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河区图书馆

作者简介
  李桂英，女，1948年5月2日出生，高小文化，中共党员，天津市宁河区岳龙镇岳会村人。1962年高小毕业，1963年至1990年11月在村务农，1990年12月至2003年5月在宁河县针织厂工作。曾任大队党支部委员、妇女主任。曾被评为县、公社“三八”红旗手、劳动模范、优秀共产党员、天津市计划生育先进工作者、天津市“三十竞赛”状元。连任6届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3届县妇女联合会代表、执行委员会委员。2003年6月退休至今。
  我是岳龙镇岳会村人，听说区档案局要搞“百老话沧桑”活动，我想40多年前我们“铁姑娘队”的事儿也可以说说呀。我就找老姐妹们念叨，大家都赞成，说那年头我们挖河、修路、搞台田，南征北战、东挡西杀的，没死也脱了几层皮，是得说说呀！
  组建“铁姑娘队”
  上世纪70年代初，县里为在学大寨运动中形成比、学、赶、帮、超的劳动热潮，提出“县有大寨点，社社有样板，队队有标兵”“一面红旗带一片，多面红旗带全县”的口号。那时，我们村是岳龙公社的样板、全县学大寨的典型。当时的县委书记、武装部政委刘濯卿就在我们村蹲点，随从人员还有武装部的金科长、徐干事、刘参谋，县委的白俊第等人。后来县委的刘宝丰、王均衡、韩占荣、王俊起、谢万玲等都在我们村当过工作组。公社书记是张玉俊，我们村的书记是杨庆祥。我那时20岁出头，担任村党支部委员、妇女主任。
  记得1970年深秋的一天，我正和本队的姐妹们一起挖台田，公社张书记由村书记领着来工地检查，看我们干得正欢，张书记就对我说，桂英，你们妇女好厉害啊！你说，咱要是成立一个“铁姑娘队”，亮你们一个样板，给全公社带个头好不？我说好呀！张书记看了看杨书记又说，那就由你来当队长，人员你来攒。当晚，我把年龄比我大的陈玉静和干活能手许印萍找到一起，说了领导让建“铁姑娘队”的事儿，她俩一听很激动，都攥着拳头说，没事儿，咱们保证拉不胯，干！
  我们第一生产队“社会分工”户多，男劳力少女劳力多，光青年妇女就近30名。我从中挑选了政治素质好、身强力壮、肯于吃苦的14名妇女组成“铁姑娘队”。第二天，年仅15岁的杨淑芹、李秀敏听到消息后，非要闹着参加不可，没办法，又把她俩添上了，全队达到16人。她们是陈玉静、许印萍、李桂英、许印霞、曾庆芝、许印芹、赵振芬、陈玉艳、陈宝玲、张树芬、李宝英、杨洪芹、李瑞敏、张桂芹、杨淑芹、李秀敏，我任队长，许印萍任副队长。当时年龄最大的陈玉静也只有24岁，平均年龄为17岁。
  其中许印萍和许印霞、陈玉静和陈玉艳分别为同胞姐妹。“铁姑娘队”成立后，没有辜负领导的期望，在各项农业生产及其他活动中都是打头阵，当先锋，做模范。当时我们生产队长杨洪友就借用《花木兰》的一句唱词夸我们说“这女子们哪一点不如儿男”。
  改土治碱打头阵
  我们岳会村属于北部大洼地区，70年代前，十年九涝，土质盐碱程度严重，到地里一走，鞋上会粘满白盐碱。那时种植的作物就是高粱、玉米，好年头，粮食产量也不过百斤，一遇大涝，几乎绝收。当时改土治碱是发展农业生产的头等大事。“铁姑娘队”成立不久，村里召开“掀起农田基本建设新高潮誓师大会”，大会由书记杨庆祥主持，并作了“全村男女老少齐上阵，都要为农田基本建设作贡献”的动员报告。会上，民兵连长李笃华、团支部书记杨洪臣分别作了表态发言，我也上台，代表全村妇女和“铁姑娘队”表决心，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出大力，流大汗，与男的比着干，誓为发展多贡献。
