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河区图书馆

作者简介
  杨树森，男，1947年1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天津市宁河区东棘坨镇西棘坨村人。1968年至1978年2月在后勤中学任教师、副校长主管教育教学工作。1978年2月至1982年2月在天津师范大学上学期间，被评为天津市高等院校优秀学生干部。1982年2月至2007年5月在芦台一中教学，曾任学科组长、年级组长、党小组长。在教学实践中总结出“四环递进教学法”，获广泛好评。发表数学论文数十篇，被聘为《数学报》特约编辑。2007年5月退休至今。
  校名由来
  “后勤”是地名而非村名。三年困难时期，解放军北京军区某部队后勤部，在宁河县东棘坨公社西棘坨村和东棘坨村之间征用了一块土地作为军垦农场，种植粮食和蔬菜，养殖畜禽。部队撤走后，把营房转交当地政府，土地归还上述两个村耕种。因是部队后勤部办的农场，当地老百姓把这个地方称为“后勤”。
  1965年5月12日公社在东棘坨村办起了东棘坨农业中学，1966年10月学校迁到后勤但仍沿用东棘坨农业中学这个名称。当时教师先后有王汉才、李长岑、王伯华、张庆太、于自义、张百拥等。1968年底，公社又派杨成恩、张国华和我到农业中学。经我们三人商量，将校名改为后勤农业中学。1971年2月开始办高中时对外正式使用“后勤中学”这个名称，当年县文教局下发的招生文件中第一次称“后勤中学”。于是，后勤中学成为全县五所高中校之一，当时是全县唯一的一所社办高中，其他4所均为国办中学。
  后勤中学高中部从1971年招收第一届学生，到1981年6月最后一届高中生毕业，历时11年，期间1973年停招一年，1974年改春季始业为秋季始业。1981年县教育局与公社党委协商，后勤中学停办，学校从完中校改为初级中学，同时更名为东棘坨公社中学。后勤中学校名从此不再使用，但时至今日，说起毕业的学校，仍有许多人不无自豪地说：“我是后勤中学毕业生！”
  自建校舍
  1970年2月学校招收第二个初中班，在校生达88人，两个年级两个教学班校舍勉强够用。1971年2月，上级决定东棘坨公社兴办高中。对此，公社领导很重视，就从本公社各初中校招收了87名高一新生（全部为男生），这样一来校舍不够，高一新生趁公社农机站的拖拉机到各村春耕，在拖拉机修理车间（机窝）上课，87名学生在狭窄的“机窝”里上课非常拥挤，拖拉机站后来又主动给腾出一个大宿舍，分出一个班在职工宿舍的大炕上上课，学生们戏说“我们是抗（炕）大学校”。
  最初（1968年）教师只有3名，我和张国华老师（后调到公社工作），还有校长杨成恩。1970年6月30日童继红老师分配到校。公社领导很关心学校工作，为充实师资力量，社长朱思让、文教干部（总校长）张国华聘请了几位在各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大学生当教师。后来张国华同志当公社秘书，张光岭接任文教干部，对中学的发展也给予大力支持。1971年2月到校任教的有许克明、苗天华、蔡春敏、李秀英。后来大学生分配时许克明、马如蛟同志主动要求并被批准到后勤中学工作，许克明还要求把原本分配到丰台中学的爱人张淑坤调到后勤中学。1971年5月30日又调来郑宇超、王秀勤夫妇。
  我在后勤中学工作的10个年头，经历了四次校舍扩建。1970年建房3间，1971年建房12间（两个教室、4间宿舍、2间办公室），1972年建房16间，（3个教室、4间办公室、3间宿舍），1976年地震后校舍重建。建校舍大体分为三步，垫地基、脱坯、盖房。
