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河区图书馆

1974年1月12日，刚满16周岁的我，在懵懂中参加了芦台一中组织的毕业典礼。离开典礼会场，我没有直接回家，没有与同学们再一起话别，而是一个人默默地流着眼泪，在图书馆旁一棵小树前站立了很久。内心充满了迷茫、不舍的我，离开校园后该向何方。
  我们七三届高中毕业生，共有13个班、713人。毕业人数之多，堪称芦台一中上世纪之最。在计划经济时代，我们这些学生，尤其是城镇的学生，如何分配和安置，应该是政府的事。可是在我们毕业时没有分配工作的通知。也就是说，从走出校门那一刻起，我们就成为了社会青年。
  我家的生活比较困难，父亲在银行系统乡镇营业所工作，家里8口人，爷爷80多岁、奶奶体弱多病、弟弟妹妹年幼，每月生活费除去父亲的费用，仅有20多元。为维持家人的温饱，不满40岁的母亲，身上穿着带补丁的衣服，每天辛苦忙碌。看着家里的一切，我真想有份工作，帮父母分担生活的不堪。春节刚过，我从同学那里听到了一个确切的消息：县里决定让城镇户口的七三届高中毕业生下乡，而且只要报了名就可以干小工挣钱，县里还补助每个人布票、木材票。
  听到这个消息，我丝毫没有犹豫，马上跑回家，从奶奶屋里的旧日书箱里，偷偷拿出户口本、粮食本，直接去了三街街道，自己报名下乡。当时的街道干部与母亲是老乡，不放心地问我，孩子，你下乡家里人知道吗？下乡挺苦的。我不敢回答问话，只用点头来表示。其实，很多人都知道下乡的生活很苦，我家院子里于家姑姑、陈家叔叔和姑姑，还有我的老姨、老舅都是知青，妈妈和奶奶还单独请他们吃过饭、陪他们掉过泪。因此，许多做父母的是舍不得让自己的孩子下乡的。尽管家人因为我要下乡而抹眼泪，我也没有动摇下乡的决心。
  由于我报名早，又是自己报的名，街道干部考虑我家的具体情况，很快就给我找了份临时工，去县水泥厂烘烤矿砂，一起的还有姜中明等同学。在那里我经常上夜班，困得睁不开眼睛，打工2个多月，挣了三四十元钱。家里领了县里补助的一丈七尺三布票，二成木材票，从百货公司买了处理的印坏了的紫花棉布，给我做了一套铺盖，打了一只紫红色木柜。期间，县里也加大了动员力度，街道干部、知青办领导亲自入户做学生及家长的工作。很快，很多同学就报了名，有的投亲靠友回本县老家，或是去了河北省芦台农场、汉沽农场，大批下乡的同学还是由县里统一安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