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河区图书馆

作者简介
  王树春，男，1945年12月出生，天津市宁河区东棘坨镇东棘坨村人。1959年至1963年芦台二中初中毕业，1964年3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年8月参加师部卫校培训，毕业后留师部医院工作，任内外科护士、手术室麻醉师等，1968年3月复员在村任乡村医生。曾荣获五好战士、县级农村卫生先进个人、县级先进乡医等称号。2013年退出乡村医生工作至今。
  我叫王树春，宁河区东棘坨镇东棘坨村人。从1968年开始当村医，如今已40多年了，虽说是风风雨雨，忙忙碌碌，辛辛苦苦，但为乡亲们治病解难，提高了他们的健康指数，我是最欣慰的。
  参军上医校
  1962年夏，我响应党和政府知识青年下乡的号召，由芦台第二中学作为还乡知识青年，回村参加农业劳动，成为村里的基干民兵。1963年秋季，我看到公社大门口张贴着“一人当兵，全家光荣”的大幅标语，我就萌动了要参军保家卫国的心思，回到家就跟父母说了，父亲是个开明人，对我说，你4个弟弟们都小，你母亲身体又不是太好，你庄稼活干的又不错，说实话我舍不得你走，但你要是决定了，尊重你的选择，不拉你后腿！就这样，我去公社里报了名，体检合格，于1964年3月份应征入伍，实现了心中美好的愿望，当上了一名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到了辽宁309部队驻守辽东半岛战备值班师服役。
  由于经历过学校纪律的约束和农村体力劳动锻炼，我很快就适应了部队的严格要求和摸爬滚打的强度训练，处处严要求、作表率，加上喜欢文学，上学时是班里的语文课代表，学习心得写板报，搞个通讯报道的都行，被战友们誉为才子，自己更是努力要求进步了。两个月过去，我受到部队的嘉奖表扬，得到领导和同志们的好评。
  几个月后的一天，连长把我叫到连部，很高兴地对我说，树春同志，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营党委经研究决定，派你去师部医院卫校学习。连长告诉完我这个消息后，又语重情长地对我说，你是连里的才子，也是营部选中的人，你到师部医院卫校学习，一定不会辜负连、营领导和同志们对你的期望，要努力学习，争取做一个德才兼备的好学员。我那时热血沸腾，向连长举手敬礼很坚决地表示，一定好好学习医疗保健知识，毕业后回咱连队，更好地为全体指战员做好医疗保健服务。
  次日上午，我接到营里通知，要我到营部，说营长要谈话，我有点紧张，因为我早就听说营长李庚在抗美援朝战役中，是个有名的战斗英雄，带兵很严格，脸色也总是很严峻的样子。连长就鼓励我说，怕啥，你就是李营长亲自点名要的。我既高兴又忐忑不安地去了。见了营长，他对我很和蔼，不像人们说的那样瘆人。他拍拍我的肩膀要我坐下对我说，你这个小同志，心灵手巧，脑袋也聪明，到卫校可一定好好学习，不许给我脸上抹黑，要保持革命干劲和精神，和同学们搞好团结，毕业后为咱卫生所增添新鲜血液，为咱营的卫生事业贡献力量。
  在卫校学习期间，我丝毫不敢掉以轻心，认真读书学习，积极工作，成绩优良，每次考试成绩优异，受到同学和教授的称赞，所以离毕业还有两个月的时候，师部医院党委经研究决定，我和同学李仲学、马松岩3人一起以尖子生的名义，分配到师部医院。我分配到外科工作，李仲学分配到内科工作，马松岩分配到药房工作。我当时心里虽然很高兴，但也觉得对不起连长、营长和同志们的。他们把我推荐出来，希望我学好本领能回去做服务，可我却有来无回，有点太不够意思了。
  我更加勤奋钻研业务技术，救死扶伤，全心全意为伤病员，为全师指战员身心健康服务，一干就是5年，没有出现一次医疗事故，曾多次受到医院表扬，连续两年被评为五好战士。
  复员当村医
  1968年春我服役期满，家里父亲年迈，母亲多病，4个兄弟又小，他们的安家结婚无人操办，家庭有实际困难，我便向上级申请复员回家。那年国家兵役复员的政策是各回原籍，我便回到了家乡东棘坨村。