  垫地基，属于高强度重体力劳动，对青壮年社员都是考验，对我们初高中师生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劳动工具是1米口径的大抬筐，胳膊粗的扁担，两个人一副抬儿，自装自抬。抬起装满土的大筐一溜小跑到房基处，这样一干就是几天。这种“扁担炖肉”的活，几天下来，青年学生稚嫩的肩膀被扁担磨得由红到肿，再到肿起大硬泡，最后磨成厚厚的茧子。当时老师都很年轻，我翻开保存至今的工作手册，上面清楚地记载着1972年3月20日在册的14名教师平均年龄26.7岁，他们把青春年华献给了北大洼。老师们和学生一起抬大筐，班与班、组与组之间还不时开展劳动竞赛。孟惠玲、李春珍、张淑坤、王会芹、王秀勤等女老师，谁也不甘示弱。高一四排班主任孟惠玲老师曾是芦台一中高中女子组中、长跑冠军，与男生一起抬土，抬起土筐健步如飞，赢得师生一致夸赞。
  脱坯。当时本地区集体或个人盖房子全部使用大土坯（长1.5尺，宽1尺，厚4寸），脱坯的活学生们基本都没干过。脱坯必需的粘草就是田地里长的野草，学生们利用课余时间搂来的干草，也有秋季割的青草晒干。和泥用的水提前用压机子把水抽上来，储存在学校附近的水沟里备用。脱坯的工具有铁三齿、平锨、坯模子等，全部由学生自带。劳动时3个人一组，自由结合，学校指定地点，分配指标，高中男生每人每天80（后来是100）块，高中女生和初中男生60块，利用星期天干，不耽误学生功课。老师们也不休息，除了检查质量，清点数量外，还和学生们一起劳动。
  盖房，既需要技术又需要资金支持。无技术我们就向有经验的老农请教，尤其是东棘坨村的学生，好多家长都是泥瓦匠，学生们主动向家长请教，懂得一些基本常识。记得一次盖房，那天我负责垒东山墙，快垒到房山尖时胃疼得厉害，强忍着把房山垒完，下来后吃了片止痛药继续劳动。我不敢离开现场，因为墙体全部垒完后，还要指挥上房檩，这可是在整个盖房过程中最危险的环节，四五米高的墙站上去就发晃，弄不好就摔下来，所以马虎不得。
  无资金求得公社和各村队支持。1970年建3间校舍，当房子盖到平口时，过木、房檩和高粱秫秸等还没有着落，不得不暂停。我与杨成恩校长一起到公社找朱思让社长，朱社长说：“明天下午召开各大队革委会主任会，你们去一个人讲一下，让各大队给予支援。”
  第二天开会时我讲了三点：“一是后勤农中属于社办，上级不给拨款；二是学生都是我们公社东片各村的子女；三是房子已盖到平口了，没有木材、秫秸只能停工了，马上进入雨季，再不把房子盖成学生就没地方上课了，恳请各大队给予支援。”我讲完后公社党委书记郑怀仁同志说：“现在学校有困难有关大队要给予支援。我看也不用讨论，各大队根据实际情况自报捐什么材料。老朱同志安排一下，限明天一天送齐，学校给捐赠大队开个收条。”郑书记说完，各大队干部纷纷表示支持，果然第二天各种材料一天内就送齐了。
  1971年2月，后勤中学招收第一届高中新生，县文教局给拨了7000元专门用于建校舍。用这笔钱买了12间房子的檩木、秫秸和大红瓦。春节开学后，我们师生再次掀起建校劳动高潮，垫地基、脱大坯。在“五一”节前后我们建起了12间“穿鞋带帽”的红瓦房。搬进新教室那一天，老师同学们都非常高兴，都说：“用上自己亲手盖的房，心里格外豁亮。”为表示纪念，在1972年首届高中生毕业时，我们特意以师生动手盖的教室为背景照了毕业照。1972年2月，学校招收第二届高中生152人。这时，初高中在校学生达到7个教学班324名，教师14人，开学后教室仍不够用，有两个班继续在拖拉机站的“机窝”里上课。县文教局拨款11000元，公社筹集1200元，用于学校扩建，全校师生第三次掀起建校劳动的高潮，16间新房在5月8日落成。5月9日，学校召开总结庆功大会，表扬了经常参加义务劳动的84名同学，他们是：刘长英刘德森刘明赵洪忠 赵运春 于占臣 于占良 杨九森 石金禄 田福杨再合 荣子禄 于庆文 于庆祝 刘瑞庆 张锡堃 张锡新
  孙永明 刘普 孙国锋 孙继义 张会岩 张国桐 张凤祥
  李德全 刘瑞忠 董金铎 景秀峥 高玉岭 李子刚 杨志旺
  孙国合 孙国成 王云章 杨宏图 李占茹 王淑瑞 张锡川 于洪升 张锡海 李树奎 张子忠
