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河区图书馆

作者简介
  董会三，男，1941年出生，初中文化，中共党员，天津市宁河区大北涧沽镇中心沽村人。1964年3月参军，1968年退伍回村务农，1980年任大北涧沽乡文化站站长。在部队曾多次荣立二等功、三等功，在乡组织编排的文艺节目多次获奖。曾荣获先进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等称号。2001年回村务农至今。
  我叫董会三，宁河区大北涧沽镇中兴沽村人。听大女儿说区档案局正在开展“百老话沧桑”活动，鼓励我也参加，细细咂巴一下，从童年到老年，我最难忘的有这么几件事。
  童年
  人生最美是童年，可我的童年正赶上战火纷飞的年代，经历着东躲西藏的逃亡生活。
  我出生在1941年夏天，好不容易日本鬼子投降了，国民党又打起内战，老百姓的日子整天过得提心吊胆，有时睡得迷迷瞪瞪的，被大人拉起来胡乱穿点啥就去跑敌情。大雪天把鞋跑丢了都不知道，等安稳下来了，脚没知觉了，搬起来一看，脚底结一层冰板儿。咋办？就用雪搓，一直搓红了，有知觉了，要不然这一双脚就冻废了。
  也有跑不脱的时候。咋办？就把我像棍儿一样杵在房子犄角，不许出声甚至连大气也不许喘。张庄子那边是敌人据点，时不时就响起枪声，一天，忽然一发炮弹飞来了，落在前边的房脊上，轰一声巨响，房顶被炸飞，地中央炸开一个深坑，吓死个人！
  童年的记忆里，我最喜欢的是爷爷，他在芦台做买卖，就在现在芦台影剧院那条街。爷爷很会经营生意，还会治家。用作买卖的钱在村里买了100多亩地，由大伯、三叔和我父亲在家料理，大秋忙不过来就花钱顾人，日子倒也过得殷实富足。爷爷说他做了两件事这辈子忘不了，一是他给三叔花了钱，在日本人统治下满洲里的兵营里谋了份差事。尽管后来三叔忍受不了日本人的欺辱跑回家，但给鬼子干事儿的名声没跑脱，把三叔害了，也影响了我。因此，我在部队始终没能提干；二是听说要解放了，爷爷就紧麻溜儿地操持着把家分了，哥仨每人分了30多亩地，解放以后因此评个上中农，要是不分家，不评个地主，也够得上富农成份，那可就惨喽。
  4岁的时候，爷爷把我接到芦台跟他一起住，送我进芦台一小读书，芦台一小在三官庙。我记不得是在前殿读书还是在别的殿，只记得太阳一出来我就背着书包，穿着长衫去上学了，可能是长衫太长的缘故，弄不好就要摔跤，弄脏衣服，摔跤是小事。那时的老师严厉，讲台上准备着戒尺藤子棍儿，学生犯了错就“家法”伺候，那时我没少挨老师教训。
  1949年初，我又跑到芦台北街难民学校读书，因解放了，上学不用交钱，自己带吃的就行。没过一年，我又回到乡里读书，童年就这样在颠沛流离中结束了。
  参军
  也许有人不相信，跟我过了大半辈子的老伴儿只知道我在新疆当过兵，但具体是啥兵，她根本不知道，别说她不知道，如果不是中央几大部委，寻找我们这些参加罗布泊原子弹试验的退伍军人，我会把这个秘密带进坟墓的。因为当时，我和战友们有过神圣的承诺，严守国家机密，任凭你是谁，都不能撬开一个军人的嘴巴。
  1959年底，我从任凤中学参军，当时由学校推荐，去汉沽医院做的体检。那年全县40人参军，20名通讯兵，20名海军。我在家行大，弟弟妹妹还都小，全家靠父亲在生产队挣工分维持生活，我一走，父母肩头的担子更重了，况且又给我在19岁那年订了亲，就等我毕业之后成家立业挑起全家生活的大梁呢。我清楚家里状况，因为那时当兵是件非常光荣的事，又是我做梦都想的事，好容易盼到了，哪能轻易退缩呢。我私下求领兵的班长说好话，他也喜欢我，暗暗地支持了我，所以，面对泪流满面的母亲，虽然我也流下了眼泪，但还是毅然踏上了奔向张家口的列车。
