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河区图书馆

作者简介
  姜文英，女，1936年9月13日出生，中共党员，中学一级教师，天津市宁河区芦台镇皇姑庄人。1952年芦台一中初中毕业，保送到杨村师范学习，1955年7月毕业后，先后在军粮城中心庄小学、霸县二中（胜芳中学）、芦台二中、宁河镇小学、牛口小学、宁河中学、宁河师范任教。曾荣获市、县、镇青年教师标兵、先进教育工作者、优秀班主任、五讲四美三热爱标兵等称号。1991年退休至今。
  初登讲台
  1955年7月的一天，19岁的我和杨村师范毕业的十几名同学到宁河县教育科办公室报到，等待分配工作。那天，殷增起科长分别调同学到他办公室做简短谈话。我忐忑不安的等着招呼，心里猜想我将到哪去啊。终于听到干事陈会元（后来调到县委宣传部）喊我去，殷科长是身材魁梧的转业军人，他面带微笑说：“小姜，照顾你去宁河六区军粮城中心庄小学任教。那交通比较方便，每天有一次火车通过，和你同去的有陈道华，他去郑庄子（两村离得很远），你的工资每月140斤小米，具体情况到校后就知道了。”而后得知，崔志顺分到板桥，傅有琴分到大北，班长张晨光分到宁河县政府干部学校，当时我们的口号是：一切服从组织分配，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
  开学前夕，我背着行李手拎着网兜出了火车站后，沿着一条坑洼不平的小路走了大约有5里路，绕过许多稻田堤埂。8月中伏骄阳似火，天空像个大蒸笼。我口渴的厉害，嗓子冒烟。走着走着，我望见远处有几座零散的房子，那就是中心庄。我来到了大队办公室。文教助理赵文元接待了我。他拿了一个底部掉了很多瓷写着劳动光荣大红字的瓷缸子，给我倒了一碗水。我边喝水边听他介绍这个学校的情况，已建校5年了，有一至四年级学生20多人，大复式上课只有一位女老师。
  我来到由两间民房改建的学校，课桌是用砖垒成两个有间隔的台子，上面搭着一条木板，北墙上用水泥刷的黑板，教室旁边还有两间小屋，是老师的宿舍、厨房兼办公室。在宿舍见到那位女老师——孔老师，也是校长。
  开学了，孔老师教上午二、四年级，我教下午一、三年级。不教课时就按花名册上标注的名单，走家串户，劝说没上学的孩子入学。饭由孔老师做，我俩住一屋，宿舍里有一个小水缸，存放生活用水，每天我都要拿水瓢和桶到村外大水坑里去打又苦又咸的水。
  任教胜芳中学
  工作刚两周，接到天津专属调令，让我到霸县二中（胜芳中学）报到。我背起行装，到天津西营门码头，第一次坐小火轮汽船近3个小时后，在文安洼改乘划双桨的小木船约两小时到了胜芳。码头上揽客的师傅说：“这里离学校还远着呢，送你去吧。”我确实很累，但想到口袋里的钱不多，咬了咬牙背起了行装，穿过一座座桥，到了霸县二中。走进校园那排列有序的教室，院里花坛五颜六色的鲜花，我能来这样的学校工作，好兴奋啊！但我这点“墨水”能否胜任得了？心中忐忑不安。见到校长“王半痴”，他很魁梧，戴着黑框眼镜，是个转业军人，他又领我见了像教官似的田教导主任，是累，是怕，我腿不自觉地在发抖。田主任看出了我的紧张，语气很缓和的说，打算让你教初三化学，接于振明的课，他是教研组长，让他带带你，你虚心跟他学，刚毕业工作肯定摸不着门，不用怕，干中学吧。
  我接过初三化学课本，没翻几页，心就凉下来了。我学的化学知识主要针对小学教学的。现在要教初三化学，这可真是赶鸭子上架呀！我们理化教研组里的5位老师特好，各个都像我的大哥大姐，对我非常关照。他们鼓励我说，万事开头难，教几个回合就好了。备课时，组长于老师每节课都把关，帮我设计化学实验，告诉我注意事项，我不敢放松一点，废寝忘食反复练习操作。下班后，在宿舍对着镜子将讲课内容反复试讲。