  张士华 杨玉金 李景立 杨志秀 杨庆玲 杨玉山 张玉凤 刘殿武 李庆山 李庆成 于春海 于占泉 于占孺 赵占斌 郭永保 张锡民 王兆山 刘泽 陶树成 陶瑞民 马志富 杨树莲 郭云凤 杨志爽 孙凤玲 苏瑞琴 于书斋 王作顺 啜起涛 杨作武 田引 田成 田文广 王素珍 董春胜 刘连泽 吕永祥 马树良 刘永臣 王朝红 于会婷 刘连英。并对王维明 董友民 闫振起 董志顺 张景山 贾志亮 李信伶
  谢广胜 张洪默 宋贵宾 王树松 李艳玲 郭云英 晋宏仕
  王树国 杨志宽 董士田 田淑霞 田文元等49名积极分子进行了表彰。
  艰苦创业
  学校开办初的几年，可以说是在“六缺”（缺经费、缺教材、缺设备，缺教师、缺校舍、缺桌椅”）中度过的。除上级教育行政部门两次拨款用于建房外，从来没有划拨过教育经费。1972年5月，学校账面上只剩3分钱，这对一所有7个教学班，十几名教职员工的完全中学而言，如何保证教育教学工作正常运转，是一件令人头疼的事。因是社办中学，经费应由公社解决，可公社当时的经济状况也很困难，资金紧张，我们只能走勤工俭学之路。
  1969年公社在西棘坨村北划拨了50亩地给学校作为农场，以解决教学资金问题。师生们一起拉耠子种地，拉砘子轧地，耪地、施肥、耠青……秋天收割时遇上大涝雨，师生们光着脚趟水越沟，千方百计地把高粱穗运到学校，收获了3174斤高粱，用交公粮所得的300多元钱买了篮球、篮球筐和其它教学用品。1970年3月，学校承包了全公社26个大队小喇叭入户工程，在公社广播站张子芳师傅的指导下，从组装到焊接调试都是我和学生们自己动手完成的，为学校收入了800多元。当年学校将农场的土地还给西棘坨村，另开垦荒地80亩，收获粮食4370斤，交公粮收入460多元，补充了办学经费。
  1971年农历二月，学校组织全校师生采集茵陈。因茵陈季节性很强，“二月茵陈三月蒿，四月五月砍柴烧”，我们就集中安排劳动课，让学生有足够的时间到田野里采集，每人分配指标，学生自带工具，自行采挖。学校统一晒干后由童继红老师负责联系卖给县药材公司，这项劳动创收300多元。当年，农场还收获粮食4686斤，卖粮收入490多元。1972年5月31日，我担任领队，带领200多名学生和十几名老师到芦台农场四分场耪地，挣劳务费以补充办学经费。当时正值芒种季节，头顶骄阳似火，地上干热风吹得人口干舌燥，一会的功夫，师生们个个汗流浃背，但大家情绪高涨，干劲十足。但因6月2日一名初中男生中暑，勤工俭学劳动提前结束。
  1973年春，公社在距学校十五华里的小顷淀村，划拨260亩盐碱地给学校。从播种到收割全部由老师带领学生完成，既缓解了经费不足的困难，又使学生们在劳动中得到了锻炼。1973年8月28日，学校组织高二的学生，到马连辛扬水站南侧的排灌渠上收割簸箕柳条，这种树条剥去外皮可以加工成许多工艺品，能出口换取外汇。十几华里长干渠上的柳树条，只用了两天的时间就收割完毕，全部卖给了供销社。
  截至1976年7月，据不完全统计，7年中全校师生开荒种地收获粮食90868斤，创收8000多元，解决了办公经费，还添置了一部分教学设备。多年来学校一直不收学生学费，减轻了家长的经济负担。
  勤俭办学
  1969年2月至1971年12月各中小学基本上没有教材，学校就组织老师们自编、自刻、自印、自己装订。语文教材主要是鲁迅作品，有《狂人日记》《药》《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等，其中《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是公社修配厂副厂长董如昆给帮忙刻的。其余几篇是童继红、许克明老师刻的。数学教材内容有函数、数列、三角、三视图等，由马如蛟老师编写、刻印、装订。我刻印的是农村实用数学，如丈量计算地亩，现在记起来的有“量地用米绳，长宽两相乘，补零加一半，小数多四名”。用五尺弓作工具的口诀是：“打地不打亩，先打一二五，长宽乘一遍，三归定地亩”。还有农机站丈量土地用地长弓数乘以地宽弓数再乘以3375，然后把小数点往前挪6位，就得到土地亩数。经调研我给出解答：其丈量土地的弓是4.5尺（1.5米），而3375是15的立方所致。再有土方、石方、粪方计算，粮囤、粮堆重量计算，涉及立体、几何的柱、锥、台体及拟柱体体积计算，猪的体重估算等。其他各科老师也都自编自刻自印了不少教材。当时老师们白天上课、备课、批改作业，编写、刻印都在晚上进行，那段时间老师们没有夜间12点之前休息的。