  到了部队，我被分配到通讯班，学的专业是载波无线通讯。学习地点在张家口，时间半年，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了西安通讯10团。起初是一个连队，后编成两个连队，仍然是学习。一个阶段后，两个连队只有16人毕业，我被选派当教官教新学员。后来又从这16人当中挑选6人到新疆。
  到新疆部队里的兵轮流下连队做饭，首长不叫我去，分配我的任务就是学习无线电通讯。那时我们技术落后，通讯设备还不完善，我们用的载波设备就是从苏联弄过来的，真跟宝贝一样啊！我还记得呼号101，这个载波机，只有军长以上才能使用这个通话，我就负责这部载波机。
  查线
  1964年的一天，忽然接到紧急任务，说线路断了，马上去维修，间隔三座大山，故障地点不详，要在24小时内完成。我当时是1排一班代理副班长，领导指派我带领1个一号兵去处理线路情况。什么叫一号兵，就是业务能力最优秀的兵。接到命令是下午4点。当时情况紧急，我俩每人只带了一壶水就出发了。顺着线杆查，间距50米一根。背着脚跨，背着电话机，每到一根杆子下就要爬上去测试。这样，到第一座山顶上时，已经是夜里12点。手电筒不敢轻易用了，一旦把电打光了，紧急情况怎么办？我俩就摸黑前进，稍不留神一脚踩空，就会跌进山沟里或滚到山下，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又渴又饿啊，一号兵说，班长歇会吧！我说，不能歇，这刚一座山，故障还没有发现哪！我俩把壶里的水都喝干了，没有吃的再没水喝哪行啊，一边走一边留心找水源，听到水声了，就把壶灌满继续前进。
  第二天早晨天蒙蒙亮，我俩爬上了最后一座山，还是没有发现故障，一号兵有些泄气说，班长，是不是咱俩黑灯瞎火的没发现故障啊。我心里也犯嘀咕，真要是错过了故障，任务可就完不成了。我鼓励他说，不是还有这座山嘛，仔细检查就是了。又半座山过来了，一号兵彻底绝望了，一屁股坐在地上说：“班长，我走不动了。”我急眼了，说：“你一个人遇到敌人咋办（那时经常有特务放冷枪偷袭）。”“打死就打死吧！我反正是走不动了！”一边安慰他一边想办法，忽然，我看到了茂盛的榆树叶子，眼睛一亮，薅了大把榆钱夹带着榆树叶子，一号兵疑惑地看我。我就连树叶带榆钱吃下去，他也学着吃下去。往肚子里填了几把榆树叶子后，身上有了一些力气，继续查线。谢天谢地，在下到山坡上终于发现了那根折线，看样子是被汽车刮折的。一号兵高兴得叫起来，我穿上脚跨就爬上电线杆，接好了线，用电话机联络后，直到听到接线员的声音，我悬着的心才落下来了！
  我俩像泄了气的皮球瘫软在那儿，看到兄弟部队的兵营了，可没有力气走过去。一百米的距离，两人一开始是互相搀扶着走，摇晃着走了几步就倒下站不起来了，就爬，一百多米远，足足爬了一个小时。终于，被值班士兵发现了，跑来几个战士把我俩背进营房。因此，部队给予我俩嘉奖。
  核试验
  上世纪60年代是极不寻常的时期，为抵制帝国主义的威力威胁和核讹诈，保卫国家安全，维护世界和平，毛泽东和国家一大批领导人高瞻远瞩，果断地做出独立自主研制“两弹一星”的战略决策。在新疆核试验基地，基地司令员张温钰、元帅聂荣臻，亲自给我们分析国际形势鼓励大家。我们每个人抱着以身许国的决心，义无反顾地投身到这项神圣而伟大的事业之中。
  有一次，我被指定带领一个兵，在原子弹爆炸的几十秒内必须接好某一个点的线头。领导交代任务时，我的心情既激动又凝重，想到了家乡的父母，想到了结婚5年只见过两次面的年轻妻子，一旦光荣了，就一辈子结束了，但更多的是想到了梦寐以求的原子弹，当时就很豪壮地表示，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只要原子弹上了天，死也值得！就在临界发射前，基地的科学家们想出了另一种更安全有效的办法解决了那个难题。我和准备执行任务的弟兄，没了光荣一把的机会，心里还有点儿遗憾。