  到家后，在等待分配时，毛主席“六二六”指示发表了，号召把医药卫生重点办到农村去。在全国产生强烈的影响，各级领导（那时还叫革命委员会）积极落实。公社党委书记王洪顺在公社万人大会上传达了这一指示，各村立即行动，因为这是对老百姓非常有益的事。大队支部书记李树平找我谈话，希望我能当村医，把村里的合作医疗办起来。他说村需要我这样的人，乡亲们也盼着我能当村医，那时叫赤脚医生，不离村，挣工分。我那时24岁，正是热血青年，那个年代的人也特别有奉献精神，听说是父老乡亲们的需要，为人民服务高于一切呀，我一点犹豫都没有就答应了，表示坚决服从党支部的安排，放弃了复员军人安置工作的机会，出出任村医，在全公社率先办起村合作医疗。因为我有军医资格，分配在县卫生医疗部门是比较容易的，现在有人说我那时傻，亏大发了，可我不后悔，因为我这几十年为乡亲们治了太多的病，尽了我一名共产党员和医生的责任，用我母亲的话说我也积了德啊！
  当时村经济情况比较困难，只靠米面加工厂收入维持社员医疗。当时村里向在街中心居住的党员阚继保借了一间土房，用白灰粉刷了一下做卫生室，大队筹措了一些资金，书记亲自抓，叫我写了进药计划，由我去潘庄药材商店进药，村里的合作医疗工作，就这样开展起来了。我负责全盘，主任医生管治疗，找了个女社员杨玉凤任会计管财务。全村社员看病每人5分钱，医生走街串巷，入户治病。老百姓别提多高兴了，大家说，过去缺医少药看病难，如今炕头就能把病看，省钱又方便，感谢共产党呀！
  那时，公社卫生院是我们的上级，负责领导各村的合作医疗室，组织赤脚医生上站学习上级卫生部门的一系列指示，培训防病治病保健知识，组织统一进药等事宜，特别是要求我们树立责任意识，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中间也出了一点问题，我们村是全公社最大的村，那时有1600多人，村里又不富裕，一个病号只收5分钱，一年多就支持不了了，报销停了一段时间，可看病没有停，大夫搭工不搭钱。没多久，村里在大队部的西边为村卫生室盖了一间较大的房子，改变了合作医疗收费制度，恢复了社员合作医疗。这回不是每人收5分钱，改为病号担负一半，村里担负一半，这样一直坚持了十六七年，直到村里实行大包干了，生产队没有了才没了合作医疗。
  后来，村合作医疗室有3个人，由各队抽调组成，有张云生、李振才和我。一律随本生产队社员挣工分，不分白天黑夜，风里雨里，蹚泥跋水的，老百姓说我们那才真正是赤脚医生呢。我和张云生负责防病治病，李振才管账目。我3人都挣各自队里的最高工分，一样拼命干，待遇却不一样，如李振才随一生产队分，张云生随四队工分，我随三队工分。一年下来，张云生每天可分1元钱，我和李振才每天工值却只有5角钱。3人工作一样，分配却不一样，面对这种情况，我们毫无怨言，只是想一心为病人服务，我们卫生室被评为模范卫生室，县级先进合作医疗，我多次被评为先进个人和县级模范乡医。
  治病救乡亲
  当时我村的合作医疗卫生室，是我们公社技术实力比较强的，基本上做到了“小病不出村，大病不误诊”，难诊杂症，经我和张云生会诊转到大医院后，基本和医院确诊的一样，几十年没有出现误诊、错诊医疗事故，呵护着全村人的健康安宁。
  1976年唐山大地震，我村受灾比较轻，但也死5人伤数人，全村房倒数十间，老少都居住临时搭建的防震铺。
  一天傍晚，村中央的广场上，人特别多，因为地震人们都不敢在屋里呆着，村里又要演电影，人们就都聚在了广场上，为了防止意外发生，基干民兵就荷枪实弹巡逻，我巡诊刚走到学校房后，忽听一声枪响，凭我当兵经验，枪声不是朝天，如此密集的人群，肯定伤人了！我返身就朝
  广场跑去，果然，连伤3人。基干民兵王作祥，躺在地上呻吟不止，围观的人都惊慌的不知怎么办了。见我背着药箱跑来，迅速为我闪出一条道，我近前一看，王作祥的高腰雨靴上端有一个洞，我扒下他的雨靴，鲜血哗地流了一地，而且血流不止，我马上就明白是腿上大动脉被打断。人们都吓坏了，我一点没有慌，利用在部队学的战地救护知识，熟练地包扎止血，抗休克，卫生室的另两位也赶来了，我们一通忙碌，并通知大队干部马上联系救护车转运伤员，当时立即送到了县野战医院救治。经野战医院治疗终于转危为安，医院的大夫们很是赞扬我们，家属更是感谢我们。