  我上每节课，田主任都跟随听课，课后及时交换意见，这样对我是个有力的推动。他还几次找同学座谈，了解我的教学情况，而后告诉我：“学生对你评价很好，你再接再厉吧，将来定能是个出色的老师。”
  1956年实行工资改革，将实物工资制改成货币制，我们班同学工资大多为51元。只有7个可以提升两级的指标，校领导给我定为56元。从这以后我更加敬业，课余时间和与我年龄相仿的学生打成一片，帮助他们解决学习和生活中的难题。学生胡金波娶媳妇找我借钱，我毫不吝啬，并告诉他这钱不用还，我不要了。
  一次和师生搞野营活动，玩的非常开心。曾老师神秘地笑呵呵地跟我说：“小姜，你跟咱同学晨光比较合适，他在芦台，有他为理由，你还可以回芦台，我愿做媒。”我愿意回芦台安家，借暑假之机我和宁河教育科提了我的请求，那时教师急缺我很容易地回到了宁河。
  调至芦台二中
  1958年，我调回宁河后，被安排到芦台二中，这是一所有12个教学班的初级中学，当时校长于化一、车可夫，书记张如林。我被分到理化生组教化学。这组的老教师柳少文、单峰、何玉敏、周德奎个个业务精湛，责任心极强。尤其是组长柳少文严把教学关、一丝不苟。1960年芦台一中被确定小宝塔学校，校长孟克弱出席了全国教育群英会。这则消息鞭策着我们二中教师，大家热情极高，初中班一定要超一中。为提高教学质量，自己进修北京师大化学系本科函授教程，学校派我和德奎老师到唐山、天津一些名校去取经学习，我每周都到天津参加教育局组织的集体备课活动。有耕耘就有收获。二中统考成绩曾一度在全县位居榜首，全市（当时宁河归唐山市管辖）统考，在124所中学中获第6名。
  1960年8月，当时正是经济困难时期，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各地降低口粮标准，11月再次发出紧急指示，要求立即开展大规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的群众运动，正式提出了“低标准、瓜菜代”。面对口粮标准低和副食品严重短缺的形势，我和其他老师一起积极组织开荒种粮种菜补助伙食（每次劳动回来可补助两个窝头免收4两粮票）。带领学生，寻找正常生活根本不能吃的东西，如稻壳玉米皮、玉米轴、植物茎根、树皮，挑不知有没有毒的野菜等。伙食管理员吴永存老师要求伙房师傅，将这些东西粉碎后掺上少量的玉米面，或将野菜团滚上一层白薯面，加工细作而增量。他给这些食物起名，每天都在小黑板上公布饭谱：“无粮糕”“金银卷”“大杂烩”“到口酥”等等。一天他找我说：“你是教化学的老师，给你一个‘政治任务’。人民日报社论明确提出要大量生产小球藻、人造肉精，这些是味美的代食品。有的单位已试验出成品了，派你去学习制作。”我按他的指点找到了菌苗，废寝忘食的精心培养，人造肉，小球藻出成品了。但因不能大批量生产，满足不了几百名师生的需要而“夭折”了。
  学校为减少学生能量的消耗，减少上课时间，取消了早晚自习。但仍可看到许多学生自发晨读，在做练习题，经常有学生来问问题。何老师患肝炎（非传染性），不肯休病假。我因脚掌趾脓疱病不能沾地走路，学生廉东岭用车子把我送到讲台上坐着授课。在这样的环境下，一批批学生毕业升入理想学校，而后成为各方面的优秀人才，使我特有成就感。如孙德玲（县畜牧水产局局长、县农委主任、市级劳动模范）、傅连波（人防办副主任）、杨文华（县医院骨科主任）、王克起（天津大学教授）、杜金梁（天津环湖医院放射科主任医师、科主任）、靳怀祥（高级经济师、辽河油田大力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张宜敏（廊坊市委党校书记）、张占礼（宁河县委副书记、县政协主席、市委宣传部纪委书记）、么庆顺（县政协副主席、统战部长）、周树安（县中专支部书记）、孟昭林（芦台二中党支部书记）、杨金华（县委副书记）、李洪增（县检察院检察长）、许士亮（汉沽中国银行行长）、吕绍富（市农委处长）、李小广（农民企业家）、特级教师冯克毓、冯克俭。还有许许多多我不知道的学生，他们成为各地发展建设中的中坚力量！