  建校初期，学校连一两角钱一块的黑板擦都买不起，校长杨成恩就从公社粮站要来一些破麻袋片，撕下一块卷起来当板擦，师生们戏称叫“杨氏板擦”。黑板也是自制的，用白灰掺麻刀抹在墙上再涂上墨汁。没有三角板和圆规，练习徒手画图，数学老师无论初中高中，都有徒手画图的过硬本领。物理化学老师只能在黑板上讲实验。上下课的“钟声”，是用铁棍敲打挂在树杈上的一片拖拉机废旧犁头发出的，老师们轮流“打钟”。
  没有体育器材，也靠自己想办法。1969年3月，校长杨成恩从东棘坨小学借了一副乒乓球台子，他和张国华同志一起用小拉车拉回学校。1969年春利用东白扬水站施工的机会，让工地的木工师傅给打了一副篮球架子。我带领孙万义、杨树华、杨志旺、张国桐、张会岩，把木料送到工地，篮球架子打好以后，又是我和几个同学用小车拉回来的。往返20多里路。篮球架子安装好后，看到学生玩儿得很开心心里别提多高兴了。
  教室盖完以后没钱买砖铺地面，只好像生产队溜场一样，先把教室地面轧实浇点水撒一层麦壳再用碌碡轧平。没有课桌就用土台代替，先用大坯垒成一排排二尺高的土台，土台上铺高粱秫秸帘，上面抹一层厚泥，干燥后再糊一层报纸，就是“课桌”了。学生蹲坐在自带的马扎或小板凳上上课。刚使用时地面还比较坚硬，踩踏一段时间就尘土飞扬了，只能一天几遍洒水息尘。学生值日不能扫地，先把废旧纸片等杂物捡起来，平整一下地面然后洒水。直到1973年夏季，上级从解散的河北劳动大学给我们调拨了一批桌椅，学生们用土台当桌椅的历史才宣告结束。
  1972年2月23日，我在东棘坨小学参加公社教育工作会议时，会前文教组干部通知：“县文教局给你们后勤中学分配6名教师（3男、3女），下午就到，你们赶紧给安排住处。”一起来开会的杨成恩校长对我说：“树森你就别开会啦，回学校安排去吧。”我当即就笑了说：“我回去可以，别说床铺，连木板都没有，咋安排住宿呀？”“那你就看着办吧！”杨校长说完开会去了。
  我回到学校，正好有十几名来校参加义务劳动的学生，我一说要为6位新来老师解决住宿问题，大家集思广益有了办法。于是立即动手，腾出两间屋子，用土坯和长凳子做底托，将秫秸把子排在一起当床铺，铺一层厚厚的麦秸，再铺上新苇席，两个大通铺做成了。然后把屋子打扫得干干净净，迎接新老师。下午，6位新老师到了，男老师是张志华、宋恩波、王孝元，女老师是孟惠玲、李春珍、王会芹。这种宿舍冬春两季还算比较暖和，到了夏季特别潮湿，有时屋子漏雨，人无处躲，行李无处放，男老师就是在这样简陋的宿舍住了一年，女老师则住了一年多。杨成恩校长也住校，开始时和公社敬老院的老人们睡在一个大炕上，后来找了两块铁板自己动手在厨房的一角搭了个简易床铺。当时，我们把精力全部投入在了教学上，没人计较住宿条件，条件虽然艰苦，心里更觉宽敞。
  全面发展
  育人是学校的根本任务，把朴实厚道的农家子弟培养成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能服务家乡服务社会的有志青年，是教师和家长的共同愿望。
  在德育上，我们一刻也没有放松对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教育。当时我们组织开展向雷锋、王杰、欧阳海等英雄模范学习的活动，从而使学生树立远大的志向，爱祖国，爱家乡，爱集体；孝敬父母，尊敬师长，携老爱幼。1972年9月邓宇超、王秀勤老师调到天津地区工业学校（校址在杨村）当时在公社农机站工作的毕业生杨志旺知道后，从家里拿来绳子（捆行李用）又到站里找领导安排一台拖拉机，把他们送到杨村。
