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河区图书馆

作者简介
  李景田，男，1945年5月20日出生，天津市宁河区宁河镇大月河村人。1961年在宁河中学初中毕业后回村务农，1971年在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布特哈旗扎兰屯镇红光大队务农，1987年回大月河村务农至今。
  李景田（73岁）
  2017年2月24日上午10点，电话铃声响了，是儿子文庆：“老爸，我爷爷的平反结论在区档案局找到了……”后边的话，我再也没有听清楚，我的心在颤，拿电话的手在抖，泪水夺眶而出。父亲之死
  我父亲叫李厚安（1913-1947）化名安民，自幼读私塾，18岁去黑龙江讷河学徒经商。东北三省沦陷后，于1941年回到家乡大月河村，同年参加革命。1943年入党，入党介绍人是一区区长谭鹤光（化名智光），主要任务是配合谭鹤光做地下工作。由于我父亲有些文化，被任命为大月河村干部，除负责特殊任务外还负责为八路军号房、号饭、组织担架队、接待八路军干部等。当时，我家有瓦房3间，东西厢房4间，武宏、赵普、佐天等人都经常在我家住宿。父亲还协助三区区小队长田铁军和赵普等，在黄庄集市上指认欺行霸市的汉奸，使可耻的汉奸受到应有的惩罚。由于父亲工作的突出表现，1944年底被调入原一区（丰台镇）担任财粮干部，为前线部队征集军粮，提供物资。1946年被调县财政部门工作同时兼一区的财粮管理。
  谁也没有想到的是，横祸突然从天而降。1947年秋，父亲接受了谭鹤光的一项秘密任务，去潘庄为部队购买汽油。然而几天过去，不见人回，也无音信，谭鹤光心中疑惑，就派人去打听，不料却令他大吃一惊，原来是我父亲路过家门时被村贫协扣押，已经被打死两天了。
  父亲被打死那天，母亲正在家中做鞋子，我和两个哥哥在炕上玩。母亲不知怎么有些心慌意乱，手都被锥子扎破了。因为父亲已经离家好多天了，母亲知道父亲在干着地下党的工作，从不拉后腿，只是担心父亲的安全。正在这时，就听村里有乱糟糟的脚步声，忽然，门咣当一声被人推开，父亲的家族嫂子慌慌张张地闯了进来，紧张地对母亲说，不好了，你家厚安被村里抓起来了，说是汉奸要处决呢。母亲听到这倒镇定下来说，厚安怎么可能是汉奸呢，你不要瞎说啊。再说他已经离家好多天了，根本没在家呀！家族嫂子急得直跺脚，不诳你的，是真的呀！母亲见状，知道嫂子不是开玩笑，马上就下炕，连鞋子也没穿好就和家族嫂子往外跑，两个哥哥也跟着母亲跑了出去，把我扔在家里了。刚跑出家门不远，就听村大庙方向传来一声枪响，就听有人喊着打死啦，打死人啦，四散跑开了。
  母亲迎着人群跑过去，果然是父亲，已经倒在血泊里，母亲见状，惊叫着扑过去，昏死在父亲身旁。
  有不怕事的好心人把母亲抬回家，并帮我们用一领苇席掩埋了父亲。母亲整整哭了一宿，第二天一大早，村贫协代表就到了，告诉母亲说，你们是被杀家属，房子全部归公，所有财产都没收，你们马上搬家。
  家人遭遇
  我的母亲李郭氏（1910-1989），宝坻县八门城人，19岁嫁给父亲。听母亲说，1945年春节刚过，因为汉奸的告密，日本鬼子突然袭击我家，当时母亲正怀着我，就带着两个哥哥躲到了宝坻县八门城姥姥家，我在姥姥家出生，所以取名姥城。
  母亲的性格温柔开朗、通情达理，和邻里关系特别好，而且会接生，我们村及周围邻村，很多人都是母亲接生的。
  我父亲被杀后的第二天，我们母子4人即被轰出家门。族家的叔叔为我们腾出2间破旧的厢房，一口锅和两床破棉被就是我们所有的家当。第三天，家里来了3个人，都带着枪，其中一个人对我母亲连连说，我来晚了，我来晚了，说着说着就都哭了。那个人一直安慰着我的母亲，又安排另两个人出去了，不一会，那两个人抬来了一把被抄走的太师椅放在屋里。后来母亲告诉我们说那个为首的人叫谭鹤光，是父亲的直接领导。这把椅子成了我家的唯一纪念，70年来，无数次搬家，甚至离乡背井到东北，这把椅子都没有离开我们，有人愿意出高价购买也被我们拒绝，因为这把椅子，是一种精神寄托，是一种恩情铭记，在我们的心中分量太重太重啊！