  在罗布泊我们穿戴防辐射服和面具，进行野外巡逻、训练，就连睡觉都不能摘下来，新疆的地表温度可以把饼烙熟了，可以把鸡蛋烤透。当我们把它脱下来的时候，倒着放，汗水从裤筒里哗哗的一直往下流，躺在酷热的沙子上，竟然感觉到，哎呀！真凉快！
  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开始原子弹试验了，马兰屯司令部和我们老龙口通讯部正处在试验发射区域内，奉命撤离到几百公里的安全地带，静静地等待那一刻的到来。忽然几道白光闪过，一个巨大的蘑菇云腾空升起，我们高兴得把帽子抛向空中，欢呼跳跃，拥抱流泪。我们见证了最神圣的时刻，中国人民终于有了自己的原子弹！
  退伍
  19岁当兵，到28岁退伍，因为前面提过受我三叔的影响，每次提干都因“政治原因”而未成。一次，一位营长给我敬礼，我的兵问，老班长，他怎么给您敬礼呀？我说，那是我带过的兵啊！
  部队领导跟我谈话，答应给我安排在地质队工作。妻子跟我结婚5年，在一起的时间加起来不到1个月，如果到地质队，虽然自己有了工作，可对妻子亏欠会更多，我谢绝了领导的再三挽留，回了老家宁河。
  那时，国家还没有三等功给安排工作的政策，回到农村，我就种地当农民。虽然我是农村长大，但是从学校当兵走的，在生产队没有干过活，所以许多农活要从头学，但我不怕，有部队摸爬滚打的底子，我很快熟练了各种农活，成了生产队里的棒汉。
  记得一件事。那是70年代初，在生产队挣工分，工值高的年头几毛钱，工值低时年底结算甚至倒找钱。该春节了，妻子说，一年到头了，咋也得给孩子们扯身衣服，弄点儿腥货买点儿肉啥的吧。我点点头，可是哪有钱呢。妻子就说，咱家攒了一袋子米糠，你赶个集卖掉，顺便买点东西吧。我胆小，因为那时随便卖东西，算投机倒把。我又不好意思去大队开证明，就摸黑走庄串户地去卖糠，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买主，我用大水管架子的自行车帮他把糠送到家，我这一看，哎呀妈呀，屋子黑咕隆咚的，老的老小的小，比我家还困难！我把糠倒进他家的蛇皮袋子里，把盛糠的口袋一卷就走，那个人追着喊，钱，钱还没给呢！我一摆手说，不要了，说着骑上自行车就回家了。妻子一看我拎着个空口袋回来很高兴，那还用问吗，糠肯定是卖啦。不过也疑惑，就问我，咋啥也没买啊？当我把事情真相告诉她，也作好她发脾气的准备时，却见她只是沉默了一会，说了一句我这辈子难忘的话，没事的，没肉，咱也过年！那一刻，我这么刚强的男子汉竟被感动的差点落泪。当兵那些年，我是远距离地感知了她在家里伺老持家的坚强，而这次，我是亲眼目睹了她的心胸广阔和大义善良啊！
  当文化站长
  1980年建立乡镇文化站，当时全县19个乡镇，每个乡镇选拔一名文艺骨干担任文化站长。由于我对乐器在行，还会识谱，还会编导节目，就被选中当了乡文化站长。当时全县的文化站干部有刘景光、傅占运、姜文志、田景明、刘树德、傅连臣、谷士杰、赵问广、傅瑞云、李振起、贾绍峰、吕殿增、王克华、于万喜、李志存、张明河、李梦海、张荣政、马荣宗、林鹏、庞正顺、庄以明、何敬明。这些人都不简单，都是多面手，哪个人都有文艺特长。说实话，我能胜任文化站长，还得感谢部队对我的培养。当时部队为活跃文化生活，每个连队都选出一个人到中央总政歌舞团学习，当时歌舞团正在新疆，他们的教导员王珏教我们乐理知识。去了三十几人最后毕业的只有十几个，我是其中之一。
