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河区图书馆

作者简介
  张如良，男，1946年出生，中共党员，天津市宁河区芦台镇人。1954年至1960年在芦台、宁河等地上小学，1960年至1968在芦台二中、芦台一中上学。1969年春至1970年冬参加水利工程，1970年至1975年在宁河公社任广播员，1975年至1983年在县建筑公司办公室、县水利局办公室任副主任。1983年至2006年任县政府办公室调研科长，县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兼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县贸易开发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县信访办公室主任、调研员。2014年获得天津市工艺美术大师称号，2016年获得中国工美行业艺术大师称号。
  我的烙画艺术是在绘画的基础探索发展的。几十年来，它是我精神愉悦的家园，无论身体多么劳累、多么疲惫，只要拿起笔就精神抖擞、物我两忘；它是我精神寄托的世外桃源，无论心中多么烦恼、多么受挫，只要进入写画的天地就风消云散、宠辱皆忘。自己没有想到的是，玩来玩去竟玩出了点名堂。
  童年涂鸦
  小时候我和其他孩子一样对什么事物都充满兴趣。玩水、玩泥、玩瓦片……有一次大孩子们拿瓦片在砖墙上画道，我们就见样学样地跟着画。画着画着，有个孩子从兜里掏出个“化石猴”（一种清白色的石头），画的道道比瓦片画的清晰，大家很惊讶，这时，又有个孩子拿出一个粉笔根，神气十足地画了起来，画的笔道更加抢眼，立刻把我们都震住了。从此以后，我只要是玩，就在地上墙上乱抹乱画。一次大家在一起画小人，我画的小人居然让大孩子们羡慕了，心里很是得意。我家有一个小钟表，看着那滴答行走的时针和精美的装饰，我突然心血来潮，就拿哥哥的铅笔根在捡来的“大婴孩”烟盒纸上把它画了下来，竟吸引了大人们的目光，给了我许多夸赞。我第一次上学是在芦台第二初级小学校，美术课上常被老师表扬。但有一次画天安门，我得了2分（当时是5分制）小脸有点挂不住，总想把这个分变过来。于是，每天只要有时间就画天安门，最后画了一摞，拿给老师看，老师先说了一声“好！”然后又和蔼地说：“如果没有这个2分，你能画这么多画吗？分就别改了，留着它吧。”
  1956年夏，我家随父亲工作调动，先后在廉庄、板桥、宁河镇、小从庄等地辗转迁移。每到一地我都因画结识了一拨小伙伴。东板桥村有个叫国长利的大哥，经常在墙上、大门板上画古人手握兵器格斗的场景，画的非常生动，没有参照、都是信手拈来。我特别崇拜他，不仅经常模仿他的画，还有意无意地模仿他的动作。我在小从庄时，有个小伙伴，比我大两岁，名字怪怪的，叫“豁着干”。听大人们讲当年他出生的时候恰巧赶上日本鬼子进村。人们当时都懵了，跑吧没法跑，不跑吧，鬼子进屋怎么办？有人急中生智抄起一块红布挂在上门框上，守护着说：“豁着干了！”因此而得乳名。“豁着干”爱画画，常到我家来玩，他会讲《聊斋》，当晚上讲到恐怖情节时，我吓得连大气都不敢出。但我们在一起时更多的还是绘画，他画的不多，主要是看着我画，有时他作出各种鬼脸，让我画他。
  1958年“大跃进”时期，标语、壁画到处可见。有一天我放学回家，看到有个人蹬着高桌在临街的墙上画宣传画，画面上是一个头围白毛巾、顶天立地的青年农民，双臂把一座高山分开，并且推向两边，题目是“喝令三山五岭开路——我来了！”主人公身上那块块饱绽的肌肉、那剑眉倒竖、虎目圆睁的面庞栩栩如生。我惊呆了，就像进入了一个大磁场，被紧紧地吸引住了，久久不肯离去。以后每次放学路过，到这儿就舍不得走。同时，绘画的人也注意到了我，问我多大了，上几年级，爱绘画不，我壮着胆子提出跟他学画，他答应了，并让我画一幅生活用品的写生画。我画了一个三条腿的圆凳子，他看后说还可以，就是凳子的三条腿太正了。后来我再找他，有人说回芦台了，从此与老师失去了联系。我心里很遗憾，因为老师是哪里人，姓名叫什么，我都没有来得及问呢。
  少年学画
