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河区图书馆

作者简介
  赵连生，男，1920年9月出生，天津市宁河区东棘坨镇东棘坨人。1939年曾赴丰台参加抗日斗争，1942年初为武工队和武宝宁联合县抗日工作队的秘密交通员，1948年平津战役时参加区里组织的担架队。1949年全国解放后，一直在村里参加农业生产劳动，1958年至1982年担任生产队的饲养员。2010年1月5日去世。
  赵连生（91岁）
  抗日战争时期，东棘坨村是堡垒村很多人知道，但我家是堡垒户却只有当时的村干部和区领导知道。为了严格保密，我和老伴一直守口如瓶。即使解放后，我也坚守曾经的诺言，从不讲在战争年代为党为抗日做过的贡献，也没有向各级政府提出任何要求，直到2008年，在孩子们的迫切要求下，我才向他们透露了一些当年的相关情况。
  入选“堡垒户”
  我家当堡垒户是经过筛选的。东棘坨村比较大，是当时的富裕村，也是抗日游击区的核心村。1939就有几十人曾经去丰台参加过抗日斗争。1942年初，村里开始有抗日工作队秘密活动，是冀东党委派来的，他们一般都是晚上开展工作，发动一些贫雇农参加革命，发展积极分子加入党组织，动员热血青年参加区小队。人们在白天见面时，常会偷偷地伸出一只手，把拇指和食指叉开，比划着小声说：“晚上，这个来着？”和抗日工作队有接触的人就会点点头，而没接触过的则会莫名其妙。很快，东棘坨村就发展成为坚强的堡垒村。在村中秘密发展的党员，不让外人知道，就是召开会议，也不是全体党员都参加，而是把党员按街分成几个小组，分别开会布置工作。据解放后统计，当时先后入党的有李振伶、李振潮、刘长友、王玉明、胡克宽（化名古月）、李振合、高振兴、黄振玉、贾志忠等。为了便于工作，也发展一批女党员，如马恩芬、马云春、赵连英（化名小白）、于绍英（李树成的母亲）、宋许氏等，这些人都成了当时村里的秘密干部。
  抗日工作队晚上秘密活动，白天则隐蔽在村外，有的隐藏在沟里，有的隐藏在秋收时看场用的窝棚里，时间一长，就暴露出几个问题。首先是吃饭的问题，贫雇农家参加革命的热情高，但他们自己吃饭都是问题，抗日工作队吃饭一两顿还可以，时间长了就不行了。再就是住的问题，天暖时还可以在野外隐蔽，但遇到下大雨或天冷时就不行了。为解决这些问题，抗日工作队的负责人就从实际出发，想到了要选择建堡垒户。那时堡垒户要具备三个基本条件：一是必须忠诚、可靠，嘴要严实，跟邻里和乡亲们没有口舌之争；二是处地隐蔽，不轻易被人发觉，便于进入和撤退；三是要有住处和充足的粮食。
  工作队通过从发展的党员中了解、物色和接触符合条件的人家，相比之下，我家当时的条件是最符合要求的。一是我父亲是老实本分的庄稼人，为人忠厚，脾气耿直，认准的道理坚持到底，且对外人外事与自己无关的从来不问、不看、不说，一心只想种好自己的几十亩地；二是我家的房子在村子的最东边，后院连着开阔的庄稼地，来无拦，去没挡儿；最主要的是我岳父在东北做着买卖，认识的人多，对工作队来来往往的是个掩护，且我家日子好过，房子也多，有两层正房和两间厢房，可以说是有吃有住还出入方便。
  我当时也是一个热血青年，痛恨日本鬼子侵略中国，曾随村里的人一起去丰台参加抗日活动。小时候又读过私塾，脑瓜也比较灵活，年轻时就会看牲口的牙口，会买卖的手语，打牲口的龙头、攒套等，对赌博的用具和玩法也很精通，但从来没有公开玩过。在母亲的熏陶下，还是一个忠实的佛教信徒，不论多忙，在重大节日和晚上都要义务到村里的大庙干活，帮人上香、打蜡花。
  工作队成员就找机会接触我，常给我讲参加革命的道理，渐渐地我产生了参加革命的想法，就和家人商量，开始只是妻子支持，父亲是坚决反对，说日本鬼子都是一群活牲口，没人性的，别招惹他们。为了安全起见，工作队的人并没有贸然来我家里做工作，只是趁天黑时来到家里串门闲聊，一来二去就和我父亲熟悉起来，后来有时干脆住在我家。
