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河区图书馆

自古投敌叛变，罪大恶极。何况是“四清”运动后期，“文革”即将开始，可想而知人们对背叛祖国，特别是跑到台湾的人是何等的憎恨哪，也可以想到我家受到株连无可厚非。
  在那个时候，我由于家庭出身好，弟弟是飞行员，自己工作又很努力，用时下的话说正“红得发紫”。可二弟叛逃，给我戴上了沉重的政治枷锁。组织上作出了“对廉宝忠限制使用”的决定，让我一下子从山尖跌到谷底。在我担任即墨营公社党委书记的前二年，地委领导就指派县委书记刘新民蹲点，目的是考察我、培养我，准备接班。可因二弟的叛逃问题，对我“限制使用”，只好搁浅。1970年底，组织将我从公社调到县生产指挥部，看似提升，实为“暗降”。1966年初，县里推选我为河北省贫下中农协会代表，让我参加省里的大会。可听到二弟的事情，立即改换了他人。
  1976年，我被抽去参加解决保定“两派”问题工作组，组长李丰祝看到我的能力，要我去省出版局办公室工作，没有办成。1977年9月，省供销社陈志平副主任来承德办事，地委组织部介绍了我的情况，他把我从隆化县要到了省供销社。省农工部部长高健同志打算调我去省乡镇企业局任职，当得知我二弟是叛徒后，此事也再无音信。
  我在省供销社工作期间，省委秘书陈贵同志推荐我去省政府办公室工作，也因“档案”不合格被否定了。就这样，二弟叛逃问题，使我一再受到影响，多少次机会与我擦肩而过。此外，我的妻子王之焕、女儿彦敏工作安排也都受歧视。
  我如此，老家亲人也不例外。他们的精神包袱比我还重，政治上的压力可想而知。三弟宝宗在南海舰队多次立功受奖，复员被安排在宁河粮食局一库当警卫兼库管，被解除回村；四弟宝明被廊坊空军挑上了，已经发了军装，因二弟原因被退回；五弟宝功在小学升初中时，硬是被取消了入学资格；老妹妹秀芝也因此不能入学。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就连解放前当过村干部、年近六旬的老母亲也屡遭批判。好心人替我们惋惜，但对于出了“叛国投敌”罪犯的家庭，谁敢替我们说话？谁敢到我家串门儿！
  在那十几年里，尽管受了不少委屈，但我对党毫无怨言，自己的信念还是很坚定的，那就是党好，国家好，是廉宝生不好。是他做出了对不起党、对不起祖国、甚至对不起祖宗的事！就连临终也不相信自己的儿子会“叛国投敌”的老母，咽气前还拉着我的手说：“记着妈的话，哪怕日后有一线之路，也要让你二弟落叶归根，妈到那边得好好问问他！”