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河区图书馆

黄毅鹏（曾用名黄九彰），男，1929年4月26日出生，天津市宁河区丰台镇西村人。1936年7月至1943年在丰台镇完全小学上学，1945年至1950年在天津学徒。1952年至1963年在宁河县丰台税务所任所长，1963年至1975年宁河税务局干部。1975年至1982年任宁河县水泥厂厂长、书记，1982年因病退休，1995年6月5日逝世。
  黄毅鹏（67岁）
  逃反
  我的童年是从马背上逃反开始的。一天夜间，姥姥家的长工孔二子把我从被窝里拉出来，抱着我骑上大舅家的骡子走了，天漆黑，我睡着了，又不知过了几个时辰，听到有人说话，没事了，快回去吧，等到进了家，已是东方发白。还有一天傍晚，高村家家关门闭户，我在姥姥的外屋跑着、跳着，忽然村外一声枪响，吓得我哇哇哭，妈妈把我抱走了，一觉醒来，周围黑得可怕，我哭闹着喊妈妈，好大一会儿才把我抱了出来，原来我睡在地窨子里（地窨子是在菜地里挖建的，很像菜窖，不同的是洞口在一侧，里面有斜步梯道，供上下人走，洞口长期用秫秸垛伪装着，不容易被外人发现），外边发生过什么事就一概不知不懂。
  印象最深的是一天早晨，大舅套上车，拉着全家老幼到了村西一眼望不到边的芦苇塘。茂密的芦苇，是天然的避难屏障，人们在里面紧张地观望着村中与周围的动静。忽然远方传来了嗡嗡声，“飞机来了！”有人喊了一声，大人们搂起孩子，蜷曲在芦苇堆中，两眼都盯着天空，过了一会儿，果然一架双翼飞机从我们头顶上飞过。
  这是什么年代，无从查考。当时有人说是直奉交战，也有的说是由东三省跑来的败兵，见到好东西就抢。据现在分析，后者说的有道理，年代是在东北三省沦陷之时，皇姑屯车站事件张作霖被炸身死，部下溃逃到关里，没有军饷，只能靠抢劫百姓财物。我记得当时流传着一首儿歌：“张作霖的兵，进了庄，插骡子插马插快枪。”（插就是孩子们用秫秸杆插制大马、大枪）
  为什么一遇兵荒马乱就往高村姥家逃反？原因是丰台地处南北水陆要道，兵家必争之古镇，听奶奶讲过在我还不记事的那年，日本飞机来炸丰台，对准了天尊阁，幸亏关老爷（关公）显了圣，升起了一片黑云，飞机看不见目标，结果把大炸弹都扔到了北门外荷花坑里，当时我听着入神，很崇拜关老爷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菩萨心肠。
  闹土匪
  1931年，丰台镇同往年一样，出花会，闹元宵，一片欢腾景象，各大商号都置办了留声机，用以招揽顾客。入夜都点上大汽灯，里外通明。庆晏楼饭庄与我家隔河相望，把留声机架到了楼上窗口没昼没夜地唱个不停。入夏以来，连降几次暴雨，还乡河水暴涨，一夜之间漫了桥口，夜里突然一声轰隆巨响，庆晏楼倒塌，家俱什物付之东流了。第二天天刚蒙蒙亮，人们尚在熟睡之中，突然桥头响起了炒豆般地枪声，全家人被惊呆了，爸爸让我们靠紧屋里墙垛不动，一阵枪声响过之后，听到有人指挥喊叫着“往西边打”，接着又是一阵密密麻麻的枪声，不知过了多久，枪声停了，天已亮了，九鹏大哥到前屋窥探动静，回来说街上没人，也没见到扛枪的，将近晌午，才见到街上有人来往，而且人慢慢地多起来，后来大哥打探到可靠的信息，说是“红军”来了，镇里成立了维持会，正在给他们做饭，“红军”是啥样的？好奇心驱使着云鹏二哥我俩非看看不可，跑出了大门，我俩见到了对过单氏家庙里挤满了很多身穿便衣的带枪人，手里端着碗，正在狼吞虎咽地吃着秫米干饭，猪肉炖粉条。
