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河区图书馆

1969年2月至1971年12月各中小学基本上没有教材，学校就组织老师们自编、自刻、自印、自己装订。语文教材主要是鲁迅作品，有《狂人日记》《药》《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等，其中《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是公社修配厂副厂长董如昆给帮忙刻的。其余几篇是童继红、许克明老师刻的。数学教材内容有函数、数列、三角、三视图等，由马如蛟老师编写、刻印、装订。我刻印的是农村实用数学，如丈量计算地亩，现在记起来的有“量地用米绳，长宽两相乘，补零加一半，小数多四名”。用五尺弓作工具的口诀是：“打地不打亩，先打一二五，长宽乘一遍，三归定地亩”。还有农机站丈量土地用地长弓数乘以地宽弓数再乘以3375，然后把小数点往前挪6位，就得到土地亩数。经调研我给出解答：其丈量土地的弓是4.5尺（1.5米），而3375是15的立方所致。再有土方、石方、粪方计算，粮囤、粮堆重量计算，涉及立体、几何的柱、锥、台体及拟柱体体积计算，猪的体重估算等。其他各科老师也都自编自刻自印了不少教材。当时老师们白天上课、备课、批改作业，编写、刻印都在晚上进行，那段时间老师们没有夜间12点之前休息的。
  建校初期，学校连一两角钱一块的黑板擦都买不起，校长杨成恩就从公社粮站要来一些破麻袋片，撕下一块卷起来当板擦，师生们戏称叫“杨氏板擦”。黑板也是自制的，用白灰掺麻刀抹在墙上再涂上墨汁。没有三角板和圆规，练习徒手画图，数学老师无论初中高中，都有徒手画图的过硬本领。物理化学老师只能在黑板上讲实验。上下课的“钟声”，是用铁棍敲打挂在树杈上的一片拖拉机废旧犁头发出的，老师们轮流“打钟”。
  没有体育器材，也靠自己想办法。1969年3月，校长杨成恩从东棘坨小学借了一副乒乓球台子，他和张国华同志一起用小拉车拉回学校。1969年春利用东白扬水站施工的机会，让工地的木工师傅给打了一副篮球架子。我带领孙万义、杨树华、杨志旺、张国桐、张会岩，把木料送到工地，篮球架子打好以后，又是我和几个同学用小车拉回来的。往返20多里路。篮球架子安装好后，看到学生玩儿得很开心心里别提多高兴了。
  教室盖完以后没钱买砖铺地面，只好像生产队溜场一样，先把教室地面轧实浇点水撒一层麦壳再用碌碡轧平。没有课桌就用土台代替，先用大坯垒成一排排二尺高的土台，土台上铺高粱秫秸帘，上面抹一层厚泥，干燥后再糊一层报纸，就是“课桌”了。学生蹲坐在自带的马扎或小板凳上上课。刚使用时地面还比较坚硬，踩踏一段时间就尘土飞扬了，只能一天几遍洒水息尘。学生值日不能扫地，先把废旧纸片等杂物捡起来，平整一下地面然后洒水。直到1973年夏季，上级从解散的河北劳动大学给我们调拨了一批桌椅，学生们用土台当桌椅的历史才宣告结束。
  1972年2月23日，我在东棘坨小学参加公社教育工作会议时，会前文教组干部通知：“县文教局给你们后勤中学分配6名教师（3男、3女），下午就到，你们赶紧给安排住处。”一起来开会的杨成恩校长对我说：“树森你就别开会啦，回学校安排去吧。”我当即就笑了说：“我回去可以，别说床铺，连木板都没有，咋安排住宿呀？”“那你就看着办吧！”杨校长说完开会去了。
  我回到学校，正好有十几名来校参加义务劳动的学生，我一说要为6位新来老师解决住宿问题，大家集思广益有了办法。于是立即动手，腾出两间屋子，用土坯和长凳子做底托，将秫秸把子排在一起当床铺，铺一层厚厚的麦秸，再铺上新苇席，两个大通铺做成了。然后把屋子打扫得干干净净，迎接新老师。下午，6位新老师到了，男老师是张志华、宋恩波、王孝元，女老师是孟惠玲、李春珍、王会芹。这种宿舍冬春两季还算比较暖和，到了夏季特别潮湿，有时屋子漏雨，人无处躲，行李无处放，男老师就是在这样简陋的宿舍住了一年，女老师则住了一年多。杨成恩校长也住校，开始时和公社敬老院的老人们睡在一个大炕上，后来找了两块铁板自己动手在厨房的一角搭了个简易床铺。当时，我们把精力全部投入在了教学上，没人计较住宿条件，条件虽然艰苦，心里更觉宽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