下来，我学会了耕种锄耪，与群众一样，旱了盼雨，雨大怕涝，和农民同甘共苦，当年夺得好收成，赶上其他队。
  秋后，高连奎和我挪到小辛庄蹲点。该村当时两个队，一队长孙航，精明能干，二队长孙茂大大咧咧，可一队总不如二队产粮多，高书记叫我蹲一队，他蹲二队。下决心要赶上二队，我就与一队队长走遍各个地块，根据土质制定种植计划，如河滩地秋麦密植试验，土质较好地块种玉米，分别采取定行距，定株距和间作套种等方式；次地种高粱间作大豆，实行以豆养地。为确保每株玉米都能坐施有机底肥，我组织几名年老体弱劳力为积肥专业队，摸索试验出“四合一无害化堆肥”方法，即猪粪、马粪、青草和马厩剩余草节、杂土堆积拌水成半湿状，再用大坯砌成火炕沟的“非”字形结构，将“四合一”料填入，堆成一米高，拍实，外用埝草泥捂严抹实，前有灶门，尾有烟囱，暗火烧上7天，再焖7天，经热发酵，即成粉末状的优质有机肥料。这一年一队的庄稼长得非常好，超二队大有希望。不料，被一场大冰雹彻底砸毁。但我带给他们“科学种田”合理运用“八字宪法”的思想，深入人心，成为全县最后解体集体经济的几个村之一。
  统计以存计销法
  1953年3月的一天，县供销合作社召开核心互助组长会，省、专区都派人参加了。那时交通不便，我因没赶上早班火车，晚上7点才到芦台，到那就已经散会了，只剩下计划科科员潘立德陪着两个陌生人，经介绍：一人是河北省供销合作社计划处副处长李景璋，另一人是天津专区供销合作社计划处的张彦。他俩是专门要到一疙瘩供销合作社实地察看我的业绩。第二天，我和潘立德一起陪同他俩去了一疙瘩供销社。当时由芦台上火车，到中心庄站下车，又步行10多华里才到我们社，整整折腾了一天。转天，三位领导查看我的统计报表及每月的统计分析报告，又让我详细汇报我创新制作、总结的“零售单位每月的购销进度统计图表”“社会购买力的典型调查”“国（营）合（作社）私（营）所占市场比重”图表等情况。汇报中领导们边听、边看、边提问、边记录，整整进行了一天时间。汇报结束时，李处长问我：“你是哪个大学毕业的？”又连连称赞，“真不简单，了不得！马列主义中国化，统计数字立体化，把统计工作搞活了。”他让我每月把我的统计图表和分析报告报给他一份，专区的张彦也让我给他报一份。后来李处长还给我捎来一本河北省合作干校编写的统计讲议，研读以后，使我专业水平提高了很多，也受到很大鼓舞。
  1954年8月，我在南涧沽供销社经过多时的摸索，以我兼通会计、统计两个专业的长处，在反复测验的基础上，正式创造了“统计以存计销法”，并在本单位实行。这个方法冲破和颠覆了以往教科书上凭记台账进行统计报表的传统统计记账法，做到了“严丝合缝，笔笔有踪”。这一方法的推行，保证了统计数字的准确性，取消了台账，也大大减轻了售货员的工作负担。原来售货员卖货要逐一登录，即记台账，然后报给统计人员，统计再分门别类编制报表，工作量很大。也时有漏记、错记发生。“统计以存计销法”推行后，售货员不用再记台账，只是每月把库存商品盘点表以及把商品调价表，商品损耗表报会计的同时也报统计一份，业务部门进货单报会计同时也报统计一份，就可以了。其计算公式是：上月库存＋本月购进—本月损耗±调价—本月库存＝本月销售。“统计以存计销法”不仅在我们宁河得到了推广，还曾得到了外地同行的认可和仿效。收益分配“七道杠”
  在走集体化的年代，农村的收益分配，一直是各级领导和群众关心、关注的大事儿，也是乡村干部头疼的事。那时要强调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正确处理积累和分配的关系。但由于当时农民基本靠天吃饭，风调雨顺收成好些，收益大些；年头不好时常歉收，有时入不抵出。大辛、端庄子等村还出现过“倒分值”，即收入没有开支多，挣工分多的多赔，工分少的少赔，严重挫伤社员劳动积极性。每年年终，县召开的分配工作会议上，县里要多扣，公社要多分，上下各陈理由，一吵就是五六天，结果还是不公平，不合理。