  文化站初建，由时任大北乡党委书记张国权同志主抓。设施条件简陋，在中兴沽村口盖了4大间平房。财政紧张，盖房资金还是由乡电管站出的。房子有了，有庙有神了，就缺设施。不知从哪淘换来一张乒乓球案子，把一间屋塞满了，县文化馆雪中送炭拨来一批书又把另一间塞满了。我带上自己的乐器，就这样开始了文化站工作。
  那时县里还没有成立文化局，文化站由文教局文化科管。1983年成立了文化局，王德起任文化局长，后来是陈国良任局长。先是岳江普任群众文化科长，后来又有王锡铨、窦绍兰任科长。县文化馆负责我们的业务培训，每年都培训，琴棋书画、吹拉弹唱、戏曲舞蹈什么都学。文化馆长有王音、刘富宝、单佑全、武良田等，文化馆的老师们业务上都呱呱叫。像负责文学创作的陈道华、美术的张扬、音乐的石瑞生、摄影的唐若鲁、舞蹈的董再会等老师，不但给我们上课搞培训，还经常下乡指导，使文化站真的成了活跃农村群众文化生活的阵地，特别是潘庄文化站曾被评为全国的先进文化站，站长吕殿增被评为全国群众文化先进工作者，使我们文化站长们觉得很自豪也很受鼓舞。
  回忆文化站工作，大女儿建玲问我感受最深的是什么，我告诉她就是八个字“没黑没白、没羞没臊”。咋讲呢？那时干文化站工作，不分黑夜白天，全乡那么多村，一天到晚没时闲呀，用我老伴的话“每天挣瓶子醋钱，忙活的却四爪朝天”；为个人的事我没求过谁，为了文化站，我愣拎着书包四下化缘，你说，这不叫没羞没臊是啥？
  每到春节，文化站就组织农民花会表演，元宵节组织灯展，平时还要组织戏剧、小品等各种文艺汇演。最好搞得的是秧歌。锣鼓点一响，有瘾的群众甚至跟着队伍后头扭，走街串巷的满热闹！
  文艺演出我也不怕，我会识谱，会编导，还可以吹拉弹唱。最难的就是做灯展。第一年做了两盏灯，是大北村李红远做的；第二年局里说要高质量就做了荷花灯；第三年说既要数量，又要花样翻新。挖人才，买材料，搞创新，化缘工钱，事儿多去了。红远一个人忙不过来，我就把小北一个会画画的年轻人叫赵树秋的找来策划，把中兴沽心灵手巧的老人韩春龙找来一起糊灯。
  还有许多不定性工作等着，全乡搞宣传的标语我要写，搞计划生育我要参加，民政团委忙不过来还得帮把手，晚上还得跟着放电影，也怪，一分钱也不多挣，干的蛮带劲。
  我家8口人，包产到户分了16亩8分地。收秋了，我去搞计划生育，田里的活扔给老伴和仨闺女干。胶皮轱辘小拉车，二闺女驾辕，大闺女、三闺女拉帮套，二闺女性子急，累的鼻子里往外窜血。现在想起来，怪对不起孩子们的，更叫我感动的是孩子们对我的理解，从没有说过一句抱怨的话。
  值得高兴的是我摄影的作品，汇演节目拿过许多奖。1988年，我还出席了天津市文化先进工作者，得了一个标准文化站的奖牌。还筹建了乡电影院，文化站扩建了20间房，又增加了3个管理人员，图书室也初具规模。
  1985年，上头有文件，文化站长可以考核转为国家文化干部，市里给宁河县9个指标，19个文化站长，除我和芦台镇的刘景光、董庄公社的姜文志、宁河镇的刘树德、赵庄公社的田景明等人因为超了年龄不让参加考试外，其余的都参加了考试，记得是东棘坨公社文化站的李振起考了个第一名，吕殿增、傅连臣、马荣宗、张荣政、李梦海、张明河、庄以明、谷士杰等人考取了国家文化干部。后来这些人和没有转正的人员中，如李振起、傅连臣、贾绍峰、傅占运等陆续离开了文化口，我们这些干了20多年的老文化站长，几经奔波争取，直到2001年文化站撤销时也没有转正。
  我这一辈子，没啥可圈可点的。但回忆童年，我为现在的儿童们而高兴；回忆部队，我为国家在那么困难的时期，自力更生造出了原子弹而神气；回忆文化站工作，我为繁荣群众文化生活做出的努力而欣慰，特别是我在74岁时患了癌症，却靠着先进的医疗技术安然地活到了现在，你说，我这一辈子还有什么不值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