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河区图书馆

1958年，我调回宁河后，被安排到芦台二中，这是一所有12个教学班的初级中学，当时校长于化一、车可夫，书记张如林。我被分到理化生组教化学。这组的老教师柳少文、单峰、何玉敏、周德奎个个业务精湛，责任心极强。尤其是组长柳少文严把教学关、一丝不苟。1960年芦台一中被确定小宝塔学校，校长孟克弱出席了全国教育群英会。这则消息鞭策着我们二中教师，大家热情极高，初中班一定要超一中。为提高教学质量，自己进修北京师大化学系本科函授教程，学校派我和德奎老师到唐山、天津一些名校去取经学习，我每周都到天津参加教育局组织的集体备课活动。有耕耘就有收获。二中统考成绩曾一度在全县位居榜首，全市（当时宁河归唐山市管辖）统考，在124所中学中获第6名。
  1960年8月，当时正是经济困难时期，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各地降低口粮标准，11月再次发出紧急指示，要求立即开展大规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的群众运动，正式提出了“低标准、瓜菜代”。面对口粮标准低和副食品严重短缺的形势，我和其他老师一起积极组织开荒种粮种菜补助伙食（每次劳动回来可补助两个窝头免收4两粮票）。带领学生，寻找正常生活根本不能吃的东西，如稻壳玉米皮、玉米轴、植物茎根、树皮，挑不知有没有毒的野菜等。伙食管理员吴永存老师要求伙房师傅，将这些东西粉碎后掺上少量的玉米面，或将野菜团滚上一层白薯面，加工细作而增量。他给这些食物起名，每天都在小黑板上公布饭谱：“无粮糕”“金银卷”“大杂烩”“到口酥”等等。一天他找我说：“你是教化学的老师，给你一个‘政治任务’。人民日报社论明确提出要大量生产小球藻、人造肉精，这些是味美的代食品。有的单位已试验出成品了，派你去学习制作。”我按他的指点找到了菌苗，废寝忘食的精心培养，人造肉，小球藻出成品了。但因不能大批量生产，满足不了几百名师生的需要而“夭折”了。
  学校为减少学生能量的消耗，减少上课时间，取消了早晚自习。但仍可看到许多学生自发晨读，在做练习题，经常有学生来问问题。何老师患肝炎（非传染性），不肯休病假。我因脚掌趾脓疱病不能沾地走路，学生廉东岭用车子把我送到讲台上坐着授课。在这样的环境下，一批批学生毕业升入理想学校，而后成为各方面的优秀人才，使我特有成就感。如孙德玲（县畜牧水产局局长、县农委主任、市级劳动模范）、傅连波（人防办副主任）、杨文华（县医院骨科主任）、王克起（天津大学教授）、杜金梁（天津环湖医院放射科主任医师、科主任）、靳怀祥（高级经济师、辽河油田大力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张宜敏（廊坊市委党校书记）、张占礼（宁河县委副书记、县政协主席、市委宣传部纪委书记）、么庆顺（县政协副主席、统战部长）、周树安（县中专支部书记）、孟昭林（芦台二中党支部书记）、杨金华（县委副书记）、李洪增（县检察院检察长）、许士亮（汉沽中国银行行长）、吕绍富（市农委处长）、李小广（农民企业家）、特级教师冯克毓、冯克俭。还有许许多多我不知道的学生，他们成为各地发展建设中的中坚力量！
  1965年“四清”运动后期，有个阶级成分划分阶段。土改时我家被定为地主（后落实政策为下中农），多年来我父亲对被定为地主不服，要求重新划定，当时他就成了新形势下阶级敌人反攻倒算的典型。一次在全县万人大会上对他进行批斗，二中师生列队参加。会后，校园到处贴满我父亲的大小字报，有人又向于校长提出，二中有个定时炸弹——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她把持着化学实验室钥匙，若将芝麻粒大小的药投毒，咱师生就没命了。
  1965年5月24日，于校长让我到他办公室去一趟，他见我的面孔、眼艮神和过去给我发奖状时有极大的反差。他没有让我坐下，低着头，用眼角的余光看着我说：“鉴于你过来的表现，教师岗位留用，但你下放了……”听着这话，如同晴天中的一声炸雷，我懵晕了，脑子一片空白，头嗡嗡地响，我往南想走出办公室。只听校长说：“门在北边呢。”现实已容不得我把毕业班送走，我将离开割舍不得的二中讲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