  那时我们村制订的计划是，用3年时间将3302亩土地全部实现高标准台田化。台田的标准是，宽挖深渠，取土垫地，提高地面高程，相对降低地下水位，形成宽沟与土地相间的地块。台田宽30米，长300米，挖沟渠开口4米，深1.2米，底宽1米。我们在开挖沟渠的时候，是半幅半幅的干。第一层、第二层的土用筐抬，满铺地面；第三层的土则用锨甩，用来培坡、做棱。每天每抬儿分15米（指两人一副抬筐），分段儿不用米尺抻，而是用扁担量。我们和男劳力分的一样多。那时大队部每天早晨4∶30响广播，开始操持人们上段儿；中午队里送饭到地头，吃的大多是高粱、玉米窝头和咸菜；晚上要干到六七点钟。有时干完当天分的段儿，还要“放卫星”（指多干上几米）。那真叫顶着星星去，戴着星星回啊。长时间的“扁担炖肉”、挖锨甩土，我们人人练成了“三铁”。即铁肩膀、铁手掌、铁脚板。肩膀、手掌、脚板上的茧子老厚老厚的。岁数最小的杨淑芹、李秀敏人小力薄，开始抬筐倒土，经常连土带人一块儿倒出去，有时弄得嘴啃泥，手上的血泡，老的没好，新的又添，回家都不敢让父母看。就那样，她们从没喊过一声苦，叫过一句累，轻伤不下火线是常有的事儿。一次陈玉静在工地上鼻子突然流血，她就用纸堵上接着干，血又从嘴里往外流，在大家的再三催促下，她才去了卫生所看。没用两个时辰，她又返回工地抬上了大筐。
  当时大队杨书记常大会小会地对社员们说，为啥流动红旗总在铁姑娘队，人家那是玩命干出来的。到1973年我们村土地全部实现了台田化，粮食产量达到550斤，实现“跨黄河”，记得天津日报还有过专门报道，还特别提到了我们“铁姑娘队”呢！
  开渠挖河当先锋
  那个年代，实行县社队三级搞会战。会战时，一般是少不了我们“铁姑娘队”的。有时是全队去，有时是几个人去。但不管去多去少，一亮相，一摆架式，就能看出我们不一般。
  1975年秋冬，公社组织大会战，开挖“排干”，工程涉及“北七村”（于潮、岳龙、岳会、李麻、麻坨、曹道口、褚家庄），是农田排水与灌溉的主干渠。这项工程我们全体出征，副队长许印萍和曾庆芝一抬儿，她俩抬的大筐，土装的都有半人高，好几百斤呀！天天提前完活，然后还要帮着别人干。那时的寒冬腊月，白天都零下十几度，冻层有三四十公分厚，那么冷的天，我们要把棉袄脱掉，只穿着秋衣或夹袄子干活。打冻方，下排楔、抡钢镐，把虎口都震裂了，手上磨起血泡，没有一个人喊疼。杨淑芹当时面部中风，嘴都歪了，队长逼着她去治疗，可她扎完针灸就往工地跑，一点也没耽误干活儿。在开工前，李宝英手被石棉瓦纤维扎伤化脓，但她坚持要参加施工，因为挖锨用手过度，手肿的老高，化脓越来越严重，最后不得不手术。但手术不几天，就又跑回工地，打着绷带挖锨抬土，鲜血透过了层层纱布，看着让人心疼又敬佩。
  开挖岳会深渠是县里组织的一场会战，这条深渠西起小新河西魏甸扬水站，东至国士营干渠，长10里，开口35米。当时动用了“河东”几个公社的2000多名强壮劳力，一码水的男士，只有我们铁姑娘队是女的。所以工地上只有用苇席圈的男厕所，我们才不管那个呢，想上厕所，就把男厕所的牌儿一摘，挂上自己做的女厕所的牌儿。当时施工是冬季，许印霞和李宝英一抬儿，她俩摊上了泥水段儿，每天都是湿着半截裤腿子干活，展现了铁姑娘队革命加拼命的风采。
  还有1974年开挖卫星河工程，许印萍、赵振芬、陈宝玲、李秀敏参加了，住在孟庄子村。几十天的工期，她们没回过一次家，那次施工也是冬季，4个人把手脚都冻了，赵振芬手冻得肿多高，“解手”系不上裤子，要由别的姐妹给系，就那样她还坚持上工段儿干活，她们的工段是全公社最漂亮的工段，始终是样板段儿。在施工休息时她们拧麻绳、采柳条，帮助工友修抬筐。在窝棚常给工友补衣服、钉纽扣，大家都说她们既是战斗员又是勤务员。
  县里组织的青排渠施工，当时我们村去了10副抬儿，铁姑娘队占了3抬儿，住在潘庄村。公社由副书记白俊弟、副主任曹德利带队。这条青排渠沿津榆公路北侧，西起北京排污河，东至青龙湾故道，上开口宽35米，底宽5米。因南侧是津榆公路，河土只能往北侧一边返，这就加大了运距，工程拖泥带水挺难干。但我们铁姑娘队的人，都暗暗下定了决心，男人能干的我们就能干！凭着自己多年练就的铁身板儿，每天的活儿是提前完，然后就帮着男士们干，在本村、于潮、李麻、麻坨的工段，都曾留下过我们帮忙的身影。我们的工段坡齐、土平、标准高，经常作为公社的样板儿段，县里都来人参观。值得庆幸的是，那时为方便挖河民工的生活需要，县里要求潘庄镇的所有服务单位，晚上都要“开板儿”（即营业）。我们姐6个在那里的照像馆还留下过珍贵地合影照片呢。