  为了活下来，母亲带着我们沿街乞讨，好心人和认识我父亲的人都多给我们一些吃的。记得就是那年初冬，雪下的特别大，北风呼呼的地冻天寒，一家人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母亲看着3个骨瘦如柴的儿子，独自出门了。大哥抱着我和二哥在家等待。那天，天特别的长，快黑了，母亲还没回来，我们都很害怕。天大黑了，母亲才回来，像雪人一样。那时候我家点不起煤油灯，母亲摸黑解下身上的布袋，把已经冻成冰坨的讨饭放在锅里，点着了火去热，借灶膛的火光，我们发现母亲的裤筒在流血，浑身多处衣服被撕破，大哥扑过去抱着母亲大声的喊，妈妈你怎么了，腿为啥流血？母亲噙着泪，只是淡淡的说，没事，叫狗咬了一口。我们兄弟3人抱着母亲放声大哭……母亲被狗咬的遍体鳞伤，却没有丢下讨来的饽饽啊！
  转天，天还没亮，母亲就叫起大哥，让他去前屋喊大妈来。不一会儿大妈、婶子来了好几位，她们叫我们哥仨去了外屋。过了好一阵子，大妈、婶子们陆续离开，每人眼里都含泪，后来我才知道，母亲早产了，夭折的是个女婴。这次给母亲打击很大，她更加憔悴了。也就是从那天开始，我家门口经常能拣到一些东西，有高粱米、玉米面、油、盐等，很少掉泪的母亲，看见这些东西时，总是默默地垂泪。“世上还是好人多，你们长大以后要懂得报恩”这是母亲经常说的一句话。就这样，靠好人接济，我们母子4人熬过了父亲去世后的第一个寒冷的冬天。母亲虽然是小脚，但很能干，锄地、拔麦子都不输给男人。13岁的大哥也能做些零工，我和二哥也能下地挖些野菜了。
  1949年秋后，舅舅从北京回来探望我母亲，见我家的惨景伤心不已，他和母亲商量要带走年仅13岁的哥哥，迫于无奈，母亲答应了。临别前，大哥像大人一样嘱咐二哥和我，要听母亲的话，好好照顾母亲，大哥跪在母亲面前磕了头，就跟舅舅一步三回头地走了。
  1951年秋后，舅舅又来了，说我大哥因脾气倔强和老板闹翻了，离开北京去东北找远房叔叔了，并把大哥的地址给了母亲。舅舅临走又决定把12岁的二哥带走，二哥跪在地上，抱着母亲的双腿，放声大哭。母亲眼含泪水，嘱咐了二哥很多话，二哥点头应允后，拉着舅舅的手也走了，家中只剩下6岁的我与母亲相依为命。
  背井离乡
  到1954年的时候，两个哥哥或多或少的能给家里寄钱了，在母亲的督促下，我上学了，一直读到初中毕业后（原宁河三中），由于“被杀家属”的原因就被下放回家务农。
  虽然解放好几年了，但我家的“被杀家属”的政治压力没有解放，使得我很难说上对象，多亏了本村姑娘徐百芳的父亲和我父亲同在东北学过徒，相处很好，所以由她父亲包办，我俩订了亲并于1967年结了婚，婚后感情很好。不料，随着“十年浩劫”的到来，“被杀家属”的厄运又一次降临，工作组三番五次找我妻子谈话，要求妻子与我离婚，威胁说你必须与“被杀家属”划清界限，离了婚，你就是我们团结的对象；不离婚，就是我们的敌人，就是被“专政”的对象！还哄劝说，只要你同意离婚，我们马上就给你办手续，你就会有幸福生活。没有经过事儿的妻子没了主意，就回娘家和家人商量，遭到了其家人，尤其是奶奶的强烈反对。奶奶语重心长的说，孙女，你爹妈不会害你，奶奶更不会害你！人活着得有良心啊，包括你死去的公爹在内，老李家一家人都是奶奶我看着长大的，他们老老少少善良厚道，是好人家呀！他们那个被杀家属，你不知道我知道，那是错杀！我给你一句撂底的话，这个婚，从我这儿你就离不了！妻子是孝女，听了奶奶的话，没有与我离婚，与我分担着“被杀家属”带来的沉重压力，提心吊胆小心翼翼地生活着。
  1971年，二哥从北京回家探母，目睹现状，悲伤不已，坚决地要把母亲接到北京（二哥在北京当工人）。劝我赶快离开村子，并与我大哥联系，要大哥安置接纳我们一家人（大哥在东北是工人）。就这样在两个哥哥的帮助下，于1972年春，我带妻儿一家4口离开了生我养我，又给我带来无限痛苦的家乡。穷家难舍、故土难离，一路上妻子不知哭了多少次，我也几次伤心落泪。5天后，我们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在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布特哈旗扎兰屯落户。