  两年后，我考入芦台二中，一次去县文化馆看画展，没想到与那个老师不期而遇。原来，老师在文化馆工作，叫何文澜，独身，一天到晚都在馆里。何老师不抽烟不喝酒，酷爱读书、能诗善画。从此我成了文化馆的常客。还有一个伙伴叫崔永平，是同级不同班的同学。何老师对我俩像亲儿子一样看待，毫无保留地教我们素描、速写、美术字以及做展牌、树皮画、烙画等，还从生活、精神上帮助和鼓励我们。当时国家正值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吃饭成为大问题，不少同学因此而辍学。当时我很瘦，而且浮肿。何老师说：“以后每到周日，你只管来学画，我奖你一碗粥喝，但你不能辍学。”我不仅没有放弃学业，而且在节假日也不回家，参加护校巡逻以及给校园维修师傅们当小工，这样一可以方便学画，二可以得点粮食补助。1962年，芦台二中筹办阶级教育展览。团总支书记吴永存老师把崔永平我俩叫去（还有一个校外青年，叫王长会）。把整个展览的写画任务交给了我们。为了赶进度，我们占用了所有的课余时间，后来半天上课，半天布展。通过不懈努力，展览如期开展，除了本校师生受教育外，许多社会团体也前来参观。在校的三年学习生活中虽然画画耗费了大量的时间，但是没有影响我的学习。1963年，我以优异的学习成绩和同班的张占礼、冯克毓一起考入芦台一中。
  我到一中的第一件事就是想拜见石瑞生老师。听说他体美音三项都在行，很崇拜他，但一打听，他早已被调出一中，到板桥小学校任教去了。有一天我看见一中大礼堂墙边摆放着一幅画，是在木板上裱糊旧报纸后，用水粉色画上去的。画的是一个半身女青年昂首挺胸、眼望前方、张开双臂拥抱未来的形象，画面色彩明快、用笔泼辣、构图严谨、虚实得当。我立刻像钉子一样被钉在那里，心中又惊又喜。惊的是看到了如此专业的画作；喜的是莫非石瑞生老师又回来了？我急不可耐地到体美音组打探，原来是学校分配来一名河北艺术师范学校毕业的教美术的大学生，叫赵东江。我很快和赵老师接上了头，我们高中班没有美术课，我就请赵老师找一些范画或者我感兴趣的画拿来临摹，再由赵老师指正。赵老师常把他的作品以及其它美术资料拿给我看，还带我到蓟运河畔，取景夕阳中的芦台大桥（地震时坍塌）画水彩写生。
  1967年4月，回校复课闹革命，我返回离别7个月的芦台一中。我和冯奇、刘文柱等几个同学组建了美术组，画油画、宣传画、版画、漫画。油画主要是画领袖人物，宣传画水粉画主要画工农兵，版画主要是借助木刻的表现形式用笔画出大批判专栏的刊头画，漫画主要画当时被批斗的人物。我们每天都忙的不可开交。1967年国庆节到来之前，我们接到任务，要10块大幅宣传画、10块大幅横标。我们紧赶慢赶，时间还不够用，后来就
  “连轴转”三天两夜没停笔，吃饭别人给买来，边吃边画，有几次我困得把笔当成馒头咬……1968年夏，随着各级革命委员会的相继成立，社会开始趋于平静。8月12日，我们遵照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伟大号召离开校门，结束了5年的一中校园生活。
  工余创作
  回家不久，我给村里画了两幅大尺寸油画，一幅是毛主席像，另一幅是《毛主席去安源》，村里找人做了画框和架托，8个小伙子抬着去参加公社万人大会，公社领导看到后，把我抽调到公社画毛主席像。转年春天，我和海河工结了缘，先是开挖独流碱河，接连参加了天津地区统一组织的大工程——霸县南张庄筑堤、霸县台山复堤、淮淀漫水桥架建、老安淀大桥加长，通过参加这些工程建设，我增强了体质，磨炼了意志。我没有因繁重的劳动，放弃自己的爱好。经常在工友们入睡之际，悄悄起身，拿出纸笔，根据白天的记忆，描画工地劳动的场景。完成后，寄给当时的《天津农民报》，后来，画作刊出！又寄去了文字稿件，陆续被《天津日报》《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采用。先是担任工地质量控制员、政工员，后调到公社广播站，又到县建筑公司、县水利局、县政府……
  在工作中，我给自己定了两条规矩：上班时出满勤、干满点，恪尽职守；业余时间不放任、不荒废，牺牲其他保画画。1979年改革开放后，我开始专注于民间艺术。一次在县木材公司，我看到堆积如山的原木，特别是椴木的那些奇形怪状的树皮，不由心中一亮：当年何老师教我们做树皮画的技艺，今天不就有用武之地了吗？于是剥了几块树皮带回家。晚上面对着树皮苦思冥想，用刀子、斧子、剪子等工具，将树皮进行撕、削、刮、磨等加工整理，按设计草图摆放、粘贴在背景画面上……终于做出了自己满意的树皮画。后来，一发不可收拾，一幅幅树皮画相继问世，并且很快进入市场。1989年，在县文化馆的支持下，举办了一次树皮画个人展，时任县长陈洪林出席开幕式并为展会剪彩。作品受到社会各界好评，其中《江流天际外》被《天津工人报》刊用。就在树皮画被大家看好的情况下，木材公司倒闭了，作画用的树皮断绝了来源，树皮画无奈“停止”。
  拜师学艺
  好在我开始作树皮画不久，就已经重操旧艺——烙画了，添置工具，购买板材和有关资料。但旧时的烙画工具、艺术表现的内容和形式都已落后于时代。后来，一位同事的亲属来芦台探亲，此人叫孙克岐，是东北艺术家，画油画的，也搞木板烙画。孙老师告诉我使用什么工具，采用什么板材，还当场示范，展示烙画的各种技法。