  “红军”的到来，打破了古镇的安宁，闹得人心惶惶。街面上与往日不一样了，商号关门，家家闭户，日头不没就戒严，不准人们外出走动。大西门楼上设了持枪的岗哨，人们上街东张西望，也不敢多说一句话，背后嘁喳喳，交换着不太可靠的消息。孩子们再也不敢外出玩闹了，学校也就此关门了，那年我8岁，上二年级，又过了几天，街面平静下来了，商号开门，人们可以上街走动，但是宵禁一直未解除。
  “红军”是干什么来的呢，后来人们就清楚了。开始先是专劫豪门富户要粮要钱，这些事都由维护会操办，后来展开了派系争斗，为首的梁XX（谐音凉透气）与杨XⅩ（谐音两点钟），以还乡河为界，盘踞在河东、河西。为了争夺地盘，由小的摩擦到火拼，为抢夺商会的枪支，结果拿商会会长开了刀，并把人头割下，挂到了桥头高杆上，后来人们才闹清了“红军”的底细，原来是一伙乌合之众，冒牌的抗日军队，实质是土匪。
  随着“红军”的到来，埝开决口洪水围村，田园绝收，有钱人家收拾细软，车运船载远走高飞了，穷苦百姓则听天由命，苦熬岁月。蝗灾、水灾、兵灾匪患，大多数人断了谋生之路，当时流传开一首歌谣：中华民国二十七年，大水发的真可怜，倒房山没房脊，穷苦人家卖儿女……。这年夏天，红头苍蝇特别多，奶奶说，怪不得闹“红军”呢，连蝇子脑瓜都是红的。
  红枪会遭难
  那年的夏天又闹“红枪会”，妈妈又带着我们3个到高村逃反去了。大水围村，孩子们的活动范围小了，一到夜里就难熬了。屋里闷热，外面蚊子叮咬，每人人手里都得拿着一把用麦秸编成的凉扇赶蚊子。一天晚上忽然有人喊了一声，你们看大河埝那边怎么那么红。有人说，这是哪着火了？是河东，是乔庄子，是赵官庄，是西淮沽。大舅惊慌地喊了一声：这是丰台呀！火光仿佛越烧越近，火势越来越大，一直烧到东方发白，火光才被日出前的朝晖冲淡了，妈妈不知是鬼子洗劫红枪会，收拾东西要返回丰台，说死也要死到一起。李芬表兄只好摇着船送我们娘4个。
  当时是天连水，水连天，一片汪洋，偶见一两个村庄，好似大海中的孤岛。傍午时分过了赵官庄、九丈窝，距丰台8里，不敢再往前走了，到村边打听了一下。有人说，你们看，还冒黑烟呢，鬼子还没走，你们怎么往火堆里跳呢？表兄踌躇着和妈妈合计了一下，决定转道到盘龙庄表姐家暂住，得到真实情况后再回丰台。到了表姐家，天一黑，就闩上了大门，并把梯子立在了墙头下边，以防不测。几天过去了，得到可靠消息，是鬼子围剿红枪会。
  红枪会是带有浓厚迷信色彩的群众抗日组织，专门与鬼子抗争，大部分人来自潘庄、造甲城一带，这次来丰台约200人，没有洋枪，人人手持梭标、大刀，所以群众又称他们为“大刀会”。驻扎期间，粮饷由商号、富贾筹集，从不扰民。那一天的下午，日本鬼子由芦台坐船来到丰台镇南孙家庄靠岸，准备偷袭。红枪会提前得到消息，人人烧香，划符、吟咒，然后把符纸烧成灰，连同一小包药送入肚内，据说是刀枪不入，当日本鬼子从南门进街时，红枪会在南门楼上装上了三洋油桶炸炮，点燃后，先给鬼子们来了个下马威，随后城门大开，哇地一下杀了出去，日本鬼子被这突如其来的阵势惊呆了，尚未清醒之时两个鬼子死于刀下，鬼子被杀退了。