  1972年至1974年我在大辛公社时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结合我在任凤稻田区和大辛旱田区工作的实际，找出症结的所在，就是按总收入计算造成的弊端。而这是中央《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即“六十条”规定的。能不能、敢不敢突破这个禁锢，不仅要有勇气，而且要有“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的理论支撑。于是，我暗自制定了以纯收入为基础，正确处理三者关系、积累和分配关系的“七道杠”，并完善了配套措施。经过1972年至1974年渐进调整，3年全部到位。这个“七道杠”也体现了我积蓄10年的“以丰补歉”的指导思想，即“丰年多扣，平年少扣，歉年不扣，灾年倒补”，一句话，就是让社员分配逐年提高，生活逐步改善，有奔头，绝不搞大起大落，甚至“倒赔”挫伤社员生产积极性的蠢事，而是要通过收益分配这个杠杆，不断激发社员参加集体生产积极性。这个对号入座的“七道杠”既有限制性，也有灵活性，在公平合理的范围内，使收益分配达到了规范化，三年调整到位后，效果良好。
  1974年9月，天津市召开经营管理工作会议，作为天津市农村经营管理21个先进社队首席的大辛公社，由副主任甘士骥第一个发言，题目是《以三项指示为纲，搞好经营管理》，其中介绍了“七道杠”发言引起很大反响。宁河县带队的领导易新评价：“材料写的好，内容好，说的也好。”第二次，在市农委召开的“收益分配座谈会”上，我详细介绍了“七道杠”生产的指导思想、依据、配套措施及好处，引起很大轰动，时任蓟县县委农村工作部部长王存说：“这个法儿好，我回去即推行，边实施。边完善。”市计委一名处长说：“这套办法无懈可击，值得推广。”1975年7月市农委组织召开经营管理现场会议，各区县有100多人参加。会议在大辛公社会议室开幕，采取一查、二看、三汇报，先查看了大辛公社存档各村队的财务月报表、公社财务联查台账、《解决联查中发现问题的处理规定》、财务评比指标表格上墙等内容；后到小辛村看账目管理、江洼口村看财务公开和库房管理；后由公社副书记甘士骥作了农村财务管理及收益分配工作的汇报；对陈列报表等实物，专业人员与我现场交流询问、索取。之后去宝坻县小靳庄，最后回到宁河县委大会议室结论。会上，市领导对大辛公社财务管理和收益分配“七道杠”给予了肯定。随后，不少区县又组织专业人员到大辛公社参观访问。1978年秋，县委以大辛公社收益分配“七道杠”为蓝版，组织抽调公社精锐人员测算后，制定出全县的“十道杠”收益分配方法，解决了多年难以化解的难题，同时也被一些兄弟区县接受和仿效。
  1977年2月1日，我终于在大辛公社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没有预备期，直接成为正式党员。介绍人是社长甘士骥、组织委员王宝兴。在公社、工作队联合举行的新党员入党宣誓大会上，让我代表新党员发言，我在陈述追党25年，始终坚贞不渝，今朝夙愿得偿的艰辛历程时，心潮激动得有些口吃，使在场新老党员很受感动。
  我在农村基层工作的29年，虽然经历了诸多坎坷和磨难，但也有一种满满的成就感，为农村经济发展、农民生活改善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没有虚度青春年华，每当提起自己还是感到很欣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