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河区图书馆

作者简介
  李润堂，男，1943年出生，中共党员，天津市宁河区岳龙镇曹道口村人。1952年至1958年在岳会小学上学，1958年至1961年在芦台工业技校上学。1961年至1962年在芦台农机厂工作，1962年至1963年回村务农。1964年至1969年在解放军115师343团卫生队任副班长，1969年退伍回村。1970年至1975年在村任民兵连长，1975年至1996年在村任党支部书记，曾荣获天津市农业系统劳动模范、优秀共产党员等称号。1996年至今在村务农。
  我叫李润堂，是岳龙镇曹道口村原党支部书记。在1965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69年复员还乡，在村当民兵连长，自1975年起任村党支部书记21年。虽然我已退出了村支书的岗位，但领导村民搞“大包干”的经历，终身难忘。
  上任当支书
  退伍回村后，因年轻气盛决心跟村老书记马成贤苦干一场把村搞好，让大家过上好日子。我们村290多口人，1040亩土地，属于一层楼大队。1975年我任村大队党支部书记，马成贤任副书记，王永学任支委兼任民兵连长，大队长王玉功，副队长王永士，大队会计赵玉岐，大队保管员冯国玲，妇女主任安淑芝。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说实在的一个小村经常脱离生产一线的人多，也引起了群众的不满。尽管当时在农业学大寨的号召下，挖河挑渠打台田，改土治碱大搞土方工程，土地是得到改造，也有了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但是生产水平一直上不去，经常是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吃粮靠返销。我们村虽然好一些，有时人均一年能吃上360斤口粮定量就不错了，T分值也就两三毛钱，要达到年人均口粮400斤就很难了。
  要说看群众的生产积极性还是蛮高的，一天三出工，有时还搞夜战，但就是出工不出力，干活不见效，群众到一起议论起来就是怨声载道，有的说多劳也不多得，有的说我们干活养活一群吃闲饭的，谁还出力呀！我作为支部书记是带头干活，生产依然还是上不去，群众的积极性也调动不起来。我初始的决心也看不到光明，曾经的雄心壮志也逐渐消退了，我就产生了不当书记的想法，迫于面子也只好维持现状，干一天混两半晌。
  带头承包
  这时党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发表了。公社党委组织各大队党支部书记、队长、会计办学习班，学习讨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我很受鼓舞。要打破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发展框框，实现联产承包责任制，划小作业组，效益与个人利益直接挂钩，这个法肯定好。又加上公社党委介绍了安徽滁县、四川广汉县的联产承包的经验，我就自己暗下决心，如果公社党委有口话，支持搞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话，我就第一个响应。学习几天后，公社党委书记孙德玲讲：“搞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要破除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是新事物，我们公社不搞一刀切，也不强迫命令，各村从支部到群众全面展开讨论，大家一致自愿搞党委支持，出了问题党委负责与各村无关。”那时文化大革命刚结束，正是大批资本主义，割资本主义尾巴，宁要社会主义草，也不要资本主义苗的时候，房前屋后，沟边埝梗，种点瓜豆都算资本主义尾巴，一下子把地分给几个人干，真是有点谈资色变啊！我回村后，也是奓着胆子，召开党支部会、党员会、贫下中农骨干会、群众大会，逐层往下宣传贯彻三中全会的精神。群众的领会发言明确，说上级让干咱就干，公社党委还支持咱怕啥呀！可是党团员和干部发言很暧昧胆小。经过“四清”挨过整的，文化大革命挨过批斗的发言都谨小慎微，怕干错了又当走资本主义的反面人物挨批判！
  就在这时候公社党委书记孙德玲来到了我们村，找我了解传达贯彻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后群众的反应。当我汇报完工作后，他问我，你敢第一个尝试一下吗？我说，你说干我就听令！他又说，你不怕干错了挨批斗吗？我说，你当书记都不怕，我挣工分的怕什么！大不了不当干部当村民，还是庄稼人，干活吃饭呗！他又说，润堂你带头搞联产承包责任制出了问题，上级追查起来，我孙德玲负责，是我让你搞的，没你的责任！我说，好！咱就一言为定！
  我当即召开了党支部会，副书记不参加会，就是我和民兵连长王永学两人决定干，又召开了群众代表会，他们说你敢带领我们干，我们就敢跟着你干，大家支持你，出了问题我们大伙兜着。随后召开了群众大会，大伙异口同声地说，中央有政策，公社党委又支持，我们有啥怕的！就这样通过了全村都搞联产承包责任制。
  那时候正处在冬季，开春就要生产了，联产承包怎么搞法，小组怎么分，人员怎么自愿结合，都得着手做了。集体方案怎么制定，困难又来了，公社党委书记孙德玲亲自在村同我们一起制定方案。方案基本原则是：“三包、一奖、四固定、五统一”。三包，即包工包产包成本（产量由近三年连续产量平均数为基础）。一奖，即超出定产部分四六分成，群众六、集体四（因为集体还要照顾五保户、贫困户，集体要有储备）。四固定，即土地固定、农具固定、牲畜固定、人员固定。五统一，即种植区域统一、机耕统一、排灌水统一、品种统一、收打统一。总体方案一公布大家都赞成通过了，这就忙坏了会计、保管，他们要按人口测算搞每户每人应承包多少粮食地、棉花地、蔬菜地，都要作出细致的方案。