  在智育上，老师们顶着被扣上“智育第一”“白专道路”帽子的压力，坚持期中期末考试制度，组织学科竞赛，鼓励学生学习文化课程，组织学生座谈会，征求对各学科教师的意见建议，从而有针对性地改进教育教学工作。同时坚持教研、听课、评课等活动，组织教师到潘庄中学、芦台农场东方红中学听课学习、交流、研讨气氛很浓，使教学质量不断提高。在恢复高考后，一批学生以优异成绩考入大学中专。毕业生张锡民，考入宁河师范学校是文班生，参加全校理班数学竞赛获得第一名，可见在中学时的扎实功底。
  在体育上，后勤中学没有规范的田径场，更缺少配套的体育器材，但学校的体育活动开展的有声有色。学校高中男子篮球在公社、潘庄工委片的比赛中摘金夺银。72届的于书孟、杨志忠、孙国锋、刘长英、73届的李庆山同学都是主力队员，李庆山被选拔到部队篮球队。高中女子篮球队比赛成绩突出，73届的杨志秀、于会婷、于书霞同学是公社篮球队主力。1976年在全县高中联赛中获女子组第三名，1978年在潘庄工委片中学联赛中获女子组第一名，当时队员有宋桂萍、阚玉芬、王作金、朱宝珍、霍世茹、杨志庚、杨洪敏（队长）。同年东棘坨公社女子篮球队代表宁河县参加天津市比赛，主力队员有杨洪敏、胡进华、朱宝珍是后勤中学学生。乒乓球运动和田径运动开展得也很好，对许多走读生而言，上学的道路就是最好的训练场地，特别适宜长跑运动，经过张英杰、王孝元老师指导后提高更快。73届的张树元同学在县中小学田径运动会，获得1500米和3000米两个第一名，代表宁河县参加天津地区中小学田径运动会获得奖牌。72届的李德全同学获得县田径运动会高中男子组手榴弹第二名。
  在美育上，建校初的几年，学校没有专职教师，张淑坤、王秀勤、马如蛟老师兼任音乐课，利用学校仅有的一架脚踏风琴和一架手风琴伴奏，教唱学生歌曲，编排舞蹈，提高了学生文艺素质。76届李振亮同学自编的小话剧参加县教育系统文艺汇演并获奖。
  劳动教育是后勤中学的一大特色，除了组织学生建校、校办农场、勤工俭学劳动外，农忙季节，还组织学生到附近村队支农。我们还利用公社修配厂和拖拉机站的资源，组织学生到修配厂车间，请董如坤师傅给同学们讲解车床、铣床、钻床工作原理和操作规程，到拖拉机站请拖拉机手讲解驾驶技术。通过参加各种劳动，使学生学到了劳动技能，增强了劳动观念。
  师生情深
  后勤中学有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的师资队伍。先是1970年从南开大学毕业的童继红来校任教；1971年从河北大学毕业的许克明、张淑坤，河北师范大学毕业的马如蛟，四川大学毕业的郑宇超分配到校；1972年从杨村师范专科毕业的李春珍、孟慧玲、王会芹、王孝元、张志华、宋恩波等教师来校，1975年又有夏恩平、王有为、臧奇磊、祁金柱、王志强等教师来校。在北部大洼地区，穷乡僻壤，能有这样一批大学生和专科生来任教，用纯朴的东棘坨公社老百姓的话说，这是千百年修来的福啊！
  有几位教师给我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操一口四川口音的普通话的郑宇超老师，（后调廊坊地区工业学校，教务长、校长助理）知识渊博，极难懂的物理知识，经他深入浅出的讲解，学生都能很好掌握，他的课深受师生的好评。身材高挑，温文尔雅，颇有文人气质的许克明（后调致公党天津市委机关工作）；善良坚强，颇能吃苦，有时连春节都不回家，和丈夫（许克明）一起留校护校的张淑坤（后调民进党天津市和平区委任职）；精悍利索，常着工人装，教数学相当出色的马如蛟（后调汉沽区电大任校长）；为人淳厚，治学严谨的童继红（后调芦台一中任特级教师）；清瘦挺拔，一身正气，满腹经纶的王有为（后调县师范学校任教务主任）；与学生年龄相差无几，颇受学生喜欢的陈东明（后调县司法局任书记）等。他们一干就是许多年，把一生中最美好的年华无私奉献了北大洼，他们放弃了舒适安逸的都市生活，心怀赤诚，矢志不渝的在穷乡僻壤传道授业解惑，用知识培育了农民的孩子，用青春谱写了难忘的人生，赢得了千家万户对他们无尽的敬仰。尽管他们都已进入古稀之年，但在无数学生心中永远那样帅气年轻。东棘坨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功德，东棘坨镇的教育史册上拓印着他们闪光的一页。
