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河区图书馆

作者简介
  窦俊华，男，1943年出生，天津市宁河区芦台镇大陈庄人。1959年10月至1962年11月在天津市中板厂工作，1962年12月至1970年3月任大队会计、党支部书记。1970年4月至1979年3月任董庄公社党委委员兼大陈大队党支部书记、董庄公社党委副书记，1979年4月至1982年3月任苗庄公社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1982年4月后曾任中共宁河县委宣传部部长、宁河县副县长，宁河县常委、常务副县长，宁河县委副书记、县长，宁河县人大常委会主任。2007年3月退休至今。
  1951年春，我的家乡大陈庄建立了合作社，是宁河县第一个以国有土地为基础、统一经营、按劳分配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搞得轰轰烈烈，红红火火，县里、省里、连中央都知道了。北京新华社来了一名记者入村采访，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上，题目叫《欣欣向荣的大陈庄》，而后1952年7月24日人民日报又以《走向幸福的生活》为题，连续报道了大陈庄村水稻丰产能手杨振儒的模范事迹。60多年过去了，那红火的场面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
  组建互助组
  听老人们讲，大陈庄始建于“燕王扫北”时期，人称“占山户”，至今已有500多年的历史。位于宁河区芦台镇东南3华里，原属宁河县董庄公社，现已归属芦台镇管辖。
  解放前，这个村的土地比较多，但大多都集中在财主手里，加上军阀混战、日本侵略、国民党统治，老百姓没有过上一天安宁的日子。抗日战争时期，日本鬼子在村南不远建有兵营，为防止八路军掏“老窝”，规定兵营500米内不准老百姓种庄稼。由于地势低洼，土地盐碱，收成较好的年头，除去苛捐杂税和各种剥削，老百姓根本维持不了基本的温饱。“沥涝白茫茫，天旱秃光光，屋里空荡荡，糠菜半年粮”就是那时人们生活的写照。全村80多户人家，有近半数的户去逃荒要饭，有的去唐山下煤窑，或扛活打短工，有的甚至去了东北“闯关东”。
  1948年秋天，大陈庄解放，从此人民翻身当家做了主人，分得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外出的农户都纷纷回乡建设新家园。1949年春，宁河县委派来了工作组，帮助村建立了新政权，杨兆庆被选为村长。工作组积极向农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号召农民联合起来发展生产，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当时有农民杨振庭、杨树槐、杨凤清、杨振生等人积极响应，建立了农业生产互助组。由于缺少资金，村长杨兆庆就和大家商量，决定采取“借大布”的办法，解决了资金难的问题。“借大布”就是向亲朋好友借布或钱，一个布108尺，合款28元。这4个人要建立互助组的消息一传出，力量单薄的人家，大概有50多户，也感到还是联合起来力量大，就纷纷要求参加。后来经过商量，就以杨振庭他们4人分别为组长，采取自愿结合的办法，建起了4个互助组，共同经营360亩土地。
  当时的经济条件都不行，一般人家很难借到7个布8个布的，所以时间不长，就有3个互助组散了。坚持下来的只有杨振庭一个组，这个组共11户，经营的土地全部种植了水稻。杨振庭还从外村借来了一台柴油机，水稻长得叫人眼红，眼瞅着要大丰收了，这些户高兴的不得了。不料，水稻就要熟时，发生了严重水灾，水稻和全村的庄稼都泡了汤，颗粒无收。政府组织农民开展生产自救，农民们就积极组织了自救互助组，在政府的帮助下，把劳力组织起来，一部分合伙捕鱼，没有渔网和船只，就凑钱购买或租借；另一部分劳力搭帮儿去铁路上做短工。这样，全村人都度过了灾荒。群众看到了组织起来的好处，涌现出一大批互助合作的骨干，入村工作组也抓紧时机，从骨干中发展党、团员，为全面发展互助合作奠定了基础。
  1950年春，政府建起皇姑庄电力扬水站，使村在日本占领时期开垦的2000多亩荒地有了灌溉条件，在工作组的帮助下，重新建立了7个农业生产互助组，他们向政府贷来种子和化肥，栽了1000多亩水稻，获得了丰收，亩产达到了500多斤，这下子全村人的生产互助的积极性都起来了。
  建立合作社
  1951年春，大陈庄在7个互助组的基础上，建立了宁河县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那时，全村共有77户，441口人，耕地2400亩左右。
  这样我们村就成为全县指导农业合作社的成功典型，一下子全县家喻户晓，连省里、中央都知道了。河北日报进行了宣传报道，北京新华社也派来记者采访报道，特别是后来的村长杨振儒和董庄子村干部刘长文被评上了全国劳动模范，在我们村召开庆祝表彰大会，连省里领导都来了，敲锣打鼓热闹得很，人人都觉得合作社好。
  当时我们村能够较早地成立农业生产合作社，并能显示出生产优势，现在分析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农户加入合作社的土地是连在一起的国有水田；二是政府建有电力扬水站，实现电力灌溉；三是解决了种水田成本高，一家一户解决不了的水源、种子和肥料等问题；四是互助组的力量显示，农民对组织起来力量大有了深刻的认识。