  军训比武树样板
  毛主席有句号召叫“备战、备荒、为人民”。那时民兵是军事化管理，排以上干部和少数基干民兵配有枪支，我们铁姑娘队是人人都配了枪，连下地干活也都带着枪，干活时，把枪三五支一堆戳在地头。背上枪，昂首挺胸，有一种雄赳赳气昂昂的气概，比武训练更是不让须眉。“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可以说是我们当时的真实写照。
  那时练兵的教官是县武装部来的徐干事和刘参谋等人。先是练习枪的拆卸、组装，不占用劳动时间，大都是雨天或晚上在学校练习。开始是听教官讲，自己看着拆卸、组装。熟练了，就蒙上双眼摸着黑练。为尽快掌握拆卸动作要领，一次赵振芬竟夜间12点多找到许印霞一起探讨。
  练射击则是选定白天的下午，在北大埝进行。但是从不耽误干农活的，练习结束，哪怕是当晚加班也要把下午应干的活补上。经过严格的训练，我们射击能力都提高的很快。一次打靶考核，我们人人都连射3枪3中，平均打8环以上。教官高兴地夸我们不光是干农活的能手，军事训练上也是高手。
  那时还经常晚上或半夜里响起紧急集合号声，大搞军事演习，在打背包、列队列等科目上，我们铁姑娘队都是时间最快、动作最标准、队列最整齐，始终是村民兵的样板儿。一次在公社万人大会场上搞全公社基干民兵大会操，我们铁姑娘队在村的基干民兵中打头阵，整齐的步伐，标准的动作，赢得了热烈掌声。在持枪、用枪、拆卸、组装等示范上，也都取得了最好成绩，记得那次回村的路上，我们高兴的唱着《打靶归来》。
  传承精神育后人
  记得那时经常有县内县外的领导或单位到我们村参观，凡到村必看我们铁姑娘队。那时工地上彩旗飘飘，红旗招展，我们的队旗更是引人注目。经常有记者到工地采访，不时拍照。我们的照片，常挂在县文化馆的玻璃橱窗里。我们的事迹也常广播、登报。县文艺宣传队还把我们的事儿编成节目到各工地演唱，我还能记住几句，“旭日东升光万丈，姐妹们大搞台田挖土忙。怀揣红宝书，肩负大抬筐，学习大寨赶昔阳……”。那年，天津市委书记解学恭、天津市妇联主席蔡淑梅还到过我们村视察，上午看了台田现场，下午到赵振芬家座谈，我和副队长许印萍参加了。市领导们很朴素，没有架子，蔡主席靠着炕上的被垛，解书记就盘腿坐在大坑上。当听到大队长赵振东汇报我们的事儿时，解书记挑起大拇指朝着我们说，铁姑娘队了不起，加油干！
  铁姑娘队的经历，不但使我们16个人的思想、意志、体能都得到了历练，也是我们珍贵的荣誉。大家都以当年是“铁姑娘队”为荣。尽管40多年过去了，但提起当年的事儿，仍然心潮澎湃，激动不已。跟大家说实话，为了共同回忆写这篇文章，2017年春节前，我先向嫁在本村的铁姑娘队姐妹们打了招呼，说过年后大家抽空聚会唠唠嗑。没想到在2月18日（正月初十）下午，在副队长许印萍家相聚时人到的那么齐，连嫁到离村七八里远大良村的李秀敏，也领着孙子赶来了。特别感人的是，远在苏州看孙子的李宝英，特意寄来一张自己的照片，打来电话说，大家看看我的照片吧，也算我和姐几个相聚了。她还在电话那头叮嘱说，你们拍合影时，别忘了给我留个地方，然后想法把我加进去啊，要是档案局能出书，别忘了给我要一本，那可是我们铁姑娘队最好的纪念啊！
  当这篇文章就要结束时，我还要自豪地告诉大家，当年的铁姑娘队员们都已年逾古稀，儿孙绕膝，有5户已是四世同堂，都是孝敬公婆的典范。16名铁姑娘队员共有30名子女，其中有11名是大学生。在我们的子女中，没有一个违法乱纪的，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着很好的作用。如陈宝玲自己省吃俭用，把两个儿子都培养成了大学生，其中大儿子研究生毕业，在北京中关村搞高科技研究。副队长许印萍每年养着100多头猪，经营20多亩地，日子过的红红火火。我们都表示，“铁姑娘队”的事虽然成为历史，但那种敢于拼搏、吃苦耐劳的精神，不但我们要继续发扬，还要告诫孩子们传承下去，报效祖国和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