  方案落实后，开春群众积极性可高了，一改过去出工一窝蜂，干活大帮轰，好坏一个样，分配一拉平，出工不出力的状况。大家都觉得干好干坏都关系到个人利益问题，谁不好好干啊！最使我感到安慰的是，村里在大帮轰的年代里，有些人干活差点，这些人哪都不愿意要，都愿意找齐帮对手的人在一起，可是剩下这些人，确实不能独立搞生产，我们把这些人一一分配到能干活小组，通过工作都接受了，全村没有一个掉队的，大家一起走向富裕！
  老党员傅良才说，党中央政策就是好，过去有劲就是使不出来，积压了多年的劲，一下子都使出来了，过去出工生产队长得吹五六遍哨，人们才懒洋洋地走出来，现在起早贪晚越干越起劲。老农王永德说，过去锄地一层皮，苗死草活没人管，现在一锄下去埋脚面，土地松软的像馒头，还不多打粮食。铁姑娘赵玉珠说，过去我们妇女干活干的多好，也挣不到男劳力的工分，说是男女平等，就是同工也不同酬，这回摘棉花拔草，男的都不是个了，我们给自己干，并不比男人差！
  刚刚把联产承包责任制落到实处。突然从电台报纸社会上刮起一股批判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复辟资本主义，是破坏了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是倒退。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退到了解放前！这股舆论一出大家都慌了神，群众生产积极性刚起来，就泼了一瓢冷水，幸亏公社党委及时召开会议，会上党委书记孙德玲说，凡是搞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大队，不管社会上有什么舆论和风波，大家都不要丧失信心，责任制是搞定了，一定要坚持到底，决不会半途而废！最后有什么风险公社党委承担一切责任！这一下给我们吃了个定心丸。因为当时全公社21个大队，只有9个大队搞了联产承包责任制，还有12个大队没搞，这些大队干部当然心里像凉水盆似的不急不慌，安然无恙。而我们如坐针毡，孙书记一表态，我干的心气就足了。
  实行大包干
  到棉花苗出土的时候，我又觉得棉花管理上费工费时，计算产量又麻烦，一家一户管理水平又不一样，采摘棉花又不可能统一，我们一共才种80多亩棉花，不如直接搞大包干，又符合中央政策。我同支部委员商量，连长王永学同意，副书记不表态但也不反对，在支部会上2∶1的比例通过搞大包干的决定。大包干的办法就是：交够国家的（农业税信用社贷款等），留足集体的（公积金，公益金，应给大队的费用）剩下的是自己的。这一方案跟群众一商量，大家都同意。因为方法简单，又好计算，个人在生产管理上又好下成本。到秋收测产时，原定产量亩产50斤籽棉（原来生产队一亩只产籽棉30-40斤），实产平均80多斤，种棉大户傅良才亩产籽棉120斤，产量比定产翻一番还多，群众可高兴了。棉花是这样，大田庄稼测产也平均增产40％。王永德小组承包的玉米，高粱产量比定产翻了一番。秋后算完账，大家都喜笑颜开，粮食足了，钱也有了，再也不吃大锅饭了。
  在高兴之余，明年怎么办？我与大家商量包棉花的方法好不好。大家认为方法简单易行，所以在1980年我们全村的土地承包，全部实行了大包干的办法。
  在春耕生产正忙的时候，公社突然接到了县委某领导打来电话，找公社党委书记孙德玲。因为孙书记下乡了，只有在家的副社长王永奇接电话，领导说，听说你们公社经济作物全部搞大包干了，如果情况属实立刻全部退回来，不允许搞。市委领导说了天津市郊县不适合搞联产承包责任制等等。王永奇把电话的内容传达给孙书记，孙书记跟王永奇说，下午你给县委领导打电话，就说公社党委研究决定实行大包干的，全部退回生产队经营。实际公社党委根本就没跟各大队说县委的意见，对上级说了假话，说假话也是形势逼出来的。要不然你党委同着21个大队红口白牙，说了支持搞大包干，我们各大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落实到每家每户，一下子又收回来，群众说你们公社反复无常还是小事，主要是共产党说话还有威信吗？在一次县里电话会上，公开点名批评岳龙公社，特别提曹道口大队搞大包干是错误地，把群众往资本主义道路上领……市里下通报批岳龙公社，县里也下通报说岳龙公社搞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动摇了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等，一时闹得沸沸扬扬。
  但是公社党委一直坚定不移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顶住了上边的压力！时过半年有点风平浪静了，市里也没人追问大包干的事了，县里边也不批了。秋后市农委政研处副处长张玉环来岳龙公社了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搞生产责任制的情况。发现了我们曹道口村的作法大家赞扬，并作为第一个大包干典型在全市宣传推广一下子改天换地了，春天挨批判，秋后上奖台。当时县里主抓宣传的张占礼就组织我和宁河、东棘坨公社的几个人到各个公社宣讲大包干的经验，一时我们村的名字传遍了全县说实在的，我不只是领导大包干的，我也承包了土地，村干部都得承包土地，没有不干活白吃饭的了。我参加在县科委组织的搞棉花亩产实验竞赛，1亩棉花鲁棉四号，秋后测产籽棉超千斤，净皮棉300多斤，获全县棉花竞赛的第一名，奖了我一台黑白电视机。
  土地承包实行大包干，群众存粮多了，钱包鼓了，人人都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使老百姓脱贫致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