  合作社成立后，在上级的指导下，探索了一系列的管理方法，如在组织机构和制度建设方面，规定社员大会拥有最高权力，合作社的干部由社员大会民主选举产生；成立监察委员会，负责监察合作社干部的工作，社员对干部有意见可向监察委员会提出，由监察委员会监督落实；制定劳动公约，主要内容是所有社员必须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先公后私，遵守纪律，服从劳动等。
  经营管理方面对社员的入社出社、劳动记工、劳动报酬、超额奖励办法、秋后分红、困难家庭补贴等都做了具体的规定。这些对以后的高级社、人民公社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建集体农庄
  解放初期，我们跟苏联学习，特别是在1952年，更是“学苏热”。服装上，姑娘们穿起连衣裙，男士们穿起列宁装；文化上，唱起苏联歌曲，跳起交谊舞；生活上，向往着苏联的点灯不用油，耕地不用牛，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日子；村庄名称上，村合作社的名称改为集体农庄。虽然名称改了，但经营管理体制、方法、内容没有改变。合作社的主任、副主任改名为农庄主席、副主席，仍由杨兆庆（主席）、杨振儒（副主席）担任。农庄仍建有生产管理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两委会”的人员设置、工作分工及活动安排等都基本与农业生产合作社时期相同，有所不同的是农庄在出入庄办法、记工评分、奖惩制度方面，借鉴苏联的经验做了补充和完善。
  如在出入庄方面，入庄自愿，但须经庄员大会讨论同意；出庄自由，但须在秋后结账以后方可提出；出庄者可以带走自己原有数量的耕地、畜力、农具和赢得农副业收益，但不准带走公益金。如果在出庄者的土地上已由农庄投资打了水井、建了渠道或改良了土壤，则须向农庄缴纳如数的建设费后方可出庄等相关的条款和规定。
  在评工记分方面，全庄除农庄主席和会计外，所有劳动人员一律编入各耕作队参加田间劳动，报酬以“死分活记”为主，实行工作定额制。“两委会”主任则按庄员中工分最高的予以记工。
  在奖惩制度上，对劳动积极和刻苦钻研技术的庄员，以口头表扬、黑板报表扬和物质奖励等方式予以兑现。超产队（组）可以享受按比例的奖励：超产100斤以下的，50％奖励给劳动者，50％留作公益金；超产100斤以上，200斤以内的，70％奖励劳动者，30％留作公益金；超产200斤以上的全部作为劳动者的奖励。
  发展载史册
  组织合作社（农庄），走集体道路，唤起人们当家做主人的热情，采取的记工方法明确了奖惩，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1951年杨振儒耕作队成员，个个出满勤，人人使真劲，努力钻研科学技术，实行科学种田，精耕细作巧施肥，丰产田水稻亩产超千斤，创全国水稻单产最高纪录，杨振儒被评为全国丰产模范，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向他颁发了奖金、奖状和奖章。1952年11月29日，河北日报上发表了省农业厅总结的《杨振儒耕作组的丰产经验》文章，在全省推广。1952年遇到咸水灾害，全村男女老少齐上阵，采取斗子淘、盆子端的办法开展抗灾斗争，全村种植的700多亩水稻仍然获得了亩产500斤的好收成。在收割稻子时，许多社员白天坚持上班，晚上加班挑稻谷，连60岁的孟吉荣老大娘也出了31个劳动日。
  合作社的发展，对国家和社会贡献越来越大，社员生活水平不断提高。1951年，在爱国捐献和优属工作中，全村捐款300万元。1955年向国家交公粮92万斤。1951年到1954年，全村共提取公共积累5万余元，先后建起了办公室、饲养室、仓库、文化俱乐部、学校等房屋达70多间，还建立大型养猪场。社员劳动日值从1951年的1.8元提高到1955年的4元，比国家干部和正式工人挣得还多许多，村里小伙子们找对象娶媳妇根本不用发愁。农民杨树祥全家9口人，1950年全家收入800元，1955年一下子增加到3600元，比1950年增加了三倍半。村里家家有电灯，户户有余钱，吃上了大米白面。青年们更是风光无限，穿上了时髦的服装，秋有秋衣，夏有夏装，冬天还有绒衣、毛衣，有的甚至买得起呢子大衣，并骑上了崭新的自行车，百分之八十的户都买了收音机，就是老百姓说的电匣子。当时有个顺口溜，“点灯不用油，耕地不用牛，吃穿不用愁，老婆孩子乐悠悠，劳动生产更上一层楼！”
  当时社员是“白天战斗式的劳动，晚上文化式的休息”。1953年农庄建立了文化俱乐部，设有文艺、宣传、图书3个股（科），每个股7至8人。文化股有30多名演员，村里给买了各种乐器、戏装、舞蹈服装，可以排练演出20多出戏；图书股有大量的图书和报刊杂志，达到上百种。俱乐部还办文化补习班，到1955年时，全村就基本扫除了文盲。就这样，我们村的名声很快响亮起来，各级领导纷纷来参观视察，连外国人都曾经来过。
  光阴荏苒，岁月如歌，一晃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如今，一部分村民已经离开祖辈居住地迁入新区，往事也随着年轮的更替渐行渐远，借助百老话沧桑的平台，我写下这篇回忆文章，惟愿浩瀚的历史能记下大陈庄曾经的辉煌，籍以表达我的乡愁、不忘初心和对故乡的眷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