  曾对抗日做过贡献的老干部马玉春，儿女们都在外地工作，家里只有他和老伴二人生活。当时年过七旬的老伴患病在床，家里的杂活全靠他一人干，而且他还患有高血压。一次午饭过后，老人家忙着扫院子，突然昏倒在地，他的邻居和家族兄弟急忙找到我，我立即去诊治。老人家躺在院中昏迷不醒，仔细检查后，根据临床经验，病人的症状很像脑渗血，我就果断按脑渗血进行治疗，并守护在身旁。有人提议先把老先生弄到屋里再说，我对家属说，暂时禁止搬运。过了1小时，我见病人病情有些缓解，因为还有些病人等我做诊疗，我就对家属说，可以在屋里休息了，注意看好，千万不要摔倒，我去去就来，看护人说，我们已经通知他儿子了，他儿子来了要问是啥病我们怎样说，我说，就告诉他们我是按脑渗血治的。
  下午两点左右，病情更加好转，他的儿子急急忙忙赶来了，他儿子是一家大公司的领导，还跟来一位同事，说是单位的书记。那位书记听我说是按脑渗血治疗的就有些急，厉声说你一个乡医就敢诊断是脑渗血，万一是栓塞呢！我看他说话不友好，一脸不信任的样子，也有些恼火，就说本乡医就按脑渗血治疗的，我下午还要继续治疗，而且，为了老人的安全，想去医院也得稳定后明天去，今天不能动。因为老人逐渐好转，他儿子也知道村卫生室的医技实力，就同意了我的意见。次日我和他儿子把老人送往县医院做CT，诊断正是脑渗血。我为老人家诊治正确，赢得了抢救的最佳时间，这位老人在我的治疗下恢复了健康，活了102岁。他的儿子和家属都夸我说，你是乡医更是咱们的土专家呀！
  支援兄弟村
  有一段时间，也就是实行生产承包责任制，生产队没了，不挣工分了，村里仍叫我负责村的医疗，每天给我1元的补助，一年360块钱。距离我村十来里远的前大安村没有卫生室和乡医，群众看病难，公社卫生院院长王绍兴对我说，你能不能受点累，给前大安村病人行个方便，我当即爽快地答应说行。那时前大安老少有病，都是请我看病，出一趟诊往返骑自行车要来回跑16公里。但诊费比我村村民收的一点都不多。有一天去三四次，时间长了也就和家的人一样。大家对我像亲人，特别是村干部，每次看见我到了他们村，总是拉着手千恩万谢的。
  一次黄作民看我到了他村，愁眉苦脸地对我说，王医生，我家里的得了坐骨神经痛，已经一年之多没有下炕了，就连穿袄穿裤都要让老母亲帮忙，她都觉着活着没啥劲了，你能不能帮帮忙啊！我应下了这件事，每天在村看完病，多忙多累都要去一趟他家为黄嫂治病，为她打针，服药和配合针灸治疗。有一次，刮风又下雨，妻子就劝我，不要去了吧，也不是啥碍命的病，少去个一趟半趟的咋的不了。我说不行，哪有治病以风雨为借口的，再说正见疗效，不能中断，我就顶风冒雨地去了，黄嫂也以为我不会去了，见我像落汤鸡似的赶来他们全家都很感动。这样，我整整跑了42天，为黄嫂治好了腿痛病，而且至今没有反弹。
  每个人都是一条鲜活的生命，病号在我的眼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这个村的村民黄玉福，家庭生活比较困难，老婆地震的时候被砸得高位截瘫，走不了路，不但不能干活，很多时候还要家人伺候。我知道了这件事，心里很沉重，就下决心要帮他，于是就为他的老婆针灸治疗，几个月后，他老婆不但能走路了，而且能干一些家务活了，到现在黄玉福一家人见我还感恩不尽。我也很欣慰，觉得只要治好病，就比什么都高兴。
  我1968年退伍还乡当村医，2003年十县卫生局通知我退编，镇卫生院又聘用我到2013年，十年和卫生院一体化办联合诊所。行医了40多年，我有一个深刻的感受，村集体的合作医疗，方便了老百姓看病，但集体力量如果不强还是抗不了风雨。如今的新农合才是比当初的合作医疗更好的办法，是国家在给老百姓撑腰，是医疗事业的发展更给老百姓带来了福音，这就是历史变化，就是进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