  红枪会班师回朝，正当他们大吃大喝毫无戒备的情况下，鬼子们卷土重来，上了房，用机枪封住了院里院外，而后从房顶上掏了洞，顺洞往屋里扔手榴弹。红枪会遭到一阵枪杀过后，日本鬼子倒了汽油，放了大火，大西门里、小西门里、小东门里、大东门等5个据点，200余人无一幸免，族中秃三爷的房子就是在这次战火烧光的，从此败了家。日本鬼子杀人放火闹腾了一天走了，维持会出来了，组织群众灭火，房主家雇人往河里背死尸，2元钱一具，顿时丰乐桥下、还乡河内尸流一片，河水染红，惨不忍睹。
  学干农活
  一场火与血的洗劫过后，丰台镇更显得衰败不堪，富贾豪门跑光了，穷苦百姓的生活日益艰难。爸爸原来在存裕丰当账房先生，二舅当掌柜的，二掌柜的还有郭士芳、田春彬，大东家绰号王矬子。因为东家与掌柜不和，1939年冬，爸爸被解雇了，一家人的糊口成了头等大事。一天傍晚，爸爸和妈妈说打算把临街的3间门市房、2间厢房卖掉，妈妈说，你把房子卖了，孩子们大了谁给媳妇。他俩僵持不下，我听着都有道理。掌灯时分，二舅来了，给出了一个主意，把房子租出去，收点房租，贴补生活，由存裕丰先摘借几石粮食垫底，在门口出粮食笸箩，卖下钱再倒，挣钱先吃饭。从此，临街门市租给了李成林1间开了理发馆，其余4间租给了窑头村庞XX。爸爸和九鹏大哥在门口摆起了粮食笸箩，一家人有了粥喝。
  在我5岁那年，高村沥涝成灾，不多几日发了大水，发大水对农家来说是场大灾难，孩子们却别有水乡洞天，姥家场院、菜园子地势洼，是天然游泳池，坐着大笸箩划船，拿着铁钎子扎蛤蟆，到浅滩上搭小埝淘鱼，这些都是孩子们的乐趣。水乡入冬后，又成了天然的滑冰场，拉爬犁、打嘎嘎、揭干锅拣鱼。由于家境败落，我早就学干农活了。到了十来岁，我已成大舅的辅助劳力，春种时，拉坡踩、拉磙子、蹬趟子、撒粪等。夏锄夏收季节，拔草、耪地、拔麦子。秋收季节那就更忙了，割谷子、砍高粱、掰玉米、摘棉花、捆柴禾……。干活多了，大舅种着多少块地，每块地多少亩，叫什么名，我都能记得住说得出，什么小芦坑、于家泊、岔道子、老太太地、杨家地等等，地边地界也能认得出，几年的田园生活，对我成年后的知识积累和对庄稼人的思想感情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日伪统治
  1940年，在丰台派驻了穿军装的中国人——治安军，随后，在北大寺设了日本宪兵队，把北大寺的佛像都毁了。周围挖了护墙河，迎门架起木板吊桥，营盘四角多了高大的炮楼，高大围墙上布满射孔，东至唐山、南到芦台扯起了电话线，镇上成立了新民会，店铺的年青人编入了棍团，受军训，居民编了保甲连环制，10家为1甲，10甲为l保，一家出事殃及乡邻。学生课本也变了，孙中山的头像不见了，代之以红黄兰白黑五族共合旗和膏药旗，音乐课唱的是新民会歌、大东亚进行曲……。有一课诗歌：旭日升，耀光芒，扬子江上金龙翔，晓月照，亘天长，富士山岭彩凤翔。地理课本的中国领图上少了东三省，多了个满州国，一天老师讲课，指着一张旧中国挂图的右上角，问学生这是什么地方，学生们一起回答“满洲国”，老师提高嗓门用教鞭敲着挂在黑板上的地图又问：细看看，这是什么地方？