  在大哥的安排下，我们租下3间库房，补上户籍，在农业社务农，养家糊口。苦是必然的，思想压力却是轻松了许多，但想念家乡的思绪却与日俱增，我经常遥望家乡的方向发呆，啥时候还能再回老家啊！
  冤案平反
  1979年夏，二哥从北京来信说，咱爸平反了。我激动的捧着信，读了好几遍，生怕看错一个字。当确认的那一刻，我再也控制不住多年压抑的情感，喜泪纵横，这是我在东北10年来第一次在妻子、儿女面前失态大哭。
  拿着二哥的信，我迫不及待地想回家了，大哥劝我小心驶得万年船，你还是探探风声再作决定吧。于是当年秋后，利用农闲的时间，我从东北坐火车只身回村探寻究竟。找到了村党支部书记刘焕君，专门了解我父亲平反的情况。从刘焕君的口里，我知道这些年，在北京的二哥李景海一直没有间断申诉，给村里、公社来了很多封信，要求落实政策。村里乡亲们也知道父亲是冤枉的，可是没办法，没人敢翻案啊。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布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父亲的事才被提到落实政策的议事日程，乡亲们纷纷给父亲作证，特别是当时的农会主任张瑞兴、财粮干部苏富昌，村干部李润和、李连，群众苏汉魁、李厚宽、杜凤友、刘焯等都积极参加了座谈会。连父亲的老领导时任塘沽区委副书记的谭鹤光，时任县武装干事的姜文轩等都出具了书面证明。刘焕君还告诉我，他的父亲刘儒土改时任村农会主任，曾对他说过，李厚安是专门为共产党办事的地下村干部，他死的冤枉，当时在会场上，就有人喊，李厚安是好人，不能打！可主持会议的公安局长却说，我这有封地主给李厚安的信，这就是证据（后来被证实，这封信是伪造的）。在李厚安被打得奄奄一息时，有人又打了枪才死的。刘焕君说，我父亲不止一次嘱咐我说，李厚安是好人，如果我不在了，有朝一日能为李厚安平反，你一定要替我证明，他是好人！
  叫“被杀家属”吓怕了的我，只相信眼见为实，坚持要看到正式文件，刘焕君书记很理解我的心情，亲自带我到了大辛公社落实政策办公室，并通过他良好的人际关系，我不但看到了红头的平反批复文件，还看到了许多人的证言证词。
  大辛公社委员会关于李厚安问题复查意见的批复中这样写道：“通过复查李厚安在土改时被打死是属于错案被杀。经公社党委研究，同意你大队意见，改变李厚安原被杀的罪名，给予错杀的结论。株连到家属、子女、社会亲属，分别给予通函纠正。”
  父亲的老领导谭鹤光亲笔这样写道：“李厚安在抗日前后，在村任村干部，主要工作是给地方和部队号房、号饭，为地方和部队存放物资，在游击环境条件下，做了一些工作，有一定的贡献，应属错案，应予平反。”
  当时认识父亲的孙庆春写道：“1947年初，我在宁河县一带工作时，认识大月河村的安民，当时他是村干部。他家是八路军、地方大员常住的堡垒户，配合我工作表现积极。我分析安民在当村干部时，可能得罪了一些人，因为当时任务很多，如抬担架，派军粮、军鞋，支前等，群众有意见而被人打死。”
  任县武装干事的姜文轩这样写道：“45年、46年我任县武装干事，在大月河住，当时县、区机关在大月河，李厚安是大月河村干，为八路军办事，我知道他没有通敌，没有叛变。区、县干部和存放的物资，在大月河没有受到损失和打击。”
  当时寸的农会主任张瑞兴亲笔写道：“当时他（指李厚安）当村干部，经常派粮、派担架、派人带路，可能群众有意见。群众起来了，让打就打，不打好像还落后呢。”
  临走时那位公社干部和气地对我说，放心吧，你们再也不会遭株连了。可惜那时没有复印条件，亲眼看到的证明没有文字保存。重返故乡
  回到东北后，我的心就呆不住了，和妻子商量，咱们回家吧，我总觉得这个地方不是家。妻子犹豫了半天说，再有运动咋办？是啊，再有运动咋办？我就用那位公社干部的话劝她，不料她更不信，说谭鹤光是区长，都保不住你爸爸被擂死，他一个公社小干部就能保我们有运动不受株连呀！叫她一说，我心中没底但不死心，就和北京的二哥联系，那儿是祖国的首都，是政治文化的中心，大气候灵啊。从二哥的来信中得知，我父亲平反后，二哥入党了，提干了，二哥的儿子也参加了空军，当了飞行员，二哥一家人得到了落实政策的实惠。。得到这个消息，我在回二哥的信中，说出自己想回老家的渴望，问二哥，我们能回老家吗？二哥回信说，没问题，再有什么运动，也不能推翻父亲被错杀的结论。我拿着二哥的信念给妻子和大哥，反复和全家商量，最后决定返乡。