  艰苦的环境，孕育了淳朴深厚的师生情谊，描绘出一幅幅老师爱学生，学生尊敬老师的美丽画卷。那时，学校没有卫生室，更没有校医，学生们头疼脑热，老师主动承担了家长的责任，有的比家长还精心。煮一碗面条，煎一枚荷包蛋，端给生病的学生。一些家在天津和县城的老师，回家时常常买些药品带回学校，以备学生之需用。一片母爱般的牵挂，一句充满深情的叮咛，给了学生们温暖一生的记忆。几十年后，已是著名书画家的学生张锡堃，在回忆老师冒风雪到宿舍给他送药的情景时，还忍不住眼睛湿润，挥毫书写了“悠悠四十载，绵绵师生情”的条幅送给老师，以表达心中的感恩之情。
  那时，老师要结婚了，学生们自发地利用业余时间给老师装修房屋。每逢过节，不能回家的老师，常常被淳朴的学生家长邀到家中，倾其家中最好的食品热情招待。老师也会像串亲戚那样兴高采烈地骑上自行车，出现在偏僻的乡村中，盘坐在落满灰尘的土炕上。1971年腊月二十七日夜里，一场罕见的大雪封住了道路。家在四川的郑宇超、王秀勤夫妇回家过年心急如焚，学生知道后，自报奋勇，我安排了4位身强体壮的学生送老师到20里地外的小海北汽车站乘车，他们背着老师的行囊在半米厚的雪地上踏出一条路，让老师随行在后，3小时到达车站时，学生们累得筋疲力尽，二位老师感动的拉着学生们的手久久不肯放开，当学生们与老师挥手告别时，二位老师流下了感动的泪水。
  人才辈出
  我在后勤中学工作10年，和同事们一起培养了2000多名初高中毕业生，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取得了骄人的成绩。有现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的杨桂长，全国著名书画家，现为世界华人美术家协会理事、美国东方艺术基金会高级会员的张锡堃，曾任唐山市林业局局长的李信伶。曾任宁河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宁河区政协副主席的李振亮，现任滨海新区中新生态城管委会副主任的张彦发，曾任公安宁河分局政委的杨再合，曾任宁河县体改委主任的杨志忠，曾任天物集团企业发展处处长的李艳玲，曾任《天津消防》杂志主编、现任天津环通金属制品有限公司董事长的刘连来，曾任芦台一中校长、书记的张锡民，现任宁河区人大教科文卫委主任的啜殿金，现任宁河区委党校常务副校长的杨玉涛，曾任宁河区林业局书记的李玉良，现任宁河区人防办主任的韩玉玺，曾任汉沽区经济发展局工会主席的王朝红，曾任宁河县政协副秘书长的孙万义，曾任宁河县发改委副主任的刘顺祥，曾任宁河县商务委副主任的杨玉山，曾任公安开发区分局国保支队队长的李庆成，曾任国家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研究员、宁河农机化学校校长的杨志旺，原宁河县政协常委，现任万丰服装厂厂长的刘泽，现任恒悦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长的李佑广，还有一大批服务于各行各业以及在家乡发展的运输、养殖、种植、建筑专业户、村医、村干部等，他们都为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作出了突出贡献。
  1978年2月4日，我告别了工作10年的后勤中学，走进了天津师范学院（天津师范大学前身）校门，成为数学系的一名学生。老伴佟会兰一人在家料理家务，照顾孩子，参加生产劳动，使我安心的完成了学业。
  毕业后，分配到芦台一中任数学老师，和我相濡以沫的老伴，也从农村搬到县城芦台居住。偶尔回老家，我常常去看望曾经任教过的后勤中学，重温渐行渐远的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