  学生们照常回答“满洲国”，老师急红了眼掉下泪，咔嚓一声扯下了地图的右上角说：“这是我国的东三省。”学生不知亡国恨，老师触痛爱国心，这是在我懂事之后才理解到的。到了四年级，在学习带有浓厚奴化教育的中国课的同时，增加了日语课。
  抗日烽火
  那年冬天，在高村见到大人们伸着大姆指和食指，比划着嘀咕：这个快来了。过了几天八路军果真的来了，不是大部队，而是穿着老百姓衣服的工作人员，夜晚把全村老少召集一起，开大会，讲抗日，讲减租减息。又过了几天，开会的那个人又来了，专门把我们这些孩子们召集到庄西一片空场上，由大到小站成一排，接着他用土声土气的嗓子教我们唱歌，春天里呀春风儿吹，花开草长蝴蝶飞，锣声响，哨子吹，儿童团呀开大会……。他教唱一句，我们学唱一句，不多的工夫都会唱了。回头他又到另村去了。很快在十里八村传开了抗日的歌声。
  窝洛沽、丰台都是日本鬼子的据点，一天午后，人们正在家中歇晌，几个日本鬼子进了高村，后边牵着两只狼狗，保长出来迎接，敲锣喊全村人都出来，到李朝臣门前站队，我站在第一排，挎着洋刀的日本官挨着个察看脸色，然后喊叫着：八路的，站出来！闹腾了一阵带走了两个青年人，其中有李宗第的儿子，后来费了很大劲，花了很多钱赎回来了。从那开始，村中专有送情报的了，就是李还表兄，头天晚上写好情报，交给来村工作的八路军看一下，第二天一清早送到窝洛沽，如过晌还不回来，一定是情报出了岔头。
  八路军越来越活跃了，工作人员差不多天天晚上来村。我已经10岁了，能做什么都由大舅给我们安排。高村仅有40户人家，各家各户都要派人轮流值班。当轮到姥家时，这个任务就是我的了。在村头站岗，接送“沿村转”，这是当时八路军传递信件的一种土办法，如收信人写的是丁村，那么就由发信地甲村送到乙村，乙村送到丙村，丙村送到丁村，如信口上插着根火柴，则是“十万火急”，分秒不停，如同电影里的鸡毛信一样。再一个任务是当“坐探”，高村离丰台据点18里，离窝洛沽8里，为做到敌动我知，高村要分两路派出坐探。
  八路军和区小队连续端敌的据点。一个秋天的下午，忽然听到窝洛沽枪声大作，很快传来了消息，窝洛沽的据点被端了。第二天下午，见到公路上过了很多骑洋马、戴钢盔的部队，人们在议论，有的说鬼子转移了。第二天一大早就传来了消息，是丰台镇北大寺的据点被端了，后来听妈妈说，在砍丰乐桥上的棚栏门时还是从咱们家拿去的斧子……
  新年将到的丰台镇腊月集是比较热闹的，桥头炮楼下的治安军照例搜查着进镇赶集的百姓。正当人们熙熙攘攘买年货的时候，忽然几声枪响，炸集了，赶集的人群一窝峰似的争先逃命，各商号上了门板，枪声过后南木桥方向升起了一股冲天大火，黑烟滚滚，一直烧到第二天上学路过此处，仍在余烟未尽。爷爷回来说，南局子（公安局，是当时全镇的统治中心）被八路军端了。打那以后，经常不断地听到枪声、炮声，看到远处的浓烟火光，接着板桥据点在一天夜里被端了，治安军康团长由芦台带部队来丰台接防时，在苗庄村被打了伏击身亡。在抗日的烽火燃烧中，我一天天长大，幼小心灵增添了保家卫国的信念和力量。（摘录作者生前《追思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