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河区图书馆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每年口粮都难得吃到来年新口粮下来，一般都要靠搭配野菜充饥。副队长杨文亮有些口吃，有4个儿子，都是半大小子，大伙一块干活时聊天，说生咸菜都吃不起，他说，啊，啊，你们都说吃生咸菜吃不起，我们家都吃熟咸菜。大伙一听都乐了，说扯啥臊哇，你们4个半大小子，吃熟咸菜一顿还不得半盆子啊！他更口吃了说，啊，啊，熬咸菜我多搁两把盐，让他光喝，喝，水！大伙听了轰然大笑。可见当时的生活是多么艰苦啊。。队里出河工，都争抢着去一是能吃饱饭，二来给家里省点粮食。我村郭茂堂，家境更困难些，我就有意安排他出工。
  东棘坨镇土地盐碱，低洼易涝，“文革”前地里连沟渠都没有，以后靠县里搞“河西大会战”才有了沟渠，遇到自然灾害，减产甚至颗粒不收。累不少受，粮食产量就是上不去，每亩几十斤或一二百斤，最好年份毛粮人头420斤。特别是大跃进，放卫星，虚报产量成风，曾有个笑话，东棘坨村干部虚报产量时说，我们的高粱长得粗壮，用镰刀砍不动，收割用锯拉，结果吹了个第一，公社奖励了一台电匣子。我村大队干部也瞒报了产量，正像人们说的吹牛皮也上税，你产量报的多，公粮就得交的多了，这样集体积累少了，社员的口粮更少了。为了让大家有口吃的，有的村就瞒产私分，如青棒子不算粮食，向上级申报后，等公社或工作队来检查的走了，就把干棒子往青棒子里掺，然后分到各户。有的把高粱掺进皮壳里分给社员，我不主张这样做，也没这样做过。
  我把副队长杨文亮和郭润堂叫在一起商量，想了两个法，一是借粮。开春，我和新任的村干部张友政去芦台农场西董庄村去借粮，到人家的仓库里一看，那真是大囤满小囤流，粮食多的很，人家就是没有虚报产量，富裕了集体积累。大队书记曹洪杰很同情我们，说你们放心，什么时间缺粮，缺多少尽管言声！小堼村我们也去借过，大队保管员李洪振是我姑的儿子，更是非常热情。另一个法儿就是开荒，我们这一带地边地沿，沟壕埝梗荒着的多，我就允许大伙儿搞开荒。两个副队长有点担心，说养个鸡下个蛋还是资本主义的尾巴呢，咱公开允许开荒要挨斗呀！我说，主意是我出的，挨斗我顶着。结果来了“四清”运动，我真的挨了斗，两个副队长也上楼挨了批，不过有我扛了责任，他俩很快下楼了。我却上楼下不来了，老伴抱怨我是“炒豆大伙吃，炸锅自己的”，我心里坦然，炸了自己的锅，大伙有豆吃，值啊！白天干活，晚上挨批斗，孩子们都受到了牵连，上学T作都受到了影响。。我的儿子杨志旺，小学四年级就不让上学，让参加生产队劳动了。记得那年夏天，3个多月没剃头，怕上谁家剃头牵连别人，头发长的像个女孩，由于天太热，他母亲用剪子给剪了，长短不齐很难看。
  一直到实行生产承包责任制，才结束了我的队长生涯，掰着手指头算算，前前后后干了20多年的生产队长，苦吃过，累受过，心操过，好日子赶上啦！记得郭润堂临分别时拉着我的手说出了心里话：“当年的那帮儿老人就剩咱俩啦，这好吃好喝好日子的，咱俩可得结实儿地活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