  我父亲因常年劳累，有心口痛的毛病，一痛起来就不得了，虽然也找医生看过，但舍不得吃贵药，一拖再拖，就是去不了病根。一天，马良（当时为武宝宁联合县三区区长，解放后任湖北省高级法院院长）来我家，正赶上父亲的心口痛的病又犯了，马良仔细问了病情，没有住下就走了。第二天，天还没有亮，我刚开门，就见马良急匆匆赶来，进了父亲的屋里，从兜里掏出两粒子弹，交给我父亲，说是哑弹，让用钳子把子弹头拔下来，从弹壳里倒出弹药，一颗子弹的弹药分两次服下，每天一次。说来也真巧，我父亲自从服了弹药后，心口痛的毛病再也没有犯。从此，父亲也改变了态度，支持家人革命，主动腾出了房子让工作队居住，此后，马良、佐天（当时任武宝宁联合县三区区委书记，解放后任天津市畜牧局局长）、何仁（当时任武宝宁联合县三区财粮干部）、劳动（原名陈彦滨时为区干部）他们就常常住在我家的厢屋里，我家就成了抗日战争时期区干部居住最频繁的“堡垒户”。
  抄少写信件
  我的妻子孙玉英，1916年1月21日出生，是本县于怀村人。娘家家境好，从小读过私塾。岳父出门学买卖，后来成为东北一个大货栈的股东和外柜，常年往返于东北和天津、北京之间，为掩护抗日干部起到很好的作用。
  我岳父没有儿子，只有两个闺女，他把两个闺女视若掌上明珠。后来我叔伯二妗子因产后风故去，岳母就把刚刚出生3天的孩子抱过来，当作儿子抚养成人，这样，妻子就有了一个弟弟。妻子从小就要强，她父亲不在家时，就和母亲操持家务、下地、会干各种农活，对于针线活更是精通。妻子的记忆力非常强，听过的书，看过的戏，都能详细的讲出里面的主要情节和人物特点，不但能背《三字经》《百家姓》《弟子规》《四言杂字》等书籍，而且能写一手好字。嫁到我家后，相夫教子，孝敬老人，和叔伯妯娌相处融洽。农忙时和家人一起下地干活，农闲时在家料理家务和做针线活。从来没有提过读书写字的事，我也是在偶然的时候，看见她在描花样子，心里挺佩服她的。
  可以说，外人从来不知道她能写会画的事，马良和佐天不知从哪里知道了，就让她帮助抄写给汉奸、伪保长的信，劝他们改邪归正，为共产党、八路军办事，或屡教不改的给予严重警告。有时一抄就是许多份，马良或佐天就把这些信件交给区小队的德林（赵连敏）、铁军（田铁军）和赵普，让他们在信上按个手戳，就算是区上和武工队的文书。马良这样做，是为了不让接信人查出和熟悉笔迹。
  我岳父每次回家都要到我家看一看，有时还会住上一两天，来时有时会带伙计，有时会派伙计来送东西，街坊四邻听到有外地口音，就知道是妻子娘家来人了，这也正好为我这个堡垒户起到了掩饰作用。
  设计打狗
  工作队的负责人马良、佐天，让我利用在庙里干活的有利条件，做一些联络的工作。他们有时一同来我家住，有时只一个人来，但极少带通信员和其他的人员，只是管财粮的何仁和他们一起住的次数多一些，这方面既有工作的关系，又有何仁是我家的亲戚关系。武宏（时任十八军分区特务连连长）有时也会来，但很少住下，很多时候是来我家里取干粮。为了方便，马良、佐天和武宏都叫我妻子为大姐，管我叫大姐夫，孩子们就叫他们为舅舅，有外人串门子，来不及隐藏时，就说娘家来的人。熟悉后，我妻子曾开玩笑地问他们：“我们这里这么窄憋，你们不嫌呀？”听到这些话，马良他们说了一句话：“大姐，你家的房窄，可是粮宽啊！”后来“房窄粮宽”这句话就成了我交换情报时的一句暗语。
  当时我家养了一条大黄狗，是看家护院的，我父亲非常喜欢它，常常带它下地，有时带它去看场，没事时寸就抱着它晒太阳。大黄狗从来不咬人，很温顺，但非常灵敏，一有动静就叫唤，而且会引起许多狗叫。说实话，农家养狗就是为了看家护院吓唬贼人的，会叫不咬人没有错，可成了堡垒户后，这个狗就是麻烦了。有一次深夜，大武宏带着几个战士来找马良，大黄狗狂叫不止，几乎全村的狗都叫起来了，逼得战士们连屋子都没进就赶紧撤退了。我感觉这狗对工作队的安全不利，就主动提出把大黄狗处理掉，马良首先表示同意。但总不能平白白无故把狗打死，那样反会引起人怀疑呀，况且我父亲这一关也不好过，于是就共同设了一个计策。
