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河区图书馆

1960年13岁的我考入了芦台一中，初中又上了3年，高三第二学期时即1966年，“十年动乱”开始了，大学停止了招生，1968年秋我回大辛村务农。
  刚回家那年织了一冬的席。织席的活儿分秒必争，饭桌子放好了，才舍得放下手里的活儿进餐，含着最后一口饭又坐到席上了。就盼着多织几片席，过春节添上一件新衣服。我们兄弟姐妹8个，除了老妹妹还小，其余7个都是学生。父亲于开济是大队书记，“文革”中被打成“走资派”，时不时还要被红卫兵拉出去批斗。他豁达，在那样的逆境中还能快乐自持，达观以对。干活儿休息时，在地头上练习挨斗，弯着腰摆个“飞机式”逗得社员哈哈大笑，我可是乐不上来。当时我被归类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在村里是被歧视的，大学梦破碎了，工作也没着落，只能“家中大学屋里系，刷锅洗碗又织席”。
  春暖花开时节，我参加了生产队的田间劳动。社员们，早出晚归，战天斗地的拼搏精神，勤劳朴实，乐观向上的良好作风感染教育了我。有一次耪地，大概那块地太僵硬吧，我用力地使锄头落地，可“当啷”一声锄头翻了个个儿，高粱苗儿碰掉了。也就干了一个多小时吧，眼前就冒金星儿，心里难受得很，只好坐地上休息。旁边开全大婶子说：“闺女，你力薄啊。”可我干活儿从来不误工，耪地、拔麦子、插秧、收割……虚心地学，努力地干。到后来社员给我评妇女头等分，我很有成就感，也体验到了农民的艰辛。看到乡亲们不歧视我这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热心帮我、疼我，心里感到很温暧，也有了归属感。当时我和在村的天津知青马桂荣（后来从县医院退休）等经常在地头给社员读报，教大伙唱歌。每逢过年，村里就搭台唱戏，我就和于文芬、于文联（小学教师）一起组织小姐妹们排练节目，乡亲们管我叫“导演”。
  春节刚过，大队通知我去潘庄中学进修3个月。一听要上学，我像个小孩子似的欢喜雀跃。正月十五那天我穿着新做的夹鞋，背上简单的行李步行几十里去了潘中。当时的进修班班主任是李佑生老师。跟我一起去学习的还有天津知青王新华。学习结业回村，我当了民办教师。当时村里小学附设初中班，初中班的数学、物理、化学、语文由我一个人教，还当班主任。我累并快乐着！在这期间父亲被平反了，我也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