  1987年春，我们全家6口迁回离别15年的家乡大月河村的。回老家的前一天，当地的亲戚朋友，左邻右舍都赶来我家，为我送行。我把好吃的、能吃的东西都拿出来招待他们，从中午到晚上“不拉桌”（东北方言不撤桌的意思）地喝酒聊天。山东人孙德、胡宝珍，河北人赵树法（现已故），天津知青卞红，不但很晚离去，第二天早晨又把我们全家人送到了火车站，挥泪相别，30年过去了，我们一直没有间断书信和电话联系，特别有缘分的是，当年的下乡知青卞红，如今成了了我二女儿的婆婆。
  没有想到，我们全家受到了家乡父老乡亲们的热烈欢迎和无微不至的关怀。叔伯的老奶奶拉着我妻子的手哭着说，孩子，你们可回来了，受委屈了！刘家二爷抹着眼泪说，落叶归根，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啊！因为已是实行家庭生产责任制，分田单干了，生产队已经没有粮食，乡亲们就东家米，西家面的给我家送来生活的必需品，感动得全家人都流下热泪。
  更让我没有想到的是，时任宁河县委书记的刘洪海同志亲自过问了此事，召开了县委专门会议，下发了红头文件到公社及村委会，并委托时任县公安局长李丰抓落实。时任大月河村支书的刘焕君同志积极响应、上下沟通，经两委班子同意，将大月河大队办公室以4000元的价格卖给我居住。各级领导和乡亲们行动令我心中无比温暖，那种感受使我一辈子难忘，我心中庆幸，还是回家好啊！
  安顿完毕，我迫不及待的将母亲从北京接回来，一家人欢喜异常，阔别10余年，终于有家可归了。1989年12月30日，母亲安详去世，死前她对我们说，这下，我可以安心地去找你爸了。
  档案作证如今，我已年过古稀，4个孩子都已成家立业，儿孙满堂，乐享天伦。可是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还是不由自主的想起那痛苦的年代，看到电视剧里出现的母子讨饭，特别是冤案牵扯家人遭殃的镜头我不是躲开，就是转换频道，甚至关掉电视。我不敢去想，更不敢去面对，伤痛太疼也太深！
  2017年春节后的一天，给我父亲平反时担任村支书的刘焕君来到我家说，现在国家有新政策，像我这样的错杀家属，国家给予适当的经济补贴，但条件是必须拿出当时的平反证据。当时我没有太在意，偏偏有一户和我一样的“被杀家属”真的享受了国家补贴。这件事又一次叫我失眠，掏心里说，我很怕提及那段痛苦的往事，不愿意为了点补贴而再揭伤疤，再说我都这把年纪了，也不缺钱花呀！我的想法遭到了孩子们的反对，在天津北辰区中学当老师的二女儿李文艳说，爸，您不缺钱，我们更不缺钱，可国家的这项政策是对爷爷的追认，是对爷爷在天之灵的安慰啊！儿子们也说，您不是总说爷爷是冤枉的吗，用啥来证明啊！我思忖着也是这么个理儿，就把此事全权交给了大儿子文庆去办理。儿子通过村委会到镇里去查档案，原来的大辛乡政府撤销了，又去了宁河镇政府，还去了区民政局找，都没有任何线索。而且民政局的同志还好心地告诉说，你们说当年眼见过，不行；现在新开的证明，也不行；只有拿出当年平反的原始证明才行。听儿子这么一汇报，我的心拔凉拔凉的，都40年了，到哪儿去找原始证明啊！正准备放弃时，儿子的一个朋友来村找刘焕君了解百老话沧桑的情况（刘焕君脑筋好，文笔也好，写过不少文史资料），告诉我们说，宁河区档案局允许老百姓查阅档案了，要不，去那儿找找看吧。我不抱一点希望，但明白“听人劝，吃饱饭”的道理，就对儿子说，死马就当活马治，你试试去吧，万一的呢！
  嘿，还真是万里有一了！2017年2月24日，儿子去了宁河区档案局，上午11时，儿子从区档案局打来找到了证明的电话，全家人欢喜的不得了。复印的证明一到家，孩子们就用手机拍照，用微信传讯给在天津、北京、东北等地的亲人们。感谢党，感谢政府，感谢区档案局领导及全体工作人员，让我们找到这份尘封38年的档案，又一次洗涤了父亲70年的冤屈，从4月份起，我享受了国家对烈士子女的补贴，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