  一天早上，村里的李振潮（地下党）从后门来叫门，因为大黄狗就在后院撒着，我开门后，大黄狗见到生人就大声叫起来，李振潮顺势就坐在地上，大声喊救命，说是大黄狗咬了他。他这一闹，引来了四邻许多人，提前串通好的人就顺势说，得吃狗心呀，要不得了破伤风就没命啦！我父亲一听到说狗咬人了，赶紧过来扶起李振潮，李振潮更会装，捺着大腿哼哼叽叽不起来，还不知从哪讨寻的红色，像血一样，老爹一看也忍不住了，顶着火劲儿找了一根绳子，做了一个套，把大黄狗套上，让看热闹的人拉走勒死了。本来，设计好的这个局，是为了蒙蔽父亲，掩人耳目，没成想这件事给父亲的触动太大，不但病了一场，而且发誓，活着不再养狗。村干部也借势为由，动员堡垒户的近邻也把狗处理掉了，村中的狗一下子少了许多。最可怜的是老爹，到去世时也不知道大黄狗是屈死的。
  丢卖骡钱
  1943年秋后，区小队通过内线，要去敌占区买武器和药品，但经费不足，当时区上的财粮干部何仁来我家找马良等领导商量办法，何仁是河西董官庄我连襟的弟弟，我称呼他表弟。为了筹钱，马良动员我家把大青骡子卖掉，并许诺开春种地前再给买回来，没想到我父亲竟然二话没说就同意了。
  按照马良的安排，大清早，我就牵着大青骡子去赶黄庄集，路上遇上几个同村的，就有意张罗着一起去了。到了牲口市，几个捅驴屁股的（牲口市的经纪人）就围了上来，帮助张罗。我按事先约好的暗号，和其中一个经纪人接上头，进行袖口谈价。当时买卖牲口讲价时不用嘴交谈，只能通过经纪人和卖主在衣服的袖子里互相用手比划，几次后达成协议，以48块现大洋的价格卖掉了大青骡子。
  我背着装着大洋的钱褡子，按约定去粮市来找卖粮食的地下党李振潮，见面后故意把钱褡子放在李振潮的摊位旁，还顺手用小簸箕扣在上面，蹲下来帮助李振潮卖粮食。这时，事先安排好的人在一边喊我过去帮忙，我站起来暗示了李振潮一眼，就急忙赶过去了。这时，扮作买粮食的何仁过来，和李振潮对上暗号，迅速把钱装进准备好的口袋里，急忙走开了。我瞅着大事完毕，就回来了，掀开小簸箕，拎起空钱褡子，大惊小怪地喊起来：“我的钱哪，我的钱怎么没有了！”李振潮乘机起来也大声嚷嚷：“你把钱放在哪了，你这人也真是，咋不让人给看着点呢，这
  么多钱！”听到吵闹声，村里赶集的人纷纷围了上来，见众人围上来了，我就更心疼的样子一屁股坐在地上，众人就劝，七嘴八舌说什么的都有。我见闹得差不多了，就拿了空钱褡子回家。路上，看见乡亲们就装作愁眉不展，唉声叹气。李振潮回村后，也大肆宣扬，闹得全村人都知道我丢了卖大青骡子的钱。村里和我家不错的人都过来劝解，但也有的人怀疑，说赵连生这个人一向谨慎，特别是对钱的事儿，从来没有出过差错，咋会把一个大骡子的钱丢了呢？再者，也没有听到他夫妻俩吵架呀！这就是马良、佐天和我事先定好的计策，让区小队的人事先找好貉子沽的一个富户去买这匹大青骡子，然后让李振潮转交何仁并故意喧嚷，没有露出一点破绽，至今不明真相的人还把这件事当作嘲笑我的话柄来说呢。
  智交军粮
  1944年秋收后，我家的几十亩高粱获得了丰收，在马良和佐天的帮助下，在我家后院的柴草棚子里，挖了几个大坑，把几口大缸分别放在坑里，装满粮食，用青石板盖好，再把地面夯实，堆上柴草。藏好后还剩一囤多，为了防止鬼子扫荡，马良就动员父亲把粮食交军粮，当时区里正在向富户征军粮，穷人家愿意交的也欢迎但如果把大量的粮食直接交给区里，会引起别人的怀疑，暴露堡垒户的，可咋才能巧妙地交粮呢，最后还是佐天想了个办法：
  每年的农历十月十五，是东棘坨村大庙庆典的日子，各地来庙里上香、许愿、还愿的人很多我因有信士：弟子的幌子，头几天前就到庙里帮忙，白天干些杂活，晚上上香打蜡花，有时就住在庙里。十五过后的一天晚上，劳累了一天的几位信佛弟子，在更房里休息，闲着没事
