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河区图书馆

到棉花苗出土的时候，我又觉得棉花管理上费工费时，计算产量又麻烦，一家一户管理水平又不一样，采摘棉花又不可能统一，我们一共才种80多亩棉花，不如直接搞大包干，又符合中央政策。我同支部委员商量，连长王永学同意，副书记不表态但也不反对，在支部会上2∶1的比例通过搞大包干的决定。大包干的办法就是：交够国家的（农业税信用社贷款等），留足集体的（公积金，公益金，应给大队的费用）剩下的是自己的。这一方案跟群众一商量，大家都同意。因为方法简单，又好计算，个人在生产管理上又好下成本。到秋收测产时，原定产量亩产50斤籽棉（原来生产队一亩只产籽棉30-40斤），实产平均80多斤，种棉大户傅良才亩产籽棉120斤，产量比定产翻一番还多，群众可高兴了。棉花是这样，大田庄稼测产也平均增产40％。王永德小组承包的玉米，高粱产量比定产翻了一番。秋后算完账，大家都喜笑颜开，粮食足了，钱也有了，再也不吃大锅饭了。
  在高兴之余，明年怎么办？我与大家商量包棉花的方法好不好。大家认为方法简单易行，所以在1980年我们全村的土地承包，全部实行了大包干的办法。
  在春耕生产正忙的时候，公社突然接到了县委某领导打来电话，找公社党委书记孙德玲。因为孙书记下乡了，只有在家的副社长王永奇接电话，领导说，听说你们公社经济作物全部搞大包干了，如果情况属实立刻全部退回来，不允许搞。市委领导说了天津市郊县不适合搞联产承包责任制等等。王永奇把电话的内容传达给孙书记，孙书记跟王永奇说，下午你给县委领导打电话，就说公社党委研究决定实行大包干的，全部退回生产队经营。实际公社党委根本就没跟各大队说县委的意见，对上级说了假话，说假话也是形势逼出来的。要不然你党委同着21个大队红口白牙，说了支持搞大包干，我们各大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落实到每家每户，一下子又收回来，群众说你们公社反复无常还是小事，主要是共产党说话还有威信吗？在一次县里电话会上，公开点名批评岳龙公社，特别提曹道口大队搞大包干是错误地，把群众往资本主义道路上领……市里下通报批岳龙公社，县里也下通报说岳龙公社搞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动摇了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等，一时闹得沸沸扬扬。
  但是公社党委一直坚定不移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顶住了上边的压力！时过半年有点风平浪静了，市里也没人追问大包干的事了，县里边也不批了。秋后市农委政研处副处长张玉环来岳龙公社了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搞生产责任制的情况。发现了我们曹道口村的作法大家赞扬，并作为第一个大包干典型在全市宣传推广一下子改天换地了，春天挨批判，秋后上奖台。当时县里主抓宣传的张占礼就组织我和宁河、东棘坨公社的几个人到各个公社宣讲大包干的经验，一时我们村的名字传遍了全县说实在的，我不只是领导大包干的，我也承包了土地，村干部都得承包土地，没有不干活白吃饭的了。我参加在县科委组织的搞棉花亩产实验竞赛，1亩棉花鲁棉四号，秋后测产籽棉超千斤，净皮棉300多斤，获全县棉花竞赛的第一名，奖了我一台黑白电视机。
  土地承包实行大包干，群众存粮多了，钱包鼓了，人人都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使老百姓脱贫致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