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河区图书馆

在板桥教学时，我对音乐的追求仍未泯灭。那段时间里，我坚持苦读大学音乐理论教材。如《和声学》《曲式学》《配器法》以及相关资料。每天晚上还到田庄坨、王良庄、北朱庄等村辅导群众文化活动。那段岁月，我利用走村入户机会搜集了不少民间音乐和民歌。
  1966年8月，“文革”开始，我成了重点批判的对象。在板桥公社批斗原县长杨志恒时，让我低头站在旁边陪斗。后来就升级了，墙上贴出“打倒反动音乐权威石瑞生”的大字报，红卫兵揪我交代问题。我说：“我出身地主兼资本家的家庭，父亲又是右派分子，可能我有反动基因，但我不是音乐权威！”红卫兵厉声说：“那么多歌都是你写的，你说，你不是权威谁是权威？”我说：“陆庄子整天背粪箕子捡粪的那个贾老头儿才真是权威！”我无意中这句话引发了新的事端。
  一天，红卫兵到了陆庄子，找到那个拣粪的老头儿，盘问他姓什么，老头儿回答姓贾。红卫兵就在他的住处开始搜查，先搜出几件旧衣服、又搜出一个带有天线的小收音机，于是断言说是“偷听敌台用的”。接着搜出一张照片，他们一看，是“贾大爷”与毛主席的合影。他们惊呆了，迅速把情况报告了公社和县里，这才发现“贾大爷”原来是《歌唱祖国》的作者王莘。他这次到宁河县朋友家落脚，是因为禁不住学生的批斗半夜跑出来避难的。后来到80年代初，王莘先生恢复原职了。在一次北戴河的会议上，我见到王老。我坦白检讨说：“您知道当年您这个‘贾大爷’是谁给暴露的吗？那是我石瑞生无意说漏啦，让您受苦啦。请原谅！”“哎呀，是你小子给暴露的呀！好哇，还得感谢你，从那天起，我提心吊胆的生活才告一段落！”这件事让我们相识成了好朋友。他提议我担任“王莘歌曲创作基金会”副秘书长。
  1972年1月，县里举办首届农村文艺汇演。我帮着板桥公社组织了文艺队，担任领队并创编节目。在汇演中，我创编的《张老汉看海河》《夸队长》《喜摘丰收棉》《一把饭勺》节目获得演出第二名，乐器演奏获得第一名，受到领导的好评。这一次演出为我带来机遇，1972年5月，我被调到宁河县文艺宣传队，负责乐队的指挥工作
  随后，宁河县恢复J了剧团，我们开始革命现代戏的排练演出。为了配合县里的政治宣传，我们编写J了许多曲艺节目和小剧。融入了评剧、唐剧、河北梆子的戏剧元素，群众很喜欢。另外，大家研究发明“平车拼接舞台”法，经常拉着平车下乡巡回演出，受到了乡村群众的欢迎。
  1973年8月，我被领导特批到天津音乐学院作曲系，带薪进入干部进修班学习，终于迈进了我梦寐以求的大学校门，有幸得到许勇三、高燕生、鲍元恺教授的指点，学到了系统的知识，有了专心创作的条件与环境。在进修期间，我创作发表了一些作品在《天津日报》刊发后，曾在农村普遍传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