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河区图书馆

我的妻子屠桂珍，毕业于北塘第一小学，是下乡到苗庄公社南朱庄的知青。1965年，我们曾经一起搞过“四清”运动，她在本公社的东窝村，我在倒流村。集中学习、开会时经常打头碰脸的，而真正彼此加深印象，建立感情是在“文化大革命”中。
  1966年开始了“文化大革命”运动，“四清”工作队借调干部全部回原单位参加运动，我们俩也就回到了各自插队的村。当年知青成立了一个造反组织，全公社300多知青，有11名核心人物，屠桂珍和我都是其中的一员，每天朝夕相处，互相加深了了解。经过一年的时间，1967年初，我们正式公开了恋爱关系，但我万没想到的是，命运和我开了个天大的玩笑，一直搞运动的我，竟然被运动进去了。在公社万人大会上，数次和当时的“历史反革命”“地富反坏右”分子同台挨斗。而她义无反顾地对我不离不弃。在我最灰暗时，她顶着巨大的压力，频频的给我送烫人心肺的书信，增加了我活下去的勇气。当时公社纠察“小分队”有一名队员是杨庄子的复员军人，姓杨，他跟我说：“你小子算是找了一个了不起的人。”信件、食品等传递都是杨同志，我很感谢他，可惜我不知道他的名字。
  在鼓励我活下去的同时为我鸣不平。一天，她去找当时任公社社长的于京广（此人地震时遇难），进门就以质问的口气：“老于，你们这么折磨他，是否有些过分？听大会念他的这些问题，似乎该枪毙了！他究竟有什么反革命的言论和行动？于京广社长只是小声的说：“哎，我们不过只是教育教育他而已！”“有你们这么教育人的吗？他是一个父母双亡，没有任何亲人的孤儿，你们不但万人大会批斗他，还把他吊到房梁上用木棍打他！这就是你们的教育方式吗？柳云才只有18岁呀！如果他一时想不开有个三长两短，你们怎么跟塘沽区交代？怎么跟公社这300名知青交代？”说完，咣当摔门而走。
  和屠桂珍一起搞过“四清”的女干部崔淑琴，县公安局的郭绍增都曾经来说服她和我断绝恋爱关系。遭到她的拒绝：“别说他挨斗，就是你们真的按你们捏造的罪名逮捕他，只要他不死，我这辈子就跟定他了。”
  1968年屠桂珍和我结婚了。家安在了三队男知青的宿舍，一间屋子半间炕，生产队给我们的一口掉了缸沿的水缸。赵鸿儒、马树财、吴顺义从马号弄来的破苇席，炕上两条嫁妆来的半新不旧的棉被，二条线毯子。记得当时她望着房顶，来回走动着，眼中噙着泪花，我问她她说灰尘眯眼了，说完眼泪流下来了。我找些旧报纸，从小钢磨（机米加工房）收点土面打浆糊，把屋子糊了一遍。就这样，我们开始了新的生活。
  1969年，受自然灾害的影响，家家断顿，户户没粮。青黄不接的季节，她拖着不方便的身子，非要去讨饭，我大声地呵斥她：“嘛？去要饭？！简直是胡说八道，你这样的身子能行吗？再说你不是给咱知青丢脸吗！”她哭了，哭得相当委屈：“你不让我去，看咱还有吃的吗？”她指了一下地上放着的布口袋。我过去打开一看，只剩下半袋米糠。我无语站在当屋地上，半晌才说：“你等着我！”
  第二天早晨，我浑身是汗进了屋，把她吓了一跳，跑过来抱住我嚎啕大哭。边哭边用双手捶打着我，“你干嘛去了？我一夜都没合眼啊！”我替她擦去了泪花，“回塘沽了，借了自行车去的。到姐姐家和姥姥家（屠桂珍娘家）拿回了几斤粮票和9块钱，别哭了，一会儿我去公社粮站买点棒子面。”
  屠桂珍和我在刘庄共同生活了16年，我们养育了3个儿子，全都健康地长大成人。她在1979年11月回城在塘沽粮食局工作，2010年12月去世，享年66岁。
  现在，我们这群当年的小姑娘、小伙子都已近古稀之年，都已是儿孙满堂。我们永远忘不了在农村广阔天地的那段岁月，使我们得到锻炼成长，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我们是值得骄傲的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