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河区图书馆

1980年建立乡镇文化站，当时全县19个乡镇，每个乡镇选拔一名文艺骨干担任文化站长。由于我对乐器在行，还会识谱，还会编导节目，就被选中当了乡文化站长。当时全县的文化站干部有刘景光、傅占运、姜文志、田景明、刘树德、傅连臣、谷士杰、赵问广、傅瑞云、李振起、贾绍峰、吕殿增、王克华、于万喜、李志存、张明河、李梦海、张荣政、马荣宗、林鹏、庞正顺、庄以明、何敬明。这些人都不简单，都是多面手，哪个人都有文艺特长。说实话，我能胜任文化站长，还得感谢部队对我的培养。当时部队为活跃文化生活，每个连队都选出一个人到中央总政歌舞团学习，当时歌舞团正在新疆，他们的教导员王珏教我们乐理知识。去了三十几人最后毕业的只有十几个，我是其中之一。
  文化站初建，由时任大北乡党委书记张国权同志主抓。设施条件简陋，在中兴沽村口盖了4大间平房。财政紧张，盖房资金还是由乡电管站出的。房子有了，有庙有神了，就缺设施。不知从哪淘换来一张乒乓球案子，把一间屋塞满了，县文化馆雪中送炭拨来一批书又把另一间塞满了。我带上自己的乐器，就这样开始了文化站工作。
  那时县里还没有成立文化局，文化站由文教局文化科管。1983年成立了文化局，王德起任文化局长，后来是陈国良任局长。先是岳江普任群众文化科长，后来又有王锡铨、窦绍兰任科长。县文化馆负责我们的业务培训，每年都培训，琴棋书画、吹拉弹唱、戏曲舞蹈什么都学。文化馆长有王音、刘富宝、单佑全、武良田等，文化馆的老师们业务上都呱呱叫。像负责文学创作的陈道华、美术的张扬、音乐的石瑞生、摄影的唐若鲁、舞蹈的董再会等老师，不但给我们上课搞培训，还经常下乡指导，使文化站真的成了活跃农村群众文化生活的阵地，特别是潘庄文化站曾被评为全国的先进文化站，站长吕殿增被评为全国群众文化先进工作者，使我们文化站长们觉得很自豪也很受鼓舞。
  回忆文化站工作，大女儿建玲问我感受最深的是什么，我告诉她就是八个字“没黑没白、没羞没臊”。咋讲呢？那时干文化站工作，不分黑夜白天，全乡那么多村，一天到晚没时闲呀，用我老伴的话“每天挣瓶子醋钱，忙活的却四爪朝天”；为个人的事我没求过谁，为了文化站，我愣拎着书包四下化缘，你说，这不叫没羞没臊是啥？
  每到春节，文化站就组织农民花会表演，元宵节组织灯展，平时还要组织戏剧、小品等各种文艺汇演。最好搞得的是秧歌。锣鼓点一响，有瘾的群众甚至跟着队伍后头扭，走街串巷的满热闹！
  文艺演出我也不怕，我会识谱，会编导，还可以吹拉弹唱。最难的就是做灯展。第一年做了两盏灯，是大北村李红远做的；第二年局里说要高质量就做了荷花灯；第三年说既要数量，又要花样翻新。挖人才，买材料，搞创新，化缘工钱，事儿多去了。红远一个人忙不过来，我就把小北一个会画画的年轻人叫赵树秋的找来策划，把中兴沽心灵手巧的老人韩春龙找来一起糊灯。
  还有许多不定性工作等着，全乡搞宣传的标语我要写，搞计划生育我要参加，民政团委忙不过来还得帮把手，晚上还得跟着放电影，也怪，一分钱也不多挣，干的蛮带劲。
  我家8口人，包产到户分了16亩8分地。收秋了，我去搞计划生育，田里的活扔给老伴和仨闺女干。胶皮轱辘小拉车，二闺女驾辕，大闺女、三闺女拉帮套，二闺女性子急，累的鼻子里往外窜血。现在想起来，怪对不起孩子们的，更叫我感动的是孩子们对我的理解，从没有说过一句抱怨的话。
  值得高兴的是我摄影的作品，汇演节目拿过许多奖。1988年，我还出席了天津市文化先进工作者，得了一个标准文化站的奖牌。还筹建了乡电影院，文化站扩建了20间房，又增加了3个管理人员，图书室也初具规模。
  1985年，上头有文件，文化站长可以考核转为国家文化干部，市里给宁河县9个指标，19个文化站长，除我和芦台镇的刘景光、董庄公社的姜文志、宁河镇的刘树德、赵庄公社的田景明等人因为超了年龄不让参加考试外，其余的都参加了考试，记得是东棘坨公社文化站的李振起考了个第一名，吕殿增、傅连臣、马荣宗、张荣政、李梦海、张明河、庄以明、谷士杰等人考取了国家文化干部。后来这些人和没有转正的人员中，如李振起、傅连臣、贾绍峰、傅占运等陆续离开了文化口，我们这些干了20多年的老文化站长，几经奔波争取，直到2001年文化站撤销时也没有转正。
  我这一辈子，没啥可圈可点的。但回忆童年，我为现在的儿童们而高兴；回忆部队，我为国家在那么困难的时期，自力更生造出了原子弹而神气；回忆文化站工作，我为繁荣群众文化生活做出的努力而欣慰，特别是我在74岁时患了癌症，却靠着先进的医疗技术安然地活到了现在，你说，我这一辈子还有什么不值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