  1965年“四清”运动后期，有个阶级成分划分阶段。土改时我家被定为地主（后落实政策为下中农），多年来我父亲对被定为地主不服，要求重新划定，当时他就成了新形势下阶级敌人反攻倒算的典型。一次在全县万人大会上对他进行批斗，二中师生列队参加。会后，校园到处贴满我父亲的大小字报，有人又向于校长提出，二中有个定时炸弹——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她把持着化学实验室钥匙，若将芝麻粒大小的药投毒，咱师生就没命了。
  1965年5月24日，于校长让我到他办公室去一趟，他见我的面孔、眼艮神和过去给我发奖状时有极大的反差。他没有让我坐下，低着头，用眼角的余光看着我说：“鉴于你过来的表现，教师岗位留用，但你下放了……”听着这话，如同晴天中的一声炸雷，我懵晕了，脑子一片空白，头嗡嗡地响，我往南想走出办公室。只听校长说：“门在北边呢。”现实已容不得我把毕业班送走，我将离开割舍不得的二中讲台！
  下乡宁小教书
  一辆马车拉了我的全部家当和最大6岁的3个女儿，到宁河镇小学任教。当时校长孙家珍，主任韩世林。让我教五年级语文、算术课。有的老师挺好奇：“你一个中学老师，工资顶我们俩，咋到小学来了？”每当我向老教师请教业务上的问题时，个别老师说：“你个堂堂大中学老师连这都不懂，怪不得被轰下来，跑到这误人子弟来了。”“原来你是黑五类地主阶级孝子贤孙！”对这些人言论，我有口难辩，一笑了之。
  不久开始了“文化大革命”运动。当时宁河镇小学一片混乱，正常的教学秩序被打乱，为闹革命，课不上了，每天写大小字报，参加学校的批斗会，有时也去社会上听批斗会。教师分为两大派，“造反派”夺了学校的领导权，校长被揪出每天批斗。有的老师因被说成是保皇派而被拳打脚踢，剃光头游街，甚至怀着孕被打得流产。我若是在二中，那可就性命难保了。听说，在二中揭发我“执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罪状”大字报的满天飞，强烈呼吁把我揪回去批斗。后来有了中央文件，停止了批斗，我才幸免。
  那时的语文教学，没有统一正式课本。主要是讲《毛主席语录》，背诵《老三篇》，讲阶级斗争，或请老贫农“忆苦思甜”，听“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报告。我给学生讲毛主席诗词，连我自己都不太懂，那会教啊，只是机械的背诵，把里面的生字教会，抛开这些讲别的内容那是不行的。就是算术课应用题，也得强拉硬扯结合“阶级斗争”或“活学活用”毛主席语录，如一斤酱油4分钱6斤多少钱？你只给了2角钱还差多少？为啥少给对方钱？你要“斗私批修”啊。
  1971年9月，在林彪事件后，中央日常工作由周恩来总理主持。在教育方面，他明确指出，“对学习社会科学理论或自然科学理论有发展前途的青年，中学毕业后不需要专门劳动两年，可以直接上大学。学校要逐步走入正规，我们看到了曙光。但在1973年高考中，张铁生在物理化学的考试中几乎交了白卷，他在试卷背面写了一封信。同年北京五年级的小学生黄帅因与班主任发生矛盾，写日记、写信到《北京日报》。1973年7月河南学生张玉勤在英语考试中交了白卷，并在试卷背面写到，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学ABC也能当接班人，接好革命班，埋葬帝修反。对以上事件各种报纸头版头条转载加编者按，这3个人被赞扬为反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好榜样。