  1998年在全国民博会上，一幅作者为赵保国的烙画作品《雄风》将我吸引住了，巧的是我与赵保国先生在展厅内不期而遇。我们一见如故，围绕烙画艺术聊得非常投机，我表示拜其为师，他爽快地答应了。赵老师在市内红桥区，我在宁河芦台镇。开始，只能在周末和节假日到赵老师家学习，直到退居二线后，便有了充裕的时间，全力投入到烙画艺术上了。我吃住都在赵老师家里，他布置作业一丝不苟，还特别注重发挥学员的长处和特点，留给学员自由展示的空间。每次老师做示范时，我都认真观察每个动作细节，仔细琢磨其中要领，一遍又一遍地练习。由于烙画用的是大烙铁，手握烙铁柄时就下意识地用力，时间一长，手指肚上就起泡，如果不理它继续烙画，就会起重泡或血泡。这些手指肚上的泡结成茧后，不像手掌上的茧能够留得住，日子不长就会脱落，于是又起泡、结茧、脱落……大伏天里本来就很闷热，再加上电烙铁这么一烤，更是酷热难耐，我的前胸和后背都长了痱子，但是手上的烙铁却一直没有停下过。就这样，我在赵老师家学习长达13年。
  为了进一步夯实书画基础，提高内在功力。我在花甲之年又走进“天津市老年人大学”的校门。从芦台到市区，为了避免堵车不迟到，每次上课，都是早晨四五点钟起床。一次下暴雨，路面的积水没过膝盖，我掉到没盖盖儿的下水井里。上车后，觉得腿很疼，撩开裤腿一看，腿被划出乱七八糟的几道口子，流着血，到学校时腿都肿了，但仍然坚持着把一天的课上完。我在老年大学先后学习了山水、工笔人物、素描、行书、写意人物、写意花鸟等课程，现仍在天津老年大学坚持学习，进而使烙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我和赵老师共同完成的多幅烙画受到社会媒体的关注。《粉墨春秋》被天津、四川电视台做过专题报道；《隆顺榕四位创始人》被中新药业天津隆顺榕制药厂收藏；25米长的《华夏医药之尊》被达仁堂京万红药业集团收藏。
  2013年，在母校芦台一中百年校庆时，我送了一幅大型烙画《难忘当年小石桥》。画面重点刻画了当年学子们最熟悉的、去学校的必经之处——小石桥。创作这幅画时，原有的场景早已消失，可参考的资料一点也找不到。我在老伴的陪同下，带着相机、画夹去公园，去河边，把那些大树、小草、芦苇、石块、流水、小路等资料取回家，根据主题意向进行取舍整理。第一稿出来后，多次征求当年的老师和同学们的意见，反复修改二稿、三稿后，才最后定稿。然后在木板上精心烙制了一个多月，最终作品完成。这幅烙画学校领导很重视，特意把它刊印在学校资料汇编的封面上，还印制成卡片发给大家留作纪念。
  硕果累累
  我的作品多次在省、市及国家级展览中获奖。《逛津城》获第六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群雄逐鹿》荣获第三届中华（天津）民间艺术精品博览会银奖，《攀登》荣获天津市首届民间艺术展银奖，《和谐》荣获第五届中国民间工艺博览会银奖、又在天津市首届工美大师精品展中获金奖，《岁月无声》荣获第三届中国（山东）工艺美术精品暨家居用品博览会一等奖。
  2014年5月，被天津市工艺美术行业协会和天津市轻工行业联合会授予“天津市工艺美术大师”荣誉称号。同年10月，被联合国教科文国际民间艺术组织、第四届中国国际民间艺博会暨第四届中华（天津）民间艺术精品博览会组委会、天津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授予“国际民间工艺美术大师”荣誉称号。2016年12月被中国工艺美术协会授予“中国工美行业艺术大师”的称号。同年《芦台烙画》被天津市非遗保护中心确定为市级非遗保护项目，并更名为《天津木板烙画》。2017年，由天津市人民政府发布、天津市文化广播影视局颁发《天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天津木板烙画》铭牌。
  如果说我的烙画艺术是棵树，那么当年何文澜老师对我的教诲就是艺术生命的种子；赵东江老师和东北孙克岐老师对我的帮助就是这颗种子的萌生；赵保国老师对我的指导和鼓励就是阳光和雨；自然造化和人生历练就是我烙画艺术成长的良田沃土。我把自己多年积累的经验奉献给社会，传承给年轻人。我已接受了天津市美术老年大学的教学聘书和母校芦台一中的教学聘书。2016年8月，又应邀在天津美术馆举办了一场学术讲座，让更多的人分享夕阳的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