  有人就操持玩几把牌，先是顶大牛，后改成牌九，再后来就是比大小点。开始，我先是在一旁看眼，后来就假装试试手气，玩着玩着我就和李振潮较上了劲，看眼的人在一旁起哄，我就用一囤高粱为赌注比大小点，翻开牌子一看，点儿小啊，一囤高粱就被李振潮赢去了。晚上我回家装作愁眉不展的样子，妻子问怎么回事，我就说把高粱输给李振潮了，妻子挺生气但没说啥。第二天一早，李振潮就和几个人到我家要粮食，我爸爸一听事情的经过，就火冒三丈，朝我大发脾气。出于面子也只好答应让人家装粮食，但要求我当众起誓，今后不再玩牌，我就真真假假发了誓，然后全家人眼睁睁的看着人家把一囤的高粱拉走，我心里却美的不得了。
  李振潮当天就把粮食装上车，说是去卖给黄庄的烧锅去酿酒，实际是交给了区里的联络员，把粮食送到了根据地。
  做鞋和干粮
  妻子心灵手巧，为人随和，街坊四邻都让她给剪衣服，替鞋样子，描花绣枕头等，四邻有几个大一点的姑娘就跟着妻子学习针线活计。
  当时村还处于敌占区，并没有公开开展做军鞋的活动，妻子除抽空做军鞋外，还借教几个姑娘做活的机会，用我家的布料教她们纳鞋帮、鞋底，巧妙地增加了做军鞋的速度，而学活的姑娘的家长都很高兴学，因为不用自己家的材料，还能学到活计。她们还认为我丈人家有买卖，布料和针线多，没有产生一点怀疑。
  妻子把纳好的鞋帮、鞋底做成一双双新鞋，送给马良、佐天和武宏他们，但新做的实纳帮鞋太硬，穿着砍脚，有时会把脚砍破。后来，鞋做成后，就先让我给踩几天，踩软了再给他们穿。因此，村里人总看到我穿新鞋。
  妻子常为住在我家的工作队员准备干粮，开始他们就拿现成的高粱饽饽，但饽饽热天带在身上容易馊，天凉了又硬梆梆的咬着费劲。妻子就想出一个办法，用高粱米炒花子，但时间一长就潮湿变疲了，嚼不碎，没法咽。妻子就把炒的花子用小磨推成面，作为十粮。炒花子的香味太浓，传出很远很远的，有一次串门子的问：“你们怎么总炒花子吃啊？”妻子听后，为之一惊，幸好知道得早，要不然会出事的。后来，妻子就把高粱米煮熟，晾干后用小磨磨成面，这样不但没了香味还便于存放和携带，吃着也方便，这个方法后来在武工队中推广。
  军粮被盗
  1945年的春季，区里把一些没有来得及送走的军粮，暂存在大庙关老爷殿的东配房里，由村里的民兵和庙里的更夫轮流看守，没想到出事了。一天马良、佐天、劳动等几个驻村区干部去开会，这天刚好我和我家西邻的李明安在庙里值夜班，万没想到村里东街一姓张的和姓赵的，西街姓李的，伙同胡晋庄一个姓陈的，趁我和李明安到娘娘殿打蜡花的机会，偷偷打开库房门，用大车拉走了军粮。他们还做贼栽赃，把粮食粒断断续续撒到我家和李明安家的后门口。天刚一亮，管库的发现军粮被盗，村干部和民兵就沿着粮食的痕迹，捯到我们两家，有人一口咬定是我们两家合伙偷了军粮。在村干部的带领下，把我们两家翻了一个底朝天，没有找到一粒军粮，因为没有证据，不好把人抓起来，村干部就秘密派民兵日夜盯梢，一连几天晚上派人爬上房顶听动静。一个偷粮食的人假装关心我们两家，出主意让我和李明安用自己家的粮食交上就行了，我不理睬他们。
  几天后，佐天开会回来，刚想进村，就发现我家周围有民兵活动，怕暴露堡垒户的秘密，就绕路进村找民兵干部霍学信和公安特派员高振兴了解情况，当听完汇报后，佐天就火了，让霍学信立刻把所有的民兵撤掉，又跟霍学信和高振兴商量出一个计策，对外说是区里晚上秘密派人把粮食运走了，闹出了误会，并让霍学信找几个可靠的民兵悄悄监视村中的动静。
  几天后，村里安静下来，偷军粮的人以为风头过去了，就利用夜深人静，从西街村外边的草垛里弄出粮食，装上车准备到芦台去卖，被民兵和武工队员在村南的大井边逮住了，在押送他们回村的路上，姓赵的和胡晋庄姓陈的跳车逃跑了，张、李俩人没跑掉，就被民兵押着赶着大车直接赶到黄庄，连车带军粮一起交到北山的根据地。因为这件事涉及到一部分积极分子的家属，区里也没有深究。
  （赵洪忠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