那时学生普遍认为读书无用而厌学，对此，老师不敢教不敢管。我上课时一女生，唱着样板戏多次随便出入教室，我不敢制止。李老师英语课根本没人听，学生张某竟把家里的大黄狗牵入课堂，吓得老师满处躲闪，引得学生哄堂大笑。为让老师们跟上形势，宁河镇六村老贫农管理学校代表，每天组织我们学习，在教育革命深入发展的大好形势下，我们千万不能忘记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在教育战线上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远远还没有肃清，要热情地欢迎和支持这些（指张铁生、黄帅、张玉勤）可爱的革命小将。
  下放牛口挣工分
  1968年11月中央台播了小学教师侯振民、王庆余给党中央的一封信，建议所有（农村）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去办，外籍公办小学教师回原籍，本县公办小学教师回本大队，原公办小学教师及其子女由吃商品粮改吃农业粮，停发工资……家庭出身不好的老师，回本村接受贫下中农监督和改造。此信各大报纸做了转载，加了编者按，每天不停地播放。这样，宁河镇小学教师中，北京的曹老师，保定的刘老师、丰南的徐老师、郝老师、韩老师都回乡了。我去哪？！无论去哪，还带着4个孩子的户口去村分口粮，这样会增加村的负担，所以哪村都不要我。于是，公社干部做通了宁河镇牛口大队书记余庆的工作，同意我落户到他们村。村有3个小队，我落到哪队？这可又费劲了。书记余庆又做小队工作，我成了一队的社员。按妇女最高分8分计分，孩子们的口粮由队里分配，还分给了我一分畦的自留地。我工资停发，自留地种豆角、茄子、黄瓜等蔬菜等补助生活不足。
  牛口小学只有一个大复式教学班，有刘景会一位老师。他为人和气厚道，唱的挺好，音乐、体育课我不会，他替我上。大教室旁有个约12平米的小屋，于是，就从大复式班里分出8个高年级学生由我教课。受“读书无用论”的影响，中途辍学的学生很多。听学生说，班里艳华功课好，很聪明，有一个多月没来上学了，还有小莲、永盛等。我知道了这个情况，先从艳华着手让她复学，在她们母亲不出工的时间去串门。围在炕上帮她们搓玉米粒、掰棉花桃，有时帮她妈把破旧衣服由大改小，用缝纫机给缝好（后来有许多人约我到她家，求我裁剪）。我和她妈混熟了从她口中得知她家劳力少，得让艳华照看妹妹。还说一个闺女家上学有啥用，过两年找个婆家算了。我边干活边做她思想工作，并告诉她可把妹妹带到课堂上，她听后很高兴，但艳华却说，功课落了那么多，我跟不上了。我说，没关系，我给你补课，你那么聪明很快就赶上，并可能超过同学。艳华重新回到了校园后，永盛，小莲等也陆续回到了学校学习。听说艳华中专毕业后当了窑厂会计，永盛中专毕业后在塘沽工作的很出色当了小头头，是知识改变了他们的命运。
  在牛口期间家访串门，近距离的生活在农民中，他们的勤劳、淳朴、善良使我深受教育，我结识了很多朋友。朱福祥、永祥哥俩，朱德润、朱淑荣、李占邦、朱庆怀两个儿子，朱清池，李怀芳，李占红，朱得生，于福银，小琴，李占先，朱庆久等。我离开牛口后，许多人还都跟我保持联系。秋后，给我送来红薯、花生等。虽说过去30多年了，可下放牛口的这段经历，是我宝贵的精神财富，给了我战胜困难的勇气、信心和力量！
  我近40年的教学生涯，风风雨雨，坎坎坷坷，但我为国家和社会发展培养了一大批有用之才，我很有成就感。1991年我从芦台四中退休之后，积极参加各种文化活动，有了丰富多彩的晚年生活